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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备受学界重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难以计数。但它的某些内容长期未能得到关注,例如马克思恩格斯所作的“边注”。其实,这些“边注”文字虽短,多数只有寥寥数字,却包含大量信息,对于理解作者的哲学思想弥足珍贵。本文尝试对这些“边注”及其所包含的思想略作梳理,以彰显其在唯物史观形成中的理论价值。 这些“边注”值得关注之处,首先是它们所在的位置。《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产生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写作计划之外,是他们在写作过程中“临时动议”的产物。这在当今学术界已有定论。大致情况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布·鲍威尔和麦·施蒂纳的批判性写作中意识到,在批判鲍威尔和施蒂纳的唯心史观之前,应该首先对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也即这一批判的理论依据——唯物史观,加以阐述。于是,他们从已经写好的部分中,抽取与阐述唯物史观直接相关的内容,另外又专门写了若干段落,对唯物史观作了集中论述;然后把这两部分内容合并在一起,冠以“一、费尔巴哈”的名称,列为全书第一章。恩格斯明确指出,这一章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全部“边注”,都集中在他们从已经写好的部分抽取出来的内容上;而在他们专门为费尔巴哈章加写的部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其他各章,都见不到“边注”。 这种情况暗含着一种提示:“边注”的添加可能与马克思恩格斯重读已经写好的部分的目的有关。他们重读这些部分,目的是寻找与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以及通过这一批判阐述唯物史观相关的内容,也即确定哪些部分可以作为费尔巴哈章的内容进而抽取出来。因此,“边注”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内容的标注,用以说明它们与费尔巴哈及唯物史观思想有关系,应该抽取出来放在第一章。 这一结论是可以成立的。我们不仅可以从“边注”的位置得到提示,还可以从“边注”的内容中找到支持。“边注”共33处,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关于费尔巴哈的,共9处(1、5、6、7、8、9、10、20、27),这9处中有7处仅仅写出费尔巴哈的名字,意在指出所标注的内容是针对费尔巴哈的。第二类是马克思对自己唯物史观思想形成过程及核心思想的概括或提示,有4处(2、11、12、13)。第三类是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历史观的批评,总计9处(3、4、16、19、21、23、25、30、32)。第四类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正文中所含唯物史观思想的概括,也是9处(14、15、17、18、22、24、26、28、33)。第五类是恩格斯对两处文字从技术角度所作的说明(29、31)。这33处“边注”,除了第29、31两处以外,都和费尔巴哈以及唯物史观直接相关,只是相关联的角度不同。对于上述情况,合理的解释是:“边注”写作于马克思恩格斯决定组织、编辑费尔巴哈章并为此阅读已经写好的文稿(即对鲍威尔、施蒂纳唯心史观的批判)的过程中,他们把文稿中与费尔巴哈以及唯物史观有关的部分作了标记,然后把它们全部抽取出来,集中在费尔巴哈章。 特殊的角度使得“边注”具有了特殊的价值。上述五个类型的“边注”,属于第五类的两处与唯物史观没有直接关系,可以忽略不计。第三类和第四类“边注”中的观点尽管内容十分丰富,但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的著作中,特别是在一百多年来人们所概括的唯物史观理论中、教材中,反复出现,已经成为常识,本文无意再作专门考察。重要的是第一类和第二类“边注”。第一类“边注”大多数只有“费尔巴哈”四个字,通过对正文中被注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评价费尔巴哈的,知道他们在哪些问题上怎样批判并超越费尔巴哈从而形成自己的唯物史观思想,而这又可以使我们获得对唯物史观思想本身更深刻、更清晰的认识。马克思曾经说:“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世俗世界在费尔巴哈那里仍然不过是些词句),在德国理论面前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可见,研究马克思如何超越费尔巴哈是理解唯物史观的关键。在1845年春天写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前,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对费尔巴哈称赞有加。《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始批评费尔巴哈,它被恩格斯视为唯物史观的诞生地;然而它只是马克思供自己使用的提纲,过于简略。恩格斯在1888年写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集中批评费尔巴哈,但他主要关注的是唯物辩证法,而不是唯物史观。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著作中,只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我们方可见到从唯物史观角度对费尔巴哈的集中批评。因此,对于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观问题上与费尔巴哈的关系,进而深入理解唯物史观,属于第一类的9条“边注”十分宝贵。第二类“边注”只有4条,均属于马克思,虽然极为简要,却是他一生中对唯物史观形成过程及其核心思想唯一一次全面系统的概括,而且具有写作纲要的性质,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十分罕见,值得特别关注。为此,下文将集中对第一类和第二类“边注”略作分析探讨。 关于费尔巴哈的第一类9条“边注”中,7条只有“费尔巴哈”四个字。正文中与它们相对应的部分,基本内容分别为: 与“边注1”相对应的是这样一段话:“我们不想花费精力去启发我们的聪明的哲学家,使他们懂得:如果他们把哲学、神学、实体和一切废物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如果他们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而人从来没有受过这些词句的奴役——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也并没有前进一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第526—527页)“边注1”的四个字“费尔巴哈”位于第一句话“我们不想花费精力去启发我们聪明的哲学家”中“花费精力”和“去启发我们的聪明的哲学家”之间。显然其意思是说,费尔巴哈属于“我们的聪明的哲学家”之列,他把人的解放归结为“人”从哲学词句下的解放;从下文看,马克思是说费尔巴哈不懂得劳动生产实践对于人的解放的重要作用。 “边注27”(第571页)是“(费尔巴哈:存在和本质)”,出自恩格斯之手。与之对应的正文部分是说,人的本质的异化不会像费尔巴哈设想的那样,只要从思想上克服了人的本质异化这一观念便可以消除;而是只有当消灭了分工从而人生活于真正共同体中时,即他的存在方式发生根本改变,个性得到自由发展,人所丧失的本质才能回归人本身。我们看到,这是在批评费尔巴哈没有找到人克服异化、重新掌握自己类本质的现实途径。这一处“边注”反映的思想与“边注1”类似。 “边注5”(第527—528页)是“费尔巴哈”。与之对应的正文内容是:“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如果在费尔巴哈那里有时也遇见类似的观点,那么它们始终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猜测……”(第527页)这段话旨在表明,马克思恩格斯与费尔巴哈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懂得实践活动的意义。 与“边注6、7”(第528页)对应的正文内容是:“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几个世纪以前由于商业才移植到我们这个地区。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所感知。”(第528页) 与“边注”8(第529页)对应的正文内容是:“……费尔巴哈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第529页) “边注6、7、8”表达的哲学思想基本相同,即批评费尔巴哈不懂得自然界并非人的直观对象,不懂得它是人的社会劳动活动的产物,只把它诉诸人的直观,特别是自然科学的直观。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的自然界是由人的实践活动改造和创造的自然界。 “边注9”(第530页)和“边注10”(第530页)所注的是同一个自然段,批评费尔巴哈“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领域,没有从人们的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因而比方说,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痨的穷苦人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他便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这就是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第530页)这些论述强调,现实存在的而不是观念上的人,是生活在作为他的生存条件的社会关系中的人,而这些社会关系归根到底是劳动实践活动的产物。是否认识到改造物质生产方式(改造工业)的实践和改造社会关系(改造社会结构)的实践的重大意义和现实条件,是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与费尔巴哈唯心史观的重要区别。 这9处“边注”涉及的正文表达了四个思想。其一,马克思恩格斯与费尔巴哈甚至青年黑格尔派都追求人的解放,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在现实世界中使用现实的手段,人的解放才能实现;费尔巴哈则把人的解放作为哲学问题、思想活动。(“边注1、27”)其二,费尔巴哈的根本错误在于不懂得在人的解放中最重要的是要“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关于人的解放,全部问题都可以归结为通过实践活动“使现存世界革命化”。(“边注5”)其三,费尔巴哈不懂得人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不是一成不变的感性直观对象,不懂得它是劳动实践活动和商业(社会)活动的产物,它决定着人的认识、人的生存。(“边注6、7、8”)其四,费尔巴哈不懂得“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是人的“周围生活条件”,正是这些条件“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而人与人的社会联系是劳动实践活动的产物。看不到劳动实践活动改变自然、改变社会从而对人起决定作用,是费尔巴哈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主要原因。(“边注9、10”) 在与费尔巴哈直接相关的9条“边注”中,最重要的是“边注20”(第544页)。正文中与它相关的部分是:“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第544页)这一大段论述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史观较全面的阐述。论述本身没有提到费尔巴哈的名字,甚至没有涉及费尔巴哈的思想,但马克思在这段文字旁边作了四个字的“边注”,即“费尔巴哈”。可见在马克思看来,他在此处阐述的唯物史观思想与费尔巴哈直接相关,是针对费尔巴哈的,体现了他和费尔巴哈的根本区别。 那么,区别在哪里呢?在上面的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们的交往形式,也即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构成整个历史的基础;国家以及宗教、哲学、道德等思想观念都可以通过市民社会得到合理的解释。这段论述的独特之处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在此之前首先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实践活动说明了生产方式及其变化,进而说明整个历史。他们还把这一思想进一步加以概括,指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马克思所作的“费尔巴哈”四字“边注”,就落笔在这句引文的开始处。从表述形式看,这句引文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根本区别的概括。马克思之所以为上面这一大段论述写下“费尔巴哈”四字“边注”,乃是因为:在他看来,是从实践出发解释观念从而揭示历史,还是与此相反,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和历史,这是他和恩格斯与费尔巴哈的根本区别之所在。换个角度看,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用实践活动解释全部历史是唯物史观的本质特征。 这里所说的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实际上就是上面提到的其他8处“边注”对应的内容表达的第二个思想——费尔巴哈的根本错误在于不懂得在人的解放中最重要的是要“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全部问题都可以归结为通过实践活动“使现存世界革命化”。(“边注5”)然而,何以这成为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则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紧接着,马克思恩格斯在“边注10”说:“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第530页)他们还指出了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这一点从上面所说的看来已经非常明显了。”(第530页)所谓“上面所说的”,就是指“边注6、7、8、9、10”所标注的内容。这些内容概括起来是说,现实的人是现实的自然界和现实的社会联系决定的,而自然界和社会联系都是劳动实践活动的产物。于是,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人是自然界和社会联系的产物,变化了的人是变化了的自然界和变化了的社会联系的产物;所谓历史就是变化,没有变化就没有历史,因此作为唯物主义者就要克服费尔巴哈的缺点,把历史纳入自己的视野,其中最关键的环节是要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的发展变化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马克思恩格斯给出的解释就是他们在“边注6、7、8、9、10”相应内容中所强调的,自然界和社会联系的发展是劳动实践活动的产物。在与“边注20”相对应的内容里,马克思恩格斯对这种唯物主义的解释作了具体说明。他们说:“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第544—545页)所谓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就是生产力、自然界和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人与自然界的“斗争”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参见第529页)至于环境,即自然界和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边注6、7、8、9、10”的相关思想,并把它们概括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这样,他们用人与自然界、人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主要是人的劳动生产实践,揭示了历史的基本环节(即变化由何而来),指出自然界、人、社会处在绵延不断的相互作用与协同发展过程中,唯物主义地解释了它们的历史。正是在这里,在基于劳动生产实践的对人与环境相互作用、协同发展辩证过程的认识上,体现出了马克思恩格恩斯与费尔巴哈(即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 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费尔巴哈是他们思想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中介。通过以上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涉及费尔巴哈的“边注”所作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第一,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把这一世界观推广运用于社会历史,创建了唯物史观。这一观点是不能成立的。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形成的确起了很大作用,但这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揭示与批判费尔巴哈在历史观上陷入唯心主义的原因,认识到费尔巴哈最主要的缺点是不懂得劳动实践活动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开始告别费尔巴哈并创建基于劳动实践活动的唯物史观。批评并超越费尔巴哈是马克思恩格斯走向唯物史观的最后、最重要的一步。第二,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1980年代出现在中国哲学舞台上的实践唯物主义者,把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只把自然界看作直观的对象,不懂得它是打上了人的实践活动烙印的人化自然,也即把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思想,看作对辩证唯物主义物质概念的否定。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实践唯物主义思想的误解。实践唯物主义关注的不是自然观,而是历史观。是否从实践出发看待世界,是马克思恩格斯与费尔巴哈、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分歧之所在。在自然观上,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是唯物主义者。第三,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坚持用人的劳动实践活动解释历史,因为只有劳动实践活动才能说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本身是如何发展的,才能解释它们的发展变化过程,即历史。马克思曾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类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第531页)作为“边注”,马克思在这句话前面写了“历史”二字。劳动实践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在劳动实践中“人改变环境,被改变了的环境也改变人”,由此形成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本身相互作用并协同发展的现实历史。劳动实践活动是整个唯物史观的基石。 在费尔巴哈章的33个“边注”中,第二类“边注”既涉及马克思对创建唯物史观时自己思想转变具体过程的概括,也包含对唯物史观核心思想的深刻揭示,同时具有写作纲要的性质,格外宝贵。 第二类“边注”中,最重要的是“边注2”,即“哲学的和真正的解放。——人。唯一者。个人。——地质、水文等等条件。人体。需要和劳动。”(第527页)按照思想内容,这条“边注”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哲学的和真正的解放。——人。唯一者。个人。”二是“地质、水文等等条件。人体。需要和劳动。”前者是马克思对自己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思想历程的概括,后者是马克思对唯物史观思想核心的揭示。 先看第一部分。与“边注2”对应的正文内容是:“我们不想花费精力去启发我们的聪明的哲学家,使他们懂得:如果他们把哲学、神学、实体和一切废物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如果他们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而人从来没有受过这些词句的奴役——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也并没有前进一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第526—527页)以上论述中有两句话以“如果”开始,前者是对从黑格尔到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哲学的概括,后者是讲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这些理论互有不同,但共同之处是把人的解放诉诸哲学思辨或者哲学批判,归结为哲学问题。“边注2”所谓“哲学的和真正的解放”一语,其中“哲学的解放”是马克思对它们的概括;“真正的解放”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追求的解放。接下来马克思还用具体事例说明人的真正的解放是生产力和各种社会关系的发展决定的,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就是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 以上分析告诉我们,马克思考察德国古典哲学,不论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关注的不是它们的理论本身,不是它们的宗教理论或自然观,而是它们的人学理论,目的是寻求人的解放的现实道路;与此相关,马克思创建唯物史观的目的不在于揭示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本身,他同样意在探寻人类解放之路,并使之具有现实性;唯物史观只是马克思找到的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 马克思在“边注2”里,在“哲学的和真正的解放”之后,写下“人”“唯一者”“个人”几个语词,其含义表面看令人费解。其实,这是马克思以十分简略的形式对自己在人的解放问题上的思想发展历程以及与前人的继承关系所作的说明。 从上下文以及“边注9、10”相关内容看,“人”是指费尔巴哈的人学思想。费尔巴哈理解的人,是物质的、肉体的、作为自然类存在物的人,这曾经得到马克思的高度评价。与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把人等同于“自我意识”相比,费尔巴哈把人理解为物质的、肉体的、自然的人,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不仅如此,费尔巴哈通过对基督教和黑格尔哲学的批判,高调宣告神和绝对观念都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人才是世界的中心。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阐述了这一思想。该书的出版在德国思想界掀起思想解放的轩然大波,以至马克思恩格斯当时都成为费尔巴哈的追随者。费尔巴哈确立了自然界以及作为自然物的人的中心地位,是德国思想界探求人的解放道路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费尔巴哈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关于人的观念是马克思告别青年黑格尔派转而寻找人的解放的现实道路并创建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早在1844年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中,马克思就说:“德国理论的彻底性的明证,亦即它的实践能力的明证,就在于德国理论是从坚决积极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第11页) “唯一者”是施蒂纳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产生于对费尔巴哈人学思想的批判。1844年10月,施蒂纳出版了《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该书称:“费尔巴哈就认为:如果他把神的东西人化了,他就找到了真理。不,如果说神折磨了我们,那么'人’就能更加残酷地压榨我们。”究其原因,在于费尔巴哈所说的人是人类,而不是具体的人;关心的是人的类本质,作为类的人取代神成为人的主宰。施蒂纳说:“宗教与道德都涉及一个最高本质,至于它究竟是超人的本质还是人的本质,这对于我来说就是无所谓的了,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是高于我的一个本质,同样是一个超出我自身的东西。……在刚刚剥去旧宗教的蛇皮之后,却又重新披上一层宗教的蛇皮。”他强调人的主体性、唯一性:“同神一样,一切其他事物对我皆无,我的一切就是我,我就是唯一者。”在1844年,马克思还没有走出费尔巴哈的影响,谈到人的问题时还在使用他的“类”概念。为此,针对《论犹太人问题》中关于人的类本质的提法,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点名批评了马克思。 马克思不赞成施蒂纳的“唯一者”思想,把他视为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德意志意识形态》全书大部分篇幅都用于批判“唯一者”。但是,施蒂纳批评马克思恩格斯是费尔巴哈的追随者,不可能不促使他们对费尔巴哈哲学进行再认识,进而反思自己与费尔巴哈的关系。由于做了这样的工作,第一,他们感到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批评不无道理,例如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施蒂纳摒弃费尔巴哈的'人’,摒弃起码是《基督教的本质》里的'人’,是正确的。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申出来的,费尔巴哈是从上帝进到'人’的,这样,他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环。”(12)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提出,强调人的独特性、唯一性有助于“从思辨的王国中降临到现实的王国中来;就会从人们设想什么回到人们实际是什么,从他们想象什么回到他们怎样行动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必须行动的问题上来”。(13)第二,在1844年11月完稿、1845年2月出版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对鲍威尔等人的主观唯心主义作了激烈批判,同时高度评价费尔巴哈:到底是谁揭露了“体系”的秘密呢?是费尔巴哈;是谁摧毁了概念的辩证法即仅仅为哲学家们所熟悉的诸神的战争呢?是费尔巴哈;是谁不是用“人的意义”而是用“人”本身来代替包括“无限的自我意识”在内的破烂货呢?是费尔巴哈,而且仅仅是费尔巴哈。(参见第295页)但在1845年春天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态度发生剧变,对他加以集中批判,而且随后开始与恩格斯联手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书中专设一章批判费尔巴哈,首次对自己创建的唯物史观作了阐述。这一变化的原因,显然与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有关。马克思的女儿燕妮·马克思明确指出,促使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外部动力是《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的出现”。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施蒂纳的“唯一者”是马克思恩格斯告别费尔巴哈的“人”从而走向唯物史观的中间环节。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在“人”之后写下“唯一者”一词。 紧随“唯一者”之后写下的“个人”一词,是马克思对自己人学思想的概括。 马克思从来不是纯粹的费尔巴哈主义者。1844年初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第3页)这一思想显然与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概念是格格不入的。受到施蒂纳“唯一者”思想的冲击与启示后,马克思形成了自己对人的独特理解。马克思理解的人,与费尔巴哈一样是物质的、肉体的人;但是如施蒂纳所说,人不是抽象的“类存在物”,而是具有个性的与众不同的存在物,即个人;然而个人又不是施蒂纳的“唯一者”,每一个个人都生活于与其他个人结成的共同体之中,他的独特性在于他所处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说:“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第523—524页)这里所说的正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的重要思想: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于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关系互不相同,人的本质各具特色,由此成为独立的个人。人所共知,这是唯物史观有关人的问题的最重要的观点。而我们看到,在上面所引用的这段话中,马克思恩格斯正是把这样的个人视为社会关系、政治关系以及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 前面曾经提到,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把宗教归结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归结为人的幻想;那么,“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马克思对问题的回答正是把这一幻想与“个人”从而与社会联系起来,用人的社会关系解释宗教需要、宗教感情的产生。他指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第501页) 总之,正是“唯一者”对每个人的特性的强调启发了马克思,使他看到人的现实性主要不在于他是肉体的物质的存在,而在于每个人都因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的不同而成为与众不同的个人。这标志着马克思把人的存在真正与社会关系联系起来,标志着他最终与费尔巴哈区别开来。 再看“边注2”的第二部分,即:“地质、水文等等条件。人体。需要和劳动。”这一部分是马克思对唯物史观思想的高度概括。 “地质、水文等等条件”是指“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第519页)马克思认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第519页)人类的产生与进化是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外部条件。自然环境本身又因受到人的劳动实践活动改造而不断变化,变化了的自然环境同样制约、决定着人的生存和发展。自然环境是人的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历史就是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这一思想把自然界及其变化引入历史范畴,唯物史观包括了自然史,其视野超过了任何一种历史理论,而且体现了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辩证法。 “人体”二字含义深刻。马克思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第519页)从下文看,“肉体组织”主要指人的生理特性。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把人的肉体组织、生理特性作为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足见马克思认为它在历史中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何在?在于它决定了人必须依靠劳动实践活动才能生存。动物的生理特性使它们可以以自然界提供的既有存在物为生,可以通过自身的变化适应气候的改变,等等。例如它可以生食动物遗体,可以面临寒冬长出更长的体毛……动物不需要劳动,人则必须通过自觉改变自然的劳动活动才能获得维持生命必须的吃穿住用等生活资料。“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第519页)“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就是现实生活的改变,就是历史。马克思还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第531页)由此可见,马克思之所以提到“人体”二字,是因为它决定了人必须持续不断地从事劳动活动,劳动成为人最重要的本质特征,成为全部历史的基础,成为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 “需要和劳动”是马克思对历史动力及具体机制的揭示。“边注11”只有“历史”二字,在与此相对应的正文中,马克思把人为了生存必须持续不断地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称作任何历史观都必须注意的基本事实。接下来他说:“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第531—532页)新需要的产生是需要的历史发展,新的需要催生了新的劳动实践活动,进而推动了劳动实践活动的历史发展。前面提到,马克思曾说,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也就是说,生产实践活动的发展决定了生产工具、与工具相适应的分工,从而决定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发展,造就了整个人类历史。“边注2”以“劳动”一词结束,它既是地质水文条件和人的生理特性综合作用的结果,又是需要的发展和整个历史的基础,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核心概念。马克思一再批判费尔巴哈陷入唯心史观是因为他不懂得劳动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一再强调劳动生产活动决定了生产力、分工、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变化,并用“人改变环境,被改变了的环境改变人”对历史过程从总体上作了描述,足见劳动实践活动在唯物史观中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边注2”的第二部分从自然环境和人的生理特性两方面说明了为什么劳动生产活动是历史的基础,以及劳动生产活动如何推动其自身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历史发展。 “边注13”是对“边注2”第二部分思想内容的再次强调。“边注12”的内容是“黑格尔。地质、水文等等的条件。人体。需要、劳动。”这基本上是对“边注2”第二部分的重复,只是在前面增加了“黑格尔”三字。这表明,“把劳动作为历史的基础”这一思想来自黑格尔的启示。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第205页)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边注2”和“边注11、12、13”是马克思对自己唯物史观思想形成历程及基本内容的高度概括。在唯物史观思想形成历程问题上,它们揭示了施蒂纳曾经发挥的重要作用,而这又进一步让我们明白了马克思是如何最终告别费尔巴哈的。在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上,它们说明了为什么劳动是人的本质特征,劳动实践活动是如何成为历史的基石并推动历史发展的。 我们还应该看到,第一,“边注2”的内容,即“哲学的和真正的解放。——人。唯一者。个人。——地质、水文等等条件。人体。需要和劳动”(第527页),其中由两个破折号分开的三个部分有着紧密的逻辑联系,完整地展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哲学的和真正的解放”是出发点,它告诉我们,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逻辑起点是对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以及施蒂纳把人的解放诉诸哲学批判的不满,他要寻找人的解放的真正的现实的道路。人的奴役与解放,即人的本质的丧失与回归,是人的两种不同的存在状态;寻找人的解放之路,必须首先搞清楚哪些因素决定着人的本质。也就是说,首先要对人本身有正确的理解。“人”“唯一者”“个人”就是费尔巴哈、施蒂纳和马克思对人的不同理解。“个人”概念不同于“人”“唯一者”之处,在于它强调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既然人的现实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实现人的解放的唯一现实途径就是对造成人的异化的社会关系加以改造。对人的解放之路的探讨变成对社会关系发展变化规律的思考;思考的结果,就是用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实践活动解释社会关系的唯物史观。一切社会变化都要用劳动实践活动引起的生产力、分工、交往的变化来解释,劳动实践活动是唯物史观的基石。“地质、水文等等条件。人体。需要和劳动”是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高度概括。它阐明了人为什么要劳动;为什么劳动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是社会关系和人的变化的动力。 可见,“边注2”是马克思对自己唯物史观形成历程及其核心内容的完整概括。这样的概括在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中只此一处,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边注2”的内容在“边注12、13”中得到重复,这更加说明马克思非常看重其中的思想。 第二,“边注2”具有费尔巴哈章写作提纲的性质。马克思的研究过程是从寻求人的解放途径开始,经过对人作为个人的理解,形成唯物史观。费尔巴哈章的写作把这一顺序颠倒过来。他几次指出,有生命的人从事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参见第518—519、525、531、544页)在费尔巴哈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在从已经写好的章节中抽取出来的部分以外,专门为这一章加写了若干自然段,着重阐述作为费尔巴哈批判的理论依据的唯物史观,并把它们放在该章的前部。加写的这些自然段,可以说就是从论述人的生理特性和自然条件决定了他必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开始的,具体体现了生产活动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参见第516—519页)接下来他们指出,生产力决定了人们的分工,分工构成社会关系的基础,社会关系决定了人的现实本质;劳动实践活动推动了生产力从而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人本身的发展,决定了社会形态的更迭;社会发展的价值指向是人的解放。费尔巴哈章的这种“劳动生产活动—个人—人的解放”的逻辑结构,显然是从“边注2”的“人的解放—个人—劳动生产活动”的顺序颠倒而来。 对“边注2”及其他相关“边注”的分析,基本结论是:这些“边注”告诉我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思想是怎样形成的,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是什么。本文两次提到马克思的这段话:“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世俗世界在费尔巴哈那里仍然不过是些词句),在德国理论面前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这是马克思对自己创建唯物史观历程的描述,它的宝贵价值毋庸置疑。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段话中,马克思对他是怎样沿着这条道路走向唯物主义世界观即唯物史观的,以及这一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特征、核心观点是什么,语焉不详。“边注2”则为我们消除了这一遗憾:费尔巴哈确立了“人”的地位;施蒂纳揭露了费尔巴哈的“人”的抽象性;马克思受施蒂纳的启发,在自己以往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个人”概念。到此为止,马克思仍没有揭示自己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秘密,秘密是接下来说的“地质、水文等等条件。人体。需要和劳动。”地质、水文等条件,人体的生理特性,决定了人必须从事生产劳动,劳动产品满足了人的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即劳动产品)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因为新的需要会推动人们筹划、实施新的劳动实践活动。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便是历史。这也正是马克思所谓历史是“人改变环境,被改变了的环境改变人”。至于人头脑中的宗教幻想从何而来,唯物史观提供了答案:它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其社会关系造成的人的本质异化的产物。 由以上结论还可以得出几点具体的认识:第一,了解唯物史观形成史,绕不开施蒂纳这个中间环节。第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劳动实践活动作为人的类本质,一些人由此指责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及其他资产阶级哲学家一样,是独断地对人的类本质作了指定。此说无疑难以成立。“地质、水文等等条件。人体”包含着马克思从自然科学角度对“劳动是人的类本质”的论证。第三,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作为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不完全符合马克思的本意。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或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劳动生产活动。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全部上层建筑的性质与变化,都要用劳动生产活动加以解释。第四,马克思探索唯物史观,旨在寻找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唯物史观内在地具有价值维度,它是马克思找到的人类通往自由之路。 来源:《哲学动态》2018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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