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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喜欢谈历史，有强烈的历史意识。这是我们的文化思想特色，与古印度、古希腊完全不同。 古印度人无历史意识、无历史观、也无史著。希腊文化则是反历史(antihistorical tendency)的。 希腊人「对本民族的起源很不感兴趣。他们的好奇心只追溯到前几个世纪为止，他们相信自己的祖先是神。柏拉图在《泰米阿斯篇》一书中所说梭伦的一件轶事可以说明这点，他说，梭伦在埃及祭司们提问时，发现他自己或任何其他希腊人谁也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古代史。埃及祭司说：『你们希腊人仍处在幼年时期，你们没有从你们祖先那里得到任何古老的教诲，也没有得到任何一门古老的学问。』和埃及人想象所及的漫长的远古回忆比较起来，希腊人所能回顾到的景象就有如小巫见大巫。希腊人的头脑中追溯到的，一点都没有超过特洛伊战争以及在那次战争中那些天生的英雄们」(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 希腊哲学家都不关心历史，没有人精研历史。历史在教育中也没有确定的地位，仅有的一位希罗多德(Herodotus, c. 484-c. 425 B.C.)，虽号称创造了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史学，但第一，公元前四世纪时，其所创的史学便中断了;其二，当时之史学更是不能取代哲学或宗教;其三，在希腊人的心目中，史学也从来没有地位。 为什么呢?希腊人不喜欢写历史，他们感兴趣的是当代之事和过去史事中的细节。所以在古希脑，并无整体历史的叙述，即使叙述了古代史事，所描写的大多也是与历史不相干的事情，譬如酒宴、景色、乃至阿咯琉斯的盾牌。 被誉为「历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亦是如此。他对一切都感兴趣，他的《历史》充满着鸡毛蒜皮的奇闻轶事。他告诉我们：漂亮的伊利里亚姑娘如何选择丈夫;湖区的居民怎么防止儿童失足落水;埃及人驱除蚊子的办法以及蚊帐形状;波斯国王在旅途中只喝煮沸的开水;亚得利马基第人对付跳蚤的办法;塞西亚人怎样挤马奶等等。然而，对于民族的起源、国家的形成、制度的演变、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希罗多德则很少涉及。 换言之，希腊人关注的并非历史，只是一些事件。犹如一位熟悉影星八卦的人不能冒充为一位史学家。 其次，追求永恒、确定性和事物的有序性，是希腊人的思维特征。他们认为，哲学和科学的使命就是寻求世界的秩序和确定性。不管是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还是德谟克利特，哲学家们都在寻找世界的本原。这种寻找世界本原的哲学运动，与历史学意义上的寻根完全是两回事。世界的本原不是世界的初始状态，而是世界的内在本质和原因，它所体现的是事物的确定性和秩序，强调的是永恒，而不是变化。 相对来看，中国自黄帝以来，即有史官的设立。即使迟一点说，商周都是有史官的，而且史官的数目相当可观，从中央到地方，都设史官。一直到清代，中国没有一代没有史官。这是世界其他国家、其他民族都没有的。 而且中国远古史官的记事，是源于历史的兴趣，是为了绵延历史。而且中国的史官，神圣独立、正直不屈，其记事遵守共同必守之法，「君举必书」「书法不隐」。君王无法操纵历史，史官负有神圣的历史使命，直书当代所发生的事件，这是一种对历史负责任，也显示一种极浓厚的历史观念。他们留下的大量历史文献，又强化了历史对人的影响。 史官又是文献的保存者。《国语.周语上》记周厉王时邵公云：「……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周书《楚语上》记卫武公事迹，也说：「史不失书、蒙不失诵，以训御之。」都表明史官确有藏书，《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孔子曾适周，向他问礼。《孔子世家》也有鲁南宫敬叔与孔子适周，见老子问礼的故事。《十二诸侯年表》序：「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严氏春秋》引〈观周篇〉还有孔子与左丘明「如周，观书于周史」的说法。尽管这些记载的确切性尚有争议，在史官那里可以观书却应系事实。 由于历史意识强烈，因此古史官有时会弃国出奔，抱史而行，「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这似乎又是后来人说「国可灭，史不可灭」的历史观念的远源了。 早期的史，就是主管文书典册的人。近年许多朋友都从“巫”的角度去理解史职，剑走偏锋，失之远矣! 本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政治上的典册诰命，包括征伐之前请示祖先的「告庙」和祭牲的登记等都要有人纪录、管理，所以作册之官不少，如作册(《京津》703，作册般甗(音演))、作册甾(《乙》4269)、作册丰(鼎铭)、作册宅(方彝铭)、作册只子(弋阝(音忒)其卣)、作册友(寝晨鼎)等等。西周王朝也有作册官，各封国亦有设置，其长官称作册尹。 至于史官。卜辞中大部分的「史」字其实是「事」字，在军事、祭祀、农业各领域，事务繁杂，需有书契铭记之事，便从中派生担任书契的职务，史即随之产生，故「史」与「事」相关。 在晚商，部分「事」更向「史」过渡。卜辞有好几条对贞：「叀(同专)大史析舟──叀小史析舟?」和「叀大史──叀小史(令)?」作某作事(32834，32835，《屯南》2260)，还有「叀大史夹令」(5634)以及〈酒诰〉〈商誓〉中说到商代有「大史友、小史友」，以及卜辞的「大史寮」等等记载，可见商代已有专门史职的出现，可能也就区分了职务的大、小。 周代官制庞大，典书册之史当然也远较殷商为多。金文中，太史见于中方鼎、大史友甗、作册虎鬼卣、鬲乐从盨(音许)，大史寮见番生簋(音鬼)、毛公鼎等。《金研》汇集了内史的铭文廿八件，并把作册尹、作册隶于大史属下，作册内史、作命内史统属于内史之下。其他一般的史也很多，金文中可见者即达六十多件。除王朝外，地方亦皆有史，职务大体是传命、册命和作傧右，这是本职;另外也受命视察地方、参与军事活动，则是兼职。 文献中可考的史更多。如《周礼》谓天子建天官，先六太，太史居其一，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八柄之法，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外令掌三皇五帝之书，御史掌赞书。此外尚有女史、州史、闾史。四官所属，可数者就有九百八十六人，冬官尚不可知，足见其多。还有些不可考的，如商肆之史等等。 史官这么多，凡掌书册(左传序疏)、造文书(周礼天官序疏)、载笔(曲礼上)、执策(穆天子传六)者都被称为史，亦即所有官僚系统中主管文书档案记录的都算，不像后代史官只是众多职官中的一种官。他们被称为史，显然与「史」这个字的字义相符，因这个字就是以手持笔之形，在机关中掌文书做纪录的人乃因此而均称为史。 各史因所在机关不同、单位不同，执掌当然也不一样。考之《周礼》，五史之秩以内史为尊(中大夫)，太史次之(下大夫)，外史又次之(上士)，小史、御史为下(中士)。内史掌书王命，同于唐宋之知制诰，即「左史记言」之谓也。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同于魏晋六朝之著作郎，即「右史记事」之谓也。《尚书》之〈酒诰〉〈顾命〉，即内史所撰之王命。《春秋》为事典、《周礼》为政典、《仪礼》为礼典，即大史所掌六典之类。此外，太史又掌天时。《周礼》说：「太史抱天时」郑司农注：「大出师，则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时，主吉凶」。 其余各种史，各有职掌，文献所载，如五帝三王之书掌于外史，见《周礼.春官》。《左氏》庄公廿二年云：「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襄公十四年说：「史诵书」，昭公十二年：「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九丘八索」，昭十二年又云祁招闻诗于倚相。可见易、诗、书及其他典籍均由史官掌理。史官也娴熟这些文献，兼及这些文献所涉及的知识性事务。例如史掌易，则卜占筮祝或抱式以知天时这类事就也都属史官之职。其所掌文献，跟他主管的事是一体的。 诸史既是王官体制中的中坚，其办事及档案纪录都有一套规则，「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父子相传，以待王公」。所以三代虽亡，治法犹存。《庄子.天下篇》说得好：“以仁为思、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谓之君子。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备乎!……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 诸史所司及其所典守者甚杂，整个官僚系统中，有司天之史、有司人事之史，前者如司祝司历，后者如司徒司马。不能说整个官僚系统的史官都共有共传承一种史官之学，或所有史官都如太史一样，「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史记.太史公自序)。 太史以书协礼事、小史以诗协礼法，明礼法、通诗书，应是史官之基本修养，但职掌不同，恐怕其世传之法即差异甚多，不能说大史小史女史州史闾史的道术内容都属于同一类或同一性质。 过去讲诸子之学出于王官的先生们往往弄不清楚这一点，遂以为九流皆出于史，亦即皆为王官之学的流裔，有同一个源头。而这个源头的史官之学就是「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的。某些人更由此推论，谓太史抱天时知吉凶，又杂于星历卜祝之间，则史官之学自以知天道为特点，后世道家之学即源于此，故史官及道家又为九流诸子之源(现在则又从这一点上去大谈“巫”)。 我年轻时亦主此说，1975年曾写《古学微论》数十万言。而后始知其不然。因为这里涉及史官的分职和演变的历史。 所谓史之分职，是说：史是执事之官而掌文献者，乃文官体系中的基本文官，所以《周官》释史说：「史掌官书以赞治」。百官官府之征令甚繁，分职也甚繁，不能说史都属一类人，也不能以后代特定分职的史官一职来想象。 其次，古代立官较简，虽然《五行大义》卷五引《帝王世纪》，殷汤问伊挚立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的道理，伊挚说：「三公智通于天地，应变于无穷，故三公之事常在于道。九卿通于地理，能通利不利，故九卿之事常在德。大夫通于人士，行内举绳，故大夫之事常在仁。元士知义而不失期，事功而不独专，故元士之事常在义。道、德、仁、义定，而天下正矣」(帝王世纪辑存.殷商第三)。用道、德、仁、义来分说三公以下各官职，确实可能是殷代已有的事情，本段也或许是道家《伊尹》四十一篇的遗说，而由皇甫谧所保存的(见《海日楼札丛》四说)。但殷商时期立官分职之细密无论如何不能与周相比。 依卜辞所见，殷官以卜祝为大宗。因此，殷商以来，史以星历卜祝为事，乃是它传统的职能，也是早期政治较重视宗教祭祀的征象。后来设官越来越繁，史便不只限于宗教事务了。依《周礼》所述，执礼、掌法、授时、典藏、策命、正名、书事、考察，都是史所负责的事。整个政治运作，显然也以史为轴心，礼、法、典，则均由史执掌，政治则是依法行政，不守法则刑辟诛考之。 此时政权的代表人虽是帝王，可是实际施政，责在卿宰，而史则是掌握治事之法的人。帝王也须依从这个法。因此此法通贯着天时、丧祭、世系昭穆，史有早期宗教祭司般的神圣性，故其所执之礼法，虽王与诸侯亦皆不能不依循之。职官之生杀予夺、爵禄废置，也均须通过史。 周朝的官僚制度，之所以是一种韦伯所说的理性法制型支配，关键即在于此。后来我国史官传统一向可独立于王权之外，自主运作，也本于这个渊源。 这是因为史所执之礼、所掌之法，是官僚制度中的文书法例。这些东西，既为法则典秩，即有一定的制度，不能随意乱来，柳诒征《国史要义.史权》说：「春秋之时，史官盖有共同必守之法。故曰君举必书，又曰德刑礼义，无国不记。故一国君臣之大事，他国史策亦皆书之。如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名在诸侯之策。知一国之事，非仅本国记之，他国之史官有共同之书法以记之矣」，确实不错。这就是所谓的「书法」，指各种史官书写的一套传统、惯例、规矩、格式。凡办过公的人都知道，在一个成熟的官僚体系中，这类规格是非常严格的，没有任意书写或杜撰造假的空间。后来中国史学强调「直书」「君举必书」以及「书法」，都是由这个地方发展来的。 其学世传。如何世传呢?这里不妨来看个例子。晋之「董史」，即历代相传的史官。《左传》昭公十五年周景王说：「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又宣公二年：「太史书曰：『赵盾弒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杜预谓董狐为董史之后，不误。盖董史在晋，历数百年，均为史官。而春秋时齐之太史，且有兄弟继承者，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太史书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此是兄弟四人，相继为太史也。以上两椿，皆因有弒君之事而偶然记载在《左传》中，其余世袭的太史，因未遇到政变，故亦无此类记载，但依此类推，便可知「世传之史」是怎么回事。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陕西扶风庄白村发现一号窖藏，出土微氏铜器一百零三件，其铭文中述及微氏的世代系统，亦可考知微氏一族七代为史，从武王时开始，经历成王、康王、昭王、穆王、恭王、懿王到夷王。世传史职的情况，再明显不过了。家学、世传，显然也就是史官之学的基本传承授受状态。这种方式，与周朝另一种公开的公众教育系统并不相同。 那种针对贵族子弟实施的公众教育，也就是所谓的小学和大学，凡三个阶段：(1)六至九岁在家中学习，学习简单的数字、方名、干支等。(2)十岁「出就外傅，居宿于外」，便是入小学，学习以书计、音乐(包括舞蹈等)为主;这和前引各书所说八岁入小学略有出入。(3)十五岁为成童，以学习音乐、射御为主。这时该已入大学，音乐、射御正是大学的主要课程。到二十岁举行「冠礼」后，便为成人，开始学礼。 大学建设在郊区，四周有水池环绕，中间高地建有厅堂式的草屋，附近有广大的园林。这主要是为了便于练习弋猎，以训练武艺。同时，大学不仅是贵族子弟学习之处，又是贵族成员集体行礼、集会、聚餐、练武、奏乐之处，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运动场和学校的性质，实际上就是当时贵族公共活动的场所。 也就是说，周朝平行着两个教育系统，一是学校，贵族子弟八岁就离家去上小学，十五岁以上则去上大学，在学校中习礼乐习射御，养成一个贵族子弟所应有的文化教养。这是一个系统，以通识教养教育为主。 另一个系统则是家学。贵族往往世袭其职，关于这个职事的知识专业，均得自家学，此即「旧法世传之史」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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