岸本美绪教授荣获第31届福冈亚洲文化奖学术研究奖的消息传来，江沛教授即请我联系岸本老师，希望能为《南开史学》惠赐治史感想类的文章，我立刻想起并推荐了这篇发表于26年前的《东洋史学与“基本方法”》。除了极贴合“治史感想”外，我的推荐理由还有以下几点。其一，对于岸本老师杰出的学术成就与宽容、仁爱的人格，大家如雷贯耳，但四分之一世纪之前作为青年学者的岸本老师及其文章是何等风采,恐怕知之者不多。找出此时的文章翻译介绍，一窥岸本老师的学术轨迹，方显《南开史学》别具只眼。其二，岸本老师的这篇文章当时主要是针对学生们的困惑而写，又发表在非研究类刊物上，估计多数日本学人也未必读过，也很难被检索到。物以稀为贵，且藏踪隐迹多年在中国现身，当别有一番醇香。其三，这篇文章高度概括并认同日本的东洋史学在方法上的多样性和杂食性（岸本老师来信讲，她发现这和吴承明先生的名言“史无定法”是一致的），观点新颖，富于真知灼见。他山之石，当别有一番启迪。为此，译者谨代表《南开史学》感谢岸本美绪教授的赐稿，并借此刊发之机向刚刚荣获第31届福冈亚洲文化奖学术研究奖的岸本教授表达祝贺之意。最后，除能力有限，信达未尽外，还有一点说明。原作无页下注释，中文译稿增添了一些。这些页下注有一些是译者所做的说明性文字，还有一些是根据岸本老师的建议，以“著者补注”的形式追加的。接到《当下的人文学》连载栏目的约稿请求时，我最初的困惑是，历史学果真是“人文学”吗？虽说与“自然科学”相对照的话，历史学显然属于“人文”类的学问，但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则有些微妙。不用说，持历史学当然属于社会科学见解的人好像占多数。但是，“社会科学”这一用语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既有认为可以对历史的全体样貌给予“科学的”解答的历史唯物论，也有对这类“宏大理论”（grand theory）的妥当性持怀疑立场的人，认为针对个别问题去构建可予反驳的假设（refutable hypotheses）并进行检验的工作，才可称之为“科学”。此外，现在无数的历史学者所实际从事着的“历史学”,也的确具有动态扩张的特性,一边与社会学、经济学等各个社会科学的方法相互交错，另一方面又不断地、轻快地与它告别,湮没于未必与社会科学方法有关的文献实证的汪洋大海之中。提出历史学“是否称得上是（是否应该是）社会科学”这样的疑问当然是有必要的，但在历史学的实践过程中，这种方法论上的研讨虽说重要，但并非全部。我从自己的角度思考了一下《当下的人文学》栏目的企划意图，自然想到该企划的背后包含着对如下问题的关心：文学部的学问，原本发源于以通过古典研究来陶冶人格为宗旨的传统的欧洲人文学，近年来正面对着如下各种社会潮流——被期待成为对社会直接有用的学问、波及大学的改革浪潮、资料文献的数据库化、年轻人学养不足，等等。不管是否认同这些潮流，我们不该思考一下我们自身存在的意义为何吗？面对这些激烈的变动，我们该如何走下去？但是，至少这一百多年来日本的历史学——更准确地说是我学问所及的东洋史学——当其演变过程在我脑海中浮现时，好像看不到那种严整的传统建筑似的人文学风格，并且也不是如同有机统一的现代大厦那样的社会科学模式。我的感觉是，东洋史学的特质乃存在于从江户时代的汉学传统开始，到19世纪历史学的文献实证的方法，到“亚洲停滞论”及“世界史的基本规律”之类的宏大理论，再到去现场做社会实态调查，再到近年来后现代风格的文本解读等多种多样的方法冲突交错当中，存在于这种混沌状态的杂糅之中。在东京大学文学部，作为研究生院重点改革构想的一环，1994~1995年度实施了研究生院与学部的改组。在伴随着这几年研究生院部门化而进行的改组举措中，不拘于各学科基本方法(discipline)的“跨学科”这一概念经常被提出来。就历史学科来说，据我所知，这就不仅是像以往的文学部第二类（现在的历史文化学科）那样以历史学的“基本方法”的共同性为基础来组成教研系统，而是就同一地域更重视跨越“学科基本方法”樊篱的联系，例如重视与文学以及思想研究的联系，这就是所说的“跨学科”。这一“跨学科”理念，目前正在被导入研究生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的编制之中，例如亚洲文化研究专业的东亚方向，大体上由中国文学、中国思想文化（中国哲学），以及东洋史学专业中的东亚部分这三者组成。在与这种关于“学科基本方法”的接触中，令我常常茫然和生疑的是，作为历史学看家立命之本的所谓的“学科基本方法”该是什么样子的？也是道听途说吧，据传某位著名的东洋史学者面对“历史学的基本方法是什么”这一问题时答曰：“是'常识’。”在历史学里面，的确也有通过理解过去的世界而不断地将我们的“常识”一步步相对化的功能，但这并不存在必须倚赖的共有的方法论。结果，在不得不倚赖我们的常识这一意义上，历史学的基本方法或许终归要回到“常识”。无须多言，不论哪个学科，其方法论都非铁板一块，正如历史学特别是东洋史学那样，既有产生于各种地域中的各种传统的历史学和西洋历史学的方法，也有对源自西洋的模式的不满，在它们相互碰撞并且时有冲突的领域，希图将所谓的“东洋史学的方法”树立为正面标杆而加以公式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战后几十年间，以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为例，以历史唯物论为中心的西洋模式下的发展阶段论，不论对此赞同还是批判，一直都是议论的焦点。因此如果纵览一下日本的整个中国史学的话，直接参与这种辩论的人或许只占少数，但存在着一谈及方法论很多人就会联想到它的状况。随着近十几年来该发展阶段论的退潮，有关中国史学方法论的议论越来越朝着多元化发展。每当对近年来中国史研究动向加以总括之际，常被提起的是“学界共同关心”的话题正在持续消退。比如，著名中国史家谷川道雄曾指出，“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史研究在总体上失去了将中国史体系化的意欲，而是朝着凭借博搜新旧资料去对社会现象的细部加以说明的方向迈进”。但要论起近些年研究者是否正在以“社会现象细部的说明”本身为目的，凭着对个别实证至上主义的笃信来从事研究的话，恐怕也不尽然。倒不如说，在对方法论的多元化讨论中，研究者个体正处于对自身方法的摸索中，大概是这种流动的状况形成了“体系化意欲的丧失”的印象吧。作为说明学术界现状的案例之一，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1994年间出版的《在亚洲思考》全七册系列上以“亚洲再考”为题对相关记事进行连载，此外，本人也做过不太充分的评论，在此就不对该系列重复介绍了。读过该系列后的印象是，尽管该系列属于一部力图将亚洲学方法本身加以对象化，且具有鲜明方法论意识的论文集，但并没有致力于构筑单一的“体系”，而是恰恰相反。就如编者所言，在开放的环境中，提示相互交错的、多样化的方法才是该系列的目的。有人会说缺少“体系”的向心性也应是一种缺陷，依我之见，历史学这门学问的原本面貌，本来就体现在方法的杂食性上，现在学界所呈现出的那种乍一看起来无中心、无权威才是自然的状态。目前，来东大东洋史学科读书的人有显著的增加。从其他大学的朋友那里听说，进入与历史相关的学科的学生在增多，这好像是很多大学的共同现象。大约20年前我在学的时候，东洋史学科远远达不到定员人数，一个年级就七八个学生的样子，近年来每年额定的25人用得满满的。在当时，选择东洋史学的学生数的确显著增加（整个历史学科也是如此），但现在历史学科也好，东洋史学科也好，学生人数在大幅减少。尤其是东洋史学科似乎减少尤为明显，这不仅是东大，也是全国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每年我都要指导相当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感受尤深的是，做学生的写本科毕业论文、硕士论文之难，以及当教员的论文指导之难。历史唯物论、发展阶段论的那些理论框架，对于20年前的学生来说，属于某种程度上共通的前提性知识，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说则变得有些陌生了。而且，十多年来，一边批判那些框架一边呈现出多样化议论的潮流，也没有搭建起一个理论体系，好让学生们有个便于凭据或方便攻击的目标。能够很好地消化目前学界的多样化方法，在交互碰撞的波涛之海中凭着自力快乐游泳的优秀学生虽不能说没有但也是稀见。另一方面，怀揣着搞具体实证何错之有的决心，有胆量对学界流行的诸般“方法”之类不理不睬且能追求自己感兴趣题目的学生也是不多。多数认真的学生，会找上几篇近年来引起话题的论文来读，然后怀揣着“历史学，就是这个样子的吗”的不安心情，一边抓着救生圈一边踏入荒海里去了，如此论文好歹写完，却没有太多的燃烧感。更多的普通学生，面对乍看一片混沌的学界状况，不太清楚从何入手，弄得迷失方向且不知所措。没有“框架”的开放性，也许会成为吸引学生的一个因素，但在没有“框架”的情况下写论文那是太难了。还有就是，令战战兢兢踏入史海的学生丧失自信的风评亦不绝于途，什么“转身拥抱欧美新方法的这般日本知识人的轻薄”，什么“丧失实践的责任感，逃避到近年来以趣味为中心的琐碎考证的风潮”，什么“不去田野现场，唯文献是从的纸上谈兵”，什么“明明连史料都不会读偏偏还心血来潮发表议论的那些青年学者”，等等。这些风评或许是正确的，但认真思考一下，长期以来的东洋史学并不是靠着某些整然的方法做出来的。沉潜于个别实证者有之，热衷于方法论者有之，日本的东洋史学正是在对这些多样性的包容下充满活力地发展过来的。如果要说“东洋史学”这门学问在方法上有什么能抓住人心的地方的话，我感觉那就藏于不拘于既有框架中的、在致力于亚洲各地域多样性探索过程中所孕育出来的方法上的杂食性里面。东洋史学不拘于是社会科学、是地域研究还是文献实证的纠结，这一点正是它的活力所在。“东洋史学”这门学问，在学科分类上欠缺必然性的问题时常被指出。的确，“东洋史学”的对象“东洋”，包含着几个有着极大差异的文化圈，而且“东洋史学”的方法也是挟裹着多种潮流发展过来的。如果从“东洋史”这一分类在地域、方法上到底有无必然理由这一点来说，取消“东洋史学”或许可以说是合理方向。然而，当我们意识到一直以来的“东洋史学”所具有的那种自发的“跨地域”“跨基本方法”特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活力时，我不得不认为那些看似合理的改组，也许反而会导致不少珍贵的学术潜力的缺失。这几年来在为二年级学生讲授“东洋史研究入门”这门课时，我会让学生们每周读与东洋史学诸种方法有关的论文并提交笔记。半年的课程不能指望有太多成果，就是希望学生能多少预先感知一下东洋史学方法的多样性。这些尝试乃是希望学生在没有框架可以依赖的情况下也不退缩地去追求个性的研究——当然这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但至少还是期望东洋史学科的学生，能喜欢上初看混沌一片的东洋史学方法的杂食性，期望不论是做个别实证还是方法论思考的，都能怀着自信、朝着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发展下去。作者：岸本美绪，退休前先后担任东京大学（1994~2007）和御茶水女子大学（2007~2017）教授，日本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史、明清社会经济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