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人们提起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时，不由自主地就会提到弗美尔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它已成为这座美术馆的标志，荷兰风俗画皇冠上的明珠。莫瑞泰斯一共只收藏了弗美尔的三幅作品，但只要有这一幅，就足以成为世界画迷的朝圣地。这幅画的地位有多高？艺术评论家称《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为“北方的蒙娜丽莎”。 这幅画创作于1665年，有部英国同名电影讲述了画作的诞生背景和创作过程，其中著名影星科林·费尔斯主演画家弗美尔，斯嘉丽·约翰逊主演弗美尔家的女佣，也就是此画的模特。因为关于弗美尔生平的历史记录非常少，这部电影更多的是杜撰和演绎，但足见此画受关注的程度。另外，也可以在电影中看到人们推测弗美尔所用的一些绘画工具，比如暗箱什么的。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并不属于真正的肖像画，与上一篇提到的伦勃朗画作《大笑中的男人》一样，都是被称为“Tronie”的风俗画。这幅画中的少女虽然没有夸张的面部表情，但她有特殊装扮的头胸部形象，比如画中的头巾带有浓郁的异国情调，珍珠耳环相对于娇小的面庞也显得特别大。据说原画背景是带有珐琅质感的深绿，而现在看到的黑色实因年代久远褪变而成。走近一些看：眼白的处理异常逼真，与衣领的棉纱白和珍珠上的高光白明显不同；仔细观察，仿佛能隐约看到其中的血丝；眼眸上的光点准确自然，如一汪清泉从潭水中漾出；嘴唇右下角的一小块白是专家组1994年修复时通过X光发现并恢复的，以前曾被误认为是污点而被“修复者”用唇色盖住。站远一点儿欣赏：面部的柔光描绘出稚嫩的脸庞，似吹弹可破；嘴部的微白衬托出盈润的红唇，如露水樱桃，无一不显出画家高超的光影技巧。 弗美尔的另一幅名画是他1660年绘制的《代尔夫特的风景》，同样也是一幅被人津津乐道的作品。法国意识流小说大师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在他的名著《追忆似水年华》中曾提到这幅画，“当我第一次在海牙的博物馆看到这幅《代尔夫特的风景》时，我就已经知道我看到了世界上最美的油画。” 画家在靠近斯希河拐弯处河南岸的一个土坡上向北眺望代尔夫特城，画面中间桥洞左侧是斯希丹门，此城门左边的红屋顶建筑是当时的兵工厂，厂房后隐约能看到老教堂的部分塔尖；右边近景带双塔的是鹿特丹门，中间偏右较远处的钟楼属于城中市集广场上的新教堂。 画面中描绘的是一个初夏的清晨，夜里刚刚下过雨，柔和的晨光从画家右后方射来。空中的云仿佛拉开的帷幕，占据了大半个画面，下方的建筑水平展开，使整个构图更加稳定。水面有微风拂过，令倒影有些恍惚，但更增添一种宁静祥和之美。研究人员发现，画家在绘制城市建筑时在颜料中混了细砂，既能表现出墙体的粗糙质感又增加光线的散射，从而越发体现出雨后湿漉漉的样子。他还有意将建筑画得比实际更清晰整洁，使空气看起来更加通透。船体上的亮点与《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嘴唇上的微白如出一辙。 弗美尔在这幅画中只使用了有限的几种颜色：铅白、赭黄、群青和茜草红。虽然群青由昂贵的青金石制成，但喜欢这种颜色的弗美尔将其铺在了大块的画面上，如同摄影中使用了一层滤镜。天空、水面、屋顶皆然，甚至连树叶都未按常规使用绿色而是用群青调色，使整个画面呈现出雨后清晨独有的明亮。 如今在弗美尔画这幅画时所处的位置修建了一个平台，我们后来去代尔夫特游览时特意去那里拍了照片。与画作对比，只有新教堂钟楼还能看出，当年的斯希丹门和鹿特丹门都已荡然无存。即便新教堂钟楼，塔尖也比当年略高，因为以前的木塔尖被雷电击中后失火焚毁，后来又重建了现在这个细高的。 弗美尔的第三幅画《狄安娜和她的仙女们》与前两幅在同一间展室，是其作品中比较少见的神话题材。也难怪，这是画家21岁时的早期作品，与后来大多绘制室内人物的小画不同，早期他也画过一些宗教和神话题材的大幅作品。狄安娜（古希腊神话中的阿耳忒弥斯）是罗马神话中的月亮神和狩猎女神，画中穿黄裙子的便是她，头上戴的月亮冠和身边的猎犬道出了她的身份。旁边的几个都是宁芙仙女，其中一个在为她洗脚。整个画面笼罩在一股梦幻般的气氛中，这正是弗美尔画作的特点。 扬·斯泰恩是那个时代风俗画画家中的又一杰出代表，尤以诙谐幽默著称。这幅20*15cm的小画《准备牡蛎的女孩》是斯泰恩画过的最小一幅，创作于1658年。这位风俗画大师常会运用一点儿色情或自嘲来表现主题，并通过视觉双关语进行暗示。画面中的女孩正在给客人准备牡蛎，一边将盐撒在牡蛎上一边向客人（画家本人）卖弄风情，说明她不仅卖牡蛎也卖自己的肉体。牡蛎本身具有春药的作用，而女孩背后的大床也是一种暗示。由于此画很小，需要观众近距离细看，斯泰恩画得很细，尤其是面包和盘子，以及面包在盘子上留下的倒影。 这幅《医生来访》创作于1665年，生病的女孩躺在床上，女佣为医生端来一杯酒。扬·斯泰恩创作过很多同题材作品，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女孩患的是相思病。在这幅画中，他用背景中的两只嬉闹的小狗暗示了这一点。 扬·斯泰恩最擅长的当然还是营造混乱的大场面。这幅《人生》展示了一个小旅馆的内景，最前方一块厚重的帘布拉起到二楼，如同舞台的帷幕一般。近景中，右边的男孩在招惹一只猫，中间的女孩则勒住一条狗，让我联想到北京话里的一个词儿：招猫递狗。两个小孩之间，一位秃顶老汉拿着个牡蛎正在调戏穿蓝棉袄的女子。远景中有的喝酒、有的赌钱，还有的弹曲儿，全都是寻欢作乐。这就是人生的舞台吗？扬·斯泰恩的画总是充满隐喻和讽刺，那么这幅画中这个隐喻和讽刺的点在哪呢？请注意看最远端藏在阁楼一角的男孩，他正在吹肥皂泡，旁边摆着一个骷髅头。它们在这里暗示：人们如此寻欢作乐，到头来人生将会如肥皂泡般幻灭，留不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同样“混乱”的还有这幅1668年创作的《老人怎么唱小孩就怎么吹》，这个标题实际上是荷兰的一句谚语，意思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桌子右边前排戴眼镜的老太太正在读的纸上就写着这句谚语。这是一个孩子（中间被抱着的）接受洗礼后一家人的欢乐场景：左边的女子袒胸露怀，大量饮酒；旁边的爷爷头戴本应属于牧师的帽子；右边的父亲将白色的烟枪插到男孩嘴里正在教儿子吸烟。这些都是坏榜样，画面左上方的鹦鹉点题暗示孩子们会有样学样。喜欢自嘲的扬·斯泰恩将他本人也画进了画里，那个教孩子吸烟的父亲就是他的自画像。 除以上两位以外，荷兰还有许多不错的风俗画画家，他们创作的主题归结起来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荷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杰拉德·特·博尔奇（Gerard ter Borch，1617-1681）出生在一个绘画世家，父亲也是位画家，因此很小便开始学画，成年后的博尔奇以擅长在画中表现布料的纹理著称。博尔奇的画常常表现相对私密的场景，而画中的主人公好像完全没有意识到画家或观众的存在。 这幅《母亲给孩子梳头》又名《抓虱子》，创作于1652年。画面中的母亲正一丝不苟地给儿子检查头发里的虱子，男孩仰靠在母亲膝前，如果那时有动图那男孩手中的皮球一定在他手里不停地转动，他可没妈妈那么有耐心。这个题材的作品在当时的荷兰还是很受欢迎的，因为画中表现的母爱、条理和洁净是一位理想的家庭主妇应具备的优良品质。同时，母亲手中的除虱梳在17世纪的荷兰也象征着干净的外表和纯洁的内心。 创作于1653年的《信使》又名《不受欢迎的消息》，描绘的是一名在家休假的士兵突然收到部队信使带来的信件，显然这是让他马上结束假期赶往前线的一个不受欢迎的消息。爱妻倚靠在士兵身旁，一副失落的神情。
我之前介绍过，伦勃朗还在家乡莱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收徒弟了。赫里特·道（Gerrit Dou，1613-1675）可能是他最早的徒弟。道出生在莱顿，不到15岁便被父亲送到伦勃朗的画室学习绘画，那时伦勃朗也才不到22岁。道在伦勃朗身边学习了三年，学会了色彩的运用和明暗对比。1631年伦勃朗离开莱顿去阿姆斯特丹发展时，道没有跟随前往，而是留在莱顿自立门户。可能也正因为如此，他后来发展出与伦勃朗截然不同的、属于自己的风格：“莱顿精细画法”（Leiden Fijnschilders）。据说他曾花整整五天时间画一只手。为了画得更加精细，他甚至不得不自己制作画笔。 这幅《年轻的母亲》创作于1658年，画中的母亲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抬头望向观众，旁边的保姆轻轻摇晃着婴儿的摇篮。此画曾被荷兰政府送给英国国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1630-1685）。英王看到后当即决定聘请道为英国宫廷画家，但被道婉拒。他几乎一生都没离开莱顿，并在莱顿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画家。
道的学生中最著名的有两位，也都是莱顿精细画法的代表，一位是加布里埃尔·梅曲（Gabriël Metsu，1629-1667）。这幅梅曲创作的《一个谱曲的年轻女子》描绘了一名女子手握纸笔正在凝神作曲，丈夫站在身后向她倾着身子，表示对妻子的支持，旁边的女佣弹奏鲁特琴配合作曲，整体表现出一幅琴瑟和鸣的和谐之家画面。
另一位道的学生是老弗兰斯·范·密尔斯（Frans van Mieris the Elder，1635-1681）。这里有一幅他1658年创作的《妓院》。画中的士兵左手端着酒杯，右手却抓住女子的围裙；斟酒的女子胸襟敞开表明她的妓女身份。画面后方的两条小狗正在交媾，这是对妓院最贴切的象征。在这两幅画中，人物的服装都画得异常细致，表现出莱顿精细画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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