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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治化、国际化的结构改革，以及相应的规范监管措施将加速企业优胜劣汰，对2020年代的市场产生“短痛长利”的影响。
短期来看，打破刚性兑付，消除监管套利（提高违规成本），提升环保标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扩大中国市场的准入，将大幅提高国内企业转型升级的压力，尽快地释放过去股市和债市积累的市场风险，尽快实现金融产品市场化定价机制（让价格反映真实风险）。 长期来看，这些挑战是中国企业提高效率、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经的考验。 中国房地产市场在三年调控后趋于稳定，增加了政策灵活调整的空间。 地产调控正从全面紧缩转向因城施策，货币财政等总量调控手段可以适度宽松，有助于经济周期企稳。同时也要看到，地产市场才初步稳定，而高杠杆等结构性问题尚未解决，国内宏观政策不太可能大幅宽松，只能在下行压力较大时进行有限度的“托底”。 在海外低利率环境中，微观主体的信心出现改善迹象。
2019年欧美房价整体上升，家庭购房信贷支出加快，次贷危机、欧债危机之后居民部门持续压缩杠杆的趋势开始出现转折。全球制造业景气度也出现了企稳的迹象，2020年有望在宽货币等因素的支持下继续上升。 海外宏观环境总体上有利于风险资产，不过在民粹主义高涨时期，全球多方面的政治不确定性较高，有必要为组合增加一定的避险保护。 对拥有较长投资期（3-5年以上）的家庭而言，增长企稳、通胀较低的大环境有利于权益资产。 国内配置应抓住中国权益估值仍较低的窗口期，增加A股、H股的配置，也应利用利率可能的上升阶段，逢低部署长久期投资级债，以应对严监管可能带来的组合波动。 海外方面，建议在保留美股仓位的同时，适度增加新兴市场、欧洲的权重。未来海外投资的主要风险在于通胀和政治风险，可高配多种实物类（海外房地产、黄金、大宗商品）资产予以应对。 对于短投资期（3年以内）的家庭而言，国内投资应以信用类固收为主，但需在精选标的、分散投资的原则下进行，并避免过度信用下沉。
同时用市场中性对冲基金、CTA来分散市场风险。海外面对超低利率环境的挑战，需要从信用、流动性、以及套利交易中获取收益，建议加强配置短久期、浮动利率的成熟市场信用债、私募债产品，以及中资高收益美元债，同时辅以一定仓位的宏观和相对价值策略对冲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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