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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之后,把静坐的主张贯彻实施发皇光大,成为理学修持主流的,朱熹当为集大成者。朱熹一生喜欢静坐,留下了大量的语录议论。近代以来,不少学者留意于此,如钱穆、陈荣捷、杨儒宾等均对朱熹的调息静坐法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其中,尤以钱穆的《朱子新学案》所列朱子“论静”、“论敬”专篇,材料颇为丰富。 朱子重视静坐,可谓渊源有自。在理学谱系中,朱嘉为道南一脉。朱嘉从学于李侗(延平),李侗从学于罗从彦(豫章),罗从学于杨时(龟山),杨为程颢入门弟子,史称道南一脉为理学程门之正宗。 杨时善于养生。胡文定称: 杨公时造养深远,烛理甚明,混进同废,知之者鲜。(知之者,知其文学而已。不知者,以为蔡氏所引。此公无求于人,蔡氏焉能洗之!文定自注。)行年八十,志气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 杨时秉承师说,修养之中最重静坐,对程子“默而识之”尤为在意。他自称: 夫至道之归,固非笔舌能尽也。要以身体之,心验之,雍容自尽、燕闲静一之中默而识之,兼忘于书言意象之表,则庶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诵数之学也。 罗从彦师从杨龟山,初“见龟山于将乐,惊汗浃背,曰:`不至此,几枉过一生矣'。 遂从龟山游,抠衣结席二十余载”。后入罗浮山静坐。罗氏坚毅清苦,在杨门为独得其传。罗氏指导学生李延平“于静坐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作何气象”,使李氏以为“不惟于进学有方,亦是养心之要”。可见罗从彦对李延平影响之大。 朱熹的老师李侗直承罗豫章,以默坐澄心为学问之路。黄宗羲评价说: “其始学也,默坐發心,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何如。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也。既得其本,则凡出于是者,虽品节万殊,曲折万变,莫不该摄洞贯,以次融释,各有条理,如川流脉络之不可乱。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细而品汇之所以化育,以至经训之微言,日用之小物,玩之于此,无一不得其衷焉。” 李侗自己也认为: “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真有所见,虽一毫私欲之发,迹退听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几渐明。” 朱子静坐,一为心性涵养,重视的主要是道德品性的修持。为此,他有很多论述: 静坐无闲杂思虑,则养得来便条畅。 静便定,熟便透。 静则心虚,道理易看得出。 学者静中有个主宰存养处。 须是静坐,方收敛。 除了品行修持之外,朱嘉还认为静坐是为学入门的方便途径: “始学功夫须是静坐。静坐则本原定。虽不免逐物,及收归来也有个安顿处。譬如人居家熟了,便是出外,到家便安。如茫茫在外,不曾下工夫,便要收敛向里面,也无个着落处。 心要精一,方静时,须洪然在此,不得困顿,如镜鲜明,遇事时方好。心要收拾得紧。” 朱子认为静坐读书也是解除疲劳,休养精力的一种办法,朱子原本体弱,长期坚持调息静坐,摄养身体。中年以后体力日衰,常以静坐调剂精神。这点在后文还要讨论。即在平时,一时疲倦也常常以静坐来消释解除。 “近觉读书损耗心目,不如静坐,省察自己为有功、幸试为之,当觉其效也。” “毒以目昏,不敢著力读书。闲中静坐,收敛身心,顿觉得力。” 朱裏不仅自己长期坚持调息静坐,也常常开示弟子静坐,并随时解答弟子有关静坐读 书的问题。 朱子曾告弟子曰: 昔陈列先生苦无记性。一日读《孟子》'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记得书? ”遂闭门静坐,不读书百余曰,只收放心, 却去读书,遂一览无遗。 弟子问静坐之法,朱熹答曰: 静坐只是想静坐,不要闲勾当,不要闲思量。也无法。 弟子还经常问到静坐时难以专心的问题,朱嘉则耐心解答。 “静坐时思一事,则心倚靠在事上,不思量则心无所倚靠,如何?“曰:'不须得倚靠。若然,又是道家数出入息,目视鼻端白一般。他亦是心无所寄寓,故要如此倚靠。若不能断得思量,又不如且想地,也无害。” 朱煮还指导门人郭友仁,提出了 “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为学之道。虽说是个人辅导,后来成为儒门的一种通法。 朱煮之所以重视调息静坐,虽说与道南一脉的学说有关,但其个人的环境也许是最重 要的因素。朱裏一生偏嗜道家,对道教的炼养之术多有了解,尤其于内丹之学熟检于胸。 朱熹曾亲手校注《周易参同契》及《阴符经》两部内丹学经典,由此可见朱熹的道学修养。 而调息静坐之法不过是内丹修炼最初级的一个步骤而已。朱熹所作《调息箴》,充分吸取了道家吐纳调气的经验,有着浓郁的道家色彩。 唯须指出的是,朱熹的调息静坐,始终贯穿着儒家的道德精神,主张事上磨炼,敬慎戒惧,一以贯之。这点,后文将详细论述。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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