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来源：互联网  我已记不清有多少次去到青岛大学校区的公寓楼502号房，爬到那五层楼梯的顶端，找到我的好朋友文蕙和她的家人们。我一次次走进那道门，找到那据我所知全中国最温馨的家。我十分享受这位非凡的女性的陪伴，而她总是安静而热情地欢迎我。她的双眼总透露着友善，但同时也闪烁着机敏和睿智，而且她总是在餐桌上摆满美味的食物。无论是在阅读还是写作、练书法还是做翻译，每当我来到，她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让我感觉到家了。 我和她一起坐在舒适的蓝色沙发上，翻阅着旧的家庭相册。我几乎觉得，她的家人也是我的家人。我想了解所有那些在中国革命风暴中，她不得不为之心怀歉疚的人们，她的叔叔阿姨、她的父母以及所有的“小资产阶级”男男女女。 我不仅与侯家相识，还认识了青岛，以及文蕙度过她少女时光的远在西部的故乡——兰州。我去过那里两次，并参观了她在大学中生活、学习和任教的一些地方。 整个中国，于我而言，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我的一个家。   很显然，我并不是一个中国人。但在情感和思维方式上，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个中国人，而这一切都始于文蕙。 正如文蕙的书所回忆的那样，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98 年，也就是她在我的大学担任洛克菲勒学者一年后的不久（她纠正了我的记忆错误：我以为是“我”买的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的票，但她写道是“她”买的。她原本是照着广告信息给自己和苏珊·福莱德(Susan Flader)买的，然而，幸运地，是文蕙和我最终享受到了一个美妙的音乐之夜）。在距今已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第一次中国之行中，我还遇到了一位伟大而善良的人，她已故的丈夫侯尚智，以及两位杰出的青年学者，侯沉和侯深。十年后，侯家的小女儿在我的微小帮助下，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然后，就是我又回到了中国，这次是应梅教授的邀请，当时她还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最近，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在北京生活了整整三年，在人民大学任教的同时周游全国。 如果不是因为新冠疫情的大流行，今天早上我将亲自与你们在一起，向我们敬爱的、备受尊敬的侯教授表达敬意。很遗憾，我不能亲临现场，也很遗憾，我无法用中文与您交谈，尽管我常年往返于中国。 好吧，我至少可以说这些： “Wenhui. Nǐ de zūnyán, zhìhuì hé wénmíng de gǎnqíng, nǐ zài xuéshù hé fānyì fangmiàn de gōngzuò, dōu shì bùxiǔ de jìniànbēi.” 我应该感谢Mr. 谷歌翻译帮助我说出这些话。很遗憾，他还不能把我的发音教好。 我的意思用英语来说就是：“文蕙，您用您的高贵、智慧、启迪人心的感情以及您在学术和翻译方面的杰出工作，架起了一座永恒的桥梁。” 对我来说，您不仅像中国传说中那座神奇的鹊桥，您也是使人们跨越国界、结交友谊成为可能的一座桥梁。我会永远热爱、尊重并且珍视您在帮助建立这座横跨广阔太平洋的、如此有益和持久的桥梁的过程中的工作。 环境史本身就是一座将不同类型的历史学家相互联系起来的桥梁。与此同时，环境史也是一座试图把人类与自然界、地球和自然进化过程分开的鸿沟进行弥合的桥梁。以上的两座桥梁，我都反复强调过。但我强调得还不够充分的是环境史所需要的第三座桥梁：将因为流行病、物理距离、文化差异以及不宽容的政治和过热的民族主义而彼此孤立的人类联系起来的那座桥梁。 如果你们认可以上所有三座桥梁的重要性，那么你们也应该接受我的基本观点：翻译者对所有这些桥梁都是至关重要的，并且我们应该给予翻译者更多的认同。历史学家队伍中需要翻译者。翻译者发挥的作用，就像自然科学家向我们解释大自然的工作中所发挥的那样。因此，我们便有了在文化和语言之间架起桥梁的翻译者。她或他可能会花费数年时间将书籍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大学不仅要奖励学术书籍的作者，也要奖励将这些作者的作品翻译出来、以供他人阅读的人。 翻译是一项我无法掌握的技能和艺术。我在语言这一行是个失败者。但如果我有这个能力，我会尽量把侯文蕙、侯深、梅雪芹和你们所有人的作品带到英文读者的眼前。 此时此刻，我正在尝试写一部星球史，在此过程中，我总是感觉缺乏来自不同语言群体的书籍和文章。我需要的不仅仅是被翻译出来的中文作品。还有用日语、韩语、马来语、阿拉伯语、俄语等写成的作品。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为那些挺身而出、通过翻译架起桥梁的人鼓与呼的原因。 侯文蕙教授当然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学者，但她也是一位非常高明而雄辩的翻译家。我想这一切都是从她离开青岛的家人到美国学习，并在密苏里大学和堪萨斯大学呆了整整三年的那个时候开始的。在逗留期间，她不仅发现历史可以被重塑，也发现了美国那些有关于自然、保育和环境史的文献。甚至在写自己的书和文章的同时，她还花时间把包括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罗德里克·纳什(Roderick Nash)、约翰·缪尔(John Muir)、甚至我这个蹩脚的历史学家在内的作者的作品翻译成中文，让更多人可以接触到这些作者。  如果我有同样的勇气和远见，我会在三十或四十年前，而不是二十年前，来到中国。也许我会习得更好的语言技能，成为一名将中文文本翻译成英文的翻译家。悲夫，我在这个崇高的召唤面前失败了。我为自己的失败感到相当惭愧。 所以我要在这里布道：请诸君莫要重蹈我的覆辙，请诸君以侯教授为榜样立刻投入事业当中。学习外语、出国旅行和学习、鼓励你遇到的美国人与你携手一起投入桥梁建设。然后在回国后尝试重新启发你的学界同侪，来支持和奖励翻译这项艺术和劳动。 翻译的艺术——它应该在我们的学术和文化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每个历史协会或社团都应该为优秀的翻译者设立一个特别奖。翻译者们应该被提供奖学金和博士后工作。 如果你觉得我的“翻译艺术”这个说法很奇怪，那么你最好再重新考虑一下。毫无疑问，翻译是一门高深的艺术。这是我通过亲身实践，在试图从Mr. 谷歌翻译以及类似应用程序和在线服务上获得帮助的挣扎中，而深切体会到的。他们都是无可救药的白痴！我曾尝试通过这样的翻译者来阅读侯教授的新书，但这可太不容易了。 甚至连翻译她的书名《松庐散记》这样的任务，也远远超出了Mr. 谷歌的能力。起初，他给我的英文标题翻译是“Loose House”（松散的房子），然后是“Loose Truth”（纰漏的真相）。接下来，我得到了像“松树”和“松露”这样的标题词（你们知道什么是松露——那种闻起来很香的地下真菌，是法式烹饪的美味佳肴）。我委实不知道松露与这本书有什么关系。 最终，我设法想出了我自己的翻译：“Random Views from a Mountain House”。这对我来说已经很不错了！通过努力回想我亲爱的朋友和她那诗意而富有哲学气息的思想，我想到了这样的翻译。我尤记得她凝视着厨房窗外的浮山公园，以及她对曾是风景一部分的黑松林被砍伐的现实的失落感。现在，她的书的主旨似乎很明确了：这是一部关于随着增长和现代化的进程而产生的失落感的探究性的、发自内心的作品。 如果这是她的主题，那么这在许多环境史作品中都是常见的，尽管我认识的历史学家中没有一个能像她一样，用自己的生活体验如此精准地捕捉到那种失落感。她带着我们回到她兰州女子学校附近的五泉山，然后在青岛扩张为大都会过程中再次经历了同样的失落。 现在，我开始感觉要体会这部作品必须通过优秀的翻译工作。这项工作需要艺术、共情和对人类感情的敏感。就语言技能而言，我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但我认为我可以做得比Mr. 谷歌好上那么一点儿，虽然要慢得多。对于将我们带入更深入、更丰富的见解，翻译者是必不可少的。 捕捉正确的遣词造句，进入另一个人的意识，学会用别人的视角去看、去思考、去感受——这是高阶的艺术。让我们庆幸我们生活在一个计算机翻译越来越便捷，并且在不断精进的时代吧。但是没有任何计算机应用程序可以企及翻译家那高水平的艺术和领悟能力。 你们现在明白，为什么翻译艺术应该成为历史学家们和我们现代智识生活高度重视的追求了吗？为什么它对环境史领域尤其重要？正如我所说，我们环境史学家需要了解并理解地球上的所有物种、生态系统和景观。这对于新的历史来说确实是非常基础的。与此同时，我们需要了解并理解——深刻地理解——所有人类群体及其文化对自然的感知和利用以及他们的失落感。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得出结论，我们之间存在重大差异，但所有人类都有一些相似的态度和感受。基本的、普遍的失落感似乎是跨越政治界限将我们团结起来的一件事物。我们的领导人应该注意到这种感觉。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人都觉得自己与我们的生物同伴隔绝了。我们渴望看到厨房窗外的山脉或森林。我们想聆听鸟鸣，或站在海岸上感受浪头的拍击。我们祈祷气候不会发生如此恶劣的变化，以至于危及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世界上所有的生物。正如侯教授在她的书中反复说的那样，我们希望看到我们的城市发展得更加缓慢和谨慎，我们希望城市建设者设法挽救我们珍视的自然。 不挽救中国的自然，我们就不能挽救和享受北美的自然，反之亦然。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通过历史的书写和翻译来找到彼此。我们需要通过平衡我们的物欲和我们对彼此联系的深层情感需求，来寻找一个更美好的地球。我们已经创造了一种新的历史，一种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切的历史。但它，需要一群富有同理心和领悟力的作家、教师和翻译者们。 侯文蕙教授：您就是这样的人，今天我们在此庆贺您的引领和成就！  |
|
|
来自： 行者aw7sg93q3w > 《待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