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们考察西方国家的思想源流，可以发现，跟中国大学的师徒代代相传一样，他们许多人也有很明确的学术传承关系，有思想上的影响，也有老师和弟子之间的薪火相传。比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实际上源自法国哲学家科耶夫的思想（科耶夫则受到黑格尔的影响），福山可以说是科耶夫的再传弟子，他的老师艾伦·布鲁姆曾经师从科耶夫（尽管布鲁姆更主要地是以施特劳斯的传人而著称）。 上次我们讲到的查尔斯·泰勒则是以赛亚·伯林的亲传弟子，曾经在伯林之后担任牛津大学齐切里教席的教授。但与中国不同的是，查尔斯·泰勒恰恰对老师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判，这在中国不可想象，会被视为“离经叛道”，在西方却似乎司空见惯。跟老师的观点不一致，对老师的观点进行批判，在批判中发展自己的理论，甚至是建立与老师对立的理论，成了一条常见的学术路径。
今天要讲的这个人，G.A·科恩（或译柯亨），也是以赛亚·伯林的亲传弟子之一，他在查尔斯·泰勒之后接任齐切里教席，但他的立场却与伯林分歧很大，甚至比查尔斯·泰勒与伯林的分歧还要大，基本上，他可以归入马克思主义这一派（所以可以看到，我党的理论网站上常见对此人的分析文章）。他出身于工人家庭，从小深受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熏陶，但这却不妨碍他师从以赛亚·伯林，接受伯林的指导，对伯林的理论提出对立的观点，却还能承继伯林传下来的如此重要的职位。正是在这种思想自由、推陈出新的环境中，学术思想才得以不断发展，这正是当下的中国所需要的。 我们今天来看科恩200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自由与金钱》（Freedom and Money），在这篇文章中，科恩对伯林的自由观提出了非常强有力的批判。 2 科恩这篇文章最初是1998年纪念以赛亚·伯林的一篇演讲辞（伯林于1997年逝世），后经修改发表。在文章中，科恩开宗明义，明确提出他不认同伯林关于自由与金钱的观点。伯林认为缺钱不是缺乏自由，而是缺乏运用自由的条件。而在科恩看来，缺少金钱，贫困，就是缺少自由。没有钱，很多事情不能做，等于没有自由，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日常经验提供了无数明显的证据来支撑这个观点。当然，贫困不是限制自由的唯一因素，但科恩认为，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科恩的论证开始于对自由右翼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进行分解。右翼认为，在一个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人享有相同的自由（权利意义上的自由）。而左翼则认为，右翼说的自由只是形式上的，由于处境不同，很多事情并不能自由地去做。比如一个老太太，要去看自己的妹妹，可是她没有钱买火车票，怎么能说她有看望妹妹的自由呢？右翼对此的回应是，你们将自由和资源搞混了。你没法负担，不代表你缺少做这个事情的自由，只是缺少做这个事情的手段，也就是缺乏做它的能力。
科恩将自由右翼的立场分解为两步，第一步是概念性的，第二步是规范性的。 第一步（概念性）： （1）自由是免于遭受（其他人）的干预，而不是缺乏金钱。 （2）缺乏金钱不是遭到干预，而是缺少手段。 （3）贫困（缺乏金钱）并不等于缺少自由。 这是一个概念上的论断，得出的结论是贫困不是缺少自由。在右翼的手中，这个概念性的结论被用来支持规范性的论断，也就是从概念到行动，要如何去做的问题，其起点是从第一步得出的结论（3）。 第二步（规范性）： （3）贫困（缺乏金钱）不等于缺乏自由。 （4）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保护自由。 （5）纾解贫困不是政府的主要任务。 运用这个框架，可以分析左中右各方关于自由之立场的差异。纯右翼（如诺齐克这样的权利至上主义者）会同意从（1）到（5）的所有论断。而自由左翼如伯林和罗尔斯则会同意（1）到（3），但会拒绝第（4）项，即是说，他们会同意右翼在自由概念上的立场，但在规范性立场上，他们认为，即使缺少金钱只是缺少手段而并不是缺少自由，但由于手段缺乏影响到自由的“运用”（罗尔斯的说法是自由的“价值”），政府也有义务对此进行调整和干预。 正因为如此，科恩认为，伯林是广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罗尔斯是美利坚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在他们的立场中，纾解贫困占据最重要的位置。他们都谴责右翼对“运用”自由的漠不关心。但即使如此，他们仍认同右翼对自由的概念，对金钱和自由的区分。伯林的立场还体现在他对罗斯福新政的看法当中，他认为新政是一项“伟大的自由事业”（a great liberal enterprise）。通过减少一些自由放任，多一些社会民主，促进了社会保障，使得某些自由更有价值，尽管这需要自由本身付出部分代价。 科恩赞同伯林对罗斯福新政的立场，但是不认同伯林的观点，即所谓自由和经济保障是截然分开的两种价值、经济保障的促进是以自由为代价。他认为金钱的缺乏与某种自由的缺乏是相伴随的。金钱上的匮乏，和智力、能力的匮乏不同，在免于干预的自由的意义上，天赋的匮乏并不总是会扭曲自由。当智力或者能力有欠缺的时候，并不会遭到任何干预。但如果缺乏金钱，一定遭到干预，因此，科恩强有力地提出，即使我们接受自由等于免于干预的定义，金钱的匮乏仍会导致自由的匮乏。 商品和服务不是无偿的或者没有任何代价的，即使是公共物品，也需要特定的渠道才能获得。因而付钱是获得商品和服务的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如果不给钱就想得到它们，必然会遭到干预。而金钱能够免除这种干预。因而，即使我们接受伯林的消极自由概念，即自由就是免于干预，能够免除干预的金钱实际上就等于是自由本身，而不仅仅是运用自由的能力。 在讨论金钱与自由的因果关系的时候，科恩体现了他分析哲学的特点，引入一个逻辑条件，即金钱是自由的INUS条件，所谓INUS条件，即一个不必要但是充分的条件中的不充分但是必要的一个部分。这个意思，是说金钱本身不完全足以给你想要的自由，但是金钱加上其他条件，一定会给你自由（充分），而如果你把金钱这个条件从中剔除掉，单有其他条件，则一定不会得到自由。
INUS条件在逻辑上是一个相当强的条件，我们一般都知道充分必要条件是两者之间最强的一种关系，但现实当中要满足这样的条件很难，所以就发展出INUS这样的条件，来表现从A到B的强因果关系。因此，科恩说金钱是自由的INUS条件，证明两者之间存在很强的因果关系。因而缺乏金钱就是缺乏自由。 科恩以这个论证，来挑战上述步骤中的第（2）项。即缺乏金钱不是手段的缺乏，而是会遭到干预，于是获得金钱就是免遭干预，也就是获得自由本身。他比伯林和罗尔斯更进一步，从概念上就将金钱纳入到自由本身之中。于是接下来的规范性论证就是顺理成章的，既然缺乏金钱就是缺乏自由，政府要保护自由，自然就应当将缓解贫困作为最主要的任务。所以在罗斯福新政问题上，穷人经济保障的改善，本身就是自由的一种改善，并非以自由受到部分侵犯为代价。 3 科恩论证金钱等于自由，是放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自由主要等同于商品和服务的获取，在这样的社会中，金钱（财富）体现了自由之分配的状态。科恩认为，在非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情况同样类似。他构想了一个没有金钱、只有一种“自由票券”的社会，每个人拥有什么样的自由，通过票券来确定。在他看来，金钱就是类似于这样的票券的“通用票券”。金钱和票券之间并无根本的区别。 这个立场显然带有很深的马克思主义烙印，科恩本人在文中承认这一点，他引用马克思的话，说金钱是“以物的形式呈现的社会权力”，金钱体现了权力的分配格局，如同无金钱社会中的“票券”一样。谁拥有金钱，谁拥有票券，谁就拥有了支配自由的权利。区别不过在于，前者是由个人（金钱的拥有者）来决定，而票券则是由国家（票券的发行者）来决定。但两者的功能都是建立了一种“自由的社会结构”。 对科恩的观点，一个最直观的反驳，就是有钱不能买来一切，你出价再高，俺不伺候你，所以有钱不一定能够买来自由。或者，有时候老板心情好，不要钱东西白送你了。前者，在科恩论证INUS条件的时候已经包括在内了，钱不是自由的充分条件。而对于后者，科恩认为，在货币经济中，这种情况毕竟是比较少见的，钱在整体上对于自由仍有根本性的影响。
科恩的这篇文章，典型地反映了他学术思想的两大特点，即分析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他的概念性和规范性的两步论证、INUS论证等带有典型的分析哲学色彩，而将金钱视为一种权力格局，则带有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色彩。所以科恩被视作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开创性人物，确实是实至名归。 他的概念性和规范性的两步论证框架可以帮助我们厘清金钱与自由关系的细微之处，无论你采取哪种立场，都可以借助于这个框架来对照、印证，也无妨对号入座。这篇文章的志向非常明确，科恩明确说并不是写给纯右翼人士看的，他针对的就是那些非左非右的“选民”（选没选是另外一回事），当你在国家干预还是非干预的问题上摇摆不定的时候，当你为对富人是否要多收税的问题纠结的时候，当你质疑七十年使用权到期后是不是要续费的时候，在所有这些问题中，隐隐约约都有科恩以及伯林、泰勒这些人思考的影子在晃动。 金钱与自由的关系，从来众说纷纭、各执一词。科恩将金钱等同于自由，在一般人看来，无异于等同于“一切向钱看”的庸俗诡辩。但事实上科恩的论证，是在自由和平等的天平之间，给平等这边增加了一块重重的砝码。如果循着这个思路继续往下走的话，可以看到科恩之所以要在自由的概念之中加入金钱这样一个内容，实际上是一种拯救马克思主义的努力。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对平等的追求是不证自明的，社会平等的目标是不可避免要达到的。但当代经济的发展包括生态环境危机都证明，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生产力极大化和按需分配是不可能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平等这个目标就变成了一个需要论证的目标，不再是不证自明的，需要在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上来论证它的必要性，将金钱纳入自由概念之中，就是沿着这样的思路所做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放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新保守主义重拾自由放任的调子，主张放松管制、减少国家干预的背景下，显得颇有些格格不入。
附带说一句，科恩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学者，葛四友谈及科恩遇到诺齐克提出的张伯伦论证对其内心的挑战，为了回答这个挑战，科恩花了20多年的时间，甚至不惜为之改变整个学术生涯，这种谨守内心真诚、保持学术良知的认真和执着，实在是令人景仰敬佩。 2016年4月23日 （ “Freedom and Money,” G. A. Cohen, in Michael Otsuka (ed.), On the Currency of Egalitarian Justice, and Other Essay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66-199.） （图片来自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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