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邮发代号1-201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学者都在追寻属于这个时代的历史叙事，我们的这个时代尤其如此。新的知识与思考范式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我们对历史边界的框定和对史学内涵的解释。在这个新的历史学图景上，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与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教授为历史学设立了新的坐标。前者是大历史的创始人，整合各类知识，将人类史追溯至宇宙大爆炸，突破以往民族国家历史写作的窠臼。后者为环境史学科的奠基者与领军人物，拓展历史边界，探索世间万物，书写星球历史。二位皆非主流历史书写的遵循者。在2019年9月25日，应中国人民大学中华文史研究院之邀请，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陈昊博士的主持下，两位教授以“重塑历史：拓展边界——走向何方”为题进行了一场精彩的大师级对话。在本次对谈中，我们了解到两位学者缘何开创新的历史书写模式，如何看待历史学者与自然科学的合作，如何将各种各样的多样性纳入到历史学者的思考，如何认识“人新世”（Anthropocene）这一热词。他们询问的根本问题是在拓展传统历史书写边界后，什么又会成为新历史的起点，重塑的历史究竟去往何方？我们将此对谈整理成稿，以飨读者。由于篇幅所限，有所删节。 重塑历史：拓展边界——走向何方 对话 对话人1 大卫·克里斯蒂安（大历史创始人） 对话人2 唐纳德·沃斯特（环境史创始人） 沃斯特：首先，我认为克里斯蒂安教授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历史学者之一，他运用奇妙的想象力，在数十亿年的历史之间漫游，这一点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而我在行星史这门课程中所涉及的时段要比克里斯蒂安教授的大历史短得多，只是专注于讲述地球这一行星的历史。我这样做出于两个原因：首先，我缺乏像克里斯蒂安教授那样回溯到大爆炸的能力，十五节课的时间也不允许我做这样长时段的考察；其次，就我所教授的这门课程的内容而言，大爆炸的存在并非那么关键。 无疑，在很大程度上这门课同克里斯蒂安所教授的大历史仍然是非常相似的，我们都必须从不同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借鉴很多东西，来讲述我们今日的历史。但与克里斯蒂安大历史的现有框架相比较，我认为历史需要同诸人文学科保持更紧密的联系，探索将观念、思想和文化的历史同科技、经济和物质文明的历史融汇在同一个课堂上的方法。这对我而言很重要，是我想在此课中达成的目标。同时，这也是我对克里斯蒂安教授的建议：他也应该尝试增加自己历史叙述的人文面向。通过增添更多来自人文学科的内容，可以让我们看到人类所创造的诗歌、艺术、宗教、哲学，所有那些美好的事物。它们能使我们对人类的历史更有信心，以一种更加乐观的精神来看待它，从而确信人类不仅仅是一种不停攫取能量果腹的动物。 克里斯蒂安：我同意你刚才所言，大历史研究刚刚起步，的确还有许多需要补充的地方。我没有过多谈论文学、文化和思想史的原因是它们已经被充分地探讨过了。我在大历史理论中尝试探索的是尚未在历史领域得到充分研究的问题，探讨历史学家并不熟知而自然科学家却如数家珍的内容。同时，在研究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他们的文化、文学甚至玩笑话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陷入过于依赖文字记载与档案的误区。这样我所生活的澳大利亚的大半历史都会被排除在外：人们在那里生活了六万五千年，其中的大部分时段都没有留下书面记录。我想确保这些历史不会被忽略，所以我努力在研究中引入旧石器时代等主题。对档案的过分依赖容易使我们陷入伟大英雄叙事的误区，这是我所极力避免的。毕竟我以研究俄罗斯农民生活开始学术生活，我的研究对象大部分都默默无名。 沃斯特：的确，历史学家对宇宙或化学等领域的关注非常不足，但我们的写作对象不仅是学者，也包括一般公众。在公众的集体记忆中，农业的发明、能量采集是与对土地的热爱和讴歌同时进行的，工业革命的进程也与华兹华斯这样的诗人相伴。我的意思是，历史学家需要一种整合各领域知识的综合认知，而不仅是碎片化的研究。高度专业化的历史学家往往忘记，历史不仅仅是由智识所塑造，在很大程度上也植根于我们的情感，植根于我们对地球的热爱，植根于我们表达这些感情，在世间和谐生活下去的愿望。我不认为，这些就足够，但缺乏对它们的认知的话，我们最终就会只想着，“天呐，我们总有一天会用核弹把自己炸飞”。这并不正确，我经历过整个冷战，知道原子弹一共只在二战结束时被投下两次，此后再无人在核战争中罹难。这其实是一个关于人文精神、道德胜利的故事，大历史中应当讲述这样的故事，才不会只让人觉得“哦，这世界可真糟糕！”。 主持人：刚刚我们已经讨论到了自然科学与历史写作的关系，下一个问题也与此有关。两位都在你们的写作中强调引入自然科学家的视角、数据、理论。但也许很多历史学家并不这样看。在他们眼中，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泾渭分明。请问你们是从何时开始注意到科学对自己研究的重要性？更重要的问题是，历史学家能够为科学的叙事做出哪些贡献，或者说，为什么人们应该来你们这里，而非科学家们的课堂上听取这些知识？ 克里斯蒂安：我不认为人文学者讲的故事比科学家更好。我的新书之所以叫“起源故事”(Origin Story)，是因为我想借此统一现有的知识。事实上，直到大约150年前，它们还是统一的。人文与自然科学的分道扬镳，就像在我们的知识中撕开一条大裂谷，实际上是非常晚近之事。我们现在已经深陷学科专门化的泥潭之中，这对我们的智识来说是非常危险的。许多学习历史的学生在我的课堂上接触到科学知识时会陷入恐慌，我认为这糟透了。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一种智识上的美。事实上我们可以在科学之中发现令人惊叹的智识之美。虽然我对科学理论了解尚浅，但也能管窥爱因斯坦或麦斯韦尔学说中堪与人文学科相比的美。许多学生将科学视为黑洞，唯恐避之不及，这不仅意味着他们将失去一半知识，而且也是缺乏学习未知事物自信的表现，是令人惋惜的。在这方面我同意C. P. 斯诺的看法，我们这种在科学与人文间制造鸿沟的教育体系是难辞其咎的。 主持人：沃斯特教授，不知道您在这方面是否也有同感？当您在行星史的课堂上讲授科学知识的时候，学生们也会陷入恐慌吗？ 沃斯特：让我们放松一点，学期才刚刚开始，我才教了一节课。 主持人：许多学生们都在现场，不知道他们作何感想（笑）。能否也请您谈谈如何理解自然科学和写作历史的关系？ 沃斯特：我完全同意克里斯蒂安的看法。我认为自然科学是令人惊叹的。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我是通过阅读一位我认为是世上最伟大历史学家的人的著作进入科学领域的，即，查尔斯·达尔文。在我看来，他是一位“历史学家”，因为他历史地思考这个世界，深切地关注着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如生命与物种的起源，我们是谁，又从何而来。他丰富的智慧和优美的写作均值得领略，遗憾的是今日连科学家都很少去读他了。我会让所有学习历史的学生都去读读达尔文，我们能从他那里学到的不仅是方法、理论、写作技巧、实证思维，也同样包括他对自己研究主题的爱，那是一种非常理性的热忱。我从这些伟大科学家的作品中汲取了很多养分。 事实上，公众阅读的历史作品比包括科学在内的其他领域专业作品要多得多，我们历史学家在叙事上是有一技之长的，在撰写论述之时也应采取不同角度。我喜欢克里斯蒂安那包罗万象的历史叙事，他的著作作为面向公众、学生的教学工具而言非常重要。这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就不需要研究档案了，我本人还在寻找和研究档案中花费大量精力，也很尊重像（在座的）黄兴涛教授这样以一手档案为基础做出很多成果的人。但是在课堂上，我们不应只教自己根据档案做的研究，还要帮人们理解更宏观的故事，这需要引入很多科学知识。当然做到这点不需要精通科学理论，不管达尔文还是黄教授的作品，我都可以读完，然后一起带到课堂上来（笑）。  主持人：谢谢沃斯特教授的回应，但我认为你回避了我的问题，所以想再追问一下。这么说吧，假如今天达尔文也在这里开了门新课，你能在课上提出哪些他未阐明的东西，来吸引学生加入到你的课程而不是达尔文的课程？ 沃斯特：这确实是个很棘手的问题，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回避，但确实希望不用作出回应（笑）。达尔文即使在科学的世界中都难称完美，近一百年来科学进步良多，DNA与基因、生态学与生物圈等等都被加入他的理论之中，这些是达尔文那个时代无法解释和思考的。可能更为重要的是，达尔文没有真正深入到人类文化的演化之中去，探索其在物种演化的过程中间产生的作用。而历史学家会意识到，人类的社会文化变迁与自然世界是相关联的。以国家的诞生为例，这是一个众多学者反复研究的主题，但我不认为他们给出的答案十分令人满意。在像詹姆斯·斯科特这样的政治学家的论述中，国家似乎是一群邪恶的人通过巧取豪夺掌控资源、奴役民众后出现的。我不相信他们，在我看来这不过是阴谋论而已。国家是一种应对不断增长人口的文化策略，通过建立机构与制度，来处理人类与生俱来的繁殖力，处理自然资源在被人类摄取之后的再分配过程。通过保护或剥削自身的领民，国家达成的是一种生态学上的效用。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再审视历史上的政治问题、法律事务，并知晓国家中不仅仅有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还包括人类文化、制度与自然资源、人口和人类繁殖力的互动过程。至少我认为这是一种新的，让我们得以超越达尔文的理论。 主持人：大历史、行星史等历史写作模式具有宏大叙事的特点，因此人们难免产生是否要回归宏大叙事的忧虑。在这种宏大叙事之中，我们对既有的文化多样性的关怀是否可能逐渐消退，西方中心论是否会在这种叙事中重新回归？ 克里斯蒂安：我认为这种想法毫无道理。在我最初开始书写大历史的时候，所有的同事都对我说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认为我在呼唤宏大叙事的回归。我们必须承认确实有大量糟糕的宏大叙事的存在。自启蒙运动之后至十九世纪，新科学发现不断涌现，他们成了前述糟糕宏大叙事产生的基础。举例来说，在完全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指导下的历史写作即为其中一种，这远非达尔文的初衷。它们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十九世纪科学的发展仍然很不充分，它们不足以支持一种优秀的宏大叙事。这样的情况在如今已经获得了极大改变，当今所拥有的科学知识远比十九世纪晚期更为完备。对于历史学者而言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拥有测定年代（dating）的技术，今天我们可以回溯至到138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时刻。由这样一种科学支撑起来的宏大叙事，与此前那种叙事不可同日而语。我们所恐惧的宏大叙事，实际上是那些糟糕的宏大叙事，我们要做的恰恰是克服这种恐惧，以呼唤新的，更好的宏大叙事。 主持人：刚刚我也问到了如何看待文化多样性的问题，克里斯蒂安教授，我注意到你在书中其实谈到了不同的起源神话，这可以被视为在宏大叙事中纳入文化多样性的努力吗？ 克里斯蒂安：我非常关注旧石器时期的文化，那时的人们留下了大量起源故事，这些故事是基于他们当时当地的知识的，而我所讲述的起源故事是基于现代科学。我不认为这两种起源故事有对错之分，我们必须认识到它们都属于演化过程中的产物。设想如果我们回到三千年前，在地上扔下一本现代物理学的教材，原住民们会如何使用这本物理学教材呢？对于我们来说，这本物理学教材是现代起源故事的根本所在，但是对于原住民来说，它最好的用途只是生火。所以说所有的起源故事都源于当事人对知识的实际需要。对于当时的原住民来说，他们所需要的知识是哪个地方能够抓到袋鼠，哪里能够找到草根，明天天气会如何，这是一些典型的地方性知识。而这些知识对今天的我们已不再那么重要。创造一个我们今天所需要的起源故事，需要的是一些更加宏大的知识。究其根本，所有的起源故事都属于他们自己的时间，属于他们自己的地点。 沃斯特：当你谈及多样性问题性的时候，我想它不仅指外在的文化多样性，也意味着一种内在多样性的问题。回到知识的角度来说，我们必须认识到传统知识存在着巨大的缺陷，这不是说对或错的问题，而是完整性的问题。假如我去拜访一个狩猎采集部落，我会发现，他们对于地球或所处地域的认知肯定都是不完整的，他们无法认识到整个地球不过是一颗漂浮在寂寥宇宙中旋球的事实。让知识变得更加完整也是我们的任务，当然，我并不是说当下不存在错误的知识，比方说我有个朋友就是“地球是平的”俱乐部的成员。他到现在仍然认为地球就是平的，登月计划是一场阴谋。我很想告诉他地球确实是球体，你走到边缘并不会掉下去（笑）。我要强调的是，并非所有知识都是平等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让我们的知识变得更加完整，变得更好。 主持人：我想问沃斯特先生，你是什么时候认识到我们所写的新历史不仅仅是关于某个新的边缘群体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某个部分的问题，仅是对一个更大故事的补充？因为在过去的四十年间，在我们不断扩大历史学边界的时候，我们不断地引入新的群体，曾经在边缘，在历史写作中被忽视和遗忘。那么她/他/它们的故事，比如女性的故事，少数族裔的故事，如何会变成一个更大的、完整的叙事，更具包容性的叙事？换言之，比如你在书写环境史的时候，什么时候环境史不仅仅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而变成关于美国史的整体叙事？ 沃斯特：这样的故事永无存在的可能。我们永远不可能写出让每个人都满意的故事，让每个人都觉得她/他/它已经被包含在内的历史，更不可能让每个个体和群体都觉得他们在历史中显得光芒四射。我们现在能够做到的，是允许人人都有写作她/他/它自己想写的历史的机会，不管那历史是大是小。历史学者的责任不是让每个群体都自我感觉良好，就像美国人写作历史的目的不应是让每个美国人都觉得自己的国家有多么的光荣伟大，而是让他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国家的过去。因此我们永远不可能去写出让所有人都感到满意的故事。 克里斯蒂安：我的学术生涯是从写那些湮没在历史中的无名俄国农民的故事开始的。他们基本都是文盲，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让他们在历史中显现自己的声音。在与其他历史学同行交流时，我常常指出他们写的根本不是世界史，因为他们仅是关注有文字记载的那5000年的历史，此前的19.5万年都被他们忽略了。写现代智人的历史，怎么能够将其他类人猿与人类的历史置之不理呢？这些物种同我当年所研究的农民们一样，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档案，因而我们要创造出全新的历史书写范式。我完全同意沃斯特教授的观点，我们无法写出包含全部事物的历史。联合国曾做过这样的尝试，他们努力将全部种族与人类群体都囊括在内，但最终的成品既无叙事张力，亦无延续性可言，我们完全没必要重复这样的失败之举。 主持人：我们都知道，今日历史写作所面临的一个共同的批评是太过人类中心主义，请问二位认为当如何将各种各样的多样性（包括生物多样性，物质多样性）纳入到历史学者的思考？ 沃斯特：将非人类的存在纳入历史学的思考，是环境史的根本性目标。了解我们身处的生态圈，才能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这不仅关乎公正或公平，也可以引导我们更好地了解自身。我们的人文学科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认识误区与限制，比如说我们总将自身所思所想当作一切的源头，却意识不到我们的大脑多数时候渴求的仅仅是食与色。正是这些基本的欲望驱策着我们，使人口不断增长，最终让我们走向对化石能源的开发利用。克里斯蒂安教授在其著作中强调化石能源，更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我们最终走上了采掘化石能源的道路，这背后的驱动力何在？很大程度上，这力量可能正是我们人类的生物性。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无法更好地理解我们人类自身的历史，正是因为没有将人类之外的存在引入思考的范畴。 克里斯蒂安：我希望稍微转化这个问题，再回到大历史中来。在这里我强调的是将大历史作为一种史学实践和大历史作为一个教学项目之间的区别。在刚开始写作大历史时我就扪心自问，究竟该怎么做才能让它显得不那么人类中心主义。在撰写138亿年的历史时，究竟如何决定某样事物重要与否。首先我问自己，宇宙中最大的东西是什么，答案是真空。但是你让我以真空为主题上一个学期课，恐怕是很难做到的。同时我还需要考虑我的听众，假设我的听众大部分都是智人，当然其中可能也有一两个外星人（笑），我就无法做到完全客观，而要考虑到这个故事对智人的可读性几何。一个好的故事需要主角，我的现代起源故事虽然发生在宇宙之中，但是主角仍然是人类。所以对我而言，写作大历史的初衷仍然可算是人类中心主义的。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人新世”（Anthropocene），这是一个近年来炙手可热的词汇，也有人认为它是很人类中心主义，片面强调人类对地球的控制的，也有人认为它是个很实际的说法，请问你们如何看待“人新世”？ 克里斯蒂安：我是“人新世”一词的热情使用者。在我看来，我们通过“集体学习”积累科技所获得环境改造力量已经足够强大，到了一个转折点。的确，这个积累的过程可以追溯至农业初兴，甚至更早以前。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我们突然之间拥有了足以与远古地质作用相比拟的力量。我在之前的讲座与对谈中曾说明过这一点。我们成了行星的管理人，这是历史中的巨大变化。我不真的在意地质学家们是否接受这一词汇，他们有自己的规范与术语，很可能不会同意。但我会继续使用它，因为我认为这一词汇能够捕捉到人类历史中所发生的宏伟变迁。而具体时间分期问题，我也不认为这值得烦恼，毕竟大多数时候地质学家能将纪年表精确到百万年内就心满意足了。但我确实认为过去一百年的变化至关重要，一系列统计数字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化石能源利用量的显著增长；更不必提我们发明了核武器。这种力量将来有衰退的可能，不意味着今日它不会对我们以及整个生物圈造成威胁。 沃斯特：我来表达一下怀疑的观点（笑）。当人新世被当做一个全新的地质学纪年，像渐新世和全新世那样提出来的时候，少有人对我们改造地球的巨大力量表示疑问。整个全新世其实表达的也是同一件事，它只有一万年出头的长度，基本就是人类学会生火，走出非洲，驯化作物之后的事。人新世在很大程度上是部分未受专业科学训练的人一时冲动之下想要改写地质纪元定义的产物。它的拥趸有些是气象学家，更多是像约翰·麦克尼尔那样的史学家、人文学者和记者，而少有地质学者。我对此感到不解，如果我们真的那么尊重科学，为何不让科学家们自己来做这个决定，而不是匆忙断言：“我们已在人新世中！”这其中尚有众多有待商榷的问题，我不认为它们得到了很好的回答。人类在地球上造成的所有变化，比如气候变迁、土壤质量、物种灭绝，已经达到冰河时代的程度了吗？我不认为有人做了充分的比较研究。全新世前的更新世长达两百万年，而我们现在谈论的只是过去五十年里发生的事，再过五十年地球又会怎么样？许多人认为一切将以现在的趋势继续，但我认为并非如此。至少我们不会再见高速上升的全球人口了。大部分人口学家都告诉我们，生育率将在不久的将来急转直下。那么一百年、两百年后呢？有学者认为，那时世界人口将不再是80亿，而稳定在10亿左右。没有人新世的鼓吹者提到这些，但它意味着人类需要的耕地可能只有现在的八分之一。同时，我们也知道，现在所依赖的化石能源有朝一日会走向枯竭，人类势必转向各式各样的新能源，这是很有可能在未来的一百年中发生的事，这样人新世的肇因本身都将不复存在，今日认知中的人新世很可能在百年后结束！这在地质学上仅为一瞬，恐怕难称分期。就尚缺乏更充分证据的现在而言，我认为“全新世”就已经足够，它已经代表了人类发明农业之后影响遍及全球的时代。我觉得人们可能只是喜欢“人”（anthropo）新世这个词的发音，就像大家也喜欢“人类”中心主义一样，但我还不觉得“人类”之名应当进入地质纪元。所以在见到更多来自科学界的信息之前，我对此保持怀疑。 生于当代社会，人类早已获得远超往昔的物质享受与力量，在穷尽一切可触及资源、“征服”地球万物之路上渐行渐远。但如此前所未有之繁华背后，仍有一些基本而至关重要的疑问等待解答，而我们尚未对此进行足够审慎的思考：生命为何从太古混沌中觉醒？人类文明为何在地球这颗行星上闪耀？应当如何认识一路走来搜集到的众多知识，将其融会贯通，如何为世间那些默默无闻的人与物发声？我们在时间地图之上留下过哪些足印，在今日前所未有的“大加速”之下，前方又有着怎样的未知领域，怎样的前景在等待？作为最前沿的学者，克里斯蒂安与沃斯特在对谈中分享了自己的所见所得，并以此为引向中国的思想者们发出邀约，共同探寻历史重塑的理路，与人类这一物种和地球行星的未来。 （方文正、蓝大千翻译、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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