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萃】卓立：走出历史认识论

　　“历史认识论”通常与“历史本体论”对举，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史学理论主要聚焦的领域。“历史学能否是客观知识”成为“历史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它无疑从属于“知识何以可能”这个西方近代哲学的“康德问题”。

　　史学理论的探讨在20世纪末一度备受国内学界瞩目，而今却颇有些门庭冷落。这导致客观历史知识信念动摇，演变为日益浓厚的历史相对主义。于是原本旨在为历史学充当“向导”和“保镖”的史学理论，最终既不能辩护历史学学科合法性，亦不能为实证史学与历史理论研究提供足够切实的“方法论指导”。

　　19世纪下半叶以降，西方近代认识论便随着现代科学转型而开始了现代哲学转型。真正的知识不再被视为对“客观自在”的符合论真理意义上的点对点式映像，而是在人类整体公共知识体系中获得最终辩护的融贯有效的确定知识。就此而言，历史学的知识合法性不可能再依赖符合客观历史存在的“映像”来保障，而应积极探索一条基于现代哲学转型的融贯论真理道路来拒斥历史相对主义。我们真正应该抛弃的也并不是“发展空间已经不大”的史学理论，而是一直在“历史认识主观性与客观性”中兜圈子的“历史认识论”这一过时的史学理论范式。

　　一、 历史认识论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史学理论建设

　　近年来，历史学界已清楚认识到史学理论研究与史学实践脱节这个紧迫问题，实证史学研究亦呈现单纯“为学术而学术”倾向。

　　历史学科的成熟与良性发展，本有赖于实证史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三者相辅相成。实证史学、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三者之间，实证史学指向基础，占据着史学实践的主体；史学理论指向依据，旨在奠定史学研究的前提、环境和方向；历史理论则指向功用，代表着史学研究的知识理想。

　　所谓历史认识论，乃指从人类主体认识过程入手，以客观历史过程的绝对存在为基本前提，以“历史知识何以可能”或“历史学能否是客观知识”为根本问题，探讨历史学科性质及历史学知识合法性等元学科问题的史学理论范式。可以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史学理论，总体上遵循这一理论范式，并且这也被大多数学者公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史学理论的主要成就。当然，这种成就主要与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因历史唯物主义取缔历史认识论有关，故而更宜视为历史认识论的复兴而非创建。

　　不过，改革开放后历史认识论的复兴，不同于20世纪上半叶以实现史学“学科自治”为意旨，而主要是历史学界试图寻求“学术自治”的结果：改革开放以前，“史学界基本是以我国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来代替历史认识论”。改革开放后，历史学研究者开始关注历史认识特殊性问题，在此前提下，历史主义思想成为专业历史学者共同拥护的宗旨。

　　在20世纪80年代，历史研究对“学科独立性”与“学术独立性”的需求在开始时是同一的，历史认识论首先表现为对“史学方法论”的反思，以致史学界出现一波编写史学概论教材的热潮。“史学方法论”转变为“历史认识论”也是逐步的，也正是随着史学方法论对历史认识论的“重新发现”，史学理论才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其中心立论便是历史主义基于“历史认识主体性”对“历史学特殊性”的人文主义辩护。就此而言，改革开放后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从一开始就隐含了反转历史认识中主体与客体地位的趋势。

　　二、历史认识论与历史相对主义

　　历史认识论对历史认识主观性的高扬，固然积极维护了历史学研究的学术独立性和学科独立性，却也造成一些消极影响。

　　这种消极影响首先表现为对“史学方法论”的架空。其次，历史认识论对主观性的高扬导致历史知识客观性和历史学科合法性被动摇。“史学客观性”的丧失使史学“从学术中心位置边缘化”，公信力和信誉都在公众中下降，一个明显变化是主要的述史者变成非专业史学家。再次，历史认识论高扬主观性引发的历史知识合法性危机，在根本上阻碍了历史理论研究的展开。最后，历史认识论在抑制历史理论的“宏大叙事”和过度政治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加剧了实证史学研究“碎片化”的倾向，并且当后现代主义思想流行后，史学研究的“碎片化”也被进一步赋予“合法性”。

　　在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想传入后，如果要坚持历史学客观性，需要的是在新的知识论范式下重建，而不是声明客观历史的无可置疑。有鉴于此，近年来国内史学界部分学者已经开始呼吁“走出后现代”，并积极探讨重建客观历史观念路径和重新反思历史学客观性。而在国际史学理论界，史学理论学者也开始“试图在反思后现代批判的基础上，重新阐释历史学的客观性基础，重建历史理性信念”。

　　三、历史认识论的内在弊病

　　那么，历史认识论何以必定会走向历史相对主义呢？

　　历史认识论根本上是一种西方近代哲学的镜式映像理论，是近代科学光学理论的延伸。历史认识论的这种近代光学映像构图必定会指向历史相对主义，原因在于：

　　其一，绝对的客观历史是一切反思的终点，只能是不证自明的。其二，作为认识者的人（史学家）无法等同于镜子，一旦朝向“历史学能否通达客观历史”这个问题便会不断转向主体。其三，在历史认识论以绝对的历史实在为前提的情况下，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便只能通往个体认识的主观性。其四，历史认识对象（即过去本身）的不在场导致认识与对象之间的断裂。其五，历史认识论的主客二元论范式必定在真理标准问题上陷入无穷后退的逻辑悖谬。

　　在历史认识论范式下，不仅必须先形而上学地设定一个绝对的自在世界，而且势必不断回溯相对化的个体主体，最终陷于历史相对主义不可自拔。当历史认识的决定因素从“客观历史”被反转为“历史认识主体”后，由于历史认识主体的时代性、内在性和个体差异性，历史学作为确定知识的理想便被消解了。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试图构建具备中国特色的史学学术话语体系，继续从历史认识论出发，将很难实现。这首先体现在，如若仍然遵循历史认识论范式，我们便难以真正理解和重新阐释传统中国史学。其次，这样一种西方近代认识论是把人类认识活动理解为绝对空间中的事件，根本上是以空间为本位，从而与历史学和中国文化传统的时间本位冲突。再次，如果我们从历史认识论的近代哲学框架出发，也将难以把握到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思想、发展思想的真正精髓。

　　四、历史认识论之近代实在论前提的崩溃

　　在现代哲学阶段，与历史实在论相关的“本体论”早已走下神坛，作为历史认识论哲学前提的朴素实在论早已是明日黄花，世界早已不是传统历史学家以为的那个世界，“实在”亦非常识体会到的物体那般坚实。对于普通民众和实证史学家而言，现代科学范式的转变似乎无关紧要，他们一方面坦然接受现代科学带来的物质技术成果，另一方面仍然沿用近代的实在论观念，却忽略了这种观念与现代科学是矛盾的。对于史学理论而言，仍然以这种与现代科学背道而驰的近代实在论为理论前提阐释历史学知识性质，却无视科学哲学与现代哲学对相关前提持续上百年的反思、批判和重建，则不是历史学领域具有特殊性这个理由所能开脱的了。究其根本，史学理论的工作是一种观念阐释工作，必定以世界观念的阐释为前提，而任何一种理论阐释都不会是封闭的。一种无视现代科学、现代哲学甚至现代逻辑学，把自己强行停留在19世纪的历史认识论，是无法自证其合法性的。

　　外在客观实在在知识论上的“失效”，使其在当代知识论研究中“被悬搁”而不是“被否认”，其真正的结果，是让点对点映像式真理符合论失去根基，知识合法性更多地依赖于其自身的文本系统，这便使真理融贯论实际上已经取代了真理符合观，构成现代对近代的超越。张江近年提出的公共阐释理论，其根本意旨亦是在现代哲学语境下，以融贯论的“公共理性”来抗拒历史相对主义，从而重新保障历史知识客观性。

　　“走出历史认识论”意味着悬搁“客观历史实在”这个形而上学信念，从而将历史知识的“符合论客观性”转换为“融贯论客观性”，将“如何如实再现过去事实本身”问题转换为“如何获得确定的历史知识”问题，在此意义上重建历史知识客观性与历史学科合法性，重新探讨我们的史学方法论构架、历史理论建构途径与史学理论话语，从而彻底摆脱历史相对主义。就此而言，所谓“历史知识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是历史认识论范式下的伪问题，而那些将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理解为主客体关系问题，将现象学—阐释学的历史思想理解为主客交融立场的观点，都是囿于历史认识论范式对现代哲学思想的曲解。

　　五、走向“后认识论”的史学理论

　　那么，这样一种“后认识论”的史学理论将是如何可能的呢？

　　首先，要在“后认识论”的前提下重新理解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与客观性，这既意味着把“符合论客观性”转换为“融贯论客观性”，也意味着将“主体性”区分于“主观性”，从而消除主体性与客观性之间的对立。其次，走向“后认识论”的史学理论，意味着必须突破对立自然与历史、科学与人文的历史主义立场，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差异视为知识系统的内部差异，而不是主体和客体的成分差异。再次，走向“后认识论”史学理论，意味着要更深入地理解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在此基础上重新理解中西史学思想及其史学史，并将中西史学传统的差异视为系统模式的差异而不是多元论意义上的“物种”差异。最后，走向“后认识论”的史学理论，意味着要突破那种“归纳法”式历史理论建构范式，从原初的历史性和时间性出发探讨历史理论。

　　在历史学领域，由于历史认识论模式的掩蔽，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后认识论”层面尚未得到充分理解，而有待进一步开拓创新。就此而言，“走出历史认识论”既是进一步扬弃改革开放四十年史学理论学科建设的成果，从而继往开来，在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史学话语的内在要求，也是充分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和时代性，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思想精髓的关键。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李中平/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