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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天雨 平德
永州之野的道县玉蟾岩，原名蚂拐岩。考古人员1993年从中发掘出一批陶片，经测定，大约距今1.2-1.4万年。这是当时世界发现烧制最早的陶片。 考古界的传统认为，中国瓷器起源于东汉，而零陵鹞子岭出土的战国双耳黑陶壶，却具有明显的原始瓷特征；白瓷起源于三国时期，鹞子岭却出土了全国罕见东汉白瓷碗；此外，永州之野的清塘、黄阳司、三多亭等众多窑址，则表明永州是古代华南及长江流域陶瓷工业的一个中心。 三多亭窑址？也许有人会问。 没错，就是永州市冷水滩区河东的三多亭。 2002年初夏，永州市冷水滩区三多亭江边某单位宿舍门口一带修建马路。5月13日这天，施工人员在挖地基时发现大量陶瓷器残片，便立即报告冷水滩区文物部门。永州市文物管理处和零陵区文物管理所获悉，立即组织考古专业人员赶赴现场调查，对其进行紧急清理。因破坏严重，已经看不出窑址形制，且当时时间紧促，故只清理了一些遗物，发掘出一个陶质火炉，后来经考古专家认为这是唐代人餐桌上的“火锅”，并将这个发现上报湖南省考古研究所。 2002年6月24日，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一兵及副研究员周能一行赶赴永州，会同永州本土文物专家对冷水滩区三多亭古窑址现场进行实地考察，并对现场获取的陶器实物标本进行鉴定，发现该区域有三处古代陶器文化堆积，估计是一个很丰富的文化宝库。特别是已经发掘出来的连珠纹壶提系的连弧形细颈壶、平口直腹矮足杯、高瘦形盂、拆腹盘和大高圈足碗等这些器形，都是南朝梁时所独有的。另外，与活着的虾颜色近似的虾青釉，开小冰裂的豆青釉等，也都是南朝典型的风格，专家们因此认定：三多亭古窑址属南朝时期梁陈之际（即公元502年）以前的官窑，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 这个结论令人兴奋，因为这是迄今为止湖南省发现的最好的南朝窑址，其技术、工艺水平极高，为全省青瓷早期段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实物，为湖广地区湘江漓水流域的制陶业找到了源头。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根据推测，专家们相信还有更多的精彩被埋在地下。2005年，永州市文物管理处和零陵区文物管理所两个单位在原遗址东100米处进行探沟试掘，经过大家的努力，初步弄清三多亭窑址分布在南北长50、东西宽30米的范围内，面积约1500平方米，窑炉形制为馒头窑和龙窑，以馒头窑为主。让人欣慰的是，该窑出土器物均用瓷土制坯，绝大部分经过淘洗，胎质较纯净。由于烧成温度较高，大部分器物瓷胎坚硬致密，瓷胎多为砖红色，少数为灰白色、灰黑色。釉色主要有青色和酱色两种，青釉占大多数。青釉因釉色深浅不同又可分为青灰色、青黄色、青绿色，多数为青灰色。酱釉多为酱褐色。遗物可分为生活用具和窑具，以生活用具为主。在出土的生活用具中，碗局居然占绝大多数，其中又以口径达15～18厘米的大碗为多，约有1000余件，其次为盘，还有少量杯、盏、盏托、器盖、碟、壶、罐、缽、碾槽。窑具主要有匣钵、支钉、垫圈、窑柱等。 在这些出土的文物中，有的窑具上刻有铭文，如“康定二年”“熙宁六年”“陶六”“唐二十作”“家书一个不得与人借”等字样。而刻有“永州官人”铭文的这件陶窑具，像一颗星辰脱颖而出，格外引人注目。 其实，这是一件小若茶杯的陶窑具，其“皮肤”为黄色，属模型器。高10厘米，底径6厘米，重410克。平底，束腰。顶呈尖圆形。腰横状阴刻有“永州官人 丁岁大中祥符七年四月初五日作德”、竖状阴刻“唐脱五记使用”等字样。 说实话，我对这件文物的命名感到有些奇怪。看它像一个小小的塔状，或者说有几分类似实心圆钉，却不知作何用途。从其外形来看，又不像日常用具。莫非是祭祀用品？或者其他？确实带给人无限遐想。 核对中国历史，可以得知，大中祥符（1008—1016）是宋真宗赵恒（968-1022）使用的第三个年号，北宋使用这个年号共9年，大中祥符七年，即1014年。 宋真宗赵恒活了五十四岁，在位二十五年，先后改了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四个年号。前两个年号期间，这位皇帝还显得有所作为，在宰相寇准的建议下，亲率将士抵达前线抵抗辽军，渡河进入澶州城，上城墙鼓舞士气，致使敌方士气受挫，双方签订澶渊之盟，结束了宋辽之间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虽然宋朝向番方交纳岁币换取和平，但此后宋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避免了重兵长年戍边的造成的过量徭役和朝廷赋税压力。而后来，赵恒就有些飘飘然了，宠信奸佞，迷信鬼神，大中祥符和天禧两个年号就是来源于此。 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十二月，真宗命令兵部尚书寇准留守东京，自己开始考虑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大中祥符七年（1014）春，真宗前往亳州（今安徽省亳州市）谒圣祖殿，途经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升应天府为南京。 也就是在真宗东游之际，发源于南朝的三多亭窑，此刻正在生产大批陶器。那馒头形状的窑炉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陶胚，而烧窑时的炉火，似乎连煮沸了近在咫尺的湘江水，让大地都感觉到它热烈的心跳。一批又一批的陶瓷产品，被运到附近码头装上船，溯流而上运往广西、顺流而下运往湘北等地，形成了水上流动的异彩…… 陶器上的铭文，如同人体身上的胎记。这件陶窑具上的“永州官人”四字，证明三多亭窑址到宋代时已经成为官窑。此窑具2006年被定为一级文物，而孕育它的母腹——三多亭窑址也就母以子贵，地位显得崇高起来。 众所周知，永州在隋朝以前称“零陵”。零陵地名的来源，与上古五帝之一的舜帝有关。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废零陵郡和永阳郡，置永州总管府，府治泉陵县，同年更名零陵县（治今永州市零陵区），隶属湘州。隋末至唐末，此地曾先后使用零陵郡、永州府、永州零陵郡和永州府之名，隶属荊湖南路。宋代永州隶属荊湖南路，领县三：零陵、祁阳和东安（雍熙元年984年析零陵东安场置县）。因此该铭文从考古学上充分表明北宋时期此地已称“永州”，与文献记载遥相呼应，相互印证，意义深远。 再回过头来谈这件陶窑具，虽然它只有保温杯大小，但内涵很丰富，仅铭文中的“官人”二字，就带给人们许多猜想。专家认为“官人”二字，可以证明此窑是官窑。但也有极少数人认为，从三多亭窑出土器物的器形、釉色、胎质来看，与同时期的官窑生产水平相差甚远。因此仅仅因“官人”二字，认为该窑是官窑未免过于牵强。更有人认为，根据文献记载，唐以前唯有官者方称官人，至宋已为时俗通称，明代以后遍及士庶，奴仆称主及尊长呼幼，皆可称某官人，所以，与“永州”一词搭配，官人一词应该是指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男子。也就是说，这批陶器是为永州某个有身份的人量体裁衣定制的，并不代表它是官窑。 不管怎么样，也就是基于铭文上有“永州”二字的原因，考古专家为了便于世人熟知这个窑址，就将三多亭窑址称作“永州窑”。 后来，专家们由点及面，分析了永州三多亭窑与其他瓷窑的关系，发现它与湖南郴州窑、汝城窑关系很密切。三处窑址均为北宋瓷窑，主烧青瓷，无论是支烧痕，碗杯里心的支钉痕，还是铭文，乃至釉色、器形、装烧方式、装饰工艺，都十分类似。另外，桂林永福窑的烧制器物类型也与之相似，三多亭窑烧制器形较单一原始古朴，永福窑丰满而多样，发展比三多亭窑成熟。这些共同点与不同点说明，二者之间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三多亭窑为北宋中期，而永福窑为北宋晚期，或许，永福窑是接受了来自三多亭窑的影响。 其实，在我看来，任何艺术的交流与传承都有官方和民间两种方式。“永州官人”铭文陶窑具的价值不在于它的工艺，而在于它的身份填补了湘南一带宋代陶器的空白。退一万步讲，即便三多亭窑属于民间身份，其出土器物的品质与官窑产品有较大差距，特别是不够精细，彰显出一种简约的粗狂之美，但也可以由此知道烧造年代大致在北宋中期，主烧青瓷器，器形以碗、盘、盏等生活用器为主，纹饰简单。此外，窑具外壁等部位常见刻印铭文，内容可分为纪年、地名、窑工生产信息、窑工姓名、吉祥用语及其他五种类型，装烧方式主要是叠烧，具体有匣钵单烧和匣钵叠烧、对口烧和对口套烧四种类型，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湘南地区民间瓷窑的特征，为我们了解北宋湘南陶瓷生产情况提供了具体依据。 小小的文物，往往存在着巨大的价值。通过这件陶窑具，我们似乎就看到了宋代永州人在三多亭窑前忙碌的背影，听到了那个时代炉火旺盛的呼呼声，还有湘江上运载着三多亭陶器船只远去的帆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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