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杂感 】胡性能

　　质感：

　　我曾经看过这样一段描写焰火的文字：“焰火在靛蓝的夜空绽放，过于壮阔的美让我虚弱。它美得惊心动魄，美到可以让最任性的孩子一声不吭地听从。施放焰火的夜晚，大人和孩子站满楼顶，看那高大的植物瞬间生长到天庭，果实缀满枝头，又一齐被摇落。我感到内心仿佛经历一场风暴──只有头顶的丰收被神采摘，风暴才能被我承受。凝望焰火……无边的飨宴啊，却让我对美保持了终身的饥饿。”我想，如果没有长时间的体验与观察，唤醒身体里沉睡的感动，激发天性中奇异的幻想，很难把短暂而眩目的焰火写得如此的触手可及。但是现在，我们在小说中很难见到如此有质感的文字，由于缺乏小说写作时的用心，那些一日千里的文字只会让阅读之后大脑一片空白。在我看来，小说的质感是需要作家用心的“慢”，在一些重要的地方有意识地停顿，如同底片在水中逐渐显影，对象才可能清晰起来。很多时候，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心理、气质、情绪、态度、感受，都得靠“慢”，才可能将原本不好表现的微妙之处，表达得精确而具体，让我们身临其境，让模糊的体验变得澄澈。

　　有评论家曾报怨，今天的作家似乎已经不会风景描写了。其实不是不会描写，而是无法把风景描绘得具有质感。究其原因，也许与生活中的速度越来越快有关。人类从远古走向现代，一刻不停地追求速度。弓箭的发明，马的驯化，可以看作是我们祖先对此所作的努力。而文学作品中孙行者的跟头云，那托的风火轮，以及梁山好汉神行太保戴宗日行三千，夜行八百的神奇表现，都是文人对速度的梦想。不可否认，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速度越来越快的世界，

　　当我们的生活被快速度所主宰，富有质感的体验也就变得越来越少。今天，从昆明乘坐飞机到北京，只需要3个小时。六十年前，走完这段路程，则要一个月的时间。而在徐霞客游历云南的时候，仅从贵州走到云南，就花费了他半年有余的时光。因此，当有人发现中国当代作家越来越不会写风景的时候，是否也意识到，速度给当代人带来便捷的同时，也造成了我们与大地的疏离与隔膜。我坚信，同一段路程，乘车行进与用脚步丈量，感觉和体验绝不会一样。就像那些嗑长头的信徒，身体葡伏着缓慢靠近圣地，他们才能在与大地的接触中，感受到神的心跳。快，是奔目的而去，为了目的，可以省略掉过程。快，意味着走马观花，浮光掠影，意味着粗糙和忽略，并决定着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是松驰而游离的。而在文学上，对速度的追求，则是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长篇不过月。于是大量的作品被泡制出来，文学最终淹没在“文学”里。没有创作时的慢与从容，没有对细节的揣摩与玩味，没有用心的体会和感受，面对风景时，我们就很难像徐霞客写《滇行游记》那样，把大地写得如此的细腻和富有质感。

　　节奏：

　　自告别农耕文明进入到工业文明以来，人类社会周而复始的生活方式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节奏被彻底打破。原本抒情的田园慢板，到了今天，已经演变为难以停顿的都市摇滚，也许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人生记忆中，发现生活节奏正变得越来越快，这种节奏的变快，对于文学来说，绝非是福音书。

　　哲学家罗素，也许是最早意识到生活节奏对文学产生影响的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就曾预言：书代表了一个正在死亡的文化阶段，将来人们甚至连报纸也不读了，而是用机器喋喋不休地说话交流。今天网络聊天的盛行，似乎正在印证这一预言。而去年3月17日，曾经有着100多年历史的《西雅图邮报》宣布停止印刷版，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还会有更多的纸质媒体消失。

　　一定时代的生活节奏，一定会影响到文学的节奏。即使是在文本的内部，我们也能看到时代的节奏所留下的印迹。很难想象，我们今天的作家，还会像雨果那样，花三千字，去描写巴黎圣母院的一面墙。因此，一个誔生于缓慢时代的作品，即使是经典作品，在今天遭人冷遇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1983年，季羡林先生为两千多年来驰名印度、享誉世界的巨著《罗摩衍那》写《译后记》时曾很困惑。他不理解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为何写得如此的拖沓，并对书上记载的“古印度人会整夜听人诵读全部的《摩罗衍那》表示怀疑”。十年以后，季老发现了问题的所在，那是因为古代印度人的生活节奏很慢，对应到作品里，故事展开的节奏也自然是慢的。而今天的中国读者，特别是年轻的读者，连中国的京剧都因节奏太慢而失掉兴趣，再把《罗摩衍那》那样长的东西，硬塞给他们，要他们静静地坐在那里，仔细品味，确实是强人所难。

　　生活节奏的加快，势必影响到人们阅读心理的变化。如今，那种一个自然段动辄几千字的作品，要人们气定神闲阅读，恐怕不太现实。我注意到，网络上点击率高的流行小说，转行都特别快，不管作品的价值如何，至少阅读起来，我们感觉是轻松的。

　　故事：

　　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文学阅读已经成为一种少众的精神享乐，这似乎也是中国文学这几十年来，没有产生太多可传诸后世的伟大作品的原因。因为世事变化如此的迅速，一方面，作家缺乏十年磨一剑的耐心和投入，另外一方面，出版的作品很难拥有广泛的读者。生活节奏如此之快，可供消遣的东西又那么多，这个时代，能够有闲暇去从容阅读和思考的读者越来越少，而缺乏大量气定神闲的读者，再伟大著作，都可能陷入不为人知的尴尬境地。

　　所以我们不难发现，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正在减弱。当年，随便一本文学杂志都能发行几万分，十几万份，甚至几十万分，一部有影响的作品的问世，就能让洛阳纸贵，一个作家发了一篇作品，很可能名满天下。但现在，许多文学刊物的印数已经缩减到几千册，有的文学杂志自费订阅数只有几十册，其余的都只是作为会员刊物赠送，无论是文学还是作家，在社会生活中都被边缘化了。

　　但是，当文学期刊发行量全面萎缩的时候，文学却以另外一种方式持续繁荣。有资料显示，每年国家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多达三千多部，而在网上创作的长篇小说竟然多达数十万部，而且其中不乏点击率高的作品。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冷一热？

　　对故事的忽略，也许是导致纯文学作品每况愈下的原因之一。

　　据罗伯特·麦基透露，美国作家协会剧本登记服务处每年记录在案的剧本多达35万多个。这个惊人的数字表明，在文学备受冷落的时代，故事依然受到尊重，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消费。

　　但我们纯文学小说，一度是那样的耻于经营故事。在形式主义之风盛行的时代，小说总是与故事背道而驰，人们常常强调小说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从那时开始，我们的小说读者就越来越少。事实上，我们对这个世界有再深的认识，再独特的发现，再铭刻心骨的情感体验，都得借助故事来加以表达。就如同一个女人，再有内涵和才华，也是希望肉身能楚楚动人。而美丽的容颜和阿娜的身姿，就如同小说中的故事。

　　我认可麦基的一句话，他说“故事是生活的比喻。”看来，一个美妙的故事，就有如一部交响乐，其人物、结构、背景、思想乃至语言，是一个天衣无缝的统一体。很多时候，故事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小说的成败。因此，中国纯文学小说，是否应该放下架子，重新回到故事上来。

　　价值：

　　尽管文学在社会生活中越来式微，尽管作家缺位当下社会生活的现象愈来愈突出，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精神产品生产者的作家，仍然是当今时代对社会意识变化最敏感的群体。这种敏感，会让他们对当今社会道德的失范、人性的沦落有着比一般常人更深的感受。尤其是我们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来，一方面是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另外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个问题：与计划经济匹配的大公无私的价值观，在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然要遭到解体，而我们的文化在社会转折的历史关头，却没有极时培育出有利于我们民族精神健康成长的价值观，反而是在逐利本能的趋使下，形成了人人向钱看、笑贫不笑娼的价值取向，这就导致了我们今天社会生活中频繁出现大量与善良人性背道而驰的恶行。像荆州发生的挟尸要价、像上海交警的“钓鱼执法”，一切向钱看导致的人性沦陷、道德滑坡、精神毁灭的事例太多了。因此，作为精神活动的文学，尽管影响大不如前，也应该介入到我们这个时代价值重构的工程中来。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文学界对此正进行着不懈的努力。重提文学的“思想性”问题，就是中国文学要更大程度介入当下社会生活和民族精神重构的一种理性回归，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当代作家责任意识的复苏。当然，我们的文学是否有思想深度，当代作家的作品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为当代人精神的成长提供养份，还取决于我们的作家对这个世界整体的认知能力，取决于我们是否建立起了自己民族的文学观和作家的价值观。有人曾提出过一个论题：“在这个时代的思想前沿上，文学是否还在场？”我以为，如果我们的作家不能完成自身价值观的重构，我们的文学就很难再回到时代思想的前沿上。

　　几年前，一个叫顾彬的外国人曾用一种侮辱性的语言，评价中国的当代文学，他声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顾彬的评价当然偏颇，但当我们回顾一百年来中国的现当代文学时，不难发现，尽管在语言、写作技巧等方面当代作家早已超越了现代作家，但是他们的作品，却没有像上一辈作家那样，在社会转型期像灯盏那样，引领中国人的精神一路前行。今天，当理想破灭、道德滑坡、人性沦落，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一个民族破损的精神进行了修补？当中国人站在现实与未来、东方与西方交叉的十字路口时，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又在多大程度上慰籍了人们彷徨的心灵？作为对社会意识变化最敏感的群体，中国当代作家又有多少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良知？如果他们的创作不能有效地介入当代人精神的成长，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为中国当代文学感到乐观？

　　信仰：

　　从写什么，到怎么写，再到为什么写，作家的写作，总要从对个体情感的过分迷恋走出来，将视野投向更为广阔的原野。因此，对于写作者来说，也许需要重新确立自己的写作理想。那怕是我们仅只单纯的把文学当成“一个人的宗教”来看待，我们也能够从与文字的朝夕相处中，让黑暗的内心靠近黎明。

　　钱谷融先生在谈及文学时，曾提到文学作品的“品第”与“品味”问题。这位一直强调“文学是人学”的文艺理论家认为，好的文艺作品都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这种打动，可以成为一束阳光，把阴暗的内心照亮，那怕短暂，也让发霉的心室留下阳光的味道；这种打动，可能会把一个人内心的坚冰融化，那怕它再次封冻，也失却了先前的寒冷与坚硬。

　　于坚曾经说“像上帝一样思考，像市民一样生活”。今天的写作者，寄身于现实社会，体察这个时代的固有的脉动，却又从不停止形而上的精神探寻，才可能让当代作家的思想发现，与特定的时代和现实境遇联系起来，作家的作品，才可能成为这个时代的良知，才可能传递出一个民族文化基因中的悲悯情怀，体现出人类对正义、公平的不懈追求，表达出民族对真理的无尽向住。

　　每一个写作者的写作，可以说都是一个走向彼岸的过程。史铁生曾说：“人可以走向天堂，不可以走到天堂。走向，意味着彼岸的成立。走到，岂非彼岸的消失？彼岸的消失即信仰的终结、拯救的放弃。因而天堂不是一处空间，不是一种物质性存在，而是道路，是精神的恒途。”

　　而文学，则是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让我们的灵魂一直保持走向天堂的前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