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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认为近年来文学作品的语言发生了哪些显著的变化？ 臧棣：近十年来，文学语言发生的最显著的变化是，语体的同一性出现了大量的裂痕、折痕、褶皱、缝隙。和80年代相比，文学语言在语体上呈现出来的确定性不复存在了。简单地说，文学语言显露出一种充满矛盾的多样性。虽然，多样性不一定意味着丰富，但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文学语言自身的活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学语言的个性化的程度有了很大的拓展，甚至语言的个人标记也开始出现了。当然，这样的语言状况也会令人感到困惑。比如，在对文学作品的阅读过程中，人们会感到文学语言的典范性越来越难以把握了，文学语言似乎丧失了整合、塑造民族语言的社会功能。好的文学作品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多，而衡量文学语言的尺度却显得游移不定。从写作的角度看，我以为还有更深层的文学原因。在过去，中国作家使用的文学语言大致可以说一种习得语言，也就是说，他们的语言技能是从对经典作品的阅读和模仿中获得的，达到运用自如之后，他们很少再会对它做新的尝试。至多，只是从风格的层面来添加一些个性。但8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写作在中国发生很大的变化。一些作家开始有意识地疏远语言的习得性，文体的惯性，并将他们的语言放置在一种写作的开放性之中。换句话说，在他们写作的时候，语言不再是既成的，而是处在一种自身不断游移、冲撞的变异状态里。这种不确定反映了中国作家在对待文学语言上的成熟心态，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作家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的加强。 2． 年来文学语言变化的正面现象和负面问题。（最好能例举出具体作家和作品） 臧棣：此外，从语言的活力的角度看，我以为余华，莫言，叶兆言的文学语言很有代表性。其实，更年轻的作家，比如长篇小说《斯巴达》的作者康赫也相当有闯劲。李师江的小说语言显露的特色也非常不错。知名的作家中，格非，李洱，韩东，毕飞宇，朱文，李锐等人的叙事语言，在我看来，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而从语言的灵敏和活泼的角度看，曹文轩的小说语言可以说相当引人入胜。另一方面，由于文学市场的出现，写作的机会比以前大大增多了。作家的习徒期也大大缩短了。从仪式的意义上讲，文学作品的发表在近十年中已失去了以往的严肃性。发表作品不再是一件高不可攀的事情。比如，在过去，只是习作的东西在今天却冠之以“作品”发表了。这种状况实际上加剧文学语言在评判标准上的混乱，虽然并不像有的人想象得那样，它降低了文学语言的水准。 3． 言学角度来说，常有许多读者感到困惑：包括名家作品在内的许多文学作品的语言，多处出现语法和修辞方面的错误，也就是说，作家的语文基础知识并未过关。作家轻易迈入文坛“门槛”，除了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是否也反映了报刊、出版社编辑人员的业务水平和责任心问题？ 臧棣：在此问题上，我觉得语言学的标准不适合衡量文学语言的成就。它可以是一个批评角度，也可以指出作家作品的语法缺陷，但假如仅仅依靠它，还不足以评判语言的成就。我举几个例子。上个世纪初期，马克吐温的小说语言，在很多具有良好的语言学修养的美国批评家看来，语质粗糙，病句连篇。德莱塞，在他们看来，也一样。屠格涅夫的文学语言被认为是俄罗斯文学的代表吧，可他旅居法国时，福楼拜认为他的句子也是很成问题的。语言学有它自己的独特的使命，但它的标准常常不适合小说。太严格的话，就没有文学了。这就好比在一个医生眼里，我们都是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好的写作者，都是酷爱学习语言的，所以不必担心他们的语文基础问题。而对缺少天赋的作者，我们怎么谈论语文基础，也是对牛弹琴。 4，您认为如何解决不良文学语言误人子弟、污染社会文化的问题？在当今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纯洁祖国的语言文字”这一口号是否仍具意义和可能性？ 臧棣：从文学的角度，我觉得对提倡诸如“纯洁祖国的语言文字”这样的说法要慎重。因为它很容易蜕变成一种社会压抑。从人类和语言的关系角度看，语言是无法纯洁的。所以，它最多只能作为一种文学理想来倡导。另外，好的文学，其实在它的内部都包含着某种清洁的作用。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被奖励得太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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