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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约翰·巴勒斯是美国著名的博物学家、自然散文作家兼批评家，他在基本的散文观，以及自然散文观方面，都有独到的建树。他阐述的一些普通文学理念，实际上也是他基本的散文观。更为重要的是，他阐明了自然散文体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为自然散文确立了文学性、科学性、教育性三条规范。他倡导的观察大自然的理念，把敏锐的自然科学观察与融入型的生态审美欣赏相结合。这些不乏辩证性的散文观是美国散文理论的奇葩，更是美国自然散文的健康发展和持续繁荣的坚实基础。随着生态思潮的日益壮大，巴勒斯的散文观将会对未来全球的自然散文创作产生积极影响。
关键词：约翰·巴勒斯；散文观；辩证性
The Rare
Flowers of American Theories of Literary Non-fiction:
John
Burroughs’s Dialectical Concepts of Literary Non-fiction
Abstract: A famous American naturalist, nature essay writer and
critic, John Burroughs made unique contributions in terms of
concepts of nature writing as well as basic concepts of literary
non-fiction. The general literary ideas he elaborated actually
represent his basic concepts of literary non-fiction. More
importantly, he illuminated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
genre of nature essays, and established three norms for nature
essays, that is, literary norm, scientific norm and edifying norm.
The concepts of seeing nature he advocated combine acute
observation in natural science and engaged appreciation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All those concepts of literary non-fiction,
which are dialectical in a sense, are the rare flowers of American
theories of literary non-fiction, and, more significantly, the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and the continuous
prosperity of American nature essays. With the ever-increasing
momentum of the ecological trend of thought, John Burroughs’s
concepts of literary non-fiction will exert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future composition of the global nature essays.
Key
Words: John Burroughs; concepts of literary non-fiction;
dialectical
约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1837—1921）是美国著名的博物学家和自然散文作家。他一生创作的28部作品，27部是散文集；这些散文大多描写鸟类、花草和乡间景象，此外还包括文学散论和自然沉思等。巴勒斯生前已获得了很高声誉，美国有两项以他命名的自然散文奖——约翰·巴勒斯奖章（奖励自然散文著作）和约翰·巴勒斯自然散文奖（奖励单篇自然散文），还有11所以他命名的学校。他被誉为“继爱默生、梭罗两位超验主义大师之后伟大的自然散文作家”[1]。
巴勒斯也是一位罕见的对散文，尤其是自然散文创作进行反思的美国散文作家。他被视作“文学批评家”[2]，“确立了自然散文的写作标准”[3]。他与散文有关的散论主要收集在《室内研究》（Indoor
Studies, 1889）、《文学价值》（Literary Values,
1902）两部散文集中，此外，还有一些收集在他其他的散文集中。他的散文创作和理念，对美国散文，尤其是自然散文这一体裁的确立和健康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拟审视巴勒斯的文学散论所阐发的散文观。
一、文学理念大旗下的散文观
在60余载的笔耕生涯中，巴勒斯始终是位随笔作家，在文学批评方面也是如此——他大力倡导个性化、随笔式的批评风格。除了对惠特曼有较为系统的研究外，他对包括散文在内的其他文学问题，都没有系统的探讨。即使他的普通文学理念，也大都蕴涵在他针对时弊而写的文学散论中。不过，他阐述普通文学理念时，举的例子多半来自散文领域，而且，他先后数次专门评说的作家，除了惠特曼，全都是散文作家，尤其是自然散文作家，如爱默生，梭罗，吉尔伯特·怀特等。就是说，他主要以散文创作实践为依托，建构其文学理念，然后运用这些理念去评说散文作家。因而，巴勒斯阐述的普通文学理念，实际上也是他基本的散文观。
19世纪70年代，针对欧美文艺界出现的形式主义时弊，巴勒斯认为，文学作品的内容是第一位的，包括散文在内的文学作品，要成为优秀、永恒的作品，首要条件是表现最基本的人性，并体现作者本真、完善的个性，而不是“文字的和技艺性的成就”[4]之类的纯文学因素。他说，“文学会因非文学因素的衰竭而死亡”[4]。这里的“非文学因素”就是作品的内容。但他同时强调，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不可分。文学之美的前提和必备条件，是作者内在的人格力量；这种力量自然地表露出来，就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产生了美。正如自然景象之美是在自然力的不断作用下，所形成的自然存在物固有的整体效果，不是附加上去的，优秀文学作品的美，是作者的内在力量自然而然地形诸于文字本身所呈现的整体效果，也不是刻意加上去的。在他看来，最优秀文艺作品的创作过程类似自然存在物的产生过程，是一种直觉性的喷涌而出，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整体性的、毫无保留的坦露，而不是刻意的、精选式的、不全面的表达。他说，坦露作者个性的作品“也许很很平凡，但却有活力”，“充满个人魅力”，“人类永远都不愿摈弃之”[5]。他赞同并重申“风格即人”的观点[5]，引用了蒙田“我写的这一切……是在坦露我自己”的话[5]。他倡导风格的多样化。在他看来，人的个性各不相同，所以文学作品的风格也应千差万别。
在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以及作者的能动性等问题上，巴勒斯的理念具有辩证性。他强调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不可分，但并非要否认作品的审美属性，否认作者的能动性，要作者做被动的记录员。他在短篇随笔《真正的现实主义》中指出，真正的艺术家，“需要严格忠于大自然，忠于事实，但同样需要自己的心灵与想象”[6]。就是说，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既要忠于现实，又要高于现实——体现作者的个性，融入作者独特的情感和想象。而有个性、融入情感和想象的作品，就是有风格、有诗意或美感的作品。他质问道：“为什么一定要说左拉比霍桑技高一筹呢？”[6]显然，他反对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创作方法，肯定作者的能动性；不过，这种能动性是作者在主动接触相关创作素材时，自然地融入自己独特的情感与想象，并在恰当地表达相关内容时，自然地流露出风格和审美属性，而不是去刻意追求华丽风格等纯文学因素。巴勒斯并不反对创作中的审美追求，他反对的，是作者刻意地追求形式美，是言之无物的所谓“纯文学”作品。他在《纯文学》一文中明确指出：“文学因素——诸如风格、作者的学养、幻想等等，不应被讥讽，除非它们是作品所体现的唯一因素”[5]。他对英国唯美主义的代表性作家沃尔特·佩特的作品持否定态度，说“读佩特的散文，往往使人感到严重不适，其作品弥漫的全是对风格的渴求”[5]。
巴勒斯提倡平易、朴素、自然、明晰、形象的语言，提倡亲切、坦诚的笔调。他主张从大众化语言中汲取营养：“人们的日常话语常常充满文学可采用的语言。普通的白话中包含的词和短语，比任何诗人所创造的都要好，而且要多得多”[5]。他赞赏朴素自然的语言风格：“我想，正如人们到头来还是喜欢便衣、随意态度和简朴生活，他们最终还是喜欢朴实无华的文学作品。随着年龄增加，我们愈加喜爱真诚和真实。作者对风格本身想得越少，我们会越喜欢”[5]。他极其重视语言的明晰性，说“它是文学的重要优点之一。如果语言不明晰，如果我们读起来如看暗色玻璃，如果有一点点的模糊不清或晦涩难懂，这样的作品就不可救药”[5]。他反对抽象说教，主张通过形象描绘让读者自己去领会相关意思：“艺术对恶行不指责，只描绘；它不力主改革，只给我们展现改革者……说教者的功夫在于挑选和排除，艺术家的功夫在于包涵和对照”[5]。他推崇絮语随笔作者那样的亲切、坦诚笔调：“名副其实的作家总是与读者建立一种亲密的私人关系。他出现在读者面前，没有丝毫遮掩；他的一切都体现在他的言辞中，读者似乎能触摸到他，读者的心灵与其心灵息息相通”[5]。怀特的《塞耳彭自然史》充分体现了这些语言特色，这无疑是巴勒斯对其赞誉不绝的原因之一。在巴勒斯看来，该部作品中的“每一封信似乎是单为你一个人写的私人信件，向你倾诉你最近刚刚探望过的田野里和小路旁出现的新情况”[6]。就是说，怀特把读者当成了挚友，用亲切、坦诚的笔调，用朴素、自然、明晰、形象的语言，生动、清晰、真切地描绘出了英国的田园景象，令读者感到所描述的景象历历在目，如在眼前，感到好像是自己亲自走进了英国田园。
二、自然散文本体论——酿蜜论
巴勒斯总结以前自然散文作家的创作经验，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先后写了《科学与文学》（1889）、《自然的文学处理》（1905）和《文学与科学》（1916）三篇随笔，在承认科学与文学有区别的前提下，阐述了用文学手法处理科学题材的必要性和限度，说明了自然散文这一体裁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且为该体裁确立了规范。
巴勒斯认为，科学与文学存在区别，但二者的结合是必要的，其成功的典范是自然的文学处理——用审美的或诗意化的方式表现自然题材。科学的主要价值是增进准确的知识，文学的主要价值是愉悦和提高人的境界；科学家对待大自然的方法是分析式的，文学家处理自然事实的方法是“综合式的”[7]，保持自然存在物原有的状态和生机。科学对自然物的描述体现的是分析和认知的兴趣，这一兴趣不是大众所共有的；文学对自然物的描写所激发和培养的，是喜爱或赞美之情，或是敬畏或恐惧之情，这样的情感是所有人共有的。为了使自然科学走近大众，为了使大众在了解自然知识的同时得到审美愉悦，提高道德与精神境界，就要使科学文学化——在表述科学知识时，融入作者个人的情感和想象。他说：“在融入情感，诉诸心灵和想象之前，科学宛如无生命的、无机的物质；当融入了此类因素而被转化之后，它就成了文学”[6]。他认为，达尔文的所有著作是对文学界产生最大裨益的科学作品，原因就在于这些著作“具有人情化和些许诗意的一面”[6]；而“使洪堡特的'自然观’和'科学旅行记’魅力不减的因素，与其说是其具有的纯科学性，不如说是其体现了良好的文学性”[6]。他引用并阐释柯勒律治的话，为在西方受到歧视的散文正名：“柯勒律治说，诗歌的真正对立面不是散文，而是科学，此言具永恒价值。用化学和物理方法，用准确的知识去分析评估自然与生命，我们看到是一个世界；像诗人那样，或像富有情感和想象力的人那样去看自然和生命，我们会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8]。也就是说，散文，包括自然散文，也可具有诗意，也可以成为文学。这样，巴勒斯就阐明了自然散文成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巴勒斯在其第一部自然散文集《醒来的森林》1895年版的序言中，用蜜蜂酿蜜的比喻，形象、贴切地说明了自然散文作家（文学博物学家）在创作中的作用，以及自然散文的文学性和科学性的辩证关系。他说，蜜蜂在从百花中采集的琼浆里，加入自己分泌的蚁酸而酿成蜜，蜂蜜既不是作为其原材料的花儿琼浆，更不是蜜蜂凭空酿出来的东西；同样，文学博物学家赋予自然史事实以自己的个性，但是，“文学博物学家对事实不是随意进行改造的；事实是其赖以生存的植物”[9]。就是说，自然散文是自然科学知识融入作者个性的产物，它要以科学的自然知识为基础，但既不是自然知识的简单堆积，也不是作者随意发挥的产物。后来，他在数篇随笔中多次运用蜜蜂酿蜜的比喻，来说明自然散文的创作诀窍，同时总不忘强调自然散文作品涉及的自然知识的科学性。
部分由于巴勒斯的引领，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自然散文在美国出现了繁荣局面——自然散文作品颇为畅销，自然散文作家不断涌现。但同时也出现了一种不健康的倾向：以恩斯特·汤姆普森·西顿和小威廉·朗为代表的一些作家，在描写动物时，要么想象力发挥得太过分，要么根据道听途说，所写的散文作品几乎成了寓言或童话：其中的动物具有人类才有的特征和能力。对此，一向谦和的巴勒斯挺身而出，于1903年5月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真假自然史》一文，严厉批评这类对鸟兽严重脱离客观事实的描写，坚决捍卫自然散文（或文学自然史）的科学性。巴勒斯批驳说，西顿往往为了文学效果歪曲自然事实：“西顿先生用大写字母写道，他讲述的故事是真的，正是这一强调性的宣誓，才使有识之士为之汗颜。他的故事是传奇，这倒是真的，具有艺术效果，这也是真的，颇能激起青年读者的兴趣，这肯定是真的；但要说是不是真的自然史，他的故事肯定不是”[10]。在巴勒斯看来，真实性或科学性不是动物寓言或动物小说（如杰克·伦敦的一些动物小说）的必要规范，但却是自然散文或文学自然史的必要规范之一，违反了这一规范，自然散文作品势必误导青少年读者乃至大众对自然的认识；西顿和朗等人的错误在于，他们一方面言之凿凿地声称，自己对自然物的描写是真实的，实际上却加入了许多道听途说或想象出来的成份。后来，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加入了捍卫自然散文之科学性的运动。通过二人的努力，自然散文的科学性规范在美国被牢固地确立下来。
巴勒斯在阐述自然散文的文学性和科学性规范及其辩证关系时，实际上也涉及了其第三个规范：教育性——对读者的积极影响。自然散文的文学性可以激发广大读者对大自然的兴趣和爱心，使更多的人能以审美的态度去欣赏大自然，并从中获得自然知识和启迪，提高道德和精神境界。自然散文的科学性可以确保其不误导广大读者，以便使读者所获得的自然知识是正确的，所获得的启迪是有益的，所达到的道德和精神境界是高洁的。在《文学与科学》一文中，他再次强调创作自然散文时对自然知识进行“文学处理”的限度，并且指出其意义：“我所说的文学处理，并非要随意地对待事实，而是要通过处理，使读者对其有生动的和充满想象的认识——体验到其审美价值和益智价值”[8]。这不仅表明了巴勒斯自然散文创作观的辩证性，而且体现了这一辩证的创作观包涵着另一个规范：教育性——既使读者以审美态度对待大自然，又使读者以科学态度认识大自然。。
三、自然散文作家修养论——观察论
巴勒斯非常注重观察大自然的艺术，先后写了《锐利的眼睛》（“Sharp Eyes” 1879）、《敞亮的观望地》（“A Sharp
Lookout” 1886）、《观物艺术》（“The Art of Seeing Things”
1908）三篇随笔，其中蕴含的理念对提高美国自然散文作家观察大自然的修养，无疑具有重要影响。巴勒斯自称“文学博物学家”[6]，但他反对像一般的博物学家那样，在室内研究和描述动植物标本；他主张到户外，去观察和欣赏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的生物。正如他倡导文学要描写“最普通的人性和最平常的事件”[4]，他尤其主张，自然散文作家不应长途跋涉，去猎寻大自然中的奇观，而要观察和描写身边最普通的自然景象。
而要在普通的生态环境中发现常人发现不了的自然现象，观察者需要有非凡的观察力和领悟能力。巴勒斯写道，怀特、梭罗、奥杜邦等作家观察自然明察秋毫，似乎比普通人多了几只眼睛；这类多出的眼睛“并非外在眼睛，而是内在眼睛”；他接着解释道：“无论何时，只要我们的观察超越了事物第一眼看上去所呈现的总体特征，或轮廓，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抓住了这一面具所掩饰的特殊细节和特有标志，我们就多出了一只眼睛。科学赋予我们新的视觉力量。无论何时，只要你学会了区分鸟儿、植物，或一个国家的地理特征，你仿佛就增加了新的、比较敏锐的眼睛。//
当然，人们一定要不仅仅是敏锐地观察，而且是正确地理解所见之物”[11]。就是说，优秀的自然观察者不仅要透过自然表象，敏锐地发现特定自然存在物与众不同的本质性特征，而且要正确理解这些特征，从而辨别和解释貌似平凡或雷同的自然万象。这样，自然散文作家才能发现更多的自然真相，为自己的创作准备具有科学性的新颖素材。
巴勒斯认为，观察自然最好的地方是自己的家乡。他说：“栖居于自己的家园，才能最大程度地领悟大自然；她在异乡客和旅行者眼里只能是异乡客和旅行者。一个人栖居的地方，在某种意义上必将成为自身难以割舍的一部分；他已把自身播撒进这一地方，他的心绪与情感与该地息息相关；他的所有感官连着天边内的所有存在物：砍任何一棵树，他都会流血，毁任何一座山，他都会疼痛”[12]。就是说，观察者从身心两方面都融入自己家园周边的自然环境，观察起来就可以从容不迫，从而可以真正熟悉并认清其中的自然物的真谛；到陌生环境中去观察，不仅观察者难有足够长的观察时间，而且，被观察者往往像带上面具一样，不会向陌生的观察者显露其真面目；更重要的是，身处家园，人还会意识到，自己与其他自然万物都是同一个大家庭中感情相依、血脉相连的成员，或都是同一有机整体的一部分。他明确指出：“这一家园情感，这种大自然的家园化，对观察者具有重要意义……这是让观察者潜入大自然剧场幕后的秘密通道，也是吉尔伯特·怀特之魅力和梭罗《瓦尔登湖》之魅力的源泉之一”[12]。即是说，在自己的家乡观察大自然，以大自然的普通一员和关爱者的身份去观察大自然，观察者的思维和情感都处于最佳状态，不仅可以使观察者认清大自然的真谛，而且可以使其对观察到的自然真相充满情感，从而为创作出既有科学性又富感染力的自然散文奠定基础。
在巴勒斯看来，喜爱是观察自然万物的关键，而科学可以增进人们对大自然的喜爱。他指出：“喜爱使观察者的眼睛、耳朵、触觉都变得敏锐；使其脚快、手稳，使其无视湿冷天气。我们喜爱做的，一般都能做好。仅仅知道如何观察是不够的；它只是成功的一半。喜爱观看是成功的另一半……”[13]。他认识到，科学使现代西方人不再惧怕大自然，进而使他们对大自然的爱成为可能，结果使他们能更好地观察大自然：“前现代时期，人们用恐惧和迷信的眼光看自然，现代人则用同情和爱之眼光看自然。因而现代人看得更仔细，更准确；科学使现代人的眼光沉着而明亮。”他接着说：“对于匆匆穿越大地的旅行者来说，所有农场和农家看起来千篇一律，但对在该地出生和成长的人来说，情况却大相径庭！他们可以看到溜过匆忙眼神的景观，这些景观对他们本地人来说，充满了无穷的意味”[13]。因为本地人爱恋家乡，和家乡融成了一体，对本地的田园景观有关爱之心，所以观看得格外仔细。这样，巴勒斯就为其在家乡附近观察自然万物的理念，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理由。他还说，理想观察者“也有发现狐狸、野兔、迁徙水禽的眼神儿，但他们是用爱的目光，而不是用谋杀的眼光去发现这些鸟兽的”
[13]。显然，他力倡的理想观察，既是敏锐的自然科学观察，又是融入其中的、平等的、关爱式的生态审美欣赏。
总之，巴勒斯在基本的散文观，以及自然散文观方面，都有独到的建树。他阐述的一些普通文学理念，即是其基本的散文观。他认为，文学作品的内容是第一位的，文学要表现最基本的人性，体现作者本真、完善的个性；同时，他主张，犹如自然存在物一样，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不可分，而且，内容和形式不可偏废。他倡导文学风格的多样化，同时出于他自己的个性，他又提倡平易、朴素、自然、明晰、形象的语言，提倡亲切、诚恳的笔调。他在散文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共性和个性等问题上的观念无疑是辩证的。更为重要的是，他明确提出科学要与文学相结合，并阐明了自然散文体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他用蜜蜂酿蜜的比喻，形象地阐述了自然散文的文学性和科学性的基本规范及其辩证关系；他同时认为，自然散文还应具有教育性这一规范。此外，他倡导的观察大自然的理念，既是敏锐的自然科学观察，又是融入性的生态审美欣赏，显然也具有辩证性。他主张，自然散文作家要到户外，去观察和欣赏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的生物，尤其是要观察和描写身边最普通的自然景象——为此，自然散文作家要有科学家那样的非凡观察力和领悟能力。他认为，观察自然最好的地方是自己情感相依的家乡；喜爱是观察万物的关键，科学可以增进人们对大自然的喜爱。在美国文学史上，散文处于边缘位置；在生态批评开始重视对自然散文的研究之前，对散文及其创作的理论反思始终属凤毛麟角。可以说，巴勒斯在其稀有的对散文的反思中所蕴含的上述这些不乏辩证性的散文观，是美国散文理论的奇葩，更是美国自然散文的健康发展和持续繁荣的坚实基础。随着生态思潮的日益壮大，巴勒斯的散文观将会对未来全球自然散文（生态散文的精粹）的创作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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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发表于中国首家生态批评学术期刊《鄱阳湖学刊》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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