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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n5 发布于：  陈云裳自传香港版封面 中国电影理论家、剧作家、评论家柯灵谈到“孤岛电影”时曾指出应该公允地以历史和人文眼光来看待这一时期的电影和电影人的现实处境：“我们回顾‘孤岛’电影的时候，请不要忘记一个严峻的历史事实：那时候上海已经沦陷了，上海人民完全失去了祖国的保护；同时，他面对的是非常残酷的、非常野蛮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用一句话概括起来，那时候电影艺术家的处境是十分艰险的，非常困难的。” 另一面，电影中塑造的日常生活与俗世男女，远没有文学作品中那么直白、大胆。因此，当时的影片主题多选择古装片，附会历史或民间故事，演员的表演注重展现的是女性的身姿与情色，缺乏深刻的角色体验与情感挖掘。 “孤岛”电影的四大花旦：陈云裳、陈燕燕、袁美云、顾兰君同属新华公司旗下，分别以古装片《木兰从军》(1939)、《西施》(1940)、《貂蝉》(1938)等片闻名。此外还有1938年恢复拍片的艺华影业公司也延揽了袁美云、李丽华拍摄了不少古装剧；柳氏兄弟创办的国华影片公司旗下则有“金嗓子”周璇和有“冬瓜美人”之称的周曼华为当家花旦。  电影《血战宝山城》(1938)剧照 在这些女影星当中，最能引领风骚的是有第三代“电影皇后”之称的陈云裳和“金嗓子”周璇。与她们构成对照的还有本为日本国籍却以中国人身份示人的原名山口淑子的李香兰。这些电影女明星在国族危亡之际，更多的银幕选择来自于求生存的本能，和对政治的规避。 因此，这一时期的电影多以满足偏安一隅的观众的精神逃避为主旨。处身其中的电影女明星的身体影像在惯常的欲望看点之外，又被附加上了国旗认同的意义。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可能远远超越了当事人所能够认知和掌控的范围。 本为南国红星的陈云裳与上海电影的结缘在新华影业公司老板娘童月娟的回忆录中被表述为，张善琨看过陈云裳拍摄的粤语片《血战宝山城》(1938)后就嘱意邀请她来出演欧阳予倩编剧、正在筹拍的影片《木兰从军》。早在20年代民新公司就曾拍摄过相同题材的电影，由李旦旦主演，拍摄周期长达半年之久。当时天一公司为了和民新竞争，在二十几天的时间内赶制出由胡蝶主演的成本低廉的《花木兰从军》(1927)。因此，从题材故事上看，这部电影并不新颖。  电影《木兰从军》(1939)剧照 但是由于时局的变化，旧题获得了新意，并且具有了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加之新人陈云裳的加盟，这部影片获得了极大成功，在影响力上反倒超越了前两部影片的成就。陈云裳的《木兰从军》也在重庆、延安上映，受到舆论界和观众的热烈欢迎，后来也在日本12个城市上映。 新华公司同当时只有十七岁的陈云裳签下了为期五年的合约。正是这次合作使只在粤港两地影坛小有名气的陈云裳冉冉上升为孤岛时期上海电影的一颗璀璨巨星。外貌长相比较欧化的陈云裳丰满娇俏，因为常年生活在香港，其生活方式也很西化，因此她的表演近乎西洋风格：热情、活泼、富于朝气。 1930年中期以后，随着阮玲玉自杀，胡蝶结婚息影，加之战争的频发，局势逆转，整个中国电影业陷入低潮，原来云集上海的电影女明星们风流云散，一时间出现了影片匮乏、具有广泛号召力的头牌女影星断档的冷清局面。此时在体貌特征与性格风范上与众不同的陈云裳登陆上海滩，的确给低迷的电影市场带来了青春活力和新的看点。与她合作过的导演卜万仓曾评价说：“陈云裳聪明透顶、活泼透顶，而且用功透顶！”  电影《费贞娥刺虎》(1939)剧照 有人把她和新华公司另一位红星周曼华的演技作比较，认为陈云裳浪漫欧化的个人气质和表演风格相比，周曼华属于那种既不肯自认守旧，又不愿实行完全解放的那种半新不旧式女性形象，既小家碧玉的类型。所以后来居上的陈云裳能在众星云集的孤岛影坛引领风骚，跟她独特的外形特征和个人气质给观众带来的新鲜体验不无关系。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陈云裳在孤岛电影时期的银幕角色大多是奉命而作，作为新华公司力捧的头号花旦，她对影片和角色的选择都局限在一纸合约内，在遵从电影公司安排的前提下看不到有多少是出自个人意向的选择。 在参演的历史题材影片中，陈云裳的代表形象就是如《花木兰》一样“借古喻今”的古装片中的各色女英雄。例如“孤岛”时期拍摄的《秦良玉》(1940)的苗族姑娘秦良玉，与汉族书生马千乘相爱，共同抵御外侮；《费贞娥刺虎》(1939)中的明末烈女费贞娥；《乱世佳人》(1940)中戎装奔赴国难的李师师；《苏武牧羊》(1940)中仰慕苏武以自刎显其“芳魂节烈”的匈奴宫女张娇等。  电影《秦良玉》(1940)宣传单封面 这些具有明显爱国倾向的进步历史影片对陈云裳本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曾经说：“我从演了一部《木兰从军》，后来演了《秦良玉》、《费贞娥刺虎》，就好像读了三册书，三册正义感的书，又如唱完了三首正气歌。”非常历史情状下的个人感悟，往往会被湮没在很多外在真实当中。 尽管爱国历史影片中的陈云裳，比之她在那些逃避现实的都市时装片中的表现要出彩得多，陈云裳留给孤岛电影观众的依然是带有异域风情的红粉佳人形象。无论是片商还是沉溺于日常生活美学中的孤岛观众，对于丰腴多姿、青春靓丽、具有与众不同的南国风貌和西洋做派的陈云裳寄托更多的是一种高压下的心灵逃避和精神慰安。 张善琨也力邀过胡蝶，却是另一番遭遇。这时，胡蝶已是电影皇后，此时与丈夫在香港过着幸福的生活。张善琨是想借胡蝶已有的知名度重新打造她，胡蝶也应了他，拍了两部戏，但不肯回上海。胡蝶不如陈云裳听话，原因不外有二：她比陈云裳名气大，是有架子的；她还是在乎与丈夫的婚姻生活，不愿为了拍戏再赴上海，过动荡的生活了。  电影《乱世佳人》(1940)宣传单封面 张善琨随胡蝶想法，在香港拍了胡蝶演出的《绝代佳人》(1940)与《孔雀东南飞》(1941)。电影虽拍得还不错，但因为胡蝶不肯回上海听张善琨的安排，张善琨就不愿与她合作了。 觉得每次拍片都要带着一队人马去香港，成本太高。因为胡蝶的退居，张善琨也不愿在胡蝶身上多下什么工夫了，而是全心打造陈云裳。就这样，陈云裳硬是让张善琨包装成了电影皇后。 很少有人去倾听女明星的个人心里独白。著名的早期电影实业家罗明佑就曾对张织云、杨耐梅、胡蝶、阮玲玉和陈云裳等同为广东籍的几位电影女明星做出过评价：“她们中的每一个的都实际参加了、具体代表了动乱的中国影业的各个阶段。张织云和杨耐梅代表初期的中国影业。胡蝶是过渡时代的产物，她是一座桥，中国影业从初期的‘文明戏’时代通过这座桥到达正式的电影制作时代。阮玲玉是国片复兴运动的先锋......陈云裳是‘偏安时代’的产物，她代表了中国影业的‘开倒车’运动，她的观众既非‘掌柜’，也非‘学生’，而是托庇于他人势力下的‘顺民。’整个中国影业的矛盾发展过程，可以从这几位女士的衰盛荣辱看出。”  电影《苏武牧羊》(1940)剧照 擅于商业炒作的张善琨正是借助陈云裳的个人形象，投合了孤岛文化心理这一点，展开了戮力捧红她的非常措施。从陈云裳自港抵沪，新华公司就展开了强大的宣传攻势，“全上海的跳舞厅从二十三夜起分送陈云裳的照片，两夜计将送十二万张”。 接下来又在影片广告上大做文章，“戏院(沪光大戏院)所在的爱多亚路上，就出现了一块七层楼高的广告看板。这整块大看板上，只见陈云裳那张非常漂亮的脸。由于看板上布满了小灯泡，这样一来，即使到了晚上，在这些灯泡的照明下，从老远的地方依然可以看得到这块写着‘木兰从军·新演员·陈云裳’等等文字的看板。这么大的一个宣传，使得‘陈云裳’的人还没到上海，但是名字与形象早已经传遍上海了”。 影片上映时，上海大地出版社同步出版了《陈云裳照相本》，其中刊载陈云裳各种剧照生活照24张，全部用铜版纸印刷，制作精良销售形势大好。加上影片内容与时事之间存在着借古喻今的关联，还有就是影片所包含的“三新”成分：新影片、新影星、新影院。《木兰从军》在新落成的沪光大戏院连映三个月，天天爆棚。然后又在新光大戏院连映，打破了上海电影放映史的最高票房和最长持续时间的记录。  电影《云裳仙子 (1939)特刊封面 作为沦陷区“孤岛”电影的头号女明星，陈云裳的片酬在当时的女明星中是最高的，据《电影周刊》记载：“陈云裳再度来沪，已成为‘中联’影业公司之永久演员。在‘中联’方面备极优待。闻新的合同上，载明双方订约三年。在三年期内，陈云裳不得再为其他公司拍戏，甚至登台表演，剪彩掷瓶，作物品商标等，都得征求公司同意。薪金规定，无论摄片与否，按月支给一千五百元。计高出袁美云、顾兰君、陈燕燕等两倍有余。此外每摄一部片，另给酬金不计在内也。又陈云裳与童月娟情感特佳，以前在沪，出入与共形影相随，府中华筵常开，星踪常集。......又老板为便利女士出入计，将拨出公司汽车一辆，此则额外优待又与月薪无关矣。” 这样的薪酬待遇直可于当年明星公司的当家花旦胡蝶相比肩。因此，陈云裳在1940年由上海发行量最大的电影杂志《青青电影》举办的“影迷心爱的影星”选举活动中，成为继胡蝶之后的新一届“电影皇后”也属实至名归。 此后上海滩随即出现了“云裳热”，当时有很多商店都以“云裳”命名：云裳时装公司、云裳舞厅、云裳咖啡馆等等。陈云裳也开始为很多产品做广告，各种艳丽的时装、剧照遍布当时的各大画报和电影刊物上。  电影《家》(1941)剧照，刘琼饰高觉民，陈云裳饰张蕴华(琴) 她的照片从化妆、造型和面部表情、肢体动作上已经完全脱离了早期《良友》、《玲珑》画报封面千篇一律的中国古典美人娴静淡雅的审美范式，呈现出纯粹的好莱坞女影星的时髦风范。被媒体评说为：“在姿态和体质上看去，陈小姐的确算是摩登女性的典型——活泼伶俐，谈吐流畅，结实健美，可说具备了一切摩登女性的条件。” 1941年，上海的中国联合影业公司高薪聘请她与胡蝶、袁美云、陈燕燕、顾兰君等女星合演周贻白根据巴金小说《家》改编的同名影片，她饰演高觉新的妻子瑞钰。陈云裳回香港度假期间，还和马师曾合拍《贼王子》(1940)，阵容庞大，属华南历来电影开纪元之作；又与薛觉先合拍《风流皇后》(1941)，卖座空前，为华南影业增色不少，为此还获得“南国美人”的称誉。 在香港，她受到众多影迷的追捧，以致警方要采取严密的保安措施，让她乘坐“麻电房车”(即可以放电的轿车)，令人们不敢近距离围观。1943年，在完成了电影《万世流芳》的拍摄之后，陈云裳与医学博士、宁波人汤于翰结婚，婚礼在上海法国总会举行，规模盛大，冠盖如云。抗战胜利后，她在香港拍了《月儿弯弯照九州》(1951)及《人海奇女子》(1952)。1952年又主演了《玫瑰女郎》等几部影片。  电影《人海奇女子》(1952)宣传单封面 现实生活中的陈云裳，与30年代前半期的胡蝶、阮玲玉等人永远以长及脚踝的旗袍裹身相比要时髦现代很多。或许这也要归于战争对社会意识和传统道德观念的搅动与重组，也与孤岛上海醉生梦死的公众情绪相关。但是陈云裳对于电影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从事艺术的人，在这国家抗战期中，虽然不能有多大贡献，但总希望在我们工作中，能给大众多少鼓励！” 不过生逢乱世，以一个女明星的身份，陈云裳又何尝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呢？陈云裳个人对时局与电影的看法，并没有对人们给予她形象的评价产生多大的影响。从演员与电影公司和时事环境的关系来看，与傅葆石对上海孤岛时期社会文化的研究结论相似，特殊的局势下，女影星追求更多的是非常时期个人身家性命的稳妥，也就是生存层面的考量。因此，30年代左翼影片中充满现代意识的新女性形象荡然无存，展示或窥视女性之美重又成为摄影机的聚焦中心。 1937年7月5日，《良友画报》举办明星照片义卖活动。一般照片售价5元，大幅照片进行拍卖，上不封顶，陈云裳一张30寸放大玉照被影迷抬价到1500元售出。而同样以出演历史古装剧成名的有“金鱼美人”之称的顾兰君，一张同样尺寸的玉照被影迷们一抬再抬，最后以6000元售出，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40年代上海电影女明星的身份高度社会化、欲望化、象征化已经与当时的好莱坞影星别无二致。这种对女影星影像的疯狂追捧反映出的恰恰是孤岛文化中逃避现实醉生梦死的社会心理。  陈云裳杂志封面及电影宣传海报精选
电影《一夜皇后》(1939)特刊封面 电影《良宵花弄月》(1942)特刊封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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