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帆：如何找研究问题（中）—问题设计句法

作者：张雪帆

来源：公共管理研究（ID：cpar2016）

张雪帆博士目前担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学系特聘副研究员，博士毕业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研究兴趣：公共空间治理，城市理论，公共行政理论，土地资源管理，持有全国土地估价师资格证。他在Urban Studies、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中国行政管理》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他曾获由美国科技应用现象学研究所（IAP）和美国公共行政理论网络学会（PATNET）合办的全美质性研究博士毕业论文奖——2017拉尔夫·P·赫梅尔博士毕业论文奖（2017 Ralph P. Hummel Scholarship Award），获奖论文题为“公共空间产权的意义：基于爱国者公园1976至2007的历史分析”

（张雪帆老师照片）

当你手头上唯一的工具只有一把锤子，你看任何问题都是钉子。当你只知道一种认识论，你面对任何现象都只能说出一种研究问题。

—没什么名人出处，就是我编的。鲁迅没说过。

一、重要且易忽视的细节：研究问题的表达句法

绝大部分正规研究方法书都不会否认一个观点：方法是围绕研究问题的。没有绝对的好方法，只有针对你的研究问题的合适方法。如果一个方法本身逻辑上就不能回答你提问的问题，那么这个方法对这个研究来说就不合适。因此，那种在研究起步阶段，对问题全然没有任何认知的情况下就先确定研究方法，让问题来适应方法的做法肯定是不正确的。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否认这点。

然而论及实战，现实中研究者通常面对的不完全是上诉这种情况，更多是另外一种状况：对自己的研究兴趣、想研究的问题有种朦朦胧胧的感觉，处于有想法又说不出来的境况。知道什么东西不是自己想研究的，但又说不出来想研究的是什么样。感觉上倾向于使用某种研究方法，因为这符合自身研究兴趣的心底感觉，但又说不清楚自己具体的研究问题设计是怎样的。

第二种情况其实与第一种情况表面相似，似乎都是能说出方法但说不出问题。但实质上有本质的不同。第二种情况并不是那种跟风摇摆的思维懒惰，而是研究设计的技巧尚未熟练，更需要的是启发与帮助，不应该教条地用“要先有问题再选方法”一棒子打死。

从我个人观察和体验出发，许多学生问题设计时是源自临摹式的习惯，而非真正从理解自身研究出发。看到现有研究问题的句法通常是怎么组织的，那么自己也就相应潜移默化地用类似的句法说问题。试举一些常见的句型如下：

“什么因素造成了……”

“……间有什么关系”

“……产生了什么影响”

等等

类似此类句型不能说不好，但都会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这会是一个实证研究的题目。因为通过检验才好判断究竟哪些因素显著、哪些会相关、乃至对结果的贡献程度，等等。你用后实证的方法，通常不适合判断几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贡献程度的多少。因为多少必然依赖于测量，而非感觉。不能因为个人喜好，就强行用一个后实证的方法去回答实证的问题。这不合逻辑。

然而，当你和这些博士生详聊的时候，会发现有许多其实虽然研究问题描述成这样，但心里实际感兴趣、关心的是对某个概念、事物的认知差异，以及其中因应情境的权变逻辑。这就变成一种尴尬的境况：

一方面，如果要做假设检验、进行统计分析，那么概念操作化的标准必须是统一固定的。对某个概念的定义和测量必须贯穿全文始终不能变化，否则统计口径就会出问题。而且，必须假定当不同的案例被归类到同一个类别中，案例之间的差别就要认为不存在。例如，当我们说有两个苹果的时候，即使一个是红富士，一个是青苹果，虽然两者色香味、价格都完全不同，我们也要假定这些差异不存在，否则就无法抽象统计苹果了。

另一方面，如果关心对某个概念的认知差异，那么同是苹果，红富士和青苹果的各种差异就不能无视，反而要系统整理。当我们说“高质量”行政时，“高质量”指的是什么？我们说的公共性应该是什么？正义城市中的正义指的是什么？公共行政中大量的概念并非理所当然，不同的认知直接影响行政安排，乃至其正当性、合法性。这些都是概念操作化的基础，而且不能采用说是这样就是这样的断言，而必须要有严谨的论证。

因此，用实证主义的句法，是没法提问一个后实证主义的问题的！反之亦然。

正如法默尔说的，公共行政是一种语言，公共行政学也是语言。你如果不掌握适合诉说你心中困惑的语言，你就问不出符合你研究兴趣的研究问题，也就无法采用适合的方法。

语言是一切信息组成、传递、理解的基础！

二、心里有点数：实证与后实证研究问题的逻辑差异

一个研究者要避免上诉尴尬境地，第一步可能就该先从明晰后实证对研究问题质量的判断标准入手。如果不知道怎样叫好的研究问题，后续也就无从谈起。而且后实证和实证主义在此处的判断上大有不同，大体需要先知悉以下几个实战要点。

首先，强调现实行政和具体情境的特性，而非控制。实证主义是通过控制其他可能影响后通过假设检验推进知识。控制的核心逻辑是将非研究对象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从研究中剥离，排除干扰，从而得知真实贡献。

后实证主义强调发现在现实和具体情境中存在什么。因而，一切要素是情境化地联系在一起的。如黑格尔的名言，“一只手如果从身体上割下来，名虽可以叫手，实际上已经不是手了”。联系共现是根本。这就是其经常关注情境中的辩证关系，而非因果关系的原因。

其次，强调意义、描述过程、建构新关系。暂时放下佶屈聱牙的哲学方法论讨论，意义、过程和建构新关系是后实证主义的重点，也是主要的研究问题切入点。在实证主义研究中，对概念意义的操作化是既定的，而不能是待定的。如果研究对象为因果关系，而且同样的因达到同样的果，那即满足了从x到y的函数关系，而不同样本间的微妙情境差异是可以忽略的。假设是基于既有逻辑的可能性提出的，所以必然是研究者已经知道的逻辑关系。研究者不可能假设一个自己不知道的假设。所以，在实证主义的研究设计中，概念的操作化、假设、以及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待检验逻辑关系，必须是已知且要清楚呈现的。

但是，在后实证主义研究中，概念的意义可能是待定的，究竟什么是权力、权威、管理、领导、代表、回应等等都是需要分析的，而非由研究者或二手材料断言。过程是关键的，同样的结果不一定就意味着同样的性质。即使在政府办证窗口用同样的材料、在同样的时间、以同样的流程、办成同样的行政事项，如果一种是和谐尊重的互动，另一种是官威凛凛的模式，即使两者都没违反任何行政规定，办事群众是能体会其中差别的，而其所代表的行政服务质量也不可能相同。

由于事关公共合法性，行政学中很多时候how比what更重要。建构是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大量的理论研究方法是数据驱动（data-driven）的。在研究者对存在的逻辑关系未知的情况下，以归纳法在情境中总结出存在的关系，而非在情境外假设出来。

第三，强调主客体合一。由于方法论上认为存在社会真实（social reality），即不只客观存在，社会共识也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所以，控制、权威等等概念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不能客观测量，但不能用事实—价值二分法的方式对其无视。主观世界的概念和客观世界的事物是依据情境结合在一起的，两者密不可分。研究者的认知和被研究者认知也是结合在一起的，否则谈不上理解和归纳。

在实证主义中，主客体是分离的，假定客观存在不以主观存在的变化为转移。例如，我们在初中生物课做解剖青蛙的实验，不管被解剖的青蛙心里多不情愿、如何挣扎，也不会影响膝跳反应的运作，因此这是一种真实的因果关系。然而，在公共行政中研究命令服从，只有在被命令方服从的情况下才得以成立。如果被命令方激烈抗议挣扎，作为研究对象的服从就不存在了，而对抗就成为了新的存在。

研究对象的湮灭（服从）与产生（对抗）是以主观认知为基础的，主客体必须结合才有意义，情境下的主观认知因而变得极为重要。官僚制的命令服从关系可以说是公共行政最核心的研究议题。这尚且如此，遑论其他行政学的题目了。

所以，不存在绝对的好方法。一定要先判断好研究问题的逻辑前提以及能适用的方法。适合做实证研究的问题就要做实证，适合做后实证的就做后实证，关键要合适。

三、直接上干货: 实战常用句法四例

秉承实战导向的宗旨，此处推荐一些理论研究的常见问题组织句法。当然，此处只是作为例子给一些示范，好用的句法组织方式远不止三种。只要在方法学习中多加留心，在具体操作步骤之外，也留意行文组织方式，就能有所收获。另外，需要先行致歉的是，因为我本身还在努力提升写作水平，请不要在意其中中文不通顺的情况，仅供批判参考。

 

1. 现象学研究

要使用现象学研究方法，必然关心与现象联系的一系列体验与认知，从而反向归纳究竟某个概念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因此，相关的问题通常是采用类似如下的句式：

“某某群体如何定义某某概念”

“某某群体如何应对或和某某概念产生互动”

“理解/认知/定义如何发展变化，过程有什么要点”

“现象的变化伴随有怎样的体验和认知变化”

“建构的新概念或理论在理解某某现象上的推进，有什么新发现”

个人观点，在公共行政内这类研究较有代表性的，当属赫梅尔（Hummel）的官僚制研究和斯蒂福斯（Stivers）的女性主义研究了。有兴趣可以读读，体会一下其中对行为、事物、现象意义的认知是如何塑造结构化的差异的。

 

2. 扎根理论研究

扎根理论的基本原理是通过不断的比对，整合数据，催生聚类，最终找到核心类属。因此，其所能回答的研究问题，也必然是一个可以通过核心类属的发现来回答的问题：

“某群体的目的是什么，基于什么样的理解，产生哪些影响？”

“X认知与Y认知有什么差别？X概念与Y概念有什么差别？”

“过程是被某我们原本不知道的什么概念如何推动的？”

“过程中的核心要素有哪些？”

“推动发展和阻碍发展各有什么要素，二者之间如何互动？”

“结果是如何催生的，有哪些差异和共性？”

由于扎根理论流派众多，包含的要素和适合回答的问题各不相同。例如Clarke派是有情境地图的，Charmaz派就包含研究者的自主建构，Glaser则强调被动分析。甚至出现有的派别必须有的分析步骤，在另一派别就可能是严禁的情况。以致很多时候扎根理论都要写明白是Glaserian/Constructivist/Situational Grounded Theory。但是，其中最核心的技术就是不断比较（constant comparison）。所以，一定是有比较才有聚类，有聚类才有类属乃至核心类属。扎根理论适合回答的研究问题，都是围绕着这样的过程展开的。

 

3. 民族志

民族志使用起来有个大前提，一定是存在一个被他者化的群体才有意义。因为被他者化了，所以无法通过其他结构化的方式进行分析，也无法先于体验的进行假设。因此，才需要融入其中推进理解，以在本土概念中建构相适应的分析框架来针对性研究。

“某群体有怎样的思想和价值观？”

“这些思想体现为怎样的符号、信念，以怎样的方式推进行动？”

“对此群体来说，某意义是如何建构，又以怎样的方式维持？”

“此群体对某事物的理解与外界有什么结构性的差异？”

由于民族志是研究特定群体的，行政学自然将其应用在公务员研究上。例如，有个研究大概是这样的：美国公务员法律上是要求政治中立的，公务员法定不允许参与政治。有命令就服从、按命令执行即是。但是，如果说美国公务员不懂政治，那真是所有人听了都会发笑。公务员那可是最懂政治的群体之一了。所以，美国公务员所谓的政治，既不同于法定的政治、中立的政治，也不同于社会中党派多头竞争中的政治，但又和这两者都有联系。那么，公务员的政治到底是什么？这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公共行政中的民族志问题了。

由于公共行政的特殊性，其民族志的操作和社会学、人类学略有不同（例如，很多人类学中可以进行的操作，在公共行政中容易违反行政伦理要求）。以后有机会可以和大家交换些心得体会。

 

4. 论述分析/叙事研究/言语行为理论/常人方法论(Discursive Analysis/ Narrative Studies/ Speech Act Theory/ Ethnomethodology)

先打预防针，我知道，我真的知道这几个方法是不一样的，适合的问题会有不同。但是，这几个方法多少都把语言视为情境中的行动。所以，语言不只传达被访者所持有的观点。更重要的是，语言本身就是在情境中刻意组织出来的实现特定目的的行为，因此也直接反映在了其适合的研究问题上：

“某群体如何针对情境（策略性地）使用语言，达到什么效果？”

“不同的表述组合如何传达出不同的意思？”

“有哪些本土概念对意义传达形成系统性影响？”

“怎样的修辞如何形成相应的语言效果？”

“特定意义和效果是如何通过类属、叙述、比喻等语言手法建构起来？”

在公共行政领域，此类研究我个人印象最深的就数对官话（idle talk）的研究。为什么各个国家尽管政治有如此大差别，但行政部门的公文都要充斥如此多的官话。究竟官话起到一个怎样的效果？以修辞的方式建构出一种怎样的官僚科层制行动模式？这都属于公共行政中适用此类方法的典型研究问题。其中的核心要义是要把用语言表达视为一种行动，而非观点，即所谓的people do而非people have。

四、小结

方法固然要以问题为准，但是学方法时也需要留意相应方法所适用问题的提问方式。实话说，人类正常认知过程本不是不知道和知道这样二分的，而是在模糊混沌中慢慢整理，越来越清晰，逐步浮现的。所以，如果发现自己有个研究的初步想法，但是没法说清楚时，千万不要慌。记得整理一下自己已经清楚的部分，然后以此为线索反推自己不清楚的部分，也能越辨越明。

这里介绍的经验本就是一些实战小心得，不能当作万灵药用，但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更针对性的细化训练，最好还是要和导师拆招，只要让导师明白你感兴趣的究竟是什么，对表述清楚研究兴趣就已经不远了。

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作为博二萌新的我和Joanna上reading and conference时，她就说我：雪帆为啥你总是在对意义的诠释时，一提问就是what开头呢？要不你多试试用how来造句？这是我第一次深刻意识到，语言表述对意义和所适用逻辑的决定性作用。

最后，说个题外话，方法是方法而不是目的，方法只有用得好不好，而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就像打篮球，争论是上篮好还是投篮好，是没有结果的。你上篮稳就上篮好，投篮准就投篮好。只给扣篮不给投三分，强如库里也会滑倒。反之只给投三分不给扣篮，斯塔德迈尔当年恐怕就不能常年上五佳球。这种争论是不会有结果的。

上篮和投篮的技术标准是不一样的，上篮时身体前倾好，投篮时身体后仰好。不考虑在上篮还是投篮，辩论前倾还是后仰好，以致弄出后仰上篮和鱼跃跳投，都会极其诡异。任何一种方法，都要注意其研究对象与方法的前提假设和逻辑，要符合其自身而非其他方法的技术标准，才能判断质量。将好坏脱离情境和现实条件的绝对化，那就不再是科学，而走进因信称义的宗教领域了。Just a thought~

经管学苑

（ID：jingguan100）

由南开大学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王群勇教授及其学术团队主办，旨在定期与大家分享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及软件使用技巧，覆盖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为广大学友提供优质学术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