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家族》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唯物主义

来源：《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

作者：任帅军，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寄荣，上海海关学院思政部，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神圣家族》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初期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从二者出发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唯物史观的过程，解决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争论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由理想到科学、由理论到实践、由不成熟到成熟有一个准确的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通过对思辨唯心主义展开批判，扫清了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障碍。他们不仅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被异化的关系，而且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成了生产关系的思想。他们已经深入到“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当中来理解群众作为“使用实践力量的人”的历史作用。他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中通过“生活”概念揭示出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动力问题。从对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建立，从揭露异化的社会关系到生产关系思想的形成，从“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到“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成为科学的理论形态。

关键词：《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思辨唯心主义；生活；

《神圣家族》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们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初期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在《神圣家族》(以下简称《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对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了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大厦。本文尝试用思想连贯性的视角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这两个文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在《家族》《形态》等著作中，经历了一个由理想到科学、由理论到实践、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这样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建立，就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直是从人的现实生活出发，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历史唯物主义。这样既能从人的物质生产实践出发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进行分析，展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又能运用“生活”概念对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连贯性解读，重塑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性。

一、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争论

　　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学术界虽然众说纷纭，但普遍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预示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一种观点认为，《家族》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

　　杨耕认为，应重新审视《家族》中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1]。马克思关于法国唯物主义两个派别、近代唯物主义发展史以及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关系的论述，真正显示出该文本的内在价值。他认为，真正终结“形而上学”，高扬人的主体性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该主张看到了《家族》通过梳理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脉络，对思辨唯心主义展开批判的价值，但并未在“破”的基础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展开论述。傅敏智和曾鸣以《家族》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2]，其理由是，《家族》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历史条件已经具备、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为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以后合写的第一部革命理论著作。该主张看到了《家族》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初步阐释，但并未认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对思辨唯心主义的系统批判。此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处于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中，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王长里认为应重新分析《家族》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中的地位[3]。他提出，马克思通过对“现实的人”的分析接近了生产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生产方式”的概念，接触到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思想；马克思从物质生产的历史作用深刻论证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阐明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该主张分析了《家族》已经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当中来探讨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的思想，预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但是，《家族》并未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来展开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因此，该主张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已经在《家族》中形成，有失偏颇。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形态》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王贵贤和孙碧云认为《形态》中不但“费尔巴哈”章有系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而且在第二卷通过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批判，首次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4]。这就证伪了《形态》并非历史唯物主义诞生地的观点。该主张从文献学和理论内容的双重角度出发论证《形态》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科学性，但是应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家族》中对费尔巴哈思想和社会主义的批判就体现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成分。陈永盛认为《形态》不仅突出了生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这一重要哲学特质，而且通过对生产的剖析实现了对劳动分工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以及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矛盾等历史唯物主义重要原理的揭示[5]。该主张探究马克思生产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但是仅仅是从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出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揭示，没有提升到辩证法的高度来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王天民和巩瑞贤认为，《形态》廓清了历史的现实根基，即现实的人在客观的生产活动中创造的感性存在；剖析了历史的存在状态，即以联系、发展、矛盾的形式呈现；论证了历史的理想形态，即无产阶级引领的，消灭了分工和阶级、生产力高度发达、交往普遍化的共产主义社会[6]。该主张阐述了《形态》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要义，但是没有明确提出历史背后的生活动因，没有突出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生活维度。宗玛丽把《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认为“没有《德意志意识形态》首次阐明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6年开始的指导工人运动的实践；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指导工人运动的实践，就没有《共产党宣言》这个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所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应为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标志”[7]。该主张看到了《形态》对唯物史观第一次系统的阐释，但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并不是在这本论著中才开始有的，也不是在此书中就彻底成熟完善了，简单对它贴标签有失公允。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才正式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作者认为《宣言》才正式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体系已经具体形成，是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雏形——‘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政治纲领性文件”[8]55。该主张看到了《宣言》的发表所开辟的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但没有注意到，早在它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用唯物史观来指导工人运动了。此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了。他们共同完成的《宣言》应是马克思主义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之一，所以才会一问世就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威力。汤剑波和谢坚认为，《宣言》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辩证运动，共产主义通过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对无产阶级的解放做出承诺[9]。该主张看到了《宣言》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在此之前已经形成。李恩来和靳书君认为，《宣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具有首要地位，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概念的中国化演变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从无到有、从生活化到理论化、从不成熟到成熟的逐步完善的过程[10]。该主张在《宣言》发表171年之际指出了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地位，但仍未对它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进行研究和概括。

　　关于马克思主义形成问题的争论，其实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问题的争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设想、提出、发展和成熟的过程来看，它并不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一本著作中，或者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就可以涵盖的。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性地借鉴和发展了人类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尤其是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吸收，以及对19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成果的研究的基础之上，才逐渐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所以，单单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一时期著作来界定历史唯物主义是从何时开始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什么时候诞生的，都会陷入不可避免的片面化的理解当中。只有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处于哲学世界观转变期的一系列著作中来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过程，才能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如何由理想到科学、由理论到实践、由不成熟到成熟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把握。

　　其实，马克思早在1844年4-8月流亡巴黎时所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就认为历史的目的是实现人道主义，实现人的解放。只不过此时的马克思还深受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影响，对人道主义的理解还没有完全脱离抽象的论证。但是他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现实生活中作为感性的人的人性摧残的事实。人作为类本质只不过是生命被私有财产所异化的物质表现形式，这就是人在当时社会的真实本质。马克思论述道：“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11]186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把不道德发展到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阶段。他这样的看法是建立在费尔巴哈把人当成感性的人的基础上，所以他看到了身处底层社会的产业工人在感性生活中的非人一面。然而费尔巴哈的问题是，他把人只理解为是直接的感性存在者，没有从人身处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的高度来研究人的本质，更不会从被异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来分析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4年9-11月合作撰写《家族》时，用费尔巴哈的思想作为武器对以青年黑格尔派为首的思辨唯心主义展开了彻底的清算。这意味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在反思曾经作为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的自己的思想，把世界观由思辨唯心主义转向了能揭示群众通过实践创造历史的唯物主义。他们认为，被青年黑格尔派所否定的群众在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中创造着人类的历史。《家族》正是要为群众创造历史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才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1]11《家族》在1845年2月出版以后，立刻发挥了理论武器的批判作用，在国际社会的工人运动中产生了很大的历史推动作用。

　　紧接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于1845-1846年夏合作撰写了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形态》。虽然这本著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并未完全发表，直到1932年才完全出版，却被公认为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对唯物史观的第一次系统、科学的论述。

　　所以从《家族》和《形态》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论述出发，分析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世界观转型期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以及他们是如何在对这些思想进行批判和扬弃的基础上，最终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很有必要。

　二、从对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建立

　　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而言，思辨唯心主义无疑是最大的理论“敌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合写《家族》时，就以唯物主义的战斗姿态对青年黑格尔派发起了进攻。他们在该书的“序言”部分开宗明义地指出：“现实人道主义在德国没有比唯灵论或者说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思辨唯心主义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并且用福音书作者的话教诲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11]253青年黑格尔派认为，“自我意识”即“精神”才是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发源地。对于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个体的人而言，他存在的目的只不过是证明“自我意识”的存在。这正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理论体系、思想范畴和基本原理产生不同看法的关键所在。

　　青年黑格尔派继承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思想，把绝对精神的客观唯心主义发展为“自我意识”的主观唯心主义。青年黑格尔派认为：“人所以存在，历史所以存在，是为了使真理达到自我意识。”[11]284换言之，人存在的目的和历史存在的意义都不具有哲学上的理论自洽性，而是为服务于自我意识而存在的。自我意识具有自成目的性的独立价值。人和历史只不过是为了证明自我意识的存在而存在、而具有价值的。这种把自我意识主体化、绝对化的做法，无疑是对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辩证法理解的片面化和极端化。黑格尔虽把绝对精神看作是世界的本源，是世界展开自身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的体现，但他并没有将绝对精神超越于世界之上，只不过颠倒了世界与绝对精神的主次关系。

　　然而，青年黑格尔派作为黑格尔的忠实信徒，自以为掌握着所说的真理，把自己作为历史的代言人，无视群众在推动历史进步中的作用。他们以“批判”自居，把群众当作没有自我意识的物质，而把掌握真理的他们看作是自我意识在人世间的体现。这种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正迎合了资产阶级急于改造物质世界的理论需求。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种“群众什么都没有创造”的观点极为不满。因为，作为群众的产业工人不仅创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财富，而且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超越了以往社会的总和。但是，这些底层的群众却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钳制下变成了一无所有的劳动力商品，成为消极的历史因素。与此相对，“批判”却认为，有产阶级才是社会财富的真正生产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并“宣告自己是历史的唯一创造因素”[11]262。

　　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家族》中是通过揭露和批判思辨唯心主义关于谁来创造历史的谎言，从而揭示群众通过物质财富的生产而推动历史不断进步的积极作用。他们在《形态》中，不仅发展了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的思想，而且深入到物质生产本身当中来研究群众的生活过程，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才能够完整地描述客观事物以及这些事物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两个方面进一步发展了唯物史观。第一，他们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研究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发现市民社会的交往形式在影响和改变着社会的生产力；第二，他们通过这种交往形式论证了人民群众与人类历史、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人民群众不仅通过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创造了人类历史，而且意味着市民社会才是政治国家的现实基础。他们还从市民社会出发指出了社会意识的来源问题，这正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阐释。

　　除了历史产生的根本动力问题，历史的目的也是《家族》与《形态》的共同关注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家族》中将历史的目的理解为，无产阶级肩负了必须自己解放自己的历史使命。“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暂时提出什么样的目标，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它的目标和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在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组织中明显地、无可更改地预示出来了。”[11]262这里所说的历史使命就是：“如果无产阶级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非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11]262在撰写《形态》之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历史的目的定义为，生产力的不断解放不仅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完成，更是人的劳动的解放、自由的实现和全面的发展。人只有在不断摆脱自我异化的过程中才能实现个体的自由和解放。他们批判了当时的哲学家们仅仅把历史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的过程的观点，“哲学家们在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阐述的整个发展过程看做是‘人’的发展过程，从而把‘人’强加于迄今每一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人’描述成历史的动力”[11]582。他们从物质生产、现实生活、市民社会、交往形式、意识形态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词入手，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整体论证中构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脉络，宣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

三、从揭露异化的社会关系到生产关系思想的形成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合写《家族》的时候，还深受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影响。他们以费尔巴哈为理论武器对思辨唯心主义展开批判，还未从根本上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理论框架。在关于历史观的根本问题上，此时的他们正处于对费尔巴哈的扬弃阶段和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彻底否定阶段，正在向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体系不断接近。在《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了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把唯物史观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具体分析当中，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观念基础。这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形成了唯物史观，后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大厦。

　　思辨唯心主义一直停留在对人的抽象议论的层面。曾是青年黑格尔派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一度沉迷于其中。在《手稿》中，马克思开始了观念上的转向，由对抽象的人的关注转变为对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的研究。他开始看到在被异化的社会关系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以劳动为中介，发现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通过异化劳动来实现的。工人作为劳动力商品，本身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只能在劳动中处于被动的地位。由于生产资料被资本家所占有，工人就要接受资本家的压榨和统治。工人不仅不能随意支配自己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而且不能任意决定自己的劳动过程，就连自己本身也作为劳动力商品为资本家所有。这样，工人在劳动中就被异化为非人的存在，不仅同自己生产的劳动产品相异化，而且同自己的劳动过程相异化。劳动对工人而言成为一种支配自己的异己的力量。此时，马克思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具体的人，但对物质资料生产的理解还不系统。在《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更加深入。他们直接深入到群众的生活条件当中考察他们普遍贫困生活的根源。这样就从社会物质生产实践的现实基础层面来理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从而超越了费尔巴哈对人的研究仅停留在纯粹感性的层面，从社会历史领域开始研究人与物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对被异化的社会关系进行批判。但是，他们并没有从一切社会关系当中划分出生产关系。他们虽然在异化劳动中考察具体的人的生活状态，但是并没有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来研究人，也没有把这种生产看作是社会的生产，更没有从作为物质生产实践的人出发来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因而仍然没有科学地把握住人的本质问题。只有在《形态》中，他们才正式使用“生产关系”的概念，才在这一科学概念的基础上论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才真正解决了关于人的本质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11]531这表明，人们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首先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这是决定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在解决了人之所以存在的本质问题后，他们进一步从人的现实性出发，论证由物质生产实践所决定的社会生活，由无产阶级普遍贫困的生活所决定的阶级对立，由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性所决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由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建立起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

　　此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通过《家族》反思了曾经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自己的观念，而且在《形态》中彻底反思了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思想，已经自觉地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论证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形成了科学的唯物史观。生产关系思想的形成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历了从被异化的社会关系中告别对人的类本质的抽象论述，然后深入研究现实的人如何通过物质生产而形成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进而成为他们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发生转变的分水岭。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家族》到《形态》的撰写中有一个认识上不断推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过程。第一，《家族》发现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背后的物质根源，但直到在《形态》里，才从物质生产的过程中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才从群众生活的现实中分析市民社会与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才真正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前进的客观规律性。第二，尽管《家族》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但只有到了《形态》阶段，他们才系统阐发了历史发展的现实基础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不是“与历史进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而是肩负着“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11]545。至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科学的论证。

　四、从“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到“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在《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批判思辨唯心主义，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核心论点：群众创造历史的根本依据在于群众正是“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在第六章“绝对的批判的批判或布鲁诺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之“绝对批判的第三次征讨”的“(c)对法国革命的批判的战斗”部分，马克思批判鲍威尔认为“法国革命是一种还完全属于18世纪的实验”[11]319。1789年7月14日，法国爆发了推翻波旁王朝的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鲍威尔认为，这场“法国革命所产生的思想并没有超出革命想用暴力来推翻的那个秩序的范围”[11]319-320。然而，马克思却认为鲍威尔的定性并没有从实质性上改变法国革命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这场革命产生了超出整个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的思想”[11]320。因为在法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革命原则已经作为一种“思想”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虽然从本质上来说，这场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但是无产阶级在帮助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统治时，成为改变旧世界秩序的一股重要力量。马克思已经看到了无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的作用，才说“思想永远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思想所能超出的只是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1]320。

　　虽然群众对革命怀有极大的热情，并表示了热烈的关注，但是在法国革命中，无产阶级还不是“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法国革命的政治“思想”也并没有体现无产阶级的现实利益。在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舞台上，资产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统治，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混同为群众的利益，以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他们一方面用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政治口号欺骗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众；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粉饰自己的阶级利益。这说明在法国革命中，资产阶级为了实现自身利益，在革命的“思想”中进行了掩饰性的欺骗，把无产阶级的政治需求也纳入其中。但是这并非表明，这场革命的政治原则和利益取向是为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虽然参与其中，掀起了革命的风潮，但是在革命的思想、原则和利益中并没有体现无产阶级的主张。无产阶级也没有作为革命的领导者成为这段历史的主人。也就是说，法国革命对无产阶级而言是一场“不合时宜”的革命。他们作为“使用实践力量的人”的历史作用还没有得到真正地实现。只有随着无产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体现无产阶级“思想”的理论已经形成，不消灭一切非人性的生活就无法解放自己的时候，无产阶级才会真正成为“使用实践力量的人”。

　　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形态》时，他们才真正深入到“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当中来理解群众作为“使用实践力量的人”的历史作用。虽然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观的转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他们没有从费尔巴哈作为类本质的人的抽象论证来理解人的本质，而是从现实生活中人的感性活动出发来进行研究，从而用对现实的感性的人的研究来取代一切绝对的抽象的研究。这里的感性活动就是指作为人类物质生活形式的生产活动。人类在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过程中，不仅使自己脱离了纯粹的动物属性，生产了物质生活本身，而且建立了人类生活世界和人类发展的历史。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1]520这段话表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逻辑：对“使用实践力量的人”的研究，就是对其“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进行研究，对后者的研究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秘密。换言之，人在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过程中，展开了自己的感性的实践活动，而这种实践力量就是历史本身在现实生活中的表达。

　五、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中的“生活”发现

　　不管是通过揭露异化的社会关系对思辨唯心主义展开彻底的批判，还是关注“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从一切社会关系当中划分出生产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的落脚点都是为了论证“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创造了历史。不管是在《家族》还是在《形态》中，他们在论证人的本质时，都强调了“生活”对于人而言的意义，从而使“生活”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中占有了特殊的重要性。

　　在《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仅对思辨唯心主义进行了批判，而且指出了无产阶级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的问题。此时，他们已经发现了生活条件对于无产阶级而言的历史意义。资本主义私有制一方面使资产阶级成为财富的占有者，成为得到自我满足的一方；另一方面却使无产阶级成为生活贫困的存在者，成为只能自我否定的一方。无产阶级在非人性的生活条件中没有感觉到自己是“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没有获得作为人而享有的生存和生活的外观，必然会产生属于人的东西被剥夺的愤慨感。这是无产阶级由于它的人的本性同作为对这种本性的全面否定的生活状况发生矛盾之后，必然会产生的反抗之因。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已经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决定了。

　　在《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了无产阶级如何围绕其生活需要展开物质生产实践的活动，从而揭示出群众通过物质生产创造历史的基本动力问题。他们在第一卷第一章中就指出：“现实的人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科学历史观的前提，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同时由此出发来阐明意识的各种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追溯它们的产生过程。”[11]544这段话可以从以下五点来理解：第一，“活着”不等于“生活着”，“现实的人”是“使用实践力量的人”，通过生产自己不可或缺的物质生活资料而得以存在，从而使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第二，研究人存在的意义必须从“生活”入手，即必须从自己的物质生活需求出发来理解生产活动。这既是人类独一无二的类特征，又是研究历史的出发点。第三，人在现实的生活中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从而必须在特定社会关系当中来研究具体的人，才能揭示出人所具有的社会属性。第四，物质生活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是现实的人与社会的存在、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的存在相统一的基础。第五，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理论形态，而后者却从观念的范畴出发来解释人的实践活动。

　　“生活”的发现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成为科学的理论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家族》描述了无产阶级普遍贫困的生活，通过《形态》揭示出“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里的“生活”就是“使用实践力量的人”的现实生活。人的实践性在其进行物质生产的活动中被完全表达了出来。人在从事物质生活的生产，同时就是人在创造着历史。也就是说，对生产的考察就是对人的现实生活的考察，也就是对人的历史进行考察。从这一论证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借用了“生活”这一范畴来引出了“历史”的定义。对人类历史发展的研究，也就是对在现实生活中从事物质生产实践的人的研究，这被归结为是对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的研究。这样我们就能把握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历史唯物主义一开始就必须从“现实的人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入手来对人类社会的现实问题进行考察。

　　长期处于普遍贫困生活境遇中的人，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由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决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揭示了人类历史继续发展的客观规律，即根植于普遍贫困生活中的底层群众必然要通过阶级反抗实现自身的解放。这在马克思之后撰写的《资本论》中更加系统地得到了回答。《资本论》通过科学地回答“谁偷走了剩余价值”，讨论了无产阶级贫困生活的根源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被商品和货币形式所掩盖的阶级统治造成的。无产阶级为了摆脱非人性的生活条件，必然要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实现自己的自由和解放。

　　至此，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人的解放的三个层次就完整地建立起来了。第一，在《家族》中，消除底层群众普遍贫困的生活是实现人的解放的第一个层次；第二，在《形态》中，通过消除人与物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人身依附关系，是实现人的解放的第二个层次；第三，在《资本论》中，无产阶级通过夺取政权而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用共产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地发展。这就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现人的解放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