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国“倭”这个称号最早出现在《汉书地理志》中。“倭”在日文中同“大和”一样都发音为“yamato”，“大和”一样为日本国的别名，“倭”字原来没有贬义。此名起源于三国时期魏国皇帝曹睿曾御封当时日本的君主为卑弥呼（即亲魏倭王），“魏”字去右边的“鬼”字舍去“魂魄”之意，加上左边“亻”加上往来的“友人”的意思，于是亲魏倭王的所在国家也叫做“倭国”，倭国之名得此由来并延用了较长一段时间。直到7世纪后半叶（中国唐朝时期），倭国对外国号修正为日本国。元明天皇治世时，规定以「和」字替代「倭」字，并以开头附以「大」而始称「大和」。 出土文物 金印的重现，实属偶然。1784年春天， 志贺岛上一位名叫甚兵卫的农民在田里挖水渠，碰到一块大石头，搬开石头，发现有一堆 卵石，清理卵石时发现了这枚金印。后被藩主黑田齐隆用50两 白银买去。黑田也不知其来历，后经专家考证才知它的显赫身世。 金印非常精美，蛇形纽，鳞状鱼子纹，阴文篆书，笔划饱满，方中有圆，章法平而不板，虚实相间，印面古朴、浑厚，为汉印之上品。经鉴定，金印 含金量高达95．1%，说明当时冶金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日本人民视这金印为中日自古以来往来的有力证据，被日本人民视为 国宝，现陈列在 福冈市美术馆――特制玻璃柜中。日本政府将金印发现地辟为公园，称“金印公园”，入口处有一碑，刻“汉倭奴国王金印发现之处”十一个隶字。公园内竖有一巨大金印印文模型，并立有1974年郭沫若访问福冈时题诗的 诗碑。这里已成为日本重要的旅游景点。 史料记载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乐浪郡徼，去其国万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韩国七千余里。其地大较在会稽东冶之东，与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土宜禾稻、麻布、蚕桑，知织绩为缣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气温暖，冬夏生菜茹。无牛、马、虎、豹、羊、 鹊。 其兵有矛、盾、木弓、竹矢，或以骨为镞。男子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别尊卑之差。其男衣皆横幅，结束相连。女人被发屈纟介，衣如单被，贯头而着之；并以丹朱坌身，如中国之用粉也。有城栅屋室。父母兄弟异处，唯会同男女无别。饮食以手，而用笾豆。俗皆徒跣，以蹲踞为恭敬。人性嗜酒。多寿考，至百余岁者甚众。国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余或两或三。女人不淫不妒。又俗不盗窃，少争讼。犯法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族。其死停丧十余日，家人哭泣，不进酒食，而等类就歌舞为乐。灼骨以卜，用决吉凶。行来度海，令一人不栉沐，不食肉，不近妇人，名曰“持衰”。若在涂吉利，则雇以财物；如病疾遭害，以为持衰不谨，便共杀之。 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 倭国桓、灵间，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历年无主。有一女子各曰卑弥呼，年长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众，于是共立为王。侍婢千人，少有见者，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语。居处宫室、楼观城栅，皆持兵守卫。法俗严峻。 倭国与日本国关于“倭”字，《诗经·小雅·四牡》中有“四牡騑騑，周道倭迟”的句子。《毛诗正义》将“倭迟”释作“历远之貌”。《说文解字》这样解释“倭”字:“顺儿，从人，委声”。“顺”在这里有“顺从”的意思。据此，笔者以为，“倭”在古代本有绵延曲折之意，后引申出顺从之意。东汉光武帝赐给倭王的“汉委(倭)奴国王”金印，可能就同时表达了东汉朝廷对倭方所寄托的“感其远道而来”且“冀其臣服”的意思。 从东汉到隋朝以前，中国和倭国总体上讲是册封与被册封关系。《宋书》上记载，倭王赞死后，珍、济、兴、武四个继任者都曾经遣使贡奉，并求中国朝廷授予倭国自己提出的封号。7世纪初，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以前有了很大提高。国力的增长也使得当时倭国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了当时隋倭两国的交往当中。《隋书·东夷传》“倭国条”记有倭国的国书:“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唐高宗时，倭国还与当时中国朝廷发生战事。 倭国从决定修改对外使用的国号，主要原因是因为觉得自己的国名不雅，原因是因为中国古代，中华民族对周边少数民族有“ 华夏居中,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概念，倭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的地理位置“近日所出”。所以，更改国名——“ 日出之国”。 其实，“日本”国名最初是作对外使用的，对内仍用“倭”这一称谓。而且，倭国从决定修改对外使用的国号到向唐朝通告更号事宜再到最终获得唐朝的承认，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白江战役倭国惨败后，最迟在天智八年(公元669年)，倭国已经决定把对外的国号改为日本。至于改号的原因，往远说，可能是与隋唐以来倭国争取对等外交的愿望有关；往近的说，也不排除通过改变对外的国号来消除白江战役后其在东亚国际格局中的消极影响这种可能。所以，在公元668年高句丽被唐所灭之后，日本在公元669年遣使入唐朝贺，这次遣唐使在朝见唐朝官方时，很可能就已经向唐朝提出倭国对外改称“日本”的事。此事在《古今图书集成》上有记载:“咸亨元年，倭人始更号日本，遣使贺平高丽。”但是，倭使的提议可能最初并没有被唐朝所承认，例证便是《善邻国宝记》中郭务悰出使倭国时所携带的国书中有“大唐皇帝敬问倭王云云”。(关于《善邻国宝记》中所引“天智天皇十年唐客郭务悰等来聘，书曰:大唐皇帝敬问日本国天皇云云。”有日本学者认为是日本国内有意篡改了公元671年唐朝国书中“倭王”的称谓。笔者认同这种观点，郭务悰出使倭国时所携带的唐朝国书很可能就是“大唐皇帝敬问倭王书”。此处既称“倭王”，可见唐朝并没有很快就承认倭国更号——作者注)至于唐朝之所以没有很快就承认倭国更号这一事件，可能与白江战役后唐朝对倭国所形成的不良印象有关。郭务悰回国后不久，倭国爆发“壬申之乱”。天武天皇上台后，中断了与唐的外交关系。只是到了文武天皇大宝元年(公元701年)，日本(对内仍称“倭”)才决定与唐朝恢复外交关系，派出了以粟田朝臣真人为首的代表团使唐。可能正是从此次往来开始，中国朝廷才正式承认了日本这个国号。由于当时是武则天主政，所以才有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上“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的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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