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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高龄、代孕，这些字眼，每一个都能引来旁人的责难，而我选择了这条路，一意孤行，一开始就没想过要回头。 
那一天格外平常。南方的海滨城市，清凉未至，暑气渐消。我很早就来到公司，办公室的人很少，我不慌不忙地准备一天的工作。手机里传来医疗助理Claire的消息，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犹豫了一会儿才点开看。我又看了一遍，在办公室几乎小声尖叫起来，“太好了。”等待这一刻，我已经等待了一年，没有人明白我此刻的心情，作为一个单身女性，顶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想要一个孩子。单身、高龄、代孕，这些字眼，每一个都能引来旁人的责难，而我选择了这条路，一意孤行，一开始就没想过要回头。很快，我就冷静下来，盘算接下来的日子：和代母的协议刚签，如果顺利，下个月做移植，明年下半年就可以有我自己的孩子。我的试管之路，顺，也不顺。外人看来处处艰难，可我选择了这条路，也坦然面对了这一路的辛苦和磨难。“妈，我准备自己要个孩子。至于结婚，随缘吧。” 第一次，妈妈不再逼我结婚，而是说了句，“再难，我都支持你。”老爸连迟疑都没有，脱口而出，“就是，自己养小孩一样的！”爸妈的反应不让我意外。妈妈可能是抱孙子心切，而老爸，骨子里就有自由精神，从不为世俗观念所羁绊。他支持，无非像他素来的性格一样，尊重我的选择。从小，爸爸就把我当男孩养，很少干涉我的选择。但我的性格受他影响的地方，却又无处不在。我爸认为做人要建功立业，要独立思考。上学时，我身边的人开始追星，我爸却对我说：“一个追星的人是没有自信的。你的自信应该来自热爱自己，而不是别人。”受爸爸的影响，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对自己的要求格外严格，不做完作业就不吃饭，每天按时起床，绝不拖沓，也从来不准自己迟到。我妈也有她骨子里的好强。男同学在我的文具盒里放蛇，我吓得一天不敢和任何人说话，回家向她哭诉。她神情平静地说：“谁欺负你，你就打回去，否则你回来还要挨打。”妈妈经常说：“想要改变命运就得自己奋斗，没人能帮你。”于是，从很小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就萌生出一个念头：想要不窝在小县城当一辈子工人，我只能拿出一百分的努力，从这里考出去。后来，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城最好的初中，又考上了市里最好的高中，多年如一日的刻苦，让我成了老师口中的“个例”，他们觉得女生到了上高中，成绩就会赶不上男生，这是一种合理现象。在别人眼里，我有幸成了“合理现象”以外的女生，我不反驳，只是笑着接纳。考上大学以后，身边人都谈起了恋爱，可我却宅在自习室。直到大学毕业，从前的女生同伴，一个个都结婚生子，偶尔会听到一些闲言碎语，“女生嘛，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最后还不是要嫁人。”父母却并不在意这些，我跟爸妈说我想留学，他们同意了，可他们的确是没有钱供我出国。后来，我还是硬着头皮去国外留学，拿了金融学、法学两个学位。来自工薪家庭的我，巨额的学费、生活费全靠自己打工去挣。我记得在读法学院的时候，两百多人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法律被当地人视为最难的学科，我却要用第二语言去学，难度可想而知。学业上的压力令我始料未及。记忆最深的，是那些无数个夜晚，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唱唐朝乐队的《国际歌》，以此来激励自己。毕业后，我在国外顺利地找到了工作，也遇到了一个人跟他结婚。那些日子，爸妈看着我终于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欣喜之余，内心还有一些其他期盼——关于孩子的事，但他们从来没有过问。五年前，我结束了那场异国婚姻，因文化背景、性格的差异，透支了我们的爱情。直到39岁，我回归单身，妈妈深感时日紧迫，终于忍不住念叨起再婚生子的事。身为独生女，我不忍令父母失望。何况，我对小孩的想法也改变了很多，以前非常不喜欢小孩，直到快四十岁时，倒也越看越萌出爱意。“单身，就不能要孩子么？”我问自己，“你可以做一个好妈妈吗？”有太多世俗的答案，但是，我想自己去寻找答案。想要一个孩子，这是我自己的事。现代医学提供了途径，为什么非要等一个男人才能完成？这个社会，因为夫妻不和影响孩子的事情太多了。谁敢说，父母双全的家庭，就一定有一个好爸爸？这些问题在我脑海中一遍遍重复，我想：对于孩子，重要的是给他/她爱和榜样。他/她成长中需要的男性角色，并非一定要来自父亲，姥爷、我将来的男友，他碰到的老师，都可以给他榜样的力量。再婚，对于我来说，缘分可期而不可求，除了爱情能让我走进婚姻，哪怕掺杂一点点别的，我都无法再说服自己；而生育，我想控制高龄生育的风险，提高珍贵胚胎的移植成功率。既然有了答案，我就开始着手去做准备。据说，试管技术美国是领先的，这也成了我的首选。 买精子的过程并不复杂。加州的精子库网站上，有捐精者的基本资料，包括爱好、家族病史、小时候的照片，也有面试官的描述，比如长得跟某个明星很像。听说，有人会以酒窝作为挑选标准。我想的是，毕竟不是选老公，就看眼缘吧。不过，身材高大、有运动天赋是我的筛选标准。很快，我选定了一位白人捐精者。每管精子七八百美金的费用，付款后，精子库会直接递送到医院。一切准备就绪后，2017年6月，我飞往洛杉矶。在月子中心住下后，按照医生定的方案，每天打促排针。那次取卵取了5颗，得到2颗囊胚，但经过三代试管技术PGT筛查胚胎染色体，两颗都没通过。 几个月后，我又飞往澳大利亚。这次的医疗费用比美国低不少，但不知是身体原因还是医生水平有限，竟连一颗卵都没取出来。“难道真的是卵子老化，连做试管的机会都没有？”接连的失败让我的情绪无比低落。可是让自己沉浸在负面情绪中无济于事。“再取5次，如果还不成就不想这件事了。”我默默对自己说。我一边做最坏的打算，一边开始做功课。之前由于学习和工作的缘故，我一直对美国的医疗有好感。没想到一查，发现日本试管婴儿技术也非常先进。近年来，日本社会的高龄、少子、不婚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政府支持试管技术的研发，整个日本有600多家试管医院，加上国家提供的福利——医保报销试管费用，日本一年有1/18的新生儿都是试管婴儿。 资料越查越多，我心里也越来越清晰。论技术，有明确的数据做支撑，在日本最大的生殖中心，每年有将近7000例的试管周期、3000例的成功妊娠；论体验，日本的距离、医疗环境和医疗服务都有所保障。看到很多人的分享，日本试管婴儿的用药也相对温和，想到美式的粗放和日式的温润，对于亚洲女性，不用每次用那么多的药，对身体的影响也小一点。以上的种种考虑，我决定到日本试一试。当时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解决我能为孩子在美国找到代孕妈妈的需求。毕竟前后投入了这么多，我需要降低在这件事上的风险。幸运的是，似乎从这个时候开始，一切都渐渐顺利起来。就在我查询相关法律规定和执行方法的时候，我竟发现在日本就有医院可以提供日本和美国联合助孕的方式，而那家医院，正是我之前一直关注的。我完全可以在日本完成促排取卵、胚胎培养，再到美国进行合法助孕，等到预产期再去美国抱孩子回来，一路上都有专人提供服务和法律保护。很快，我联系上了日本英医院北京办事处的医疗助理Claire，面谈一轮就决定开始日本之行。但日本并不接受单身者做试管，碰巧这个时候，我有一个短暂相处的男友，跟他协商后，他同意跟我同行。日本英医院那位干练又一脸谦和的盐谷雅英博士拿着我的报告对我说：“你的卵巢功能并没那么差。”听到这句话，着实让我吃了一惊，这和美国医生的判定完全不同。也是奇怪，我去美国时，AMH低至0.8，来日本时却涨到了1.4，基础卵泡也有10个左右。盐谷博士说，建议我可以直接用长方案。这次取卵取了9颗，5个囊胚，最终2颗通过PGS，都是女孩。我想要一个男孩，只能再试。对于要男孩的想法，是我一早萌生的，身为女人，我用自己的例子证明了，一个女性在社会生存所要面临的困境。所以如果有得选，我不想自己的孩子，再受曾经我受过的那些苦在她身上重演一遍。原本，我不抱太大的希望，结果一颗囊胚通过了PGS，男胚，还是级别很高的G5AA。这个结果出乎了我的意料，重新给了我希望。
经历过三个国家的试管之旅，我深切地感受到，美国的简单粗糙，日本的更人性化，澳洲的有点不靠谱。日本医院是定制式的，医生会根据患者情况制定个性化方案，很多细节都让人感到无比舒心，例如使用震动呼叫机候诊，取代公共电子屏幕暴露个人隐私；布帘隔开医生和患者，免去面对面进行妇科检查的尴尬……去美国时买的精子不多，所以去日本前，我买了不少，想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没想到，不过半年就有合格的囊胚，移植指日可待。在选择孕母时，我认识了Tina。我在一堆备选人资料中，一眼就注意到了她。Tina很开朗，她说：这是你们中国人说的缘分。29岁的Tina，有一个9岁的儿子，曾当过一次孕母。也许别人会在意她是单身母亲，我倒觉得孕期没有性生活，对孩子更安全。而且Tina和她的妈妈、姐姐住在一起，每周上几天护士课程的课，也有兼职工作，生活规律。我认定找她，是和她在视频聊天时，她的一个细节打动了我。“以后生完孩子，你还会和我联系么？” Tina问出这话时，脸上掠过一丝羞怯。我本能的回应，“干嘛不呢？”Tina说她上次的客户接走孩子后就消失了，再也联系不上。Tina感觉自己就像是被人当做一件工具，用过后就丢弃了，为此她到现在都一直觉得很难过。我为Tina的真诚感动。对于代孕，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态度也大相径庭。在美国，尤其有宗教信仰的代母，做这件事不仅是为了钱，在她们看来，这是一件能帮助别人的高尚的事。这对于那些狭隘的、认为只有穷疯了才会给人代孕的人，是永远无法理解的。2018年11月，确认移植成功后，Tina护士班的老师向全班宣布这个消息，同学们都为她鼓掌，她也很开心。Tina的善良和细心无处不在，对于我这样一个陌生人，她却处处为我考虑。一天，Tina在微信上找我，说她特意买了一个电子设备，想让我录下讲故事的音频，每天放在肚子上给孩子听。这些我忽略的，反倒她先想到了。每次孕检，我都在线上陪着她，感受着孩子一点点细微的变化。陪伴Tina一起，见证孩子一点点细微的变化我和Tina像是被一根线联系在一起，竟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2019年9月，我奔赴美国迎接我的孩子。亲手抱上他的那一刻，想到这个小巧、软糯的人儿未来一直和我作伴，眼泪夺眶而出。试管路上，我见过很多愁苦的女人，她们身体不行、经济负担太大、时间难以兼顾，种种都可以成为她们放弃的理由。我是一个工作狂，谈项目、开电话会议就是我的日常，我不可能因为生孩子让人生停滞。接纳现在的状态，这也让我平和而安宁。情绪影响内分泌，心情好比什么都重要。换作十年前，为工作熬夜奔忙，也没有心理准备去养小孩。现在，经济和心智成熟了，我已经做好了准备，等待孩子的来临。代孕前，我和美国心理医生有过一次沟通。他问了我三个问题，“你为什么想做一个妈妈？”“你觉得怎样才是有责任感的妈妈？”“你如何跟孩子解释身世？”一个个追问都叩击内心。最后，心理医生的建议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诚实”。我想在以后的某一天，坦然地告诉我的孩子，“你是因为爱，才来到这个世界。”等孩子懂事了，我会告诉他这一切。移植的视频、孕检的照片，都入册存好。我要告诉他：“你可以看到自己从胚胎到出生的整个过程，你是多么幸运的小孩。”有一次，我在会议上碰到过一位学识深厚、事业成功的荷兰律师。看到墙上的地图，她兀自感叹，“北京离韩国这么近！”我问她：“你是要出差么？”她笑了笑，说：“我是荷兰人领养的韩国弃婴，还从没回过韩国，要不要去看看呢。”我期望我的孩子以后成为一个快乐、健康，有独立思考的人。20岁时，我以为人生有无限可能，想要的都可以实现。到了40岁，我才明白，我们只能做好一件事，那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是L女士的整个备孕历程。 L女士是一位非常勇敢独立的女性，感谢日本英医院中国办事处提供采访线索，并对试管治疗相关内容提供医学监制。 日本英医院自2014年进入中国开设办事处，至今已经服务超过1000个中国家庭。2月15日－16日，日本英医院将在广州、上海两地办事处举办2020年首场“院长见面会”，文中提及的盐谷雅英博士也将出席，与中国家庭分享前沿的日本试管婴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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