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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龙杰 成为吃货不能怪你，顺应进化科学进食 王新月、雷雳 众所周知，只有摄入的能量多于消耗的能量的情况下，生物才可以存活。回想一下，在远古时期，食物不确定性大，尤其是高能量的食物匮乏，这种环境使得远古人类难以获取卡路里。因此，人类为了生存和繁衍，则进化出了对高能量食物的偏好，并且可以把多余的食物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拥有这些基因的人更容易存活，通过激烈的自然选择后，这种基因也就保留了下来。例如进化出的享乐系统（hedonic system），这个系统的激活并非基于生理需要，而是食物的味道和人的渴望。当这个系统激活的时候，将会刺激人们吃更多的糖、高热量食物。这在远古时期是有利的，因为人类在远古时期长期面临着营养和卡路里短缺的威胁，这有助于人类应对食物短缺的远古环境(Lieberman, 2003; Lutter & Nestler,2009)。 当今时代，人们的进食环境发生了变化：高糖分、高热量食物唾手可及。这时候，享乐系统就会占据优势，大部分人的能量摄入远大于身体的需要，这导致了很多现代高肥胖和糖尿病率。那么如何有效地进行饮食干预呢？ Ahlstrom、Dinh、 Haselton和 Tomiyama (2016)发表在《健康心理学评论》（Health Psychology Review）上的研究认为，对享乐系统进行干预是相当困难的。但是，人的饮食行为十分复杂，除了直接影响进食的机制外，还有着许多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敏感的进化而来的行为和认知过程，这些过程帮助人们适应饮食环境。作者梳理了6个进化机制，并提出了如何顺应这些进化机制，有效地进行饮食干预。 1. 熟悉偏好（Familiarity bias） 熟悉偏好的作用机制是，相比于新奇的食物，过去常吃的食物有毒/有害可能性小。这有助于保护孩子误食有害食物，但也让孩子远离了不熟悉的健康食物，如蔬菜。 当今时代，人类频繁的暴露在不健康的食物环境中，这又与人们天生对高热量食物的偏好一致，因此我们就会愈加热爱不健康食物！针对这一问题， Ahlstrom等人（2016）认为，我们可以利用这一进化机制，在胎儿期就开始对个体进行饮食干预，即让人们重复暴露在健康的食物环境下，如蔬菜。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引导准妈妈和新妈妈多吃健康的蔬菜，然后婴儿通过羊水和哺乳，在偏好和母亲饮食间建立链接。例如，随机指定母亲在怀孕/哺乳期喝胡萝卜汁，婴儿就会形成更明显的对胡萝卜谷物的偏好。 2. 特定感官满足（Sensory-specific satiety） 这种机制的作用方式是，人们认为他们最近吃的食物的享乐价值较低(即不太满意)，而最近没有吃过的食物却有着较高享乐价值。这可以促进个体去寻找那些最近没有摄入的营养。除此之外，它也可以促进个体进食多样食物，避免营养不足。 而吃完食物的感觉受到享乐系统的影响，而非消化和吸收后的结果。因此，享乐系统会防止感官产生特定的满足感。例如，吃完原味薯片后我们还想吃烤肉味薯片。 因此，Ahlstrom等人认为，利用这一机制，我们可以从婴儿期开始，通过与婴儿的父母和其他照看者合作，在儿童食物中加入甜菜、胡萝卜等食物染料，让健康食物看起来更加多彩，而让不健康食物看起来更单调，从而使儿童对不健康食物产生的特定感官满足感。 3. 厌恶（Disgust） 当人类吃了有毒或者不安全的食物后，恶心并呕吐，这可以保护人不再进食这种食物。例如，当个体在诱导晕动症之前喝了饮料，随后表现出减少对对同种饮料的摄入。 因此，根据这一进化机制，Ahlstrom等人（2016）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让人们对不健康食物产生厌恶，例如把不健康食物与恶心的图或气味产生联结，从而让人们远离不健康食品。这种干预方式最早可以在儿童2岁时实施，但是对这么小的孩子实施厌恶干预仍具有挑战。 4. 生活历史策略（Life history strategies） 这个机制用来解释个体分配有限能量供给的策略，个体使用这些模式去权衡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分配资源。不同策略的个体具有不同的资源消费模式：具有慢策略的人生活在资源丰富且可预测的环境中，个体更多地把资源投资在自身健康中，并且延缓生殖。也会把资源更多地投资在未来潜在的/当前的后代中，以增加后代的竞争优势；而具有快策略的个体生活在存在风险的环境中，个体就会减少在长期健康中的投资，并且更早繁殖，以为提升繁殖成功的几率。Hill等人(2013) 发现，在环境压力下，来自更为贫穷、不确定的童年环境的年轻成年女性（快策略）会选择更多的食物种类并且对不健康食物的渴望增加；而来自更富足的、可预测的环境中的年轻成年女性（慢策略）会表现出相反的模式。即使在非压力环境下，生活历史策略依然会同样影响进食行为，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童年期的贫穷导致成年后的超重问题。 生活历史策略形成于人生前5年。因此，Ahlstrom等人（2016）认为，针对这一机制，我们可以在儿童5岁左右开始进行干预，例如，研究者在15个小学午餐进行现场实验，如果至少吃一个蔬菜或水果，会向该儿童奖励小额货币或奖品奖励，那么80%的儿童可能这样做。相较于两周后兑现，当即时兑现奖励时，奖励对于那些低社会阶层的儿童更加有效果。 5. 基因倾向（Genetic predispositions） 口味可能代表着食物的营养价值或潜在的危险。例如，甜是糖分的一个指示剂，而苦一般代表着有毒。因此，基因会对人选择食物的口味有影响，研究发现，基因影响儿童对甜、苦、脂肪的偏好。因此，基因也会影响个体对甜、苦蔬菜的偏好(Dinehart, Hayes, Bartoshuk, Lanier, & Duffy, 2006)。 因此，针对这一机制，Ahlstrom等人(2016)认为，我们可以基于基因，来指导个体尝试以前未尝试过的可能喜欢的蔬菜。例如指导基因偏好甜味的个体在饮食中加入一些甜味的蔬菜（紫甘薯、甜菜、糖豌豆）；指导基因中厌恶苦味的个体减少苦味的蔬菜的摄入（加入菠萝或青柠汁）。但是由于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基因检测的法律和伦理问题，因此这种干预方式最早可应用于18岁的成人。 6. 对死亡率的可控感知（Perceptions of the controllability of mortality） 对死亡率的感知可以启发人类针对目标最优化努力和资源，有助于提升人类在远古时期的适应性，帮助人类在健康行为（包括饮食行为）之间进行权衡。如果个体认为死亡风险是可控的，那么他会认为自己的寿命长短是会受到健康行为的影响，那么个体就会更愿意投资在健康行为中；相反，如果个体认为死亡风险是不可控的，那么他会认为自己的寿命长短是由基因/环境因素所决定的，那么个体就不愿意投资在健康行为中。例如，Pepper 和Nettle(2014) 研究发现，当被让被试选择水果和巧克力时，认为死亡率可控的个体会选择水果，而认为死亡率不可控的个体更愿意选择巧克力。 因此，Ahlstrom等人(2016)认为我们可以顺应这个机制来对成人进行饮食干预，最佳时机是在他们想要吃或者买食物的时候。例如，在商店买东西时，激活个体对死亡可控的意识，在自助餐厅和餐馆，增加对健康饮食有助于增加寿命的宣传，甚至在家中的冰箱贴上也可以提醒人们的食物选择。 资料来源: Ahlstrom, B., Dinh, T., Haselton, M. G.,& Tomiyama, A. J. (2016). Understanding eating interventions through anevolutionary lens. Health Psychology Revie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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