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景泰八年，明代宗朱祁钰病重，朝堂之上人心浮动，这当然也包括徐有贞。正月十六日，夺门之变爆发，在被幽禁了7年之后明英宗朱祁镇再度复位。 至于前朝那位力挽狂澜、救大明于危难的于谦，则成为了这场荒诞不经的政变下的牺牲品。明英宗：“谦实有功”徐有贞：“ 不杀于谦，此举无名” 、“虽无显迹，意有之”简单的两句话语，决定了于谦的命运；更决定了徐有贞这个名字在历史上的地位——奸佞之臣。 但是事实上，作为一个仕宦几十载的官吏，徐有贞又决然不只一面。他既有夺门之变中的投机，陷害于谦的奸佞，还有一面 文武全才。 文武之才永乐五年（1407年），南直隶吴县，徐有贞降生。对于此时还名唤徐珵的他而言，虽然”为人短小精悍”，但并不妨碍他的有志于学。 宣德八年，他高中进士，史载“宣宗试其文第一”，我们并不知悉是何种原因导致既然明宣宗以为其文第一，却又并未未点他为状元。此后，他履职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侍讲等职务，一则小插曲的发生，也让徐珵的文名颇盛。 当时担任国子祭酒的胡俨，作为《太祖实录》、《永乐大典》、《天下图志》等典籍的总裁官，自然是对短小精悍的后进徐珵，颇为不屑。在徐珵拜访时躺在床上出题测试其才学，而徐珵口占诗词，胡俨听罢称其为“鼎铉器”，有宰辅之才。 这种才学，还体现在书法之上。作为明代书法家的代表人物，其长于行草，吴宽、外孙祝允明这些“吴门书派”的中坚都受其指教、提携。清朝顾复评其书云："武功早年书学褚，有不胜绮罗之态。中年学王，出规入矩，古色苍然。晚年豪放纵逸，谓之学怀素，又谓之学元章"。 至于“武”，徐有贞晚年被贬谪后，曾有一则趣事：居于老家的他，闲来无事时常带着达六十斤的铁鞭，挥舞的虎虎生风；当然对于让他“备受指摘”星象之术他也并未放下，甚至又有言论：“将星在吴”。 吴，自然是他的吴地，并不甘心的他或许有几丝被复起的希冀，但当听闻同乡韩雍总督广西、广东之时，他又颇有“愠怒”：“ 孺子亦应天象邪”。就这样一位整日“不知我不知我”的徐有贞，你还一定不会想到是一位“宗师级”的人物。 除了舞这个铁鞭，在史籍中他还曾与当时的大侠李金枪有过一番对话。作为武术高强的使枪高手，在徐有贞面前李金枪自然要施展一番，运枪如飞。但徐有贞却说：“儒能骑战之法乎”，当李金枪再度舞枪时，徐有贞笑着说道：“疏矣！”面对徐有贞的指指点点，示人以强的武林高手选择的却是跪下求教；但徐有贞却拿出铁棒，比较一下，何如？说罢，便舞棒如风。 当然，这里面是肯定有尊卑之别的原因，但至少人家徐珵还是当得上一个“武”字。 仕途转折按照徐珵的“文武之才”，这位当能够如胡俨所说那般位列宰辅。但是，历史的奇妙之处在于突发性与务实性的结合。 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怂恿之下，御驾亲征，如果论纸面实力，必然是经过了几十年发展的大明占尽优势，但明英宗的昏聩愚蠢，却又在这场较量之中成为了决定因素。所托非人，决策混乱之下，最终处于上升期的 大明王朝，损失殆尽，英宗本人也被俘。 此时的北京危在旦夕，迁都避祸还是固守？徐珵的意见是：“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天象使然，当南迁避祸！此言一出，金英先声叱责，胡濙、陈循咸执不可。至于身为兵部侍郎（也是当时兵部留守北京最高长官）的于谦更是说道：“言南迁者，可斩也。”最终，在确立了抵抗策略之后，王文上书郕王朱祁钰也在孙太后的首肯下成为新君。而固守北京，成就了于谦的救时宰相之名，至于徐珵则因为“南迁”之论，带给徐名声扫地，仕途无望。 一个饱学之士，文武全才自然不甘，对于他于谦也十分大气，在徐珵请求之下于谦也保举徐珵担任国子监祭酒一职。虽然朱祁钰对于于谦，十分倚重，但碍于徐珵的恶名还是“十动然拒”。名声臭了，仕途毁了，对于一个希冀“文武皆吾道之用”的知识分子而言，无异于杀之。 自知徐珵之名成为了笑柄，徐珵也便只好改为徐有贞。虽然景泰帝并不待见，但徐有贞又并未放弃，或许目的也是《明史》给他的论断“多智数，喜功名”。 景泰三年，徐有贞职升右谕德。此时的黄河泛滥日久，在对待这条母亲河上，在未能进行科学学习的古代，要治理无疑十分困难。但徐有贞却成功了，实地勘察，疏浚河道，安置水闸进行提水、放水，井井有条，他也成为了除潘季驯之外的最优秀的黄河治理专家，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也晋升为左副都御史。 景泰八年正月，当石亨知悉了代宗病重，代宗又无子嗣承位。事实上，最有可能的承位者也必然是幽禁南宫的太上皇朱祁镇以及废太子、现沂王朱见深。 而于谦等人也正是准备上书复立朱见深承祚，可惜的是十六日夜，石亨、曹吉祥、徐有贞便发动了夺门之变。最终朱祁镇“抢了”儿子之位，而论功行赏之下，徐有贞终于成为权倾朝野的重臣，从华盖殿大学士到内阁首辅、武功伯。 作为胜利者，自然也就有了对失败者的处置权。朱祁镇将弟弟朱祁钰褫夺帝号，幽禁；而于谦的处置则要棘手的多。于谦，是景泰帝的重臣，还是大明的救时之臣，更兼之他无霍光等权臣之名，杀与留一时间英宗难以决断。就如同秦桧构陷岳飞的“莫须有”，徐有贞为了功名利禄，成就了“意欲”二字，于谦被杀，弃市，家族籍没。 至于徐有贞，虽然得意一时，也算圆了胡俨的话语。可惜的是，权利斗争的残酷并不在一时，而是长期的。作为同谋的石亨、曹吉祥，很快便与徐有贞产生了利益纠葛，他本人也因此差点身首异处，好在得免改为流徒，直至石亨因谋反被诛，徐有贞才被赦免，允准归乡；后来明宪宗上位后，倒是恢复了他的官职，但投机所带来的恶果，却也让他再难得圣心，只能选择浪迹山水，最后郁郁而终。 身后名作为继任之君，朱祁镇的儿子，明宪宗朱见深在对父亲遗留下的政治遗产中如此评价夺门之变的实质：弥留之际，奸臣贪功，妄兴谗构，请削帝号。先帝旋知其枉，每用悔恨，以次抵诸奸于法，不幸上宾，未及举正。 先帝朱祁镇毕竟是君王，“诸贪功奸臣”自然也就是徐有贞、石亨、曹吉祥。就夺门之变而言，徐有贞算不上主谋，孙太后的首肯、石亨的兵士、曹吉祥的内应都更甚于徐有贞。但徐有贞的悲剧就在于，出于维护正统需要下构陷于谦带来的边际效应就是比之石亨、曹吉祥更遗臭万年。 当然 ，这也是徐有贞的咎由自取。作为一个官员，他在《武功集》中说：“夫文武皆吾道之用，固儒者之事也。为儒而不备文武者，不足以为儒。”为此，他习文学武；更是“凡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方术之书，无不谙究。” 可在这种全才傍身之下，他既有身体上的“短小精悍”缺点，又有因为“南迁”所带来的恶名，让他在面对同僚的攻击之下只得落得一个史书上“喜得功名”的腹诽。而这种恶名所代表的正是大明王朝文官集团自持的自以为是、道统所在的恶习。 徐有贞的南迁自然有错，但就事论事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而日后的夺门之变的投机、于谦的悲剧，事实上更是这种恶习下的结果，甚至于明朝之亡，也是肇始于这种自以为是的道统、正义之论。 参考资料：《明英宗实录》，1986年，中华书局 《明史》，张廷玉 《武功集》，徐有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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