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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清：青年恩格斯与“青年德意志”——对相关问题的再思考 内容提要：无论从恩格斯思想的整体性还是从其批评理论的整体性看，都确有必要重新审视文学青年恩格斯与文学派别“青年德意志”之间的关系。恩格斯对“青年德意志”的接受历经初步接触、诚心归附、自觉疏离、自我清算、严苛批判五个阶段。从时间看，它们发生在1839年1月至1851年9月间；从地理空间看，它们主要发生在不来梅、柏林、曼彻斯特等地。研究青年恩格斯与“青年德意志”的内在关联，既可以提供恩格斯文学思想相对完整的时间发生图，也可以为进一步探索恩格斯的文学思想与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之间的多重关系拓展新的研究空间。 关键词：恩格斯；文学思想；青年德意志； 一、问题的缘起 青年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前史时期”不仅投身于文学反对派运动“青年德意志”，而且还参加了哲学反对派运动“青年黑格尔派”并加入了“自由人”团体，而同一时期的马克思只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青年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前史时期”可具体分为巴门(1833～1838.8)、不来梅(1838.9～1841.3)、柏林(1841.9～1842.10)和曼彻斯特(1842.11～1844.8)四个阶段，其中，恩格斯在不来梅和柏林期间的文学等活动与本论题密切相关。① 时至今日，为何还要关注这一看似“老掉牙”的问题？ 首先，从恩格斯思想的整体性看，他的文学思想与宗教、政治、哲学、经济等思想一样，都是其思想总体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除不得不从事的实习经商活动外，文学活动是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前史时期”自觉自愿从事的第一个社会活动，他随后还参加了哲学、政治、社会等其他活动。不过，以往的诸多研究往往把探究的重心都聚焦在恩格斯的宗教、政治、哲学、经济这四大思想领域，对他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尚未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剖析，这就需要我们厘清他在“前史时期”文学思想的发生、演进及其与哲学、政治、经济等思想之间的关系。 其次，从恩格斯文学思想的总体性看，他与“青年德意志”的关系恰好处在这个总体的关键位置。众所周知，在青年恩格斯十分短暂的文学生涯中，他主要是以“青年德意志者”的身份在从事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活动，因此只有厘清青年恩格斯与“青年德意志”的真正关系才能准确把握他在不来梅期间的文学观念、美学理想等，才能深入理解他的文学思想、审美取向等在此后的不同阶段所呈现出来的相关变化。其他诸如恩格斯与德国民间文学的关系，与歌德、席勒为代表的德国古典文学的关系，与德国晚期浪漫派以及与弗莱里格拉特等之间的关系，也是其文学思想总体的主要构成部分，因篇幅所限，我们再另文探究。 再次，从恩格斯文学批评理论自身的完整性看，他的批评理论是由“前史形态”与“初始形态”共同构成的，两者缺一不可。所不同的是，批评理论的“前史形态”是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前史时期”独立完成的，而批评理论的“初始形态”则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共同完成的。作为“青年德意志”的追随者，青年恩格斯的创作与批评活动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他在“前史时期”的文学观念、批评理想等。 基于上述考虑，当今依然有必要对此论题进行再审视、再探讨。那么，关于这一论题的相关研究已推进到何种阶段？从笔者掌握的现有文献资料看，自19世纪90年代至今，国外学界主要围绕“青年德意志”这一问题展开具体讨论，恩格斯与“青年德意志”的关系这一问题未被重点关注与讨论。②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关注得十分不够。③针对此种状况，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来切入：其一，何谓“青年德意志”？我们是按照传统惯例还是如勃兰兑斯那样按照研究者自己的理解来把握？④其二，如何才能具体且客观地“呈现”恩格斯接受“青年德意志”的整个过程？其三，如何评价作为青年德意志者的恩格斯的文学创作及其评论？根据以往研究存在的主要缺憾与不足，本文把第二个问题作为关注与思考的重心，而把第三个问题留待以后再探究。 在接下来的三个部分中，本文拟通过对恩格斯的书信、创作、评论、政论以及他人研究文献的“细察”，希望能最大限度地“还原”其接受“青年德意志”的“完整”过程。简言之，本文把恩格斯这一完整的接受过程“场景化”为初步接触、诚心归附、自觉疏离、自我清算、严苛批判五个阶段，它们依次发生的过程恰好与恩格斯自身思想的发生、发展、转变以及所关注的问题领域的转换等紧密关联。⑤ 二、接触与归附 不言而喻，接触阶段是归附、疏离、清算、批判这四个阶段的“认知锚点”，这个“锚点”也有属于自身的“前奏”，即恩格斯在家乡巴门时已经对“青年德意志”“有所耳闻”。正如一些学者所论，由于政府禁令的限制以及虔诚主义家庭的思想束缚，巴门期间的恩格斯不可能阅读“青年德意志”作家的相关作品及其评论，由此导致他对这一文学派别的了解仅限于“听闻”状态。 1838年8月上旬，即将年满18岁的恩格斯来到了德国自由港不来梅一家商行实习经商。浪漫主义文学尤其是青年诗人弗莱里格拉特具有东风情调和异域风情的浪漫诗歌对这时的恩格斯产生着较大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了1839年3月底。⑥由于不来梅是一个自由城市，青年恩格斯在这里可以看到各种禁书，这当中自然包括“青年德意志”作家的相关作品及其评论。问题在于，即时的阅读并不等同于顷刻的接受，恩格斯还需要一些时间对它们进行充分“消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何在1838年9月1日、9月17～18日致格雷培兄弟的两封信中只字未提“青年德意志”了。 四个月后，情况发生了彻底改变。恩格斯在1839年1月20日的信中首次谈及“青年德意志”：“柏林的青年德意志是很不错的一伙人!他们想把我们的时代改造成为一个具有‘各种精神状态和各种微妙的相互关系’的时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有什么就胡乱写什么，为了把篇幅填满，我们就描写一些不存在的事物，并把这称之为‘精神状态’，或者我们东拉西扯地说一通，而美其名曰‘微妙的相互关系’。泰奥多尔·蒙特这个人在提到那个‘想把舞蹈跳得同歌德齐名’的塔利奥尼小姐时，是想到什么就胡乱涂几笔，他剽窃歌德、海涅、拉埃尔和施蒂格利茨的漂亮词句来装饰自己，写些有关蓓蒂娜的极为可笑的废话，这一切在他的笔下竟如此时髦，如此时髦，以致任何一个无知的傻瓜，或者任何一个年轻、虚荣、放荡的女士肯定都喜欢看。蒙特在莱比锡的代理人奎纳现在是《雅士报》的编辑。这家报纸看上去活像一个女人，虽然她的身材只适宜穿裙环，现在却硬穿上一件时髦的衣裳，每走一步，都可以透过柔软贴身的衣服看到她那线条柔美的大腿。真是妙极了!还有亨利希·劳伯!这家伙一个劲地胡乱塑造一些虚幻的人物，写了一些不是游记的游记，废话连篇。真是可怕!我不知道，这对德国文学会产生什么影响……”⑦由这段引文可知，恩格斯一方面认为“柏林的青年德意志是很不错的一伙人”，但另一方面又对蒙特、奎纳、劳伯等作家做出了颇为负面的评价。 与此同时，恩格斯在反映家乡巴门精神生活的首篇政论文《伍珀河谷来信》(写于1839年1月～3月初，刊载于1839年3月～4月的《德意志电讯》)中第二次提到了“青年德意志”。恩格斯指出，由于家乡的知识界还处在虔诚主义思想的禁锢下，“他们谁也不了解青年德意志在文学上的作用，把它看成海涅、谷兹科和蒙特等先生所主持的一伙蛊惑者的秘密团体。有些高贵的公子也许读过海涅的作品，比如《旅途景色》——不读里面的诗一或《告密者》”⑧。不过，恩格斯在这篇政论中并未触及他自己如何看待“青年德意志”在文学上的地位及影响这一问题。 至此，我们可作如下合理推断：尽管初到不来梅的恩格斯确实已在阅读“青年德意志”作家的相关作品与评论，但是他的阅读尚处在“起始”状态，还不能说他对这一派别已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换句话说，在1839年1月～1839年3月间，尽管恩格斯当时偶尔还写些浪漫主义诗歌，但他的确在“直接接触”即开始阅读“青年德意志”作家的作品及相关评论。 那么，恩格斯究竟是何时“归附”“青年德意志”的？为了便于叙述，我们再把它细分为以下两个层面。 层面一，恩格斯决定“归附”“青年德意志”时的宣示、宣示、再宣示。 其一，恩格斯在1839年4月8～9日的信中明确宣布：“我应当成为青年德意志派，更确切地说，我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青年德意志派了……不过，弗里茨，我跟你说，有朝一日你当牧师时，可以想怎么正统就怎么正统，但是如果你变成一个虔诚主义者，斥责青年德意志，而把《福音派教会报》奉为神谕宣示所，那么，说真的，我可对你不客气。”⑨ 其二，恩格斯在1839年4月29日～30日的信中进一步解释了他为何要“归附”“青年德意志”：“我的精神倾向于青年德意志，这并不会损害自由，因为这一个作家群体与浪漫派和蛊惑性的学派等等不同，它不是闭关自守的团体；相反，他们想要而且竭力使我们本世纪的观念——犹太人和奴隶的解放，普遍的立宪制以及其他的好思想——为德国人民所掌握。因为这些思想同我的精神倾向没有分歧，我何必要脱离他们呢？要知道，问题不在于如你所说的要屈从于某一倾向，而在于要归附于某一倾向。”⑩对恩格斯而言，归附与屈从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发自肺腑的精神认同，后者则是有违内心的思想桎梏。 其三，恩格斯在1839年5月24日～6月15日的信中断言：“现在我们通过青年德意志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系统的流派：卡尔·倍克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号召同时代人来认识这个流派，并且归附这个流派。”(11)为了第三次表明心迹，他还在信的末尾即签名处刻意作了如下书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青年德意志派。” 不难看出，这三封信的总基调是恩格斯对自身文学立场的宣示、宣示、再宣示，是他心悦诚服、毅然决然投身于“青年德意志”这一文学反对派运动的明证，这与他在接触阶段所持的“未置可否”的文学立场形成了鲜明对比。 层面二，诚心“归附”后的恩格斯不仅把“青年德意志”尊为了“德国现代文学的女王”，他还努力研究“青年德意志”的文学风格、文学体裁等问题，同时他也在努力从事文学创作活动。 其一，恩格斯在1839年7月30日的信中这样写道：“青年德意志就作为现代德国文学的女王登上宝座……谷兹科、蒙特、文巴尔克、博伊尔曼——已经茁壮成长；不错，凶险的乌云还笼罩在他们头上，而且德国被一条长长的锁链紧紧捆住了，这根锁链在哪儿有可能被拉断，联邦议会就把那儿修补好……我说过，如果你以为我们青年德意志派想为时代精神推波助澜，你就大错特错了。你想想，既然这股风在吹，而且顺着我们吹，如果我们不扬帆，岂不成了蠢驴了吗？”(12) 其二，恩格斯在1839年10月8日的信中坦言：“我正在专心研究现代风格……现代风格包括了文风的全部优点：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同长长的、平铺直叙的描写相互交织；朴实无华的语言同闪闪发光的形象和迸发出耀眼火花的妙语相互交织。总之，它就像是头戴玫瑰花环、手执刺死皮顿的标枪的年轻力壮的加尼米德。”(13)此外，恩格斯在刊发于1839年12月《德意志电讯》上的《卡尔·倍克》一文中还着重讨论了“现代风格”散文、抒情诗等文学体裁的关系问题。文巴尔克、蒙特等部分“青年德意志”作家认为，诗歌的时代已经过去，散文的时代已经来临，惟有散文才能体现出这一派别所信奉的“现代风格”。恩格斯认为，抒情诗固然有很多不足，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必然会被散文所取代，它与散文一样能够体现“现代风格”，“文巴尔克辛辣地批评过平庸的抒情诗和诗中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蒙特反对过各种抒情诗，认为它们都不合时宜，并且预言散文这个文学救世主必将来临。这都太过分了……你看，拥有弗兰茨·丁盖尔施泰特，恩斯特·冯·德尔·海德，泰奥多尔·克赖策纳赫和卡尔·倍克的‘青年文学’的抒情诗出现了!”(14)诚如卢卡奇所论，对抒情诗这一体裁的强调体现了“青年德意志”评论家恩格斯的真知灼见。 其三，恩格斯在1839年11月13日～20日的信中以诗一般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文学梦：“我对世界上的一切文学不仅格外努力去了解，我还正在不声不响地用短篇小说和诗歌为自己建造一座荣誉纪念碑，只要书报检查制度不使锃亮的钢变成丑陋的铁锈，这座纪念碑将以璀璨的青春之光照耀奥地利以外的所有德意志各邦。我心潮澎湃，我那有时进入醉境的头脑炽烈地燃烧着；我渴望找到一种伟大的思想，以启迪我心灵中的纷扰，并使激情燃成熊熊的火焰。我头脑中正酝酿着一个宏伟的题材，同这个题材相比，我以前所写的一切东西不过是儿戏。我想用‘童话故事’或类似的东西把在中世纪就已显现的当代预兆表现出来；我想把那些埋没在教堂和地牢的基石下、但在坚硬的地壳下敲击着、寻求解放的精灵发掘出来……我目前修改的短篇小说充其量不过是风格和人物刻画方面的一种练习，而上述这篇东西才真正是我成名的希望之所在。”(15)无独有偶，恩格斯1839年12月9日～1840年2月5日的信中说：“我正在努力从事文学写作；我得到了谷兹科的保证，欢迎我投稿，我就给他寄去了关于卡·倍克的文章；此外，我写了许多诗，但是还亟待润色加工，我还在写各种散文以锤炼文风。”(16) 简言之，1839年4月至1839年12月是恩格斯“诚心归附”“青年德意志”的确切时间段，正是在这一阶段，青年恩格斯把最主要的精力与心血都倾注在了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活动中，他在很短时期内就成为了这一文学派别小有名气的诗人和评论家。 三、疏离与清算 不过，恩格斯的思想自1839年10月始就呈现出如下两大新变化。首先，恩格斯在经过理性与信仰的激烈冲突后终于在1839年10月8日的信中宣布：“永别了，宗教信仰”，即他自己不再是一个“虔诚主义者。”其次，由恩格斯1839年11月13日～20日致同学的信可知，他开始“钻研”黑格尔著作并首次提及青年黑格尔派的卢格及其创办的《哈雷年鉴》等。不仅如此，恩格斯还在1939年底1840年初的信中坚称自己成为了一个黑格尔主义者。(17)上述情况无不表明：1839年底1840年初，尽管恩格斯仍然把文学置于表达其政治理想的首要地位，但他确实对文学不再“情有独钟”，而是“移情别恋”于黑格尔著作以及青年黑格尔派，我们不妨把这种新变称之为青年恩格斯对“青年德意志”的“自觉疏离”。就确切时间而言，“疏离”真正发生在1840年1月至1841年3月间；就具体文本来看，疏离的肇端为《时代的倒退特征》，疏离的终结为《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作简要论述。 其一，疏离阶段的恩格斯依然把文学作为他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表达时代政治诉求的首选项。文学的这种首要性、优先性十分典型、十分具体地反映在他的相关创作、评论中，比如诗歌《傍晚》等4首，歌剧《科拉·迪·里恩奇》1部，游记《风景》等2篇，文学评论《普拉滕》《现代文学生活》等4篇。 其二，刊载于1840年2月《德意志电讯》上的《时代的倒退特征》一文是恩格斯最早“疏离”于“青年德意志”的文本。首先，恩格斯第一次阐释了黑格尔的历史观，他不认同谷兹科把历史比作“史诗式的平行线”这一看法，他把历史比作“信手画成的螺线”。其次，恩格斯第一次借鉴黑格尔的相关思想来“考察笼罩着我们时代曙光的那些乌云”，即对以杜勒、弗莱里格拉特、倍克等为代表的当代作家作品中所充斥着的“愚昧和无知”等错误倾向予以批判。(18)该文表明，恩格斯开始以“青年德意志”与“黑格尔主义”的双重视角观察生活、针砭时弊、评判作品，但仍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 其三，前述两种状况同样体现在刊发于1840年3月和5月《知识界午夜报》上的长文《现代文学生活》中。该文被莱文视作恩格斯献身于“青年德意志”的典范之作，它由两大部分、两大论题构成。本文无意对其作详细评论，只就与本论题相关的核心观点作简要论述。在第一部分“剧作家卡尔·谷兹科”中，恩格斯从历史传说、三个主要人物、剧本的结构以及语言等方面对谷兹科问世不久的悲剧《扫罗》(1839年出版)进行了论析，他认为评论界不应忽视《扫罗》的意义：“谷兹科为青年文学开辟了一条通向戏剧舞台的道路。”(19)在第二部分“现代的论战”中，恩格斯主要就谷兹科与蒙特、奎纳以及倍克之间的纷争给文学运动带来的相关影响等予以阐释。尤为重要的是，恩格斯在文章的结尾作出了如下预判：“处于最新的、自由发展的黑格尔学派以及主要是所谓的年轻一代正走向联合，这种联合将对文学的发展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20)回首历史，我们不能不叹服恩格斯当初预判的准确性。 此外，恩格斯1840年6月18日和7月2日致诗人莱文·许金(1814～1883)的信主要涉及以下内容：商议出版雪莱诗集以及柯勒律治的作品等事宜；希望听到许金对谷兹科在《德意志电讯》上攻讦青年黑格尔派卢格及其创办的刊物《哈雷年鉴》一事的看法，恩格斯认为谷兹科此举是“怕年轻人超过他”；希望了解谷兹科对自己的《现代文学生活》一文究竟持何种态度；他准备给弗莱里格拉特寄去自己所写的诗，争取早日刊发。(21)这些情况再次表明：疏离阶段的恩格斯一方面确实仍然把文学放在首要地位，但另一方面他对黑格尔、卢格、青年黑格尔派等的关注度确实也在不断提高。 其四，刊载于1841年1月《德意志电讯》上的《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一文则是恩格斯完全“疏离”于“青年德意志”的“标志”：恩格斯彻底“走向”了黑格尔主义。莱文把此文视作恩格斯与“青年德意志”的“决裂”书。(22)笔者就此问题曾写道：“如果说1840年的恩格斯还兼具青年德意志成员与黑格尔主义者双重身份，在某种程度上还以文学与哲学的双重视角来把握白尔尼、黑格尔、青年德意志三者之间的思想关系，那么他在1841年年初之后就彻底走出了青年德意志而成为了坚定的青年黑格尔派，进而以纯粹的哲学视角来审视白尔尼与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派之间的思想关系。此种转变主要体现在《恩斯特·莫里次·阿恩特》(1841)一文中。”(23)需要说明的是，之后的诗歌《皇帝遗骸的迁葬》以及评论《悼伊默曼的〈回忆录〉》等可视为恩格斯从文学政治转向哲学政治过程中的“余波”。(24) 总的说来，恩格斯的思想重心在疏离阶段呈现出从文学政治到哲学政治的缓慢但自觉的“位移”过程，位移的结果是哲学政治取代文学政治而居于首位，最终导致了恩格斯对“青年德意志”的“清算”。 接着来探讨恩格斯如何对“青年德意志”予以“清算”这一问题。 1841年4月初，恩格斯由不来梅回到家乡巴门，当年5月～7月随同父亲进行了一次跨国商务旅行。(25)1841年9月至1842年10月间，恩格斯在柏林服兵役，他不仅到柏林大学旁听谢林等的哲学课，还主动与青年黑格尔派建立了联系并加入了“自由人”团体。 恩格斯的思想在柏林期间出现了另外两大新变化。首先，在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1841)等著作的影响下，恩格斯的宗教思想呈现出由施特劳斯派到费尔巴哈派的转变。其次，在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下，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呈现出由黑格尔主义者到青年黑格尔派即“自由人”的转变。从恩格斯在这一时期所撰写的《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教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北德自由主义和南德自由主义》《同莱奥论战》等相关论著看，此时的他的的确确“走出”了“青年德意志”，真真切切地“走进”了“青年黑格尔派”。(26) 问题在于，已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恩格斯为何要选择在此时公开“清算”他自己曾经如此心仪的“青年德意志”？如此决绝的思想清理又体现在哪一文本中？ 其一，接近“青年德意志”立场的亚历山大·荣克在1842年初出版了《德国现代文学讲义》一书，恩格斯随即在1842年7月的《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刊发《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一文予以回击。可以这样讲，荣克的这部文学史著作无疑为恩格斯的“清理行动”提供了某种诱因和契机。 其二，在恩格斯看来，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一书存在着下述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问题一，1842年的荣克以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老眼光看问题，他还沉浸在“青年德意志”作家营造的文学梦想世界里。在恩格斯看来，“青年德意志已经成为过去，青年黑格尔派出现了；施特劳斯、费尔巴哈、鲍威尔、《年鉴》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原则之间的斗争如火如荼，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基督教已岌岌可危，政治运动遍及一切方面，而善良的荣克还在天真地以为，‘民族’除了急切等待谷兹科的新剧本、蒙特应诺的小说和劳伯老一套的离奇幻想而外，就没有别的事好做。这时战斗的呐喊已经响彻整个德国，有关新的原则的讨论就在荣克先生的眼皮底下进行，而他还在闭门造车，反复咀嚼‘现代事物’这个概念”(27)。问题二，1842年的“青年德意志”与黑格尔哲学早已势同水火，荣克却将两者相“融合”。恩格斯言辞犀利地反问道：“要知道，把黑格尔和这个集团扯在一起简直是可笑。荣克先生难道不知道，谷兹科一直是反对黑格尔哲学的，蒙特和奎纳对黑格尔哲学一窍不通，特别是蒙特在《圣母》和其他一些作品中说了一些有关黑格尔的荒谬已极、完全误解的话，而现在则是黑格尔学说的公开敌人吗？他难道不知道，文巴尔克也同样反对过黑格尔，而劳伯在他的《文学史》中总是错误地运用黑格尔学说的范畴吗？……请荣克先生不要把黑格尔和青年德意志派混在一起，因为后者的实质恰恰是主观任性、奇异和怪想，而‘现代个体’不过是黑格尔分子的别名而已。”(28)问题三，荣克过分夸大白尔尼对“青年德意志”的影响力，不可理喻地忽视了白尔尼在德意志民族精神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29) 不过，恩格斯针对荣克观点的上述三项主要指控无一不体现在他自己作为“青年德意志”时的相关书信和论著中。比如，正是他本人一再强调白尔尼是青年德意志的先驱，正是他本人反复强调白尔尼在时代观念、现代风格、散文语言等方面对“青年德意志”的重要性，正是他本人不断强调白尔尼与黑格尔两者思想的互渗以及黑格尔与“青年德意志”之间的关联性等等。那么，究竟如何理解恩格斯这种所谓的前后“自相矛盾”？我们认为，荣克与恩格斯相关论断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不仅不能“与时俱进”，反而以“抱残守缺”的方式来应对新的社会现实。因此，与其说恩格斯在逐一批驳荣克有违新的时代精神的主要观点，还不如说是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恩格斯对曾经作为“青年德意志”的恩格斯所展开的思想清理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妨把此文看作是哲学青年恩格斯对文学青年恩格斯曾经的相关认知的“自我清算”。 如果说初步接触、诚心归附、自觉疏离、自我清算这四个阶段发生在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前史时期”即不来梅和柏林期间，那么严苛批判这一阶段则发生在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时期即19世纪50年代初的英国时期，其严苛批判集中体现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的第二部分“普鲁士邦”。(30)在对恩格斯的“普鲁士邦”这一文本进行分析之前，有必要把他自1842年7月的“自我清算”到1851年9月的“严苛批判”这九年间的思想演进作必要描述。 兵役期满后，恩格斯于1842年10月由柏林返回巴门；11月下旬由巴门前往英国曼彻斯特实习经商，途中绕道科伦拜访《莱茵报》的马克思、赫斯；1844年8月28日左右，恩格斯由曼彻斯特返回普鲁士途中绕道巴黎与马克思相见，史称“巴黎相见”。与柏林期间相比，恩格斯的思想在曼彻斯特期间(1842年12月初～1844年8月前)也出现了两大新变化。首先，在赫斯、宪章运动等影响下，恩格斯的政治思想由白尔尼式的激进自由主义、共和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撰写了诸如《伦敦来信》《大路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等文章。其次，恩格斯通过对英国工业社会的观察、对曼彻斯特工人生产生活的深入了解等，以及对亚当·斯密等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关著作的认真阅读后，撰写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政治经济学这一新思想为恩格斯提供了批判资本主义的锐利武器。“巴黎相见”对恩格斯思想的发展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就是相见之后的共同思想结晶，它们标志着两人共创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端。因此，如果说1842年7月的恩格斯站在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对“青年德意志”进行“清算”，那么1851年9月的恩格斯已经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对“青年德意志”予以“批判”。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都亲身参与了1848年欧洲革命，《共产党宣言》就在这一年问世。这次革命失败的后果之一就是共产主义运动在欧洲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低潮。《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这部著作是他们对欧洲革命尤其是德国革命深刻反思的理论成果之一。由于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中主要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释德国革命的前提、性质和动力等问题，因而他并未以专文的形式对“青年德意志”予以“批判”，“青年德意志”只是他从政治视角来审视当时诸多社会思潮的对象之一。具体而言，恩格斯在《普鲁士邦》这一部分对“青年德意志”作出了如下终审判决：“1830年的事件把整个欧洲投进了政治骚动中，德国文学也受到这种骚动的影响。当时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大谈其不成熟的立宪主义或更加不成熟的共和主义。在这批人中间，特别是在低等文人中间，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他们用一些能够引起公众注意的政治暗喻来弥补他们作品中才华的不足。在诗歌、小说、评论、戏剧中，在一切文学作品中，都充满所谓的‘倾向’，即反政府情绪的畏首畏尾的流露。为了使1830年后在德国盛行的思想混乱达到顶点，这些政治上的反对派便同大学里没有经过很好的消化的对德国哲学的记忆以及被曲解了的法国社会主义，尤其是圣西门主义的只言片语掺混在一起；这一群散布这些杂乱思想的作家，傲慢不逊地自称为‘青年德意志’或‘现代派’。后来他们曾追悔这种青年时代的罪过，但他们的文风却丝毫未见改善。”(31) 本文之所以使用“严苛批判”一词来概括恩格斯的上述“决断”，主要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 一方面，“青年德意志”是19世纪30年代初德国社会中首个表达社会变革、自由、立宪等政治诉求的文学反对派运动，而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哲学反对派运动在1838年左右才开始出现，这是当时的客观现实。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于1840年继位后，文学政治、哲学政治等问题相继演变为社会政治问题，“直到1840年之后，社会问题才成为德国国内的一个突出问题”(32)。换句话说，19世纪30年代的文学反对派运动已不能完全满足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社会的需要，正如勃兰兑斯所说：“接近1840年时，文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与哲学和政治有着更多联系的阶段……年青一代从黑格尔那里学习哲学，把国家的改革作为自己的任务。他们从青年德意志分子那里学到的并不多。这年轻的一代人一致认为：青年德意志分子在关键时刻既没有在哲学上也没有在政治上发挥出色的作用。1840年的青年觉得青年德意志过于纯文学化了，过于伊壁鸠鲁式了。他们不想再加入那支讴歌肉体复归的老歌的合唱，甚至听也不想听了。”(33)恩格斯本人当时所经历的由文学政治、哲学政治再到社会政治的思想演变恰好是那个时代精神状况的一个缩影。因此，尽管“青年德意志”在当时的社会变革过程中留下了太多的不足乃至肤浅之处，但它毕竟起到了时代的“报春燕”作用，当恩格斯再度“回望”它时也许无须“追悔这种青年时代的罪过”，相反，他若能以韶华荏苒、青春无悔等词语来形容也许更切近常人的认知心理。从这个意义上讲，“追悔”“傲慢不逊”等修饰语在文本中的出现意味着恩格斯的批判可能有些过于严厉、过于严苛。 另一方面，恩格斯的“批判”切中肯綮地指出了“青年德意志”在从事文学政治活动中存在的两个突出问题：肤浅的政治理解与欠缺的艺术才能。这两种缺陷的结合必然导致文学在表现政治时出现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宣传化等诸多不良现象。20世纪30年代的德意志文学反对派作家普遍认为，老年歌德所倡导的文学的艺术时代已经过去，门采尔、白尔尼等宣称的文学的政治时代已然来临。在时代精神驱策下，“青年德意志”作家包括恩格斯本人在内都把文学的政治之维作为观察生活的首要甚至唯一的视角。诚然，每个时代的作家或同一时代的不同作家都有选择从政治、经济、道德等某一视角或多重视角来书写生活的权利。但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文学要不要表征政治，而在于文学如何才能恰切地表达某种政治立场、政治倾向等，问题的实质还在于作家如何才能使人感到他在是通过某种生动的、可感的艺术方式来呈现，而不是搬弄一些抽象的、说教的、刻板的语言来图解某种政治观念。其实，不来梅期间，恩格斯在他的相关文学评论中已论及过此问题，尽管没有在这个文本中论述得这么明确。“严苛批判”之后，恩格斯虽未就“青年德意志”这一文学派别再做相关评判，但他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以及19世纪80年代的相关书信中对文学与政治以及文学的倾向性等问题有着更为鞭辟入里的分析与深刻阐发。 行文至此，本文基本上勾勒出了恩格斯在“接受”“青年德意志”过程中所经历的初步接触、诚心归附、自觉疏离、自我清算、严苛批判这五个主要阶段。由前述可知，这五个阶段“横跨”了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与之后两大时期。对青年恩格斯来说，诗人无疑是其人生的第一个“梦想”，即用诗来表达他对自由的憧憬与理想社会的渴望，当文学不能完全胜任这一伟大梦想时他就转而到哲学、政治等领域中去探寻，直至寻获通达人生理想的通途。从这个意义上讲，恩格斯对待“青年德意志”这一文学派别的态度、立场、认识等方面的前后变化既是他不断“寻梦”的必然结果，也是其总体思想发生、发展、转变的某种“折射”。从身份政治看，恩格斯经历了从文学青年到哲学青年再到政治青年的身份转换，最终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从学科领域看，恩格斯的思想在文学、宗教、哲学、政治、经济等领域都经历了“革命性”的变化：他的文学思想经历了从晚期浪漫主义到青年德意志的转变；他的宗教思想经历了从虔信派到施特劳斯派再到费尔巴哈派的转变，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者；他的哲学思想经历了从黑格尔主义者到青年黑格尔派的转变，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者(之一)；他的政治思想经历了从激进政治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到空想社会主义再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最终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者(之一)；与马克思相比，恩格斯最早批判性地接受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之一)。(34)一言以蔽之，无论是青年恩格斯的文学政治、哲学政治还是他的社会政治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等，都始终围绕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人类的自由与解放这一伟大理想而展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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