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髯翁塑像 人物简介 孙髯翁(1685-1774)，字髯翁，祖籍陕西三原，生于清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岁(1685)。因其父在云南任武官，随父寓居昆明。博学多识，乾隆年间，曾为昆明滇池大观楼题楹一幅，计180字，号称天下第一长联、海内长联第一佳作，被后人尊称为联圣。著名史学家郭沫若赞道:“长联犹在壁，巨笔信如椽”。 孙髯，字髯翁，号颐庵，自号“咒蛟老人”、“万树梅花一布衣”。生于清康熙年间，卒于乾隆年间，享年80余岁。孙髯一生勤奋，著述甚丰，有《金沙诗草》、《永言堂诗文集》;纂辑过《国朝诗文》、《滇诗》等，惜佚失。仅有《孙髯翁诗残抄本》、《滇南诗略》传流于世。他最著名的作品是题昆明大观楼长联，素有“天下第一长联”之称。 布衣孙髯，也是一个传奇人物。据说孙髯一生下来就有胡须，所以取名叫“髯”，字髯翁。孙髯祖籍是陕西三原，小就有名，古诗文写得极好。出游之时，随身总是带着书。看到科举考场要搜身，掉头就走，从此不问科举，终身为民。孙髯好梅花，曾自制一印章，上刻“万树梅花一布衣”。今天昆明五华山北坡有大梅园巷，原来是一个梅园，相传就是孙髯居所。孙髯还曾溯流而上，考察金沙江，提出“引金济滇”的设想，又考察盘龙江，写成“盘龙江水利图说”。目睹官吏榨取民财，百姓流离失所，滇中深藏隐患，孙髯更忧国忧民，但登大观楼，心绪难平，激愤如潮，于是奋笔疾书，为我们留下了“海内第一长联”。长联尽摹滇池景象，极言千年滇史，状物则物势流转，辞采灿烂，文气贯注;写意则意气驰骋，沉郁顿挫，一扫俗唱。在文禁森严的雍乾之际，孙联一出，震聋发聩，四方惊动，昆明士民，竞抄殆遍，蔚滇中盛事。 孙髯晚年贫困落魄，寄居昆明圆通寺后的咒蛟台上，自号“蛟台老人”，卜卦为生，三餐难继，后投靠子女，终老云南红河州弥勒。 今弥勒还有孙髯墓，在弥勒城西，墓碑上的题书是:“滇南名士孙髯翁先生之墓”。孙髯的著作有《永言堂诗文集》、《国朝诗采》、《滇诗》、《金沙诗草》等，又修过云南县志，全都流失无存。幸而《滇南诗略》收有孙髯诗20首，近代又发现《孙髯翁诗残钞本》，还有《拟盘龙江水利图说》钞本等，都是研究孙髯的重要资料。 孙髯翁早年由于对科场搜身极为愤慨，认为这种“以盗贼待士”的举措有辱斯文，遂发誓永不赴秋闱之试。他中年丧妻，仅生一女，其女长大后适广西州弥勒。从此穷困潦倒，寄居于昆明圆通寺咒蛟台，过着以石洞为栖身之所，以卜筮为求生之道的清贫生活。他曾在诗中写道:“白眼无今古，黄金有是非。” 在《续修昆明县志·人物志》中这样描述孙髯 :“博学多识，诗古文辞皆豪宕不羁，一时名士相与酬唱，所撰乐府，虽不逮汉魏，亦几入香山、崆峒之室。五七规仿唐人，时有杰作。其题大观楼楹联凡一百八十字，混灏流转，化去堆垛之际，实为仅见。”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1768)，髯翁八十有三，滇西师范公前往咒蛟台拜谒，见先生“白须古貌，兀坐藜床上，如松荫独鹤，互相问询，乃以诗请。拍案敷陈，目光炯炯射人。自是时携饼饵与谈，辄至暮始返。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岁(1770)，师范公再次拜访，先生依然耳聪目明，神智清醒。走路不用藜杖。孙髯翁的女婿在弥勒赶马经商，往来于师宗、丘北、泸西和弥勒间，为人忠厚，家道殷实，为尽半子之责，于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岁(1772)将先生接到弥勒奉养。弥勒有个名叫苗雨亭的士子，早年在省城游学，与先生过从甚密。乾隆八年癸亥岁(1734)，雨亭公出仕，任河南渑池县令，为官十八年后，于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岁(1761)辞官归里，在弥讲学，得知先生到弥勒安度晚年，当即聘为西席，共同设馆授徒。 人物作品 大观楼长联作者:乾隆年间，曾为昆明滇池大观楼题楹一幅，号称天下第一长联，被后人尊称为联圣。 长联原文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zhu)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huan)雾鬓(bin);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孤(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莎，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侭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全联释义 五百里浩瀚的滇池，在我眼前奔涌，敞开衣襟，推开冠戴，这茫茫无边的碧波，多么令人欣喜啊!看吧:东方的金马山似神马奔驰，西边的碧鸡山像凤凰飞舞，北面的蛇山如灵蛇蜿蜒，南端的鹤山如白鹤翱翔。诗人们!何不选此良辰登上高楼，观赏那螃蟹似的小岛，螺蛳般的沙洲;薄雾中的绿树垂柳象少女梳理秀发一般摇曳;还有那漫天的水草，遍地的芦苇，以及点缀其间的翠绿的小鸟和几抹灿烂的红霞。尽情观赏吧!切莫辜负了滇池四周飘香的金色稻谷，明媚阳光下的万顷沙滩，夏日婀娜的莲荷，春天依依的杨柳。 数千年的往事，涌上我的心头，举起酒杯，仰对长空感叹，那些历史长河中诸多的英雄，而今还有谁在呢?试想:汉武帝为了开辟西南到印度的通道，在长安挖凿昆明湖操练水军;唐中宗派兵收复洱海地区，立铁柱以记功;宋太祖手挥玉斧，面对版图，将西南划在界外;元世祖率大军跨革囊及筏渡过金沙江，统一了云南。这些伟业丰功，真是费尽了移山的心力啊!但是朝代更替之快，有如傍晚的雨，早晨的云一样的短暂，连幕帘都来不及卷起就很快消失了;就连那纪功的残碑断碣，也都倾颓在夕阳暮霭之中。到头来，只留下几声稀疏的钟声，半江暗淡的渔火，两行孤寂的秋雁，一枕清冷的寒霜。 据史料记载，昆明大观楼始建于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其历史背景是康熙二十年，清王朝在粉碎吴三桂叛乱集团后，云南出现了较为安定和繁荣的情况，但毕竟这时离明亡不远，社会矛盾还较为尖锐复杂，为了粉饰太平，安抚人心，始筹建大观楼。经过五年左右时间，大观楼建设已初具规模，一些文人雅士遂来这里登临赋诗，写下了许多诗联，随后有孙髯翁氏“一扫俗唱”写出了这副“为世所称”的大观楼长联。 长联到底是什么时候问世的呢?因为在康、乾时期，云南同时有两位孙髯翁，且又都是在诗词文学方面很有造诣的人。不过昆明的孙髯翁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曲靖的孙髯翁则是生于康熙五年(1666年)，长于昆明孙髯翁四十五岁，这是史有定论的。由于在长联问世的时间上，有“康熙中”与“乾隆中”的争议，而今有人即以推迟长联问世的时间和提早昆明孙髯翁的出生年代为前提，硬要把长联作者定在昆明孙髯翁头上。有关大观楼长联问世的时间，据有关史籍和资料记载，有四种说法: 一曰:“大观楼长联自清康熙年间问世以来”(见《历代长联举要》); 二曰: “清初撰大观楼长联”(见李瑞《云南有两个孙髯翁》); 三曰:“联句为康熙中邑人孙髯所题”(见梁章钜《楹联丛话全编》); 四曰:“长联为清康熙年间贫寒诗人孙髯所作”(见《楹联趣谈》)。 至于长联问世于“乾隆中”的说法，按张一鸣先生提出的两条依据，一曰:“同治五年云贵总督劳崇光为马如龙修大观楼时重刻陆树堂书长联写的题跋中所言‘滇南大观楼楹联乾隆中昆明孙髯翁所撰’”;二曰:“孙髯翁的忘年友、《滇系》作者师范于乾隆五十九年写的七律诗中有两句云:‘钱员外寄飞扬兴，孙布衣留绝妙词(内有髯翁题联甚佳)’”。据此即否认“康熙中”之说是“没有史实依据”的，而断言“乾隆中”之说是“可信的”。 俗话说，凡事有其究竟者，必有其原来。因为认定长联问世于康熙年间，那么生于康熙五十年的昆明孙髯翁要么还未出世，要么还只是一个孩童，所以坚持“乾隆中”之说者，自然要把长联问世的时间推迟到乾隆年间。 笔者认为张一鸣先生的这两条理由是不能成立的。首先劳崇光等人当时并不知道云南有两个孙髯翁这一历史事实，又惜乎世人品评书翰，往往以名位取人，所以鲜为人知的曲靖孙髯翁自然就“名落孙山”了。 其次，从历史情况来看，大观楼长联在乾隆年间就有浙江巡抚程月川，道光年间又有云贵总督阮芸台等人进行篡改;咸丰七年(1857年)，大观楼与长联均毁于战火(今尚存于大观楼二楼的楹联乃是陆书摹刻之联，并非原件)。如果说长联毁于兵燹后的同治五年(1866年)，劳崇光的“乾隆中昆明孙髯翁所题”的题跋就算是“历史依据”的话，请问张一鸣先生，长联在未毁之前的道光二十三年(1847年)，两江总督梁章钜的“联句为康熙中邑人孙髯所题”为什么反而“不确切”了呢?难道说因为“梁氏从未来过云南任职，不了解情况”吗?又请问张一鸣先生，这“不了解情况”的梁氏，为什么对大观楼的湖光山色、一百八十字长联、乃至“联字为陆树堂所书”都完全了解，却偏偏把“乾隆中”误为“康熙中”，这种凭想象代替历史事实的说法，能服人吗? 再说，昆明孙髯翁的忘年友、《滇系》作者师范写的“钱员外寄飞扬兴，孙布衣留绝妙词(内有髯翁题甚佳)。”张一鸣先生又据此推断说:“从师范以前根本找不到咏长联的踪影，而在师范以后赞扬长联的诗作才不断出现……这也足以证明‘乾隆说’是可信的。” 笔者不禁要有三问:一问:从师范以前找不到吟长联的踪影，在师范以后赞扬长联的诗作才不断出现，敢问当师范之时对长联有没有什么评价?二问:近华浦内的“甚佳”之联也好，“绝妙词”也好，张先生凭什么根据就认定其是大观楼长联呢?可否拿出对得上号或沾得上边的依据来。因为历史问题争论，只能用事实来说话，否则是不能成立的。三问:昆明孙髯的忘年友师范，在他编著的《滇系》中，把昆明孙髯翁的小传、诗作以及《拟输捐直省条丁缓征补歉谢表》都收入其中，甚至连孙髯写的“龙王不下栽秧雨，躲到苍山晌日头”的一首《竹枝词》也未漏掉(见《滇系》八之十七)，却偏偏把这首“为世所称”的“甚佳”之联意只字未提。张一鸣先生却回避这个问题，竟把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师范在《东集邀约》中的两句诗作拿出来作证。 笔者认为，《滇系》是师范先生一生中最得意之作，是一部集史事一家之美的仿志之作，也堪称是云南的一部重要史籍。正因为是史籍，而不是诗歌和文学创作，所以师范在《东集邀约》题诗后的十四年(即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在这部长达四十卷的《滇系》中对昆明孙髯的大观楼长联却一字未入账，这本身就是不言而喻的史实了，怎么不令人质疑呢? 至于张一鸣先生引述的:曲靖孙髯翁的七世孙孙桂馨的话说“乃祖生前著作甚多，大者尽都丧失”，所以“连孙氏的子孙后世也不认为乃祖是长联的作者，当代人实在没有必要再作翻案的必要。”笔者认为，张一鸣先生的这种说法不仅不合情理，而且未免离谱了。作为历史问题的争论，只能根据历史事实而论，谁占有资料，谁的论据充分、翔实，谁都有发言权，难道孙氏家中的文稿“尽都丧失”，民间也就“尽都丧失”了吗?难道孙氏的子孙后代不争这个创作权，就不允许别人发言了吗? 其他评价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岁(1774)春正月初九日，孙髯翁于玉皇诞辰跨鹤西归，享年九十上寿。苗雨亭公感念至交之情，将先生殡葬于弥勒城西苗氏茔地。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岁(1907)，弥勒士子协力筹资为先生修墓立碑，墓碑正中刻有”清处士髯翁孙先生墓”十个大字，旁刻一联云: 古冢城西留傲骨; 名士滇南有布衣。 墓前华表上刻有光绪十九年癸巳岁(1893)弥勒贡生杨晓云撰写的八十言长联: 读大观楼长联，脍炙人口久矣。就苹天苇地，濡染笔墨生辉，布衣有何能?几经昆池劫灰，常图不磨文字; 出挹爽门半里，追绕马鬣依然，叹断碣残碑，灭没名流不少，吾侪非好事，一存滇南傲骨，以昭先正典型。 民国三年甲寅岁(1914)，爱国志士杨杰任弥勒县长，又为髯翁修墓，立碑为志。 民国二十六年丁丑岁(1937)，杜希贤任弥勒县长，重修孙髯翁墓，并撰《辑刊凭吊孙髯翁先生墓诗碑序》，勒石于墓左，其文有“相传先生晚年，伤伯道无儿，幸中郎有女，远适弥勒，以舐犊情深，常遨游于丘、弥之间，设帐授徒，门墙桃李，一时称盛。后殁于弥，葬挹爽门西郊，郡人士立碑以志之曰:‘清处士髯翁孙先生之墓’……”。 在1958年“大跃进”年代，先生的墓碑被毁，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得以重新修复。并将墓联改为先生生前自挽联。 这回来得忙，名心利心，毕竟糊涂到底; 此番去甚好，诗债酒债，何曾亏负着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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