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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越多越抑郁?

 心理諮商張老師 2020-01-30

抑郁症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这促进了人们对抑郁症的了解和接纳。但抑郁症的病因和干预措施并没有得到统一的确认,仍然有大量的研究在寻找各种复杂病因之间的相关关系。

抑郁症患者很容易被评价“想太多”,这会让他们对人际关系中的评价更加敏感和退缩,无法得到理解和帮助。但“想太多”又确实是促发抑郁症状的原因之一,有研究表明,在有抑郁病史的个体中,“反刍思维”在恶化和延长短暂的消极情绪状态中起到核心作用。

反刍指重复地以自我为中心思考消极情绪的原因和后果。个体反复阐述消极思维和感受,强化了消极思维和情绪的关联,也越来越习惯于不良的反刍思维模式(Segal,Williams et al.,1996)。但反刍思维往往是作为一种问题解决的尝试而产生的,尽管有害,但患者难以摆脱,部分原因是因为人们相信反刍思维也会带来一些积极的结果(Watkins&Baracaia,2001)。

所以反刍是否一定造成了抑郁,或者在何种条件下才会使人抑郁,这并不确定。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研究,以探究反刍思维的适应条件。

他们招募了274名有过三次或三次以上抑郁史的患者,测试他们的抑郁症状、反刍性思维和正念特质,以及通过一项自传体记忆任务(an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task)评定他们的记忆特异性(memory specificity)。所有参与者都曾经历过三次或三次以上的抑郁,在评估时处于缓解状态,因此,这是一个很容易触发和高度习惯性的反思性思维模式的样本。

反刍性思维是通过RRS(反刍反应量表)测量。该量表有两个纬度,反思(reflective pondering)和思虑(brooding)。反思是指有目的向内从事认知问题解决以减轻焦虑,测试的题目如“分析最近的事件,试图理解为什么你会有压力”。而思虑是指被动的将现状和某些不能实现的标准进行比较,测试题目如”为什么我不能更好的处理事情”。之前的研究表明,反思和思虑都会增加抑郁,但前者显著小于后者,以及反思和抑郁症状的相关关系更为复杂。

研究者进行的另一项测试任务是自传体记忆。自传体记忆指对个人复杂生活事件的混合记忆,与记忆的自我体验紧密相联。抑郁症患者在自传体记忆方面有特定的缺陷。当被要求记住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的事件时,抑郁症患者通常会泛泛的记忆、笼统的检索,通过提及整个类别的事件,以避免更具体的记忆唤起他们强烈的情感。

研究人员给参与者18个提示词,每个提示词给他们30秒的时间来回忆发生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特定记忆。这项任务中包含的单词是积极的、消极的和中性的(各6个),以固定的混合顺序呈现。实验者将记忆反应逐字记录下来,并将其录制在录音带上,以便进行评价。评价者将回答分为特定的(持续时间不到一天的事件)、分类的(重复事件)、扩展的(持续时间超过一天的事件)、语义关联以及遗忘(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回答)。特定的回答数量越多,表明人们的记忆特异性水平越高。

正念指人们通过有意识地、非评判地注意当下而生起的觉知,正念可以帮助个体觉察和识别反思思维转变为不适应的反刍思维所漂移的点。以及正念所包含的接纳、不评判的态度,都会对人们的消极思虑内容产生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那些在记忆特异性方面表现出缺陷并认为自己不够专注的参与者,反思越多,抑郁症状水平越高;而那些在这两方面都没有表现出缺陷的参与者,反思越多,抑郁症状水平越低。

这个发现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反思过程很容易成为问题。自传体记忆方面的缺陷,限制了对先前经历细节的获取,觉察会更加困难,人们的沮丧感也会增加。然而,研究结果也表明,仅仅是抽象解释的倾向,也不足以说明反思对抑郁症状产生的影响,只有当记忆特异性的缺陷与低水平的正念一起出现时,才会转向内心去反思自己的内在经历,从而导致情绪和其他抑郁症状的恶化,尤其倾向于评判自己的经历是有问题的。

正念训练是一种提高患者以非评判的立场观察经验的能力的方法,这样他们就不太可能对他们的体验进行反刍过程,从而能更好地识别和摆脱不适应的思维模式。

Reference:

Brennan, K. , Barnhofer, T. , Crane, C. , Duggan, D. , & Williams, J. M. G. . (2015). Memory specificity and mindfulness jointly moderate the effect of reflective pondering on depressive symptoms in individuals with a history of recurrent depression.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24(2), 246-255.

Segal, Z. V., Williams, J. M. G., Teasdale, J. D., & Gemar, M. (1996). A cognitive science perspective on kindling and episode sensitization in recurrent affective disorder.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6, 371–380. http://dx./10.1017/S0033291700034760

Watkins, E. R., & Baracaia, S. (2001). Why do people ruminate in dysphoric mood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0, 723–734. http://dx./10.1016/S0191-8869(00)00053-2

作者 | 王懿
小编 | 巨鹿鸣
主编 | 刘兴华

正念研习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正念实验室出品

定期发布正念科普文章、正念活动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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