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建平
（一）
一九六五年暑假，我不情愿地中断了大型革命史诗《东方红》的后期排练活动，跟随父母从北京迁往济南。
初秋的济南，大暑未退，闷热而潮湿。泉城路上的百货大楼让我想起了北京王府井那座南北走向的百货大楼。蓦然,又发现城市是那么的瘦小、低矮、清冷、单调。普利门外几个小贩的叫卖声，拉回了我的思绪。噢！我不再是走在北京大街上的小女孩，我现在像是煎饼里卷着的那根葱已身不由己。此时，我要尽快地找到“么呢！么呢！”的准确发音,我要尽快地溶进这座城市，成为一个地道的山东小嫚。
咆哮欢腾、喷涌而出的趵突泉水清澈透亮，丝丝水雾随风飘过，敷在我的脸上、身上。微微泛蓝的泉水中水藻翻舞，白色的水泡一串串升顶上来，争相觅食的金色大鲤鱼不时跃出水面，欢乐的笑声抹去了我那不悦的心情。
就要开学了，爸爸说：“你要去住校，你要去一所济南最好的学校。”我盼望着……
（二）
山师附中一所治学严谨、师资雄厚、教艺精湛、英才辈出的省内、国内知名中学。我为曾是附中的一名学生而骄傲。
六十年代的附中，简易的校门向东开着，右边是一个小小的传达室，端着搪瓷茶缸的赵大爷是全校唯一的门卫。三层高的教学楼红砖砌成，坐南朝北，楼前小小的花坛中间竖起一根旗杆。教学楼一层有个实验室，我们在里面观察过细胞,解剖过生物。西头北面是音乐教室，周复三老师曾挎着手风琴给我们上课。对面是一个小小的图书室，吸引过不少小读者。课余时间，我们会踏着石头台阶趴在南边的窗台上，争相借阅图书。教学楼的二层以上是各班的教室，初一·三班就在二层西南面的第二个教室。
夏秋季节教学楼被高大的梧桐和洋槐的绿叶环抱，红墙绿树，凉爽宜人；春冬季节教学楼前后显得格外空旷，暖暖的阳光，伴着下课的铃声，数百名学生从教学楼的四个门洞涌出，寂静的校园，淹没在欢乐的笑声中。教学楼南面的几排平房，前排东侧是教研室，以拱门为界，西边及后面的平房，一道花墙从南向北平分了男女生宿舍。
入校时我和高一.二友谊班的姐姐们分在后面平房的一间宿舍里，她们活泼而有朝气，个性而又和谐。她们在宿舍里穿着放肆，分享慷慨，有时为了考题的答案会争得面红耳赤，床帮拍得叭叭响，过后却窃窃私语交谈着，突然又嗤嗤地笑起来。下午的课外活动，我时常跑回宿舍，坐在靠门口的下铺傻傻地听她们唱《长征组歌》，长腿姐姐由银华拍着我的后脑勺一声“嘿！小孩”，叫得我心里暖暖的。我喜欢这群快乐的大女孩，我喜欢这种亲如一家的集体生活。打开宿舍的后窗，是校办工厂和菜地，劳动着的学生有时会从窗外递进刚刚采摘的草莓,小小的、红红的、酸酸的、甜甜的。由女生宿舍出来向北是教学楼，教学楼西侧凹凸不平的低矮石头墙旁边是一块荒芜的菜地，在里面采撷几朵野花，搬开石头用草棍挑逗西瓜小虫是我们住校女生课后的闲来情趣。
再向北，一溜下坡穿过卫生室，就是我们的大食堂（一个南北长、东西窄，正门向南的简易大厅），食堂西侧水泥砌成的池子里腌着自制的萝卜咸菜，操作间前的屋檐下，伸出一节笔直的烟筒，前端的拐脖口下方正对着一口大缸。我们每天喝的稀饭就是通过这一节节烟筒从厨房流入大缸的，我们毫无顾忌地喝到毕业。嚼不动的地瓜面煎饼、香喷喷的大肉卷、稠糊糊的稀饭、混进杂物的鸡蛋汤回味无穷；盛馒头的柳条筐、打菜的大铁盆、八人一张的方形饭桌、全校的“立式盛宴”鸦雀无声，回忆此物此景宛然在目。
另外，大食堂还是我们全校重大集会的地方：开学典礼、报告会、联欢会都在这里举行。一天下午餐桌腾出食堂，同学们扛着各自的课椅以班为单位，由低年级到高年级列队进入场地，秩序井然。坐在旁边的叶兰兰悄悄地告诉我：台上的报告者是她的邻居，和她爸爸一样吃过毛儿盖的草根，喝过岷山的雪水。“为何你老爸不来？”“兴国口音不好懂”，“噢”，我点了点头。报告结束后，我从纪老师手中接过一条红领巾，代表全校师生献给了这位为缔造共和国而浴血奋战的红军老伯。
在这里，我们还观看过一场世界级的兵乓球表演赛，为我们表演的是郑敏之和周兰荪等国手。当时我们有的席地而坐、有的跳到桌子上，小小球台围得水泄不通，掌声笑声盖过了乒乒乓乓的击球声。现在想想在一个简易的场地，为一群普通的孩子，表演一场世界级的球技，还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食堂东侧一道篱笆墙隔开了山师附小，沿着篱笆墙回头向南，穿过左侧的一条狭窄的砖铺小道，经过锅炉房拾阶而上回到了传达室又见到了端着搪瓷茶缸的门卫赵大爷。这条每天往返数次的小路，贯穿了附中的整个校园，它记录了我在附中生活的日日夜夜，记录了我在附中短暂的成长经历。树花飘香、青苔湿地、秋扫落叶、冬堆积雪。整个校园没有人为的雕琢。几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踏踱过这条小路，但年少时的记忆却像一条涓涓的小溪，在我的心中静静地流淌着，有时也会泛起小小的涟漪。
（三）
纪兆林老师是我的班主任，在与老师相处的日子里，留给我太多的记忆。入学不久纪老师在班上介绍每位同学互相认识并和我们共同建立了班委会。于刚是班长，张竞进是中队长，其他委员各司其责。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班成立了学习小组，同学们互帮互学；假期里建立了口口相传接力通知的网络；出生月份稍大、懂事的新莉担任了女生宿舍的组长；身体欠佳的于军得到了同学们的呵护；班里提倡节俭，我和家睿、勾小平经常结伴到贸易楼储蓄所把家长给的零用钱存起来。那时，我们的粮食月人均定量是二十多斤，有些长身体的男同学显然不够吃，学校特意给每个班调剂了几个增加定量的指标。在班委会的倡导下，大家把指标让给了饭量大、发育快的男同学。从那时开始，我们这些离家住校的少年，逐渐懂得了谦让、包容，并且学会了自己管理自己。那时我们的班集体团结向上，人人争做好事，不甘落后，积极要求进步的同学还向辅导员王建华递交了入团志愿书。
为了尽快适应附中的学习，纪老师耐心地向我们介绍了几位主课老师的教学特点。渐渐地我们喜欢上了董衡老师的古文咏诵和写作课，记得一次爱国主义命题作文，全班的文章得到了董衡老师的褒奖。王希瑾老师夸张的口型，纯正的伦敦音，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同学们两两自由结合走上讲台练习英语会话，我和王小棣的会话认真而自信。“初一·三班的同学们最好了”（此时此声绕梁不绝），王希瑾老师又在表扬我们，她手扶眼镜俯视着每一位学生，同学们跃跃欲试。灵活的教学方式让我们掌握了不少课本以外的英语单词和不同时态的语法。张德修老师，肩搭毛巾，挥臂一遍遍擦着黑板，为我们演示着一道道数学题不同的解法。课堂上于军、李亚平们回答问题又快又准确，我特别嫉妒同位梁复泉的演算速度，他的数学功底出奇的扎实。张德修老师不时地用五指向上抓捋着他的斑斑白发，点评着同学们的解题思路。
老师们倾心地、生动地授课激发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调动了全班每位同学的学习积极性。在纪老师的督导下我们又充分利用下午及晚间的自习课巩固了新学的知识。那时候我们学习没有太大的压力，和现在的孩子们比起来真是一种享受。
那年，纪老师还带领我们班参加了在校唯一的一次运动会。那天，学校对面的操场上人声鼎沸，我们班坐在操场的西南面。纪老师叮嘱着每位参赛选手，帮助我们整理着五花八门的“运动服”，那时我们还没有统一的校服。运动会重在参与，同学们踊跃报名，我报名参加了二百米“长”跑，无知的我，既没耐力也没速度，跑了个倒数第一，冲刺后，蹲在地上胃里翻江倒海，不知想吐点什么。那天全班为阮洪杰的60米短跑助威呐喊，男生喊着他的乳名“小尾（YI）巴！加油！”我们也加入其中。刘祖英是我们班的体育女神，“洗脸盆”式（现在叫'西瓜太郎’式）的发型,黄黄的、齐齐的，随着她的跑、跳、投上下翻动着，她取得了五项全能的好成绩。小个子孟淑琴跑起来双臂下垂，少有摆动，上体前倾，箭一般冲出去。多年以后，我看到电影《阿甘正传》不由想起她的跑姿，哈！哈！初一·三的“小阿甘”。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磨练了我们的意志，锻炼了我们的体魄。
想起纪老师，就想起初一·三班的同学们：胳膊肘杵在课桌上，手托腮帮回答问题的徐浩阳；歪着脑袋看人的乔树森；穿着黑色粗布对襟老棉袄的孔祥利；笑弯了双眼的卢宁；胆怯的朱玲；爱穿着妈妈亲手缝制的大棉鞋踢毽子的尹慧群；从眼镜后面掏眼泪的陈以屏；敢摸董衡老师头顶的肖倜……一张张稚嫩的笑脸，一个个灵动的身影，像一幅幅生动的人物画浮现在我的脑海挥之不去。纪老师用她的智慧，把附中“爱校、爱学、爱教”的校训深深地印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她用母亲般的关爱培育了初一·三班非血缘的兄弟姐妹情，这段纯真的感情一直延续至今。
多年以后，当我们再见到纪老师的时候，她已不再年轻，但她仍能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在那张珍贵的集体合影照后面，留下了她对我们每位学生的嘱托。
又过了多少年，我们也不再年轻，纪老师已是耄耋老人了。我们几次想前去探望，但考虑到老师的健康，始终未能如愿。我们只能在心中默默地祝福老师：健康、快乐！
纪老师我们永远爱您。
谨以此文献给初一·三班五十年班庆。
2015年6月28日于泉城（定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