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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22日（农历7月23日）是父亲离开我们六周年的日子，这么多年总想写点东西来纪念我敬爱的父亲，有时在朦胧中、睡梦中依然感觉父亲在我们的身边，但不曾对我说过一句话，其实我是多么期盼能再次接受父亲的谆谆教诲，父亲总是不经意地出现在我身边，又默默离去，唤起我无限的思念。作家二哥杨振雩写了《老父还乡》，记述父亲渐渐离我们而去，每每读着都满眼是泪，他写出我们心中的慈父形象，写出了我们永远的记忆。我没有更好的文笔，但想用最朴实的语言记述我心中的父亲。 得力的人子 父亲出生在1930年，正是中国多灾多难之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祖父家里一贫如洗。祖父虽然是个读书人，既读了私塾，也读了新式学堂—江西法政学堂，他的年龄跟朱总司令差不多，那个年代应该很多机会，不知怎么就窝在家里当个农民，读了那么多年的书也没发挥点作用（当然对后代还是有深远的影响），现在只知道留下很多祖宗的碑文是他写的，是他亲自篆刻的，写的字确实是工整，我们所有后辈都不如（包括他的第五、六代子孙）。祖父是读圣贤书的人，是家里的长子倍受呈爱，早年可能青春年少，萌发做生意的想法，那时曾祖父家里还算殷实，祖父整船装着农产品外出销售，据说总是血本无归，折腾几次也消停了，家里被消耗得差不多。从后辈看祖父可能真不是做生意的料，我们家后辈至今没有一个是做生意很成功的，倒是嫁出去女儿在婆家做生意风生水起。 曾祖父去世，大家庭分家，祖父也没有出去谋事，又不事农活，大伯父也是读书人，可惜英年早逝，在我大堂兄三岁时去世（大堂兄跟我父亲同年，比我父亲还大几个月），其他子女都未成年，真是雪上加霜，没吃没穿。听父亲说那时家里没有那么多被子盖，晚上睡觉只能靠稻草取暖，没有衣服穿，到冬天都还是单衣单裤，可怜我的祖母要照顾嗷嗷待哺的子女，加上痛失长子，无衣无食，常常是痛不欲生，以头撞墙。那时的冬天无比寒冷，身体很棒的祖母染上了痨病，完全是饥寒交迫的结果。那时痨病几乎是不治之症，祖母早早去世了。每每想到这些，想到一个像祥林嫂一样祖母，一个善良痛苦又饥肠辘辘的祖母，一个衣不遮体像疯子的祖母，我都内心阵痛，忍不住哽咽。 祖父应该也是有理想的人，从他给子女取名就可以看出：我大伯、二伯和父亲的名字分别叫克文、克康和克秦，祖父希望他的儿子像周文王、康熙帝和秦始皇那样成人。但自大伯早逝后，觉得取得名字可能太大，子女驮不住，后面给孙辈取名变成易经的卦名，像我大堂兄叫振乾，我大哥叫振雷（震卦，家里长子），大姐叫林英（巽卦的意思，代表风，家里的长女）。祖父寄希望最大的是大伯父，给他读了很多书，可惜因病早逝，后面的子女再也无力读书，只有早早出来做事，家里已经没有什么土地，只有出去帮人打长工。祖父虽然没有做出轰轰烈烈的事来，却也一生清白有骨气。在解放前，祖父被邀请出来当了几年乡绅（品德、才学为乡人推崇敬重的人），在现在的新池諸溪街，那里是鄱阳湖的一个码头，是当时的交通要道，那时各种势力交集在那里，祖父利用自己的身份，帮助了国民党和共产党抗日力量，全力保护抗日的志士。后来抗战结束，乡里解散，祖父只挑个自己的破蚊帐回家，别人问他乡里那么多东西，怎么不搬点回家，祖父说:“我家有那么多儿子就是钱，还要这些东西干嘛，你们要你们拿”，实际上家里穷的叮当响。祖父是继承了我们杨家的祖训“清白传家”、“四知遗风”，坚守清清白白做人，告诫子孙也要清清白白做人。 父亲渐渐长大，十多岁就到二祖父家打长工，没有工钱只为挣口饭吃，自己养活自己，二祖父是祖父的亲弟弟，本来承诺年底跟父亲做身新衣，结果年底却变卦，父亲一气之下第二年不干了。后来到外祖父村庄丁家咀一家打长工，那家人对父亲很好，父亲渐渐长大也力大如牛，又忠厚勤快，深受东家喜欢，在那干了几年。祖父和外祖父都是读书人，是好朋友，早早的把母亲送到杨家做了童养媳，成了祖母的帮手，她们也形同母女。母亲来了后，父亲虽然只有十几岁，开始自己独立出去谋生，做点小本生意，像到山里贩木炭卖，把鄱阳湖的鱼贩德安县去卖，完全靠走路肩挑过去，一趟也只有微薄的收入，还有经营的风险。有一回父亲照例贩鱼到德安县城卖，碰到一群地痞流氓把父亲的鱼全部抢走，父亲在德安无亲无故，走投无路之际，斗胆去找德安县的县长杨振道。父亲曾听爷爷说过杨振道县长先辈是从我们村庄搬去德安的，历尽艰难找到了杨振道县长，县长很热心接待了父亲，立即派人把鱼给追回来了，还好好款待了父亲。所以至今我都有一个心愿，要去寻找杨振道的后人，感谢当年对无助父亲的帮助。 48年我大姐出生，那时母亲才16岁，父亲才18岁，父亲也算是成人了，开始完全担起一个大家庭，那时祖父已经六十岁了，花甲之年在农村已经成了老人，家事一概不问，大家庭有祖父、祖母、二伯、叔叔、大堂兄，加上母亲和大姐，一家七、八口人，由一个不满二十岁的父亲扛起。那时在老家基本没有土地，父亲与家人商量到永修去作田，在鄱阳湖围垦起来的三角圩，一个叫木头塘的地方，开垦几十亩地。最初父亲与二伯、叔叔过去，后来母亲和祖父也过去帮忙，祖母在家带着大姐，几年下来有了收成，温饱问题彻底解决，还可以救济同样困难的外公家。 日子开始好过了，祖母身体不行了，她的肺痨已经越来越严重。祖母带着大姐，无比痛爱，也让大姐染上肺病，大姐也是终生痛苦。祖母一生短暂，却是最爱父亲，对父亲影响也很大。祖母出生在秀才之家，曾外祖父是个秀才，祖父是他的学生。祖母通情达理，勤俭持家，是个大家闺秀，家穷家富毫无怨言。村庄上家长里短，有解不开的扣，有邻里矛盾，都找“砊上张嫲”（方言）说个理，都说的心服口服。祖母再难再苦教子女要有骨气，不向命运低头。祖母的早逝根源是长子早逝，加上家里穷困潦倒，把身体拖垮了，得了肺痨。那时医疗条件落后加之家里贫穷，肺痨难以治愈。那个时代中国积贫积弱，百姓也如草芥，绝大部分的百姓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很难想象还有今天。 在木头塘的日子虽然艰苦，但是还是很快乐，最起码解决了吃饭穿衣的问题。父亲到了二十岁已经身材魁梧，力大无比，一人挑三、四百斤东西不在话下，有使不完的劲。家里祖父不管事，二伯虽然是哥哥，一切主意都听从父亲的，可以说是言听计从，好像父亲是哥哥，他反倒是弟弟。他俩感情最深最好，二伯父回老家，没多久就要回来看父亲，非常想念，两人难舍难分。父亲在木头塘跟当地人关系也非常好，木头塘是永修县地盘，我们家是外地人，父亲是非常仗义的人，村里人都喜欢，还被选为村长。50年大哥出生，给家里带来喜事，祖父经常在木头塘住，他喜欢喝酒，自己酿酒，也算有点文化人的逍遥，有时自斟自饮，喝得迷迷糊糊，有时儿子陪着喝上一碗，日子也是过得自在。 父亲带着一大家人，在木头塘作田十年，把一个在死亡线上的家拯救过来，解决贫困饥饿，恢复一个家的生机。祖父至1960年去世，最后十年算是过了一些好日子，虽然不能跟现在相比，至少不再挨饿受冻，活到七十三岁，也子孙满堂。二伯父结婚很晚，回了老家，都是在父亲的帮助下成家立业，后来二伯父得病都是父亲张罗治病，还专门安排船把二伯父接到我家治疗和休养。那时乡下医疗差，没多久二伯去世，只有四十五岁，都是父亲料理后事，二伯去世父亲非常痛心，他们兄弟真是情同手足，后来几十年二伯母都是由父亲供养，二伯母没有儿子，二伯母去世由我们为她送终。叔叔是常年跟着父亲，祖母过世最不放心的是叔叔，交代父亲一定要照顾好叔叔，叔叔一直跟着父亲十几年，到他成年结婚都是父亲安排，算是完成了祖母的交代。还有大堂兄，比我父亲还大几个月，大伯父去世只有三岁，大伯母后来改嫁，堂兄由祖父祖母带大，无比疼爱，让他读书，可惜没读出成果。虽然父亲很能读书，但是家里不让，家里没人做事。稍大堂兄自立门户，父亲经常接济，没粮食到我家来挑，两人个头一样，到我家来有合适的衣服就穿走，堂兄后来也子孙满堂，三个儿子改革开放后在外经商，都小有成就，孙子辈也人才辈出。 祖父祖母酒泉之下应该安心，因为有他们的得力之子“秦王爷”（父亲的小名）的力量，改变这个家的命运，摆脱贫穷，摆脱家族没知识、没文化困境。
骄傲的父亲
更感激的父母把我们七个子女养育成人，父亲用无私的爱，爱着每一个子女，历尽苦难艰辛千方百计为子女铺路，父亲就像一尊至高无上的佛，佛光普照着我们，毫无分别，福佑着我们成长。
父母结婚很早，自小在一起，既是夫妻，又如兄妹。祖母更是把母亲当做女儿，他们的感情现在人无法达到、无法感受。父母一辈子为儿女付出，我们看不到他们其他的丰功伟绩，也许有，但都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连他们的子女都知之甚少，唯有父爱母爱永远铭记在心，并随着子孙的繁衍而延伸。
父母自十几岁生小孩，一共生了九个儿女，存活七个，在那个年代非常正常，但要养活七个子女，谈何容易。父母生的九个子女，有五个是在老家和木头塘生活期间生的，那时年龄不到三十岁，活下来的大姐、大哥和二姐，后面两个姐姐小时就夭折，非常可惜。58年江西有个大工程上马——柘林电厂建设，要举全省之力筑坝。那时村里安排父亲要去柘林挑土筑坝三年，只是一家老小都靠父亲，父亲一离开这个家就散了，非常纠结。加上那年长江、鄱阳湖全流域洪水，三角圩即将要破坝了，当时打听到星子县在沙湖山要筑圩，正需要大量迁入劳力，父亲跟当地干部商量，想回到星子家乡，干部坚决不同意，他们希望父亲留下来，因为父亲是个做事非常靠谱的人，当地人都很喜欢他。父亲归意已决，就和老家一起一个叫“毛爸呀”的人商量连夜悄悄走了，三家人（还要“毛爸呀”弟弟一家）一起投靠沙湖山。
离开木头塘虽然依依不舍，但是毕竟是在他乡，祖父也年事已高，木头塘离老家太远，每次回家都是父亲负重前行，一次要挑好几百斤的东西，又拖儿带女确实不易，就是辛苦劳作有了收成也难以运回老家，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在木头塘跟当地人也结下深厚情谊，父亲去木头塘也只有不到十八、九岁，现在来说还是小孩，跟当地的同龄人一起长大，感情是非常深厚。到我长大十几岁，还有木头塘的朋友经常来访，有时一来一大群。记得有个叫“黑叔”的人，几乎每年都来，一来要住几天，回去父亲母亲还要给他带点什么回去，真是把父亲当做亲大哥。还记得75年左右的时候父亲带着二哥和三哥去过一趟木头塘，那时因为经济条件还是非常艰苦，粮食和物资匮乏，交通也极为不便，到木头塘要双脚走过去，父亲一路上反复叮嘱吃饭的时候千万注意，有几个菜是不能吃的，像鱼啊、鸡啊。哪知二哥三哥那时小，看到好吃的眼睛发光，把父亲的叮嘱都抛在脑后，一上桌，一人拿个鸡腿啃起来，可是怎么啃都啃不烂，原来鸡腿没完全弄熟，是个“看菜碗”，那时因为没什么吃的，亲朋好友来往又必须的，“看菜碗”每次有客来了都要摆上来，证明有鱼有肉，但是不能吃，等到家里的客人接待完了，完成使命后再把家里的舅舅请来，彻底弄熟把它灭了。
大姐、大哥和二姐都生在老家，父母在木头塘劳作，较小的时候在老家由祖母带着，祖母在大哥八个月大的时候去世，大概是51年了。祖母去世后，父亲请三祖母帮助带小孩，母亲两头跑，农忙时候在木头塘帮忙做饭，不忙时回老家照看老小，等到他们大了一点，都带到木头塘来了。那时木头塘还没有小学，父亲在村庄上请一个先生一起教大哥等几个小孩识字，大哥小时候聪明、灵活、好动，但坐功不行，异常活跃，先生难以对付，隔三差五来找父亲诉苦，不想做这个先生，父亲为了儿子只得好言相劝，同时强化对儿子的管教，可惜大哥没少受皮肉之苦。在父亲的意识里，儿子一定要读书，否则就没有前途，想到自己非常想读书，确没有条件读书，只能靠苦力为生，父亲哪怕是砸锅卖铁也要供小孩读书，父亲有这么坚定牢固的思想，不管你能不能读书都必须读，这在我们后面几个小孩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这是一个农民父亲的远见和执着，非同寻常。
58年父母举家搬到星子县沙湖山垦殖场（现庐山市沙湖山湿地保护处），后面的四个小孩都在这里出生，这里成了我们的天堂，也成就了父亲一生一番最辉煌的事业。
沙湖山垦殖场地处鄱阳湖西岸，永修县和共青城市之间恒丰农场东边，杨柳津从中间流过，东边是赣江流过，这里实际上是在鄱阳湖中间，离星子县城有六十多公里，离永修县城不到三十公里。冬天鄱阳湖水已退尽，蓝天、白云、水牛和草地，这里成了一望无际的草原；夏天万水归流，汇集到湖汊迅速涨满，水位高涨白茫茫一片，浊浪排空宛如大海，这么一个地方城市人难以想象，但却是我们童年的乐园。当年不知星子县人民抢地盘抢这么远来了，据说当时的省长邵式平夫人胡德兰是星子人，她的侄子胡崇勤是星子县的县长，这样的县长为了解决星子人民吃饭的问题，要抢地盘你是“懂得”。在六十年代初，粮食极端匮乏，围垦鄱阳湖良田是最快最有效的办法。星子县原计划围垦几万亩，可惜县里财力人力不足，最后只围垦了一万余亩，但是解决了星子县的大问题。垦殖场鼎盛时有几千人，都是从星子全县各地举家搬迁过来，在这个荒无人烟的沙墩和湖州顿时热闹起来，垦殖场有西江大队、沧海大队、东湖大队、畜牧大队等，开荒垦地、养牛养猪、捕捞水品、捕杀飞禽等开展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不仅养活沙湖山垦殖场几千职工，还源源不断将粮食供给全县。
我们全家搬到沙湖山后，父亲立即投入到垦殖场工作，不久就任畜牧大队队长，主要解决垦殖场职工吃菜吃肉的问题，垦殖场养牛养猪、捕捞鱼虾、捕杀飞禽。父亲安排工作井井有条，落实每项工作都有专门职工的去做，养牛成立了畜牧场，最多时有几百头牛，主要解决耕地的问题，到冬天牛冷死了才会杀了吃。那里湖汊、河沟很多，那时涨水退水到处是鱼虾，到了春夏两季捕鱼是大丰收，组织人员杀鱼、腌制、晒干，运出去卖钱。捕杀飞禽主要是冬天，现在才知道是南飞的候鸟，那时没有禁捕，黑压压一片，用大铳一放，捡来一小船，都是大雁、野鸭之类。这些湖鲜野味除少部分留给垦殖场自用，大部分被调到县里作贡献。
父亲还负责垦殖场基地的基本建设，沙湖山实际是鄱阳湖中间的沙丘，相对高度不过百米，上面荆棘丛生，无人居住，但几座孤坟，说明曾经有人居住过。传说宋朝的孟良、焦赞在此占山为王，山上有个叫强盗洼的地方，是他们占山为王的大本营。强盗洼古树参天、遮天蔽日，里面阴森森的，地上满是长着青苔的古石，很有年头，但是这些传说无从考证，倒是小时很怕走进强盗洼。父亲组织职工烧砖、垦荒、砍树、平整，修路，白手起家历尽艰辛，先后把办公楼、职工宿舍和加工厂、兽牧场都建起了。职工宿舍是一排一排，一排房子住十几家人，一家人只有二十几个平方，前后两间。那是小孩很多，夏天晚上吃饭都把桌子或竹床搬到外面场上，大家在一起聊天，听故事，小孩都你串我家，我串你家，看谁家有好吃的，宛如是一个大家庭。职工宿舍有五、六排，一排房子都有几十号小孩，小孩结伴上学，更多是在一起嬉戏打闹，到了夏天一起游泳，因为四周都是水，走几步就到了水边，下午基本泡在水里，有时一排房子的小孩跟另一排房子的小孩打架，满山的草用手一提就是一个沙包，向对方进攻，即使打中了，也不伤皮毛。
大约是在六五年时父亲被任命为东湖大队的书记，离垦殖场本部约五公里的地方，中间隔着一个沙湖，东临赣江，对面就是千年古镇——吴城。东湖地势较高，涨水不易被淹，有几千亩肥沃的土地，那里的土地踩在上面有弹性，是多年的腐草堆积所致，用拖拉机翻耕是黑黝黝的土质。父亲带着都是从星子各地来逃生的百十号人，成立三个小队，用拖拉机昼夜作战翻耕了几千亩土地。父亲带领百十号人不分昼夜，抓住季节播种油菜、芝麻、西瓜和萝卜，连续三年大获丰收，丰收的季节赣江里大船小船装运油菜籽、芝麻瓜子和萝卜籽，送往县城。有一年涨大水，耽误了种瓜的时令，水退后都到了七、八月份，父亲跟大队的同志商量这个季节虽然有点晚，还是继续种瓜。结果那年的瓜长势特别好，西瓜长得特别大，并没有错过季节，等到入冬西瓜才熟，要采完遍地的西瓜，成堆成山的西瓜，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做了很多大桶，可以几个人在里面踩。垦殖场派人来支援，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到冬天已经很冷才采完，职工们既有丰收的喜悦，也被折腾的够呛，冷得半死。采完西瓜子，总算歇了一口气，那年的瓜子特别好，好的瓜子放水桶里都沉底，浮上来的瓜子是没有完成熟透瓜的子，好瓜子都装船运走，半熟的瓜子就留在大队打平伙，每到晚上大队部灯火通明，炒上几大盘瓜子，所有职工都围在一起边嗑瓜子，边闲聊，细说今年的丰收，算算哪家挣了多少工分，父亲在东湖大队当书记三年，三年大丰收，瓜子、芝麻和萝卜籽都是大丰收，每个工分2元钱，比垦殖场其他大队要高五倍，所有职工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和自豪，东湖大队职工跟着父亲做事都翻了身，对父亲也是非常尊重和敬佩，即使父亲离开那里很久。
大概六八年父亲调回了垦殖场总部，升到总场的副场长，后面成了垦殖场的主要负责人，据说还佩戴了驳壳枪，这段经历父亲说得很少，父亲异常厌倦那场政治斗争，他本是一个农民，纠葛在那么复杂的漩涡里是异常痛苦的。到是有件事父亲常常提起，在到总场工作之前，组织安排父亲脱产学习几个月，让他终身受益津津乐道，也圆了他想读书的梦。父亲从小没读过一天书，渴望走进学堂，有这次机会可以说是他一辈子最高兴的事。脱产学习对他们来说就是扫盲，父亲有读书的禀赋，识字读书异常快，几个月下来一般的字都能认识，还能写信。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领导，领导非常诧异，断定父亲文化水平已经到了小学毕业的水平。父亲买来《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书，一有空就看，这两本书看了好几遍。记得小时候父亲带着我们，在窗下、电灯下、煤油灯下，读《三国》给我们听，听得津津有味，也算是对我们读书的启蒙吧。
父亲没有做出什么丰功伟绩，到总场工作也许是他事业的顶峰，但在那个年代，父亲还是主要在生产一线，这也是他最擅长的，去搞政治也是被逼无奈，他功绩都随着时间推移淹没在时间的长河里，无人知晓。父亲干事有一种精神，在他面前从来就没有什么困难，什么困难在他面前都能迎刃而解，他要干的事没有干不成的，再大困难他都会千方百计想办法，在困难面前从不退缩。垦殖场领导当时都是星子县的副书记或副县长兼任，都非常器重父亲，总是把最难的事交给父亲去完成，没有一件事会让领导失望，还很少找领导麻烦，有困难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
但在几乎六十年代父母最大的收获是把我们四个子女带到人间，既是父母痛苦的开始，也是希望所在。二哥、三哥、我和妹妹都出生在沙湖山，二哥和妹妹出生在沙湖山山上，三哥和我出生在东湖，荒洲野地，三哥的小名也叫“洲生”。我们都在沙湖山读小学和初中，都长得十几岁离开，美好的童年留在了沙湖山。
父母抚养七个子女成人历尽艰辛、含辛茹苦。大姐自小因为祖母带大，传染了肺病，每到冬春季节发病，父亲到处为她找医生，用小车推着去看病，姐姐个头蛮大，长得像父亲，性格很好，在东湖也成为大队的职工，还入了党。在东湖遇上姐夫，姐夫一人到东湖谋生，是个孤儿，人非常勤快，父亲非常可怜和关照，跟姐姐一起做事，姐姐也喜欢上小伙子。两人年龄不小，在父亲的主持和操办下，在东湖结了婚，姐夫对姐姐关爱有加，一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很孝顺，大姐现在也做了曾祖母，姐姐也算晚年有福。七零年县里把父亲调到县副食品公司上班，父亲已经去报到上班，父亲回家时姐姐来了，伤心大哭，父亲离她很远了，她自小没有离开过父亲，自己身体不好，生了小孩嗷嗷待哺，父亲一走家也要搬走，就留下她在沙湖山，变得无依无靠。父亲看着姐姐伤心，又改变主意，到县里找领导又回到了沙湖山，可这一回来父亲的命运和全家的命运都彻底改变了，后来父亲遭人陷害差点入狱，家里陷入危机，我们在沙湖山读书，教学条件越来越差，也许对我们影响很大，命运是不能假设的，存在就是合理，父亲考虑的是照顾大姐，而不是自己。
大哥教育是父亲最关切和操心的，在木头塘父亲联合几家请一个老师，教小孩识字算术，到沙湖山父亲强烈要求垦殖场尽快办理学校，让垦殖场的小孩尽快上学，垦殖场没有中学，把大哥送到蛟塘公社上中学，上中学时正好碰到文化大革命，父亲千叮嘱万嘱咐：不要去游行当造反派，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中学毕业大哥想上共产主义大学，父亲不同意，文革时学校比较乱，父亲怕大哥闹出什么事，要求回来做点事，大哥回来最初在砖瓦厂做事，踩泥做砖做瓦，后来有机会去做赤脚医生。父亲眼里老师医生都是崇高的职业，而且可以长期持续做下去，是一辈子的事，再后来大哥有进修的机会，到九江卫生学校进修两年，进修完后那时有政策学校颁发了中专文凭，算是中专毕业，成了国家干部吃商品粮，回到沙湖山垦殖场医院工作，解决了大哥的工作问题。大哥的职业完全是父亲一手策划安排，父亲不随大流，有独到的考虑，让大哥做医生为其解决终身职业，一辈子不失业，一辈子衣食无忧。
二姐从木头塘到沙湖山也只有三、四岁，跟着母亲和大姐后面做点家务，在生产队也做点事，检西瓜、芝麻，采瓜子，等我们出生后估计开始带三个弟弟了，到十几岁开始干大人的活。沙湖山那时成立了一个国营互助组，由家属工组成，专做上船扛货、下船卸货和转运的活，有的包很重，二姐才十五六岁，扛得直哭。70年德安县有个锻压机械厂招工，父亲想办法让姐姐去了，进厂当了翻砂工，是最苦最累的工种，也算是找到一份工作。
大姐、大哥和二姐比我们后面几个兄弟妹妹要大很多，最大的大姐比最小的妹妹要大二十一岁，最大的好处大的带小的，那时家里小孩多，哥哥姐姐给家里很大的帮助，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给予很大的支持，才使我们几个有机会读书。父亲在文革后调到公社的供销社工作，一度担任供销社主任，但后来遭人陷害差点入狱，后来真相大白恢复工作，这期间是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父亲多次带信给大哥，一定要让弟弟妹妹读书，哪怕是把老家的房子卖掉，都要确保让我们上学。二哥、三哥在蛟塘中学读书，都是从家里驮米带菜到学校，每天吃饭定量多少，那时学校蒸饭，走到食堂取上饭，还没走到寝室饭就吃完了，肚子依然是饿的，每天都处在半饥饿状态，带的菜基本是咸菜，可以放得时间长点，常常是吃得长毛还不舍得吃。他们有时候到老家的舅舅或叔叔家去要点菜，都是咸菜为主。每次他们回家，父亲母亲都想办法做最好的菜给他们吃，走的时候实在是依依不舍，父亲都要送上船。有时鄱阳湖干旱，船走不了，只有靠双脚走到学校，有二十公里，挑着米和菜走过去，通常要大半天时间，父亲每次都送到很远很远，恨不得送到学校，实在不放心回头。
八零年二哥参加高考，分数出来金榜题名，考上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在沙湖山公社是恢复高考后第一个大学生，也是我们村庄第一个。那一年大哥生了儿子，家里是双喜临门，一扫几年家里的不顺，父亲尤其高兴。高兴之余也面临困境，开学四个小孩的学费怎么解决，尤其是二哥到大学需要添置一些东西和衣物，也不知父母是怎么解决的，反正这些事有父亲在从不需要我们操心。父亲自八一年调回老家蓼南供销社工作，一个人在供销社的单身宿舍居住，母亲、我和妹妹在沙湖山家里，二哥、三哥在外读书，这期间是家里最煎熬的时间。母亲在家带着我和妹妹读书，在家养猪供我们上学，每天要到鄱阳湖中央去打猪草。母亲个头小却挑着重重的一担，我每次放学都朝湖中心去找母亲，帮母亲把猪草挑回来。我出来读高中，家里只有母亲和妹妹，连每天挑水吃都难，父亲咬咬牙把家搬回了老家——蓼南和公塘，借了村里的油榨房暂住，里面黑不溜秋确实不适合居住。之后的几年，三哥和我陆续考上学校，妹妹还在读中学，每年的学费负担越来越重，靠父亲一点微薄的工资一家人吃饭都不够，加上母亲养猪的收入还是不够，二哥毕业工作给家里一些支持，不知家里是怎么过来的，不知父亲是想了什么办法，我们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不知父母的艰辛。好在那时读书不像现在的花费，学校每月发点生活费，勉勉强强可以度日。记得三哥是在学校勤工俭学，在学校食堂打杂，减轻一些负担，我们学校小，没有俭学的机会。父母为了我们生活异常艰苦，父亲虽然有一份工作，那时乡下有工作的人不多，但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农民还不如，父亲身材高大，快到退休身上还穿着补满布丁的衣服，连我们老家村庄的农民兄弟都不如，常常被他那些发小笑话。
父亲在我们读书上是竭尽全力的，家里再困难也要读书，源于他自己想读书不能读，所以希望我们一定要读书，从来没有看到父亲愁过，他总有办法让我们准时的不差钱去上学，宽慰我们好好读书，家里有他放心。我们都能考上学校有文化，解决工作，是对他最大的回报。到九零年以后我开始参加工作，兄弟几个都有稳定的工作，妹妹也招工进入一个仿古瓷厂工作，家里的经济条件才逐步改善。此时父亲已到了花甲之年，可以颐养天年了。
父亲已远去
永远记得2011年8月20日早上，我刚刚上班，二哥打电话来，说父亲这么晚还没回家，父母住的地方离二哥上班不远，每天上班前二哥都有回家看看，母亲告诉二哥父亲今天这么晚还没回来，着急又不会打电话，二哥马上电话通知在九江的兄弟姐妹分头去找，父亲通常是从家里走到烟水亭再回头，在家吃了早饭再出去走路，每天都要走一、二万步。接到电话马上出来，我开着车沿着环城路从烟水亭至报社方向寻找，后来觉得开车不方便，把车停在和中广场边上，步行返回又沿着李公堤两边细看，内心火急火燎，脑子一片空白。哥哥姐姐他们都出动寻找，可是都没有消息，一种不祥涌上心头，父亲一定是出事了，内心已经无比慌乱和恐惧。
围绕甘棠湖找了一遍，不见父亲的踪影，二哥提示跟各医院联系是否在医院。我马上打电话到到附属医院，值班医生告知今早附属医院西院急救车救了一位老人，没有家属，正在抢救，我猜这个老人一定是父亲，马上打电话通知母亲和哥哥姐姐他们，我离附属医院西院最近，立即就赶了过去，心里祈祷父亲啊一定平安。我赶到西院，父亲已在重症室抢救，值班医生让我进去相认，我冲进去一看正是我的老父亲，已经昏迷身上插满了管子，我跪在父亲床前，握着父亲的手，声音和手都发抖地叫“爷（Yá）诶，爷诶……”，父亲没有一点反应，但是眼角流出泪水，我可怜的父亲出事我们都不在身边。因为是在重症室，医生把我赶出来了，我出来母亲已经到了医院，我抱着母亲就哭起来了，后来我一直想不明白母亲从未到过西院，她语言不通又不识字，怎么一下就赶到医院，真是神奇。从主治医生那了解到，早上六点多接到有人拨打120电话，在丁官路小巷我父亲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倒地，急救车立即出动抢救，因为没有家属医生请示院长启动应急抢救，这点应该感谢附属医院的医德，后来我打电话给韩院长表示衷心的感谢，韩院长还特意打电话科室一定要全力抢救。父亲送到医院已经不省人事，初步诊断是脑溢血，值班医生正在商量是否做开颅手术，我们都到了医院，决定立即做手术，只要有一线希望一定全力抢救。家里兄弟姊妹全都来了，医生立即给父亲做开颅手术，因为父亲之前一直在做透析，同时还做透析，否则肾坏死做了开颅手术也没用。到下午手术完成，依然在重症室抢救，父亲仍处于昏迷状态。
20日晚上我们通宵守在医院，祈祷父亲出现奇迹，不敢想象也难以接受父亲就这样离我们而去。21日父亲从重症室转到隔离病房，我们跟医生商量轮流派人进去照顾，每个人都进去跟父亲说说话。我们握着父亲的手，鼓励父亲一定要坚持，父亲没有反应但眼角流出了泪水，父亲是知道我们都在他的身边。父亲这种情况，我们着急跟主治医师和科室主任多次商量，请专家进行会诊，附属医院的韩院长非常关心，专门派一名副院长来会诊，结果是父亲这次凶多吉少。这次父亲意外摔跤，出现脑溢血，人已经昏迷，失去知觉，虽然做了手术，但是并未恢复知觉，加上父亲有二十多年的糖尿病史，对肾伤害很大，已经开始做了几个月的透析，每周二到三次，现在躺在病床一方面要脑溢血治疗恢复，一方面要进行透析和控制血糖，确实难以达到。
我们兄弟姊妹包括母亲都在医院守着，父亲的情况越来越不乐观，我们必须做两手准备，一方面通知老家做好准备，万一不行要迅速送父亲回家。打电话给老家的叔叔，要他帮忙整理一下老家的房子，打扫卫生。叔叔接到电话，很是惊讶，这几天老家已有征兆，父亲大限将至。父亲出事的头天晚上，叔叔的小孙女叫紫衣，小时为躲避计划生育叔叔还带到父亲家住了一段时间，那时只有两、三岁，当时也只有十一岁，也有很长时间没有见过父亲，那晚她突然做个梦，梦见“三爷爷”到了自己家里，一群人在她家里很热闹有说有笑。早上天亮紫衣就跟叔叔婶婶说了这个梦，叔叔婶婶没当回事，但婶婶说了一个事，昨晚半夜外面有唧唧蹭蹭的声音，响了一个晚上，每当村庄上要“老人”（去世）时，前几个晚上总会出现这种情况，当他们听到父亲不行时，都毛骨悚然，叔叔说是故去的先辈在欢迎父亲回来，父亲已经回家了！还有一个奇怪的事，家里的座钟每天晚上都会整点报时，那天晚上座钟突然停摆，以前十几年没停过。母亲说那天晚上父亲一句话都没说，人很烦躁坐立不安，天刚亮早早就出去了，再也没回来。还有父母租住的房东，隔三差五催着父母搬走，以前关系都不错。父亲出事的晚上（20日），我们都在医院值守，我随意用硬币丢几下，得到一个卦“归妹卦”，解卦是“中风，病危！”。我们不是宿命论者，但这些奇特的事无法解释，父亲真的是大限已到，也许是上天的安排。昕昕外甥说“外公这么有气场的人，去世一定有征兆”，果然是出现一些异常。
21日我们仍在医院坚守，父亲没有任何反应，呼吸凭借呼吸机，各项指标都在恶化。医生建议家属做好善后处理，恢复的希望渺茫。兄弟姊妹一起商量，征求了母亲、叔叔和舅舅的意见，按照老家的风俗，尽快回老家，去世时要在故土。22日我们一起送父亲回家，带上足够的氧气，靠我们轮流助氧，从医院抬上车，我们全家人都万分伤心地哭了，叫着父亲一起回家，父亲跟住我们在九江生活了七、八年，父亲每天坚持走路锻炼，九江的大街小巷都留下了父亲的身影，现在终于到了回家的时候。
不到一百公里的路是那么长，不敢想象父亲就这样离我们而去，小时候想到哪天父亲要离我们而去，天都要塌下来，不敢想下去，现在这一幕就在眼前，难以接受这个事实。我们一路叫着父亲回家，要他一定坚持。路上将近两个小时，终于护送父亲回家了，父亲被安在大哥家一楼东边房里，家里的亲戚都在等候，舅舅舅妈、叔叔婶婶和其他亲人，都已是泣不成声。父亲的面容已经非常安详，所有的子女都围绕在他身边。2011年8月22日下午三时许，父亲的脉动弱了下去，直至没有，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们都跪在父亲身旁，内心的伤痛从未有过……
父亲最后的几年都是跟疾病争斗，坚强地活着。九零年我们都出来工作了，父亲却检查出有糖尿病，此后二十多年一直与疾病纠缠。九八年有一次小的中风，县医院治疗，所幸没有留下后遗症，父亲一方面要治疗糖尿病，一方面要注意心血管，每天吃大量的药，大哥到处去寻偏方。为此父母从老家蓼南搬到了县城，跟妹妹妹夫一起住，有他们细心照顾。2004年我们反复做工作，父母搬到九江租住，我们可以每天或每周去探望，二哥三哥每天去给父亲注射胰岛素，到后来糖尿病并发症使肾脏受损，出现尿毒症，每周透析二、三次，都是我们接送，我们上班，主要是二姐在医院陪同。父亲用他一贯的坚强，同糖尿病斗争，每天早早起床，不论寒来暑往从不间断，围绕南湖和甘棠湖走两圈，他坚信只要能走路，生命就不止，就病不倒他。有时双脚水肿严重，走路无力他就有点担心，但还是坚持去走，要有坚强的毅力。二十多年的糖尿病使他生活质量下降，每天都要吃大量的药，特别是前期没有打胰岛素，各种偏方都试过，父亲从未叫苦。从前父亲酒量很大，每天喝两餐酒，每餐三、四两酒，有糖尿病后父亲戒酒，从此再没有喝过白酒。父亲饭量很大，每餐要吃两大碗，有糖尿病后每天吃一小碗。父亲有毅力说到做到，不但是行动上做到，意念上也做到。
父亲一生历尽艰辛，为大家庭摆脱困境，走出贫穷闯出一片天地；为自己小家庭养儿育女，对待每个儿女都尽心尽力，抚养成人立足社会；与疾病搏斗从不气馁，永远是乐观向上。
父亲走完他坎坷一生，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积极乐观、不畏艰苦、善良仁慈，有坚强的毅力，不向命运低头。 2017年8月3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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