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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育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古代巴人就在湘、鄂、渝、黔一带开拓疆域，结草为庐，伴水而居，繁衍生息。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等不断与楚、蜀和西南少数民族交融。巴族是中国古代生活在今天西南等地的一大部落，殷周时期，巴族以今重庆一带为中心，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巴国。公元前316年，秦国灭掉巴国，设置巴郡。 巴式青铜器 巴人创造了独特的巴文化，巴式青铜器是古代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显著的地方特色和艺术魅力闻名于世，对于这些青铜器的深入研究，自然有助于揭示古巴国这一西南地区早期文化中心的历史面貌。 20世纪80年代，州博物馆考古发掘出土和发现了民间流传的大量文物，州博物馆的青铜器战国铜钲，是1980年5月在恩施市屯堡乡伴云庵刘家崖出土的。战国铜钲通高37厘米，柄长12.3厘米，舞广10.75厘米，舞修10.37厘米，鼓间12.5厘米，铣长24.7厘米，铣间12.7厘米，重量3.113公斤。战国铜钲柄为圆柱形，上粗下细，有六棱状，其中柄上饰有绳纹、弦纹，铜钲器身为圆筒形，该器物保存完整。铜钲早在商周时期即已出现，为古代乐器，又名“丁宁”，形似钟而狭长，长柄可执，击而鸣。铜钲仅能发出单音，作为演奏乐器，战国铜钲的功能相对较差。从铜钲的使用情况来分析，它不像虎钮錞于须悬挂敲打使用，用手拿即可。由于使用方便和声音相对较小，在战争中可作为小股部队布阵和指挥使用的军乐器，和平时期常在围猎时使用以驱赶猎物。 三峡地区出土的铜钲与湖南地区出土的铜钲形制十分接近。基于此，笔者认为三峡地区窖藏（包括墓葬）出土的铜钲可能是仿造湖南地区的铜钲而制造。 东汉龙凤纹铜耳杯1978年在巴东县西瀼口墓葬出土，通高1.994厘米，口径长12厘米，口径宽4.39厘米，耳长6.32厘米，耳宽1.216厘米，重量0.097公斤。该器物为酒具，又称“羽觞”，耳杯口部呈椭圆形，腹壁略向内收，平底，双耳，饰菱形纹，耳杯内部有对称龙凤纹和菱形纹。峡江地区东汉龙凤纹耳杯盛行于汉晋时期，耳杯在墓葬中由小到大按不同数量有序排列，放在长方形铜桌上，造型优美，十分讲究。 我州青铜器的铸造，要经过熔铜铸造、雕塑、造型、制范、雕刻纹饰、打磨修整等一系列复杂的铸造工艺，才得以完成，东汉龙凤纹铜耳杯的艺术图案装饰多以抽象的手法，采用线雕、浮雕、平雕相结合，繁缛细密，线条遒劲流畅，雕刻手法娴熟，富丽堂皇。 东汉双虎钮錞于1977年3月在建始景阳革担村三台子出土，通高55.5厘米，肩径29厘米-34厘米，口径17.6厘米-22.2厘米，盘径26.6厘米，高8.5厘米，钮长19.2厘米，重12.5公斤。 双虎钮置于椭圆形顶盘之中，四肢立，足为虎爪，头部肥大，并呈仰头状，身瘦长，双耳贴头，龇牙咧嘴，双目怒视前方，尾弯曲上卷，虎身有纹饰，双虎并列分雌雄，中有铜梁相连，铜梁中套有一不固定的铜环，用于悬挂敲击，錞于盘沿宽平，器身为鼓肩，腹部略向内收，底部内收呈圆柱状，素面无纹饰。 战国单虎钮錞于在宣恩县出土，通高41厘米，肩径28.3厘米，口径14.5厘米，盘径41—38厘米，虎钮高5.2厘米，钮长12.2厘米，重量6.99公斤。虎钮置于椭圆形敞口盘之中，盘沿宽平，虎头较大，嘴呈吼叫状，双目怒视前方，双耳贴头，鼓腮，虎身修长，呈站立式，虎腿设有螺旋纹，腰部略下塌，尾微翘后下垂，末端向上卷曲，足为虎爪，该虎钮錞于为鼓肩，腹部略向内收，底部内空为圆柱形。 东汉桥钮錞于1984年在建始龙坪申酉村出土，通高34厘米，肩径25.2厘米，口径17.7厘米，盘径31厘米-26厘米，重3.773公斤。桥钮置于椭圆形敞口盘之中，盘为平沿而外卷，钮为桥形，桥钮两端饰有麦穗纹、云雷纹，錞于为鼓肩、细腰，底部内空为圆柱形。 巴人錞于与古巴人文字 州博物馆现藏虎钮錞于十多件，其中恩施、利川、巴东、建始、鹤峰、咸丰等县市均有出土，錞于在湘、鄂、渝、黔地区出土也较多。錞于上的虎钮与巴民族的历史传说有关，《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载：“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廪君为巴族祖先，廪人梵绰《蛮书》卷十说：“巴氏祭其祖，击鼓而祭，白虎之后也。”古代巴族崇拜白虎，白虎属巴族的图腾。 錞于器身采用分铸合成法铸成，即器身与钮分别铸造，器身采用双面合范模铸法铸成，钮采用浇铸法铸成，器身与器钮采用铆铸合成，再将铸造时的痕迹打磨。錞于的使用方法，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遗策中有“击屯（錞于）铙、铎各一人”，这种击是用木棒敲打錞于的意思。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汉代滇族墓出土的一件铜铸器，有一个杀人祭铜柱的场面，其中有两根木桩悬空挂着，木桩上悬着一个铜鼓和一件錞于，其中有一人手执鼓槌同时敲打铜鼓和錞于的肩部。恩施州出土的部分錞于形制要比周边地区的大且厚重，而双虎钮錞于目前国内十分罕见，属国家一级文物，弥足珍贵。錞于是《周礼》地官司徒中鼓人所掌辖的，为“六鼓四金”之器。“四金”为錞于、镯、铙、铎。早期錞于由陶土制作，后演变为青铜錞于。我国錞于的分布范围较广，早期主要用于号召军队行动之器，后也用于音乐和礼仪，錞于底部内空呈圆筒形，敲打肩部和腹部均为二个音。錞于盘内纹饰丰富，饰有人头纹、鱼纹、五铢钱纹、网状纹、云雷纹、梭子形纹、蛇纹、花瓣纹、刻画符号等等，这些纹饰寓意深远，鱼纹代表年年有余，船纹代表一帆风顺，五铢钱代表财富等。同时，这些纹饰反映了巴人在长江、清江流域一带乘船、打猎、捕鱼劳动生活的面貌。 今天，不少学者认为巴人有语言而无文字，但我们从三峡地区的考古资料来看，很可能巴人有自己的文字，在宜昌杨家湾、清江滩、中堡岛等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出土了带刻画符号的陶片，它们分别为自然植物、人体、工具、数字等类型，目前，专家认为这些符号可能是巴人用于记事、记物的一种原始文字，这种文字的发展形成了巴人图语符号。1984年在重庆万州出土的一件虎钮錞于就出现巴人“图语符号”的船形符号，目前通过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看，巴人可能是有文字的民族。四川科协的钱玉趾将巴蜀文字分为巴族文字与蜀族文字，他认为，半个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证明，古代巴族已经发明并使用着文字，巴族文字与华夏的甲骨文有明显的区别，分属不同的文字系统，巴族文字从右向左书写，属表音文字系统，但是巴蜀文字的解读如今有一定困难。 早在《国语·晋语》、《国语·吴语》的文献资料中已有记载，关于这个时期出土的錞于，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一号墓出土的两件莒国錞于、安徽宿县芦古城子晚期至战国初期墓葬出土的一件许国錞于为其佐证，对于錞于起源地点的争论已有具体的回答，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錞于是经过中原地区传播到西南地区，它是一条从东向西、自南而北的传播途径，春秋战国时期，为东至安徽淮水流域一带，南至广东北部南岭，西至四川东部，北至山西汉水流域的汉中地区。而战国晚期以后，以四川东部、湖北西部、湖南湘西、贵州黔东出土最多，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国古代錞于盛行使用之地。錞于形制、特点和时代分期錞于上大下小，由钮、盘、肩、腰、隧、口部组成，錞于钮从目前出土的器物看，它们分别是：环钮、兽钮、凤钮、虎钮、马钮，我们根据錞于的形制，大致可分为五期。第一期：春秋时期，属无钮阶段，通体素面无纹，口部向外撇，肩和口部的径基本相等，肩部顶端设有系绳的方形穿孔，这一时期的錞于制造粗糙。第二期：春秋末至战国中期。主要是环钮和虎钮的出现。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錞于，其椭圆形平盘中设有系绳的环钮，该墓的年代，根据随葬品分析，应为公元前447年以前。上海市博物馆现藏青釉环钮錞于，根据形制与环钮的分析，其年代与公元前447年基本一致，这件器物实属罕见。虎钮：根据广东省连平县中信公社彭山出土的錞于年代分析，其虎钮形制均有变化，纹饰较为丰富，其中更重要的一点，伴随錞于出土的器物钟为依据，此钟的钲部枚长而尖，为六组，三枚分为一组，根据时代特征，这件器物时代为战国中期之前。以上根据环钮、虎钮和随葬品形制分析，其时代为春秋末至战国中期。第三期：战国中晚期，以虎钮为断代的主要依据，出现虎钮和凤钮。其中兽钮较多。第四期：战国末期至西汉前期，这个时期的虎钮錞于的盘四周沿平坦且广，器壁单薄，铸造较为粗糙，常见通体素面而无纹饰。第五期：西汉中期至东汉。钮形有虎钮和马钮。虎钮分单双虎钮，双虎雌雄并列，其虎钮变为瘦长，它们的形制和纹饰与前面介绍的州博物馆虎钮錞于较为一体，这一时期虎钮錞于纹饰丰富，有鱼、船、五铢、货泉、铭文等明显的时代特征。主要分布范围：湖南的湘西、湖北的鄂西地区、贵州等地。 民族文物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了历史上不同时期各方面的文化信息，是研究古代政治、军事、文化、外交等的重要资料，是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的重要对象。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非常短暂，因此通过文献资料研究历史十分有限，且许多民族没有文字，民族文物以特有的实物资料揭示了一个民族的方方面面，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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