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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嘉熙 智纲智库广州战略中心 一、中国农村：游客与原住民的冷眼与热土“什么是农村？” 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却能让不少人语塞，曾经记忆中温暖而又萦绕的故土也好，偶然一次旅行中的惊艳或向往也罢，都是一种感性的认知。但却鲜有人能一下子说出来农村的定义究竟是什么。 对于偶然踏入乡村大地的游客与世居于此的原住民而言，农村无疑是一个二元割裂、对立的认知。 游客认为乡村生活就是“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般的一种体验，能感受到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自然氛围，产生一种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共鸣与美好。 ▲ 游客视角下的乡村 但另一方面，与其了解原住民对乡村的看法，远不如直接观察客观的数据更加深刻。 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995年的29%一路飙升至2018年的约60%，但整个农村地区的人口却从1995年巅峰时期的8.6亿人下降到了2018年的5.6亿人。在城市发展不断加码增速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却在不断外流。 冯骥才先生说过，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里，中国共有90万个自然村在风中消糜，平均每天消失80个……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乡村的原住民努力离开城市游客心中的诗和远方呢？ ▲ 原住民出走的空心村 答案也很简单：旅游和定居，是两码事。 半日的乡野徒步是一种浪漫，但是雨天在没有硬化的泥泞路面上行走绝对是折磨； 一次寂静月夜下的仰望星空是一种豁达的心境，但夜半归家时一定渴望一盏盏路灯； 一餐的柴火饭可以吃到食物本真的味道，但生火劈柴时煤气灶和抽油烟机一定是最想见到的东西…… 可见，城市与乡村，且不说形而上的定义，在不同社群的心理认知上已经是二元甚至对立的。 二、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从何而来？1、农耕文明将农民与乡土紧密绑定 在中国数千年的农耕经济体系和封建帝制下，由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将农业人口、农民的生产方式与农村的土地紧紧地束缚在了一起。 ▲ 小农经济 小农经济一直是封建制度的根基，直到晚清，无论是产值、就业还是税收来源，农业都是这个国家的命门。统治阶级不断强化以农为本的社会结构，农业成为了民众从业的首选。从商则成为了政府抑制的对象，如战国时期的“奖耕战，抑商贾”、秦汉的“重农抑商”、“崇本抑末”，乃至明清“海禁”等政策。 在生产力和政府引领的双重作用下，农民从商之路越发逼仄，也就形成了大量的农业人口与从商以及地主阶级的人口割裂。唐中叶尤其是宋代以后，地籍与户籍平行成为国家治理的制度，人口的二元结构也愈发明显。 同时，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耕作方式决定了农民只能在有限的土地进行精耕细作，提升单位土地的农业产出，无法走上通过提高生产规模实现农业资本化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农村地区生产方式与城市的差异。 由于小农经济对于土地的依赖性，土地的所有权更是各个王朝关注的焦点，西汉王莽时期的王田论、东汉董仲舒的限田论、北魏隋唐的均田制，都反映了中央王朝的土地所有制和农民私有土地制度的一种斗争和碰撞。 ▲ 土地丈量的鱼鳞图册 王田皇属，私田民享，在小农经济基础的古代，已经出现了如同今天农民自耕用地和国家所属的土地之间产权所属的不同。 可以说，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农业经济让农民无法离乡离土，与城市的工商阶层隔离开来，为今天城乡二元结构埋下了种子。 2、源于工业觉醒的城乡工农业“剪刀差” 1949年新中国成立，随之而来的是朝鲜战争和外部的严峻外交形式、以及我国工业严重落后的现实，现实迫使我们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道路。 在此背景下，我国的工业化采取了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侵略、殖民实现工业化原始积累不同的道路：用农工业之间的“剪刀差”的方式来保障国家工业化战略的顺利实施。 这一点从国家各个阶段投入农业与工业的资金比例可见一斑。 ▲ 各时期的工农业国家资金投入比例 在“剪刀差”的模式下，通过政府统购低价农产品去保障工业人口的发展需要、挤压农业资金发展工业等方式实现农业反哺工业。 1952-1978年间，中国的工业产出年均增长率11.5%，工业产出占GDP的份额由18%上升到44%。但根据国务院推算：1953-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的25年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总额估计在6000-8000亿元。而到1978年，国家工业固定资产总计不过9000多亿元 以剪刀差为代价的工业发展模式虽然完成了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却导致了城市与农村社会的长期分割与分治，继而成为一个国家中的两个世界。 3、城乡人口、生产方式、土地制度的二元结构 “剪刀差”的发展模式下，国家通过农产品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制度、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三大制度来确保农业反哺工业的顺利实施，现代中国的城乡的二元结构也就此产生。 1953年11月国务院颁布的《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一律不准私自经营。隔断了农民与私营经济间的纽带，抑制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育，实现国家对农产品的低价获得权，将农村的生产方式牢牢固定在单一的农业生产上。 ▲1955年的粮食统购统销手册 1958年1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要求城市各单位一律不得私自从农村中招工和私自录用盲目流人城市的农民。将农民限制在了农村农业生产上，形成了城乡人口的二元结构。 1958年7月开始的人民公社制度实现国家对集体土地的所有、使用与收益控制权，不允许农民有独立支配土地使用权的权力，禁止土地使用权的自主流转。这个问题一直遗留至今：城镇建设用地、农村耕地和建设用地如需入市流通，必须先通过政府征收。形成了国家对于城市、农村土地的二元格局。 可以说，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于“剪刀差”发展模式的行政干预，但在改革开放后，市场和行政推动下的城镇化进一步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 1978-2018年的40年间，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9.58%，但高速城镇化带给乡村的则是无尽的虹吸作用。 首先，城镇化带来的就业机会让城乡收入差距从90年代初的2.2倍一度上升到了21世纪后的3倍以上，同时附着于户籍的一系列社会安排已渐渐为市场所消解，这就使农村人口空心化现象更加严重。 另一方面，城市化提速，城市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农村逐渐丧失了拉动经济增长的功能，农业所占的GDP比重越来越低，乡镇企业也走进了历史，城乡的二元结构进一步被改革开放后的城镇化撕裂了。 总而言之，城乡二元结构是在生产方式上的二元经济结构、人口分离下二元社会结构、土地使用权上二元管理体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城乡二元融合的未来去向何处？1、从城乡统筹、一体化到城乡融合发展背后的逻辑 1978年，城镇居民的年均可支配收入为343元，是农村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133元的2.46倍。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57.5，比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低了10.2，而恩格尔系数中10的差距代表了贫困、温饱、小康之间的区间差异。 ▲ 1978年来的城乡收入差距倍数，农村=1 面对城乡二元割裂城乡局面，国家出台了多项政策消除城乡间的发展差距。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思想。2007年中共十七大将“城乡一体化”发展做了国家一项重要发展战略。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需要通过城乡一体化破解城乡二元结构。2019年 5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 国家战略从城乡统筹、一体化到城乡融合发展，本质上是对乡村价值的再定义。 ▲ 城乡融合发展就是对乡村价值的再定义 在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阶段下，是用城市的发展理念与文化形态去统领乡村的建设与发展，并没有把乡村的生态、文化价值完全发挥出来，没有把乡村放在与城市同等重要的地位上，乡村属于“被动一体化”。 随着我国社会矛盾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乡村更成为了脱贫攻坚、全面实现小康的主战场。为了让农村与城市之间形成一种科学、新型的互补关系，让乡村可以主动站位，国家提出了城乡融合发展战略。 城乡融合发展，本质上是立足乡村的生态、文化、空间资源，对接美好生活时代人民追求高品质的生活需求，将乡村打造为新时代下与城市同等重要的发展腹地，实现乡村的后发赶超与弯道超车。 具体而言，城乡融合发展相比城乡统筹与一体化，提出了三大要求： ➤ 从政府推动向政府和市场双向发展：要让农村吸收更多市场化的力量，提高社会资本、民间投资对农村的关注度以及农民主体对农村发展的积极性。 ➤ 要素的双向流动：通过农村“三块地”土地改革、人口制度管理、金融体制改革，让农村的经济、文化、生活价值不断凸显，形成城市的人才、产业、资金要素向农村的双向流动之势。 ➤ 推动工农城乡关系的根本转变：明确城乡工农关系不是强与弱、主动与被动的关系，而是各司其职长短相继，重新认识乡村的价值和城乡工农的关系。 2、全域旅游引领城乡融合的诗和远方 应该如何探寻城乡融合的诗和远方，真正让乡村在新时代下焕发出活力与美好？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 ▲ 全域旅游引领城乡融合的诗和远方 无论是小农经济的历史积淀，还是“剪刀差”的以农养工，都是将农村视为农业生产的土地载体。 因此，破解二元结构首先要树立：跳出农村作为农业生产载体的单一空间属性的战略认知。 其次，今天的城乡融合发展就是要在新时代下梳理出乡村新的价值。使乡村不再成为城市的依附，在发展的战略选择上走出一条有别于传统城市进化的特色之路来。 再者，乡村融合必须挖掘出一个产业载体作为抓手。足以将农村的工业基础薄弱转变为绿色生态优势、将乡村打造成为融合生活、生产、生意、生命“四生有幸”的空间。 这就要求了发展城乡融合必须有一条清晰脉络和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全域旅游的价值在此刻凸显，成为了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探寻融合发展的路径之一。 ➤ 全域旅游可以解决区域的战略顶层设计 乡村的振兴，需要的是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体系、文化复兴、生态保护、农民增收的通盘考虑。以全域旅游作为区域发展战略，则可以实现政府经营环境、民众经营文化、企业经营市场的良性互动。 从根本上解决文化与生态开发与保护之间的矛盾、行政推动与市场运作的矛盾、农民增收与落后产能的矛盾，更能为区域发展描绘一个明晰的战略远景。 ➤ 全域旅游可以实现乡村地区的主动站位补位 对于乡村地区而言，形成差异化发展之路，避免以弱势姿态深陷区域竞合泥潭，沦为城市的附庸，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过往靠山吃山，粗放地发展资源型产业，或是依赖低地价吸引周边大城市的淘汰、污染产能的方式难以为继。 一个好的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则完全可以挖掘根植于乡土、生长于属地的价值，帮助乡村找到有别于传统、同质的城镇化、工业化的独特发展定位，实现主动站位、找到后发赶超的制动点。 ➤ 全域旅游可以形成三产耦合的产业发展体系 在“全域旅游”背景下，旅游业从单一产业向综合产业转变，从小旅游向大旅游转变。 全域旅游不仅可以为乡村地区梳理清楚一二三产耦合发展的产业体系，更可以通过具有本地特色的产业构建市场竞争优势，让乡村的发展具有强劲的产业造血能力。 在全域旅游发展的大格局下，乡村不再单一成为农业的载体，可以耦合三产次的有效发展，实现村民增收。让乡村成为原住民心中返乡创业的乐土，改变人口外流的现状，吸引旅游产业投资，升级乡村传统的生产方式。 另一方面，在政策与市场化的双重推动下，全域旅游也有机会为开展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农村宅基地制度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从而整体性地解决乡村人口、生产方式、土地的二元结构。 3、聚焦大湾区的城乡融合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的战略格局，是我国的发展“千年大计”，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中，指出要推动大中小城市合理分工、功能互补，进一步提高区域发展协调性，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 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家千年大计 2019年12月2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家十八部委、相关金融机构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工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11个试验区。 ➤ 大湾区城乡融合看广清 大湾区的广州北部的“广清结合片区”入围试验区名单，范围涵盖了广州市增城区、花都区、从化区，清远市清城区、清新区、佛冈县、英德市连樟样板区。面积约 9978 平方公里。 广清结合片区最大的价值在于生态。增城、花都、从化在《广州市总体规划2017-2035》中均被定位为山地、农林、山水生态片区。同时清远一直以来被称为“广州的后花园”，下辖的两区一市一县也成为《清远旅游空间规划》中的重要旅游集散节点。 广清结合片区保留着田园风光、山体河流的自然肌理。为以全域旅游为抓手，打造成为高品质生活平台，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 佛冈的价值 佛冈县在广清结合片区的五区一市一县中，处于相对的地理中心，也是清远的城市副中心。相对于片区内其他较为成熟的区域，保留了良好的乡村肌理，未经历大规模的工业化开发，仍保留了%70的森林覆盖率，依托京港澳高速，广州出发一小时可达，是发展全域旅游的绝佳载体。 因此，以全域旅游为抓手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有机会将佛冈打造成为广清结合片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样板。 佛冈以汤闻名，拥有全国唯一的出水温度达到87摄氏度高温氡温泉。历史悠久据宋代文献《太平寰宇记》记载：泉流不绝，气蒸如雾。可热食物，疮患洗之即愈。佛冈更以佛为名，拥有亚洲最大的天然卧佛，成为了禅文化旅游的天然本底和恢弘的视觉吸引物。 ▲ 佛冈天然卧佛 依托温泉与禅文化两大有机会打造成为唯一性产品的旅游资源，整合佛冈的特色村寨、山水生态底色、客家广府融合的文化故事就有机会串联起县域经济的发展主线。 佛冈通过全域旅游战略推进城乡融合，用全域旅游的成果破解现有人口、土地、产业的城乡割裂，重塑乡村价值，是一条值得探索的有效的路径，最终有机会形成大湾区城乡融合的“清远经验”及“佛冈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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