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印度没有历史？因为他们没有中华独有的“史官”制度

好了明理 2020-07-12

展开全文

前言：文明是以文字记载的历史，世界四大古文明仅中华文明留存，史官功不可没。从夏商以来，中国古代的史官即以独立、客观的著史精神为中华文明记载了一件件重大历史事件、人物对话、典章制度，让中华文明代代延续、有据可查。反观印度，除了因历次的外族入侵导致国灭君亡，更悲惨的是文字、历史被焚毁，如同打断脊梁。

司马迁受宫刑写《史记》

中国史官制度的起源与分类

1、起源 根据《吕氏春秋先识篇》记载：

“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记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公终古乃出奔如商。汤喜而告诸侯曰：‘夏王无道，暴虐百姓，穷其父兄，耻其功臣，轻其贤良，弃义听谗，众庶咸怨，守法之臣，自归于商。”

从这个记录可以看出，夏朝的时候，我国就已经出现了史官这个官职。

商周时代，甲骨文中有“作册”、“史”、“尹”等字，即是指史官；金文有“作册内史”、“作册尹”的记录。据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考证，“作册”和“内史”是同样的官职，其长官称“尹”，都是掌管文书、记录时事的史官。

2、史官的职责分类

史官的主要职责可以分为记录类和编纂类两种，即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且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历史。

《周礼·春官》记载周王室设有五史，分别为：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其中大史地位最高、权力最大，起到在神和王之间的沟通作用：新王登基，大史参加策命典礼；王为国家大事会访问大史；大史还有权命令百官规诫王的缺点。

刘知几在《史通·史官建置》中写到：“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左传》襄公四年载：“魏绛曰：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箴王缺。”
《周礼》云：“凡国事用礼法时，佐大史，掌其小事。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王命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周礼》云其职务是“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

史官记史的原则

1、史官记史，秉承独立性原则，为了坚持对历史的正确记载，史官甚至可以以生命来捍卫。

西汉武帝以前，由太史令专门负责记史，对于皇帝的言行起居和政务评价，连皇帝都不能察看，死后才可以公开。

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秉笔直书”、“君举必书”好传统，对帝王们的言行，随时记录，且都要'直书其事'，不说假话，'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敷艾荣'，绝对不能'兰艾相杂，朱紫不分'。

'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刘知几：《史通》）。

帝王和史官，一个要'自称我长'、'掩恶扬善'，一个要'直书其事，不掩其瑕'；一个要文过饰非，一个要'君举必书'；一个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一个要对后人'申以劝诫'。两种目的，两个标准，南辕北辙，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较量的结果，常常是权力压倒亢直者，屠刀强过笔杆子，史官们因此屡遭厄难。

春秋时期曾有这样一则有关史官的故事：当时，齐国有一叫崔杼的大臣杀了齐庄公，为了避免在历史上留下千古骂名，崔杼恐吓当时的史官太史伯，要求他在史书上记载齐庄公死于疾病，面对恐吓，太史伯坚持写下了“崔杼弑君”的历史真相，于是，崔杼斩杀了太史伯。

在当时，史官的职位是由一个家族的人世代相传的，太史伯死后，他的弟弟承袭他的官职，面对崔杼的恐吓，同样写下了“崔杼弑君”，也被杀。再然后，太史的第二个弟弟同样如实记载“崔杼弑君”，同样被毒杀。到最后，崔杼对太史伯的第三个弟弟说：“你的三个哥哥都因为同样的理由而死了，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太史伯的第三个弟弟依然颤抖地写下了“崔杼弑君”。

崔杼没有办法，只能放了他。与此同时，从各地赶来的史官都拿着竹简，准备继承太史伯的遗志。“秉笔直书”是史官的天职，尊重历史是史官的信仰，为了信仰史官们可以牺牲生命。

2、历史记载不是流水账，需要符合“惩恶扬善”的原则和封建道德

比如：孔子在编写《春秋》的时候，字里行间褒义贬义都非常明显，对好人赞扬与歌颂，对坏人批评，都写得很清楚，可见孔子也遵守惩恶扬善这一准则。

再比如，《唐书》是五代时期刘昫，张昭远等人编写，到了宋朝，文坛宗师欧阳修认为《唐书》只是对历史事件按顺序进行排列，没有观点、没有态度，于是就上书朝廷，在朝廷的支持下，新《唐书》编写完成。和《旧唐书》相比，《新唐书》在之前的基础上，增加了卓行、奸臣、叛臣、逆臣等类传，并且将其中的人物进行了分类，好人坏人都有评价，一目了然。

史官们并不是把历史事实放在第一位，满足于记流水账，而是要让历史记载有观点、有立场，符合封建伦理道德才是最重要的原则。

史官的地位变化及与皇权的关系

中国史官的地位变化有几个标志性事件。

1、在周朝及以前，史官承担着观天象订历法、敬神灵的职能，是王与神之间的沟通桥梁。史官认为自己是代天记史，歪曲历史就是对上天的不敬。所以史官具有很强的使命感和信仰，这才铸就了史官的骨气与正气。

2、春秋战国以后，礼崩乐坏，史官的独立性不断受到王权的挑战。到西汉武帝时置太史令，以司马谈任其职；谈卒，其子司马迁继其任。后以汉武帝残害太史公司马迁为标志，史官成为了普通的文官，而太史不复掌史事，仅限于天文历法职掌范围。

即便如此，司马迁仍然在遭受残酷的宫刑后于狱中撰写完成《史记》，此书的文体文风成为后世千年史官著史的典范和圭臬。

后世到唐太宗以前史官的变迁如下：

东汉时，以他官掌史官之事，如班固以兰台令史之职撰述国史。三国魏明帝置史官，称著作郎，隶属中书。晋时，改称大著作，专掌史任，并增设佐著作郎人，隶属秘书。宋、齐以下，改佐著作郎为著作佐郎。齐、梁、陈又置修史学士（亦称撰史学士）之职。十六国、北朝，大多设有史职，或有专称，或杂取他官。其体制、名称，多源于魏、晋而有所损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史学形成多途发展的趋势，而皇朝“正史”撰述尤为兴盛，故史官当中，名家辈出，被誉为“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其间，关于起居之职，魏、晋以著作兼掌。北齐、北周，著作、起居二职逐步分开。隋炀帝时，以著作如外史，于内史省置起居舍人如内史。

3、到唐太宗时，更是打破了皇帝不得查看起居注的惯例。起居录是史官对帝王言行的严格把控与记载，早在周已有，那时称为“内史”。历经秦汉魏晋南北隋唐宋而不衰，皇帝皆无权干预，但这种风气却被李世民打破。

李世民为了证明自己登基的合法性、维护皇权美化统治而暗示史官（房玄龄）对玄武门事变进行篡改，自此开所谓“正史”修造历史的先河。

唐设立史馆，以宰相为监修，称监修国史；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领，称兼修国史；专职修史者，称史馆修撰；亦有以卑品而有史才者参加撰史，称直史馆。著名政治家房玄龄、魏徵、朱敬则，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吴兢，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韩愈，著名诗人杜牧等，都先后参与史馆工作，并担任各种修史职务。唐初，于门下省置起居郎，后又在中书省置起居舍人，分为左右，对立于殿，掌起居之事，故有时也曾称为左右史。其所撰起居注送交史馆，以备修史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