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文章摘录自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 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四章，“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第三、六节）。 ………………………… 三就此而言，不同种类的知识的地位显然是不同的。因此，对我们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种类的知识所具有的相对重要性：是那些较可能为特定的个人所掌握的知识更重要，还是那些我们应当较具信心地期望可以为那些经由适当方式挑选出来的专家所组成的某个权力机构所掌握的知识更重要呢？如果说人们在今天普遍认为后一种知识更重要，那只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所致：一种知识，亦即科学知识（scientific knowledge），在当下公众的想像中占据了太重要的地位，以致于他们忘记了这样一个道理，即科学知识并不是惟一与此相关的一种知识。我们可以承认，就科学知识而言，一群经由适当方式挑选出来的专家也许可以最好地掌握可资获得的所有最佳的知识——尽管这种做法只是把这方面的困难转嫁到了如何挑选专家这个问题上面。在这个方面，我想指出的乃是这样一个要点：即使我们假设这个问题很容易就可以得到解决，它也只是那个所涉范围更广泛的问题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而已。一如我们所知，在今天，谁要是宣称科学知识不是全部知识的话，那他就肯定会被认为是在宣扬类似于异端邪说的东西。然而，我们只要稍加思索就会发现，现实生活中无疑还存在着一种极其重要但却未经系统组织的知识，亦即有关特定时空之情势的那种知识（the knowledge of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time and place）——它们不可能被称为科学知识（也就是一般性规则之知识那种意义上的科学知识）。正是在这个方面，每个人实际上要比所有的其他人都更具有某种优势，因为每个人都掌握着有可能极具助益的独一无二的信息，但是只有当立基于这种信息的决策是由每个个人做出的或者是经由他的积极合作而做出的时候，这种信息才能够得到运用。就此而言，我们只需要牢记下述几点，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个道理了：第一，无论我们从事什么职业，我们在接受理论训练以后都必须学习许多其他的东西；第二，学习和掌握各种特定工作的知识，实际上耗用了我们整个工作生涯中的很大一部分时间；第三，在各行各业中，有关人的知识、有关当地环境的知识、有关特定情势的知识，都是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了解并操作一架未得到充分使用的机器、掌握并使用某个人所具有的可以得到更佳运用的技艺、或者意识到供应品中断期间所能依凭的供应品储备，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与了解并掌握更好的可供选择的其他技术有着大体同样的助益作用。一个靠不定期货船的空程或半空程运货谋生的人，或者一个几乎只知道瞬间即逝之机会的地产掮客，或者一个从商品价格在不同地方的差价中获利的套利人，都是以他们所具有的有关其他人并不知道的那些一瞬即逝之情势的特殊知识为基础而在社会中发挥极大作用的。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样一种知识在今天却遭到了人们普遍的蔑视，而且任何因拥有这种知识而占据了较佳位势（亦即比那些掌握着更多理论知识或技术知识的人占据了更佳位势）的人居然也被认为是行为不端的人。那些因更了解通讯或运输这类设施而占据优势地位的人，有时候也会被认为是不诚实的人，尽管社会运用这个方面的最佳机会与它使用最新的科学发现有着大体同等重要的意义。这种偏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造成了人们重生产轻商业的态度。即使那些自以为完全不会受有些论者在过去所主张的赤裸裸的唯物主义之影响的经济学家，在处理那些旨在获得这种实践性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的活动的问题上，也屡犯同样的错误——这显然是因为在他们的研究体系当中，所有这样的知识都被设定为是“给定”的。当下普遍流行的一种看法似乎认为，所有这样的知识都应当理所当然地极容易地为每个人所掌握；而且那种旨在反对现行经济秩序的毫无道理的指责也常常是以这类知识并非如此容易为人们所获得这个事实为基础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观点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究竟通过何种方法才能使这类知识尽可能广泛地为人们所获得这个问题，正是我们必须努力加以解决的问题。 六如果我们想理解价格体系的真正作用，那么我们就必须把价格体系视作是这样一种交流信息或沟通信息的机制。当然，价格越僵化，价格体系所具有的这种作用也就越有限。（然而，甚至当公布价格变得相当僵化的时候，那些经由价格变化而发挥作用的各种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仍将通过契约的其他条款而发挥作用。）就价格体系而言，最具重要意义的一个事实便是它的运转所需依凭的知识很经济；这就是说，涉入这个体系之中的个人只需要知道很少的信息便能够采取正确的行动。一如我们所知，惟有那些最关键的信息才会以一种极为简洁的方式（亦即通过某种符号的方式）传递给他人，而且只传递给有关的人士。把价格体系描述成一种记录变化的工具或一种电信系统（a system of communications）并不只是一种比喻，因为这种电信系统能够使单个生产者仅通过观察若干指标的运动（就像工程师观察若干仪表的指针那样）就可以根据各种变化去调整他们的活动——当然，他们所了解的变化也只是反映在价格运动中的那些变化而已。当然，这些调整活动很可能永远都无法达致“完善的”或“完全的”程度，尽管一些经济学家在均衡分析中认为它们是“完善的”或“完全的”。但是，我颇感担忧的是，我们所养成的那些根据几乎所有的人都具有大体“完善的”或“完全的”知识（perfect knowledge）这一假设来处理这个问题的理论研究习惯，在一定程度上会使我们无法洞见到价格机制的真正作用，而且还会致使我们在判断价格机制之效力的时候采用一些颇具误导性的标准。令人极感震惊的是，在一种原材料短缺的情形中，虽说没有人发布命令，也甚少有人知道个中原因，但是无以计数的人——他们的身份五花八门，即使用数个月的时间也无法调查清楚——却都能够用一种更为节约的方式去使用这种原材料或者用这种原材料制成的产品。这就是说，他们会采取正确的行动。当然，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把自己的活动调适到一个极其完美的程度的，因此他们的利润率只能始终保持在相同的甚或“常规”的水平上；即使如此，这种情形仍足以构成一项奇迹。我故意使用“奇迹”（marvel）这个词，目的就是为了使读者能够克服人们在理所当然地看待价格机制之运作时常常带有的那种洋洋自得的心理。我相信，如果这种价格机制是人类刻意设计的产物，又如果受价格变化之引导的人们懂得他们的决策有着远远超出其即时性目的的重大意义，那么这种价格机制早就应当被赞誉为人之心智所达致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了。然而颇为遗憾的是：一方面，价格机制并不是人之设计的产物；而另一方面，那些受价格机制指导的人通常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如此行事。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那些嚷嚷着主张“刻意指导”的人——以及那些根本就不相信某种未经设计（甚至是在人们并不理解的情况下）便自发形成的东西能够解决我们经由一种刻意的方式都无力加以解决的问题的人——应当牢记：这里的问题恰恰在于如何才能把我们运用资源的范围扩展到任何个人心智所能控制的范围以外；因此，这也是一个如何才能否弃刻意控制之必要性以及如何才能提供激励以使个人在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事情的情况下去做可欲之事的问题。我们在这里碰到的问题绝不是经济学所特有的问题，而是与几乎所有真正的社会现象、与语言以及与我们的大多数文化遗产都有紧密关系的问题；据此我们可以说，这个问题实际上构成了整个社会科学的核心理论问题。正如艾尔费雷德·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在讨论另一个问题时所指出的，“尽管所有的格言书和大人物在演说时都反复强调说，我们应当养成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进行思考的习惯，但这却是一个根深蒂固且大错特错的陈词滥调。因为事实表明：文明的进步，乃是通过增加我们毋需考虑便能运作的重大活动的数量而得以实现的。”这种情形在社会领域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的确，我们会不断地使用一些我们并不理解其含义的公式、符号和规则，而且通过对它们的运用，我们还能够得到我们作为个人并不拥有的那种知识的帮助。在这个方面，我们已然发展起了一些惯例和制度，然而我们这种成就所依凭的则是那些在其各自领域中被证明为成功的、进而又成为我们文明之基石的习惯和制度。的确，人类最初是在并不理解的情况下偶然发现了某些惯例和制度的，只是在后来才慢慢学会了如何运用它们，尽管人类直到今天还远远没有学会如何充分运用它们；需要指出的是，价格体系只是这些惯例和制度当中的种而已。正是通过这种价格体系的作用，劳动分工和以分立知识（divided knowledge）为基础的协调运用资源的做法才有了可能。那些喜欢嘲弄和讥讽任何上述主张的人，通常都是通过一种暗讽的说法来歪曲这种主张的。他们指出，这种主张竞然宣称说，这种最适合于现代文明的价格体系乃是通过某种奇迹而自发形成的。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上述主张实际上是极有道理的：人类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我们的文明赖以为基础的劳动分工制度，实是因为人类碰巧发现了一种使劳动分工成为可能的方法。如果人类不曾发现这种方法，那么他们仍可能会发展起某种完全不同的其他文明类型，就像某种白蚁“国”一样，或者某种完全无法想像的其他文明类型。对此我们只能够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成功地设计出一种替代性体系——在这种替代性体系中，现行的价格体系所具有的某些特征（亦即对于那些最激烈抨击这种价格体系的人来说也是极为可贵的那些特征）仍能够得到维续：比如说，它已然达到的能够使个人选择自己的事业并因此而可以自由地使用他自己的知识和技艺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