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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毛笔乃日常所用，文事不能须臾离。帝王披阅奏章、批复诰封、拟定谕旨、签押敕令，皆毛笔挥就。乾隆所作御制诗的总数达四万余首，竟与《全唐诗》数量相当，其书法作品也不少。其书虽广，无一纸流行。自古时间最公道，从来不留贵人头。
乾隆竭力推崇赵孟之字，然模仿痕迹显然，未得赵书之髓，却有赵书之垢，虽饶承平之象，终少雄武之风。平庸刻板、珠圆玉润之余，质似蒲柳、弱不禁风之间，哪里还有天子的气宇轩昂、龙骧虎步，哪里还有帝王的特立独行、不拘一格。明末狂草书风盛行，名师巨匠辈出，然在不长的时间内，竟烟消云散处，恍若隔千年。
帝王学书，客观上可以聘来最优的师傅，看到更多的真迹，只需稍用功，纵使资质中等、天赋平平，也能得一番景象，成几许面貌。
帝王赐书大臣，大臣会视为至上荣耀，当作传家珍宝，帝王所题匾联，或悬之名胜古迹，或奉之坊额楼头，碑之勒之，版之印之，故而传世有机遇，相袭多成习。然在改朝换代、兴衰更替之际，前度都城频频遭戮，禁苑屡屡被焚，帝王书法更在竭力毁坏、存心灭迹之列，一时沿与永世承，当朝颂与隔代扬，还在于贤佞明昏、治乱盛衰间，此乃书法之外的标准，亦笔墨以内的评判。
帝王好书，天下星散之赫赫书迹多辐凑内宫，麇集书房，虽便于存管，也易于趸毁。帝王好书，更在于倡导书风引领书尚。书法小道，因帝王摆布，也足以揄扬大义。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与玄宗同时代的韩择木、史维则、蔡有邻、李潮、徐浩、卢藏用、顾诫奢、梁升卿等人也舍楷择隶，群起效之，其丰容艳肌、字字珠圆、横平竖直、波挑规饬的集体无意识，最终导致了一字万同、一律千篇之隶书馆阁体的形成。
杜甫对此有感而生，发出了“书贵瘦硬方通神”的怒吟，但这般状况直至清邓石如、伊秉绶处，方得以稍转。马宗霍的《书林藻鉴》称：“（宋）高宗初学黄字，天下翕然学黄字；后作米字，天下翕然学米字；最后作孙过庭字，而孙字又盛。”康乾以来，视赵书董书为圭臬，几百年未曾有变，以致晚清时阮元、包世臣、康有为者流扬碑抑帖，欲振衰求变，开创风气。盖一艺之微，倡之者上，风靡者下也。天下以帝王好恶定一尊，岂仅在书法一项。 本文摘选自《紫禁城》2009年05月刊《帝王书画事》原文作者：介子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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