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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绍皇，1978年生，湖南浏阳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史研究。 清代黎庶昌在《续古文辞类篡叙》中说“宋、元、明以来，品藻诗文，或加丹黄判别高下，于是有评点之学。”相较于西方文论着意于思维体系的完整、表达论述的严谨而言，评点往往具有随文批点的活泼形式、不拘一格的灵动表述以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内容特征。从外在形态考虑，评点大体可分为一人独评本（单评本）和集评本两大类。所谓集评本，即汇辑诸家评点，将两人及其以上的评点汇辑在某一著作中，呈现出“数人一评”的外在形态。
“集评”现象是明清时期评点文学全面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是在集评发展演变的初始阶段，却并未形成整齐划一和约定俗成的“集评”概念，导致了“集评”现象在概念表述和版式形态等各个层面上的形态不一。 “集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以汇辑诸家评点为主要外在形式，在文学评点形态中具有相对独立或阶段性特征的一种评点形态与批评方式。和“集评”概念基本相同的有“汇评”。“汇评”又有“汇函”、“汇选”、“汇锦”等异称，指的是汇辑诸家评点于一本的评点本。如题王凤生辑《国语汇评》、题黄甫龙汇评的《吕氏春秋汇评》、题归有光选评的《诸子汇函》等，从明清实际出版的各种汇评本来看，这些汇评之作多为汇辑诸家批语的评点本，其含义等同于“集评”。如嘉庆听松阁藏版《陶诗汇评》，该本共汇有刘后邨、高元之、蒋丹厓、锺伯敬、何义门、沈德潜、杨诚斋、苏东坡、谭友夏等多家评语。其评语都附录于诗后，标明“某某曰”之类；自己的评语，则以“愚按”等语出之，体现出集评的典型意义。 和“集评”、“汇评”相似的概念，还有“合评”与“辑评”。合评即汇合诸家评点于一本，亦有集评之义。如《诸名家合评三苏文选》，该本在《合诸名家评注三苏文选姓氏》中罗列了评点家姓氏，其中包括朱熹、真德秀、胡安国、吕祖谦等先朝文人18人，陶安、方孝孺、解缙、胡广等国朝名家125人，集评特征十分明显。 “辑评”也具有集评性质。“辑”字在古代和“集”字相通。如《汉书·薛宣传》“辑小过成大辟”，颜师古注：“辑与集同。集，合也。”可见，“辑评”亦可称“集评”。如乾隆年间心简斋编次的《增订诗经辑评》，该本为“崑山徐与乔杨贡辑评，金坛于光华惺介增订”。辑评方式为眉上评，同时还杂有尾批和旁批，系辑录诸家评点而成，有些已标明姓氏，如“朱氏曰”、“邓氏曰”、“锺氏曰”、“陈氏曰”等，从评点者姓氏即可判断该书为集评之作。
值得注意的是“评林”的含义，其一方面具有集评之义，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却仅有集评之名而无集评之实。按概念说，“评林”即将评语“集之若林”之意。从根本义上说当属于“集评”范围。如凌稚隆辑《史记评林》、《汉书评林》之类。徐中行在《刻史记评林序》中说：
徐中行认为“评林”是将评语集之若林以附于文本之后，具备集评的完整涵义。王世贞《汉书评林序》同样称“际叔之治子长《史记》，悉取古今诸丹铅之所训故扬㩁，以至进退其事者，凡数十百家，荟而成书，目之曰‘评林’”。不过，“评林”所辑录的范围较广，不仅仅拘泥于评点，有很多笺注类评语也一并录入。如《史记评林》则既录有批评性质的评点本，如杨慎《史记题评》、唐荆川《史记批选》；也录有笺注性质的评注本，如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义《史记正义》、裴骃《史记集解》等。但是在小说评点的具体操作中，“评林”的含义则有例外。余象斗以“评林体”方式评点《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水浒志传评林》等4种小说，或在书名中标明“评林”，或在封面标出“评林”，或在题署中标出“评林”，但都不具备集评性质，其评语只是一人之评。这种“上评、中图、下文”的评林体形式，是余象斗商业操作的一种手段，“也是古代小说刊本中仅见的体例”。
“评林”概念的模糊还体现在具体的集评操作中，将不同人的评点汇辑一本，自然是我们所认为的“集评”概念。但是，明代也有将一人的诸多评点汇辑在一起号称“评林”的，如明万历乙未郑云竹梓刻《新刻注释草堂诗馀评林》一书。该本共六卷，分春、夏、秋、冬四季收录诸家词作267首。值得注意的是，该本目录处均题“新刻注释草堂诗馀目录”、“新刻评释草堂诗馀目录”或“新刻草堂诗馀目录”等，未标“评林”之体。其版心也仅题“评释草堂诗馀”，亦未示“评林”之意。但在正文书名处却多题“新刻注释草堂诗馀评林”，直接明示“评林”二字。在正文卷次后也只题“翰林院九我李廷机批评，翰林院启东翁正春校正，闽书林云竹郑世豪梓行”。可见此书虽号称“评林”，却不属集评性质。或许作者以为将一人的诸多评语集中一起，也是“集评如林”之意。不过，从其版式看来，其新刻之所以标明“评林”之举，应与当时评林盛行，想借“评林”以扩大影响有关。 从文学集评的实际情况看，有诸多具备集评性质的著作却未标“集评”之名。因此，在评点史上还存在较多未题“集评”之名而实为集评之作的情况。有些著作还直接沿用批点、评点之名，从书名根本看不出“集评”的性质。在戏曲评点中多有集评之实而不用“集评”、“评林”、“汇评”之名的例子。如《西厢记》一书虽有《李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新订徐文长先生批点音释北西厢》、《新刻魏仲雪先生批点西厢记》等书名标明为批本的个人评点本，但其集评本却多不标明“集评”之名。如明万历三十八年刊起凤馆刊本《元本出相北西厢记》，书名未标明集评，只有序言处题“刻李王二先生批评北西厢序”，该本实为王世贞、李卓吾两人的合评本。 从发生机制的角度来考察，明清时期“集评”现象不是突变而来的，不管是在评点形态的借鉴，还是在评点文化的历史背景，抑或是文学评点的全面繁盛，“集评”之作的产生都有着特殊的动因。 首先，从评点形态的借鉴来看，“集评”现象的发生与中国古代传统经典注疏的“集注”体例、明代“大全”类书籍的刊印不无关系。 “集评”的产生有效地借鉴了经典名著的注疏体例。学界在追溯评点渊源时，普遍认为评点的诞生与我国传统经典的注疏体例有密切联系。所谓经典注疏，即汉代以来的学者对经典所作的随文式阐释、考证、说明、校订和补充，其目的在于对经典的注解和疏通。如《十三经注疏》所包括的《尚书正义》、《毛诗正义》、《论语注疏》、《孟子注疏》等。从评点发展演变言，评点“源自经注，发端于诗文批评，明中叶以后盛行小说批评”；就评点形式言，“文学评点中的总评、评注、行批、眉批、夹批等方式，是在经学的评注格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概言之，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评点都继承了经典注疏体例中的一些积极因素。 评点源于经史笺注，作为更高形态的集评则在评点形态上吸收了经史“集注”的某些合理因子，或者说集注在具体操作层面对汇评、集评之作有启蒙作用。而某些号称“集评”的著作还带有很多注释色彩的评注，如前所述的《史记评林》，则反映了集评初始阶段的原始征象，也进一步证明二者之间紧密的渊源关系。 在集注本中夹杂个人批点也体现了评、注之间的密切联系。元代高楚芳编《集千家注批点补遗杜工部诗集》，採辑宋代旧注近百家，且各标姓名，保存了宋代大量注杜遗文。但该本在辑录诸家注释时，还取刘辰翁批点杜诗的内容附于句下或句旁，使得个人批点和集注汇于一书。这种寓个人评点于集注中的操作方式，得到了世人的认可：“评杜者，自刘辰翁须溪始。……元大德间高楚芳粹刻须溪评点，附列诸注，世颇称为善本，然亦失辰翁本意矣。” “集评”的发生也吸取了“大全”类汇编书籍的编刊手段。明朝建国之初，便十分重视文治之功，为了在思想文化方面确立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在出版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胡广等人受永乐帝之命编撰了众多理学汇编书籍。永乐十三年（1415年）9月，胡广等人的《五经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编成。这些“大全”类汇编书籍，不但成为衡量明代正统思想意识的准绳，而且被当作“国礼”赠送给其他国家。很多书坊主为迎合主流意识，采取同类汇编手段，在经史子集四部中，刊刻了众多以“集解”、“集注”、“集说”、“集览”、“集要”、“集成”、“会解”、“彚解”、“评林”、“评苑”等为书名标志的汇编汇评类书籍，其中很多就具有“集评”、“集注”性质。“集评”类书籍的刊刻也是在这种汇编成风的大氛围中逐渐兴盛起来。这些带有“大全”性质书籍的刊刻，无疑在外在形式上给予评点者和书坊主以改进评点刊刻模式的启发，也为集评本的大量出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相似范本。 此外，科举时文的评点在批点经验、市场推广以及刊印技术等多个层面为“集评”的出现提供了前期准备。宋代科举时文的批选给评点提供了范本，积累了经验，检验了市场。南宋时期吕祖谦《古文关键》、谢枋得《文章轨范》等文学评点著作的诞生无不与科举时文密切相联。吕祖谦出于指导他人阅读和写作散文之目的编撰并评点《古文关键》，无意中开创了中国散文评点的风气。清人俞樾在《古文关键跋》称“先生论文极细，凡文中精神、命脉，悉用笔抹出，其用字得力处，则或以点识之，而段落所在，则钩乙其旁，以醒读者之目，学者循是以求古文关键，可坐而得矣”，强调其评点对后人散文创作的指导作用。而王阳明在《文章轨范序》中更是直接指出谢枋得《文章轨范》乃“独为举业者设”的现实。因此，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在科举中取得较好功名的文人，一方面利用自己的业已获取科举功名的身份进行时文的评点，另一方面也积极参与到其他文学作品的评点中来。如明代隆庆二年（1568）获三甲进士的沈一贯，万历十一年（1583）获会元、榜眼的李廷机等均为批点科举时文的大家，同时又是评点各类诗文的名家。很多评点方式和手段，都直接或间接借鉴了科举时文的批选。不过，评点对文学的发展也有反作用。元初欧阳玄在为罗舜美诗作序时说：“宋末须溪刘会孟出于庐陵，适科目废，士子专意学诗，会孟点校诸家甚精，而自作多奇崛，众翕然宗之，于是诗又一变矣。”欧阳玄甚至认为世人因宗尚刘辰翁评点，进而学其为诗，因此带来诗风的转变。 科举时文的批选之所以盛行不衰，一方面是因为制义之文有特定的程式和范型，必须遵循。明代徐允禄在《墨卷评林序》中于此加以了强调：
正因为举业之体有其自身的规范，所以士子们才需要提炼和反映这些规范性的参考书籍，以及指导具体操作的“应试教材”，场屋之书得以应运而生。另一方面，场屋之书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对大众理解经典、揣摩考试意图提供了有益借鉴。如刘曰宁《古今举业文弢叙》中即以自身经历，高度肯定了此类书籍的作用：
概言之，科举时文的评点和汇编对集评的出现在批点经验、市场推广以及刊印技术等多个层面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帮助。尤其是诸多既从事时文评点又兼为其他评点的文人的直接参与，使得集评的专业化和商业化气息愈加浓郁，加速了集评的进程。 其次，从评点文化的历史背景来看，明代嘉靖、万历以来，各类“集评”性著作雨后春笋般陆续刊刻。“集评”著作的出现，虽然与明初以来出版文化政策的调整有着密切联系，但积极地把汇辑诸家评点作为一种广告手段来谋取丰厚的利润，甚至假托诸名家评点来兜售自己刊刻的书籍，也是书坊主热衷于集评类著作刊刻的主要动力之一。 明代以来，渐趋宽松的文化政策是促使集评出现的外在因素。宋、元两朝，朝廷对出版都控制较严。“由于宋王朝和北方民族关系紧张，北宋和南宋都曾多次颁布有关禁令，不许诏令、奏议、策论、舆地等图书外传”。元代作为一个等级制度鲜明的尚武朝代，士人地位卑下，科举不兴，严重影响了出版事业的发展。较之宋元，明代的图书刊刻环境则宽松得多。之所以如此，得益于太祖朱元璋吸取自己建国的历史经验，定都金陵后采取与民休养生息政策，重提程朱理学，实行八股取士。另外，明代书籍税的废除，也为图书刊刻大开方便之门。朱元璋为缓解明初出版印刷力量的严重不足，于“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书籍税的免除既减轻了私人刻书的税收负担，也为文学评点的商业化发展提供了便利。生活在嘉靖、隆庆、万历年间的李诩说：“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刊本窗稿。……今满目皆坊刻矣，亦世风华实之一验也。”可见经过一段时间的政策调整，当时出版业的发达。 对利益的追逐，一直是书坊主刊刻书籍的主要动因之一。深谙盈利之道的书坊主不可能对评点类图书的广大市场需求熟视无睹，而是在营销手段和策略上各出其策。因此，敦请当代名家对文学名著进行评点或者汇辑已有诸家评点于一本也成为书坊主谋利的主要营销手段。概言之，主要手段有二：一是精心撰写广告用词以招徕读者注意。书坊主在文本扉页以“识语”、“题记”、“牌记”等形式，重点说明本书的校刊、评点、笺释等相关辅助内容，尤其强调名人手阅、批点、集评的内在价值，来达到新人耳目的效果。较早采用这一方式的是万历十九年仁寿堂主周曰校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该书封面“识语”明确说明书中评点乃“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可见当时的书坊主已充分认识到“名公”、“名士”的评点对于扩大小说销路的重要指向功能。二是设计引人注目的版式给读者造成强烈视觉冲击。或在封面和扉页处做文章。书坊主用特大号将正题竖排标出，在正题的左侧或右侧用小于正题的字体标出“××批点”、“××汇评”、“××评林”等，同时，在版式设计上，将评点内容用不同字体、图文结合等形式表现出来。或在印刷色彩方面下足力气。许多集评本充分利用当时已有的印刷技术，采用“朱墨套印”、“三色套印”等办法，增强了文字的视觉效果。如清代道光年间卢坤五色套印本《杜工部集》，采用紫、蓝、朱、绿、黄五色套印王世贞、王慎中、王士禛、邵长蘅、宋荦五家评点于墨本杜诗之上，是历代套印色数最多的书籍之一。
更有甚者，有的书坊主极力搜罗众多的评家汇于一本，以求数量上胜人一筹，迎合世人的求全心理，进而达到“射利”目的。如康熙年间刊刻的《女仙外史》集评本，参加评点者达到六十七人，其中不乏刘廷玑、陈奕禧、叶南田、八大山人等高官显宦与文坛名流，这在小说集评中颇为罕见，其追求数量胜人之意图不言而喻。 市场需求是书坊主刊刻书籍种类和数量的指南针和指挥棒。如果集评书籍不被市场看好，那么书坊主也不会借评点或集评来兜售自己的书刊。凌稚隆在刊刻完《史记评林》后，再次延请茅坤为其《汉书评林》作序，茅坤在序言中明确指出了世之缙绅先生敦促凌稚隆刊刻《汉书评林》的事实：
其三，从评点资料的来源层面考查，文学评点中一人独评的相对繁荣为“集评”的大量涌现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除了文化政策、市场需求、利益驱动等外在条件外，文学评点本身的相对繁盛，是集评得以繁盛的客观依据。集评这种评点形态的出现还必须有相对繁盛和成熟的文学评点个案供搜罗辑录，才能真正意义上水到渠成地促进“集评”的兴盛。只有当个人批点达到一定数量，一定质量，才能为“集评”提供可供选择的材料，否则，一切努力都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然，那种书坊主为牟利而进行的即评即刻情况除外）。明清两代，诗文、小说、戏曲等各体文学评点相对繁盛且得到长足发展是集评现象得以出现的内在驱动力。换句话说，“集评”现象的兴盛是文学评点成熟的标志。 明代是文学评点全面繁盛和成熟的时期，而“集评”的兴盛就是文学评点成熟的标志之一。这一时期“集评”现象较为集中。不仅是经史、诗文领域集评较多，而且将触角深入到蓬勃兴起的小说、戏曲领域，从而激发了通俗文学领域的评点热潮。从小说评点来看，谭帆《小说评点编年叙录》中就收录了明嘉靖元年（1522）至清宣统三年（1911）之间小说评点本220馀种，就戏曲评点而言，从万历前期到明末，戏曲评点“形成了异常勃兴的局面”，据朱万曙统计，“在这段时期内，有各种戏曲评点本一百五十种左右”。 集评作为一种辑录诸家评点于一书的综合性文本，具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鲜明特点，较之其他个人评本的单一评点而言，拥有其他单评本所不曾有的文本优势和批评功能。
辑录诸家评点于一处，有助于比较诸家评点异同。集评能够使读者对各家评点一目了然，省却排比诸家评点时的翻检之劳，看清某一部书评点的发展历程和流变。郭潜《增定评注唐诗正声》书前《凡例》即表明：“是编评者悉遵刘、杨、王、顾、钟、谭、唐诸名家，于鳞评诗少见笔札，蒋评李选未必悉当，今采其合者而标为‘李云’，以便观览。”个人评点虽能反映一人的批评观念和批评态度，但是其只有一家评点的单一性缺陷也非常明显。温汝能在《陶诗汇评跋》中就发出单一评本“缺而不全”的慨叹：
此处跋语虽多谈注陶之事，实际上，其《陶诗汇评》乃多录诸家对于陶诗的评论，故可知当时评、注二者的概念或者尚未有十分严格区分。不管是谈注陶，还是评陶，实际上，“缺而不全”应该是个人评点较之于集评的明显缺陷，也是促使集评出现的现实原因。
集评的出现也有力地提高了被评点文本的受众影响力。某些书籍在未刊刻集评本前，可能也属于名著系列，但当集评本出现后，其影响力更为明显，后续书籍也随之不断刊刻。典型例子是凌稚隆刊刻《史记评林》后，受到世人的普遍追捧，“《评林》行，而自馆署以至郡邑学官，毋不治太史公者矣”，掀起了阅读《史记》的热潮，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当然，凌以栋趁热打铁，“己又梓所谓《史记纂》者”，继续推出了《史记纂》一书，以满足世人对《史记》的关注热情。除了刊刻《史记》方面的书籍，凌氏又拓展集评的对象，选择班固《汉书》作为集评目标，历二载完成汉书集评工作。王世贞《汉书评林序》中揭示了《汉书评林》诞生的原因：
因此，借集评以扩大被评点文本的受众影响力，在凌氏那里无疑获得了成功，所以很多书坊主就在刊刻书籍时明确注明“评林”等集评性质。 集评是一种信息量更大的评点，能够提供更加全面的阅读信息来辅助读者理解文本的具体含义。作为一种随文式的批点，评点的作用多被概括为“通作者之意”和“开览者之心”两个层面，这也是一人独评和集评所具有的共同功能。但是，集评因提供的可供选择素材更多，所以能更全面地提供各项阅读信息，其对读者阅读和理解文本含义的作用更大。吴朝喜在《重刊集千家注批点杜诗后序》中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抑能翻刻杜诗之善本，以传四方，使四方之人因批释以明其诗，讽之诵之，玩之味之，而深好之焉。则忠君爱国之念，油然而兴，是亦有助于我。”集评集注之目的在于“使四方之人因批释以明其诗”，达到辅助阅读、理解文义的效用。而实际上，集评将诸家评点汇辑于一处，意味着将不同风格、不同观点、不同审美趋向的评点汇辑一处，给读者提供更广泛的选择可能，对于读者从不同层面理解作品具有不同于个人评点的意义。王思任在《合评北西厢序》中对为何合刻三先生之评语作出了恰当而精到的解释：
从王思任的解释可知，汤显祖、李贽、徐渭三人的评点各具风格和特色，“合行之，则庶乎人无不挚之情，词无不豁之旨，道亦无不虞之性矣”，正是看到了集评带来的巨大辅助效应，这是个人评点本所无法达到的功能。 集评之作，表面看来，似乎只是简单将诸家评点汇辑于一书的体力劳动。但实际上，高质量的集评者必须具备良好的批评史意识、深邃的文学史观念和敏锐的出版家眼光。 为了能够很好地阐释自己的辑录标准，大多集评类著作在书中的“例言”或“凡例”中往往要介绍自己的录选标准。如杨伦《杜诗镜铨》一书，以简明为宗旨，删汰历代诸家注释，择善而从，成为清代流传颇广的杜诗注评本。而纵观其《凡例》中选录杜评的阐释，也可看出其甄选评语的原则。杨伦的总原则是“惟取简明，意在掇诸家之长而弃其短”。在这一原则下，以下三类杜诗评点可以选录进来：一是历代杜评中“可採者悉录之”；二是“未经刊布者，悉行载入”；三是诗话类中前人“未经採录者，今并补入”。经过这一番选择，“将各家注杜之说，勘削纰缪，荡涤芜秽，俾杜老之真面目、真精神洗发呈露，如镜之不疲于照，而无丝毫之障翳也。”实际上，这种刊选的过程是需要杨伦极其敏锐的学术洞察力的。 集评在版刻形态上拥有别具一格的套印形式。从外在形式说，集评本具有个人评本在套印形式上难以企及的优势。集评本套印色彩的种类比个人评本套印色彩的种类更为丰富。一般而言，个人评本主要采用朱、墨二色套印，而集评本则可以根据辑录评点家的多少来确定套印色彩的种类。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的造纸工艺及印刷术的成熟与集大成时期，制墨、字体、版式、装订技术的发展和刻工源的充裕极大地推动了出版业的发展。万历年间，《史记评林》、《汉书评林》采用套印方式刊刻出版而深受世人喜爱，叶德辉高度肯定了其在出版技术方面的精湛：
套印是“将一页书的黑色版面作为底版，另外再作几块版子，每版一种颜色，各占不同的位置。适合印圈点、批注、评语等类图书”。套印技术将原来单色的评点发展成为多色套印，一方面使得集评书籍更加精致美观；另一方面也便于读者阅读和区分不同的评点。有些甚至在集评中不再标明评点者姓氏，而只在书前交代书中颜色所代表的评点者，如卢坤道光年间所刊刻五色评本《杜工部集》即是如此。这样的操作除了精致美观外，也部分提高了刻印的速度。
集评虽有汇辑诸家评点的集大成之功，但却往往带来文本繁冗的弊端，这也成为人们质疑集评功效的重要理由之一。如凌稚隆辑校的《史记评林》一书，周中孚就提出了“以多为贵，不免瑕多于瑜”的异议。周中孚之论，实不为新。因为在凌稚隆刊刻《史记评林》之初，就连为其撰写序言的王世贞也看到了这个集评所带来的繁冗之弊，“凌生近致《评林》一部来乞序，仆颇念其刻之精，而病其采之杂，然至膏夕加铅椠差为便耳。” 另外，辑录评点与原始批点的讹异也是集评过程中容易出现的缺陷之一。由于辑录者文化水准和理解能力的差异，或者辑录者出于自身辑录标准的原因，被重新辑录的评点，有可能出现评点内容的缺省遗漏，评点的原始意义也可能发生不同程度的讹误，甚至逆转。下面以《杜诗集评》中所录钱陆燦批点内容和钱陆燦手批本中的内容进行比较，来管窥辑录评点与原始批点的讹异情况。
《杜诗集评》共辑录清初钱陆燦批杜诗论语8条。钱陆燦批点杜诗，《杜诗集评·凡例》称其“既已刊行”，但未见其刊本，或已佚。由于钱陆燦原批本、过录本均有存世，故可以钱氏原批和过录本为据，来分析《杜诗集评》本中钱陆燦批点杜诗评语的异同。今在国图和上图存有钱陆燦批点《杜工部集》原本两种，另外，在上图、复旦图书馆还藏张宗柟、陆超曾过录钱氏批本各一种。为叙述方便，兹简称《杜诗集评》本为“集评本”、国图藏本为“国图本”、上图藏钱陆燦手批本为“上图本”，上图张宗柟过录本为“张录本”，复旦图书馆陆超曾过录本为“陆录本”。 1、保存了原批本中没有的评语。《杜诗集评》中，钱陆燦评点杜诗见于集评本而不见于钱氏原批本（部分见于过录本）的共有三条。其一是《宿赞公房》一诗，集评本有“钱圆沙云，首句起下，谪置之案”一语，该批语在国图本、上图本、陆录本中均没有，但在张录本中有载，可知，该批语当为国图本、上图本之外的钱陆燦批本上的评语。其二，在《秋兴八首》诗后，集评本有钱陆燦一小段评论：
关于《秋兴八首》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问题，历代评杜者多有谈及。而具体到钱陆燦此条批语，该批语从诗歌结构来分析组诗的特质，基本上继承了明代以来对《秋兴》诗的观念，认为组诗之间“首首顶针，不可妄删”，并用《文选》选录曹植《赠白马王彪》七首中的一首为反面例证，来说明选诗不能“不晓诗家结构”的道理，颇具识见。但此批语在国图本、上图本、张录本、陆录本中均不见有记录，可知当为钱陆燦佚失的评语，或者刘濬所见乃是另外的钱陆燦批本。其三，集评本在《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一组诗后有钱陆燦总论段落层次的评点：
此条批语，在张录本中有载，但是却较此条内容更为丰富。张录本是将此段批语分解在整首诗中，而不像集评本一样归之一段。张录本多出的批语有两则：一是在集评本钱批“第一首总说”前有“八句皆俱写严再任，而己得归”一句，另一是在钱批“第二首途中预计也”一句后有“一‘无’字，一‘喜’字，喜见于词，初归故居，不怪俗客喜之词也。五六承有主人，不但严为主人，即俗客比邻，皆有地主之谊，又云天真老笔，或以为开宋调”一段评点。但在张录本中，无集评本中“得归起，思归结”数字。陆录本中却除了“第一首总起，先说将赴成都心事”一句与集评本相同外，缺少了后面几首的评点。但陆录本中也有集评本中所没有辑录的针对该组诗第二首和第三首进行评点的评语两条：
2、将他人批点误认为钱陆燦批点。在集评本的《北征》一诗之后，辑录有钱陆燦一则评点：
此则评语是对《北征》一诗进行层次划分的批点，上图本有比之更为详细的记载：
毫无疑问，集评本是对上图本评点内容的节略，但是问题就出在上图本钱陆燦原批中已经在每一节评语上明确标明“方曰”，因此知该条不为钱陆燦所批。“方”指方文。按方文（1612—1669），字尔止，号嵞山，原名孔文，字尔识，别号淮西山人，安徽桐城人。方文与钱陆燦同年，但比钱陆燦早两年去世。 国图本与上图本大致相同，虽国图本只在论述第一段时标明“方曰”，但因为后面几段也是分段论述，或为钱陆燦承前省略。尤其是从评点的内容来看，二者内容出入不大，故进一步证明了该条批语为方文所批无疑。不过，国图本却在“《北征》略分四节，相生似右军书，若断还联，人所不解。”一句批点前标明“董曰”，按，从国图本其他处有题“董易农曰”可知“董”指董易农，即清初著名诗人董文骥。何焯《义门读书记》收录其评杜之语数则，但未录此则评语。国图本所录是钱陆燦手批，当为事实无疑。由此可知，刘濬集评本不但把方文的批语删减后误记为钱陆燦批点，且将董易农批点归于钱氏。不过，此条批语在张录本中也题是钱陆燦批点。但张宗柟生活年龄大于刘濬，故张宗柟所录不可能来源于刘濬集评本，则其所据为何版本，则不得而知。今董易农批本不存，亦无从核校。 3、批点文字的增删修改。在集评本中，很多评语和国图本、上图本、过录本相比，文字上有出入。集评本典型的操作就是将钱陆燦原批本中带有口头性质的语言予以删去，如《谒先主庙》一诗：
又如《玉台观》一诗评语：
毋庸置疑，集评本在辑录过程中删去了国图本中钱陆燦原批的口头性语言“此首愚意”、“解此”等文字，使其评语更加简炼精到，符合刊刻书籍的雅化要求。而《十二月一日三首》之“即看燕子入山扉”一首，集评本、陆录本的“倒装法”与国图本、张录本“倒装体”的文字差异；《北征》一诗，集评本、张录本的“略分五节”和国图本的“略分四节”的层次区别等等，反映了重新辑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文字错讹。而钱陆燦对《奉观严郑公厅事岷山沱江画图十韵》一诗的评语，文字出入更大，兹录如下：
从这几条评语可以看出，除了国图本和张录本完全一致外，其他诸条相互之间都略有出入。集评本和国图本、张录本之间区别较小，仅有“字”和“事”、“双收”和“总收”的区别。但就是这两个字，“以‘绘’字双收”和“以绘事总收”还是存在意义上的细微区别。至于陆录本，则其批语更是细致说明了“绘事”的具体情况，更生动形象。
4、评语条数的遗漏或缺省。在集评过程中，集评者往往有意或无意会遗漏或缺省评语，这也是集评本存在的缺陷之一。在《杜诗集评》辑录钱陆燦的评语中，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如其所辑录的八首诗的评语共八条，但是综合其他本子来看，钱陆燦对这八首诗的评语远不止八条。如《十二月一日三首》一诗，国图本、张录本、陆录本都还有钱陆燦评点“今朝腊月春意动”一首的评语一则：
陆录本在《秋兴八首》中虽未有集评本中那条评语，但是，却有另外两条集评本不曾有的评语：
从《杜诗集评》辑录钱陆燦评语的情况，既看到集评对于文献资料的辑存之功，也了解了集评过程中可能会导致的诸般讹误。 虽然文学名著的集评之作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客观缺陷，但是，不管是从出版文化，还是从文学传播，抑或从文献辑存的视角来看，集评本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个人评点本以直陈个体观点为主要形式，带有私人性；集评本则在同一阅读空间内同时提供多种评点体系，这种多重参照体系使得单薄的个人评述变成了错综的集体言说。集体言说的背后，隐藏的是大众文化的崛起和商业气息的勃兴。那些由书商出面组织文人学者对某一具体文学名著进行的集体评点，则标志着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学术研究与商业操作相兼顾的新阶段。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文章有删节。曾刊于《复旦学报》2012年第5期，亦收入《 东アヅア出版文化研究 ほしづくよ 》（日本株式会ホクトコーポレーション，2010年6月30日）。撰写过程中多蒙恩师黄霖教授的启发与指教。为适于微信阅读，删去注释，引用请以原文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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