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一》（二）

　　上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进见，人人自以为得上意（受到重视）。又傅昭仪及子济阳王康爱幸，逾（超过）于皇后、太子。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臣闻治乱安危之机（关键），在乎审所用心（在于慎重用心）。盖受命之王（受命于天的王），务在创业垂统（传承后世），传之无穷；继体之君，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发扬祖宗功德）。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养其心，休烈盛美皆归之二后（归功文武二王），而不敢专（专擅）其名，是以上天歆享（享受贡品），鬼神祐焉。陛下圣德天覆，子爱海内，然阴阳未和（调和阴阳），奸邪未禁（禁止奸邪）者，殆论议者未丕扬（发扬）先帝之盛功，争言制度不可用也（议论者没有发扬先帝圣德，反而要改变制度），务变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复复之（行不通了再恢复），是以群下更相是非（你是我非，没有定论），吏民无所信。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放下原有现成的），而虚为此纷纷（白做了无用功）也！愿陛下详览统业之事，留神于遵制扬功，以定（安定）群下之心。《大雅》曰：‘无念尔祖，聿脩厥德（不要忘记祖先的教诲，努力修养自己的德行）。’盖至德之本也。《传》（《诗·传》）曰：‘审好恶，理情性，而王道毕矣。’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馀而强其所不足（知道自己长处，弥补短处），盖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聪明通达的人，警惕苛察；见识不广的人，警惕被蒙蔽；勇猛刚强的人，警惕过于暴烈；仁爱温良的人，警惕没有决断；恬淡安静的人，警惕贻误时机；胸襟广阔的人，警惕疏忽大意）。必审己之所当戒而齐之以义，然后中和之化应，而巧伪之徒不敢比周而望进（奸巧之人没有空子钻）。唯陛下戒之，所以崇圣德也！

半民：做人贵在自知其所长与所短；做人贵在不把自己的特长发挥成了缺点；做人贵在不把自己的短处变成软肋。

治国之病在于多变，没有定规，无所依据。

匡衡论做人颇有道理，论治国似嫌保守，但在元帝身上另当别论，因为元帝比起其父汉宣帝，治国能力（尤其是实践）要差很多，最好的办法是萧规曹随，做个守成之君，可他偏偏觉得自己饱览经学，聪明的很，总要改弦更张，这就是“不自知”之过。
　　“臣又闻室家之道修，则天下之理得（家庭和睦，天下才能理顺，修身齐家治国而后平天下），故《诗》始《国风》，《礼》本（开始于）冠、婚。始乎《国风》，原情性以明人伦（推原性情表明人伦关系）也；本乎冠、婚，正基兆以防未然（安定家庭防患未然）也。故圣王必慎妃后之际（处理后妃间关系），别適（嫡）长之位，礼之于内也。卑不逾尊，新不先故，所以统人情而理阴气（合乎人情，理顺气氛）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行冠礼）乎阼（高台），礼之用醴，众子不得与列（不能同列），所以贵正体而明嫌疑也（强化嫡子的地位）。非虚加其礼文而已（不只是形式），乃中心与之殊异，故礼探其情而见之外也。圣人动静（一举一动）游燕（游玩宴饮）所亲，物得其序（和谁亲近都要有次序），则海内自修，百姓从化。如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奸因时而动，以乱国家。故圣人慎防其端，禁于未然（防患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义。《传》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半民：这段话才是作为太子的老师想说的。当然为太子说话也就是为朝廷说话，单以私爱，尊卑不分，动摇了太子这个“国家根本”，必然会给国家埋下隐患。当个皇帝，其实真的很累，连喜欢那个老婆，疼爱那个孩子都由不得自己。
　　初，武帝既塞（堵住黄河决口）宣房（修宣房宫），后河复北决于馆陶，分为屯氏河（形成一条分支屯氏河），东北入海，广深与大河等（屯氏河和黄河差不多），故因其自然，不堤塞也。是岁，河决于清河灵鸣犊口，而屯氏河绝。

半民：黄河又在清河郡决口，屯氏河因无水而干涸。一条黄河，多少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