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方VS经方，原来我们都理解错了，古人比今人聪明

醒真 2020-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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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学苑出版社《温病心悟》，欲知详情，点击文末左下“阅读原文”查看更多。

经方与时方原来不相悖

经方

时方

吴瑭

吴瑭(1758～1836)，字配珩，号鞠通。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河下镇人。清医学家，中医温病学集大成者。19岁时，父亲因病去世，于是立志学医。他借在京检校《四库全书》之机，阅读大量古今医著，积累丰富的医学知识。他推崇叶天士，但认为叶氏的理论“多南方证，又立论甚简，但有医案散见于杂证之中，人多忽之而不深究”。于是他在继承叶天士理论的基础上参古博今，结合临证经验，撰写《温病条辨》5卷，对温热病学说做了进一步的发挥。

时方VS经方

医学是在不断发展的，即便是在古代，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认识的不断深入，临床治法方药亦渐趋丰富，中医对外感热病证治的历史，便具有十分的说服力。在平均寿命较短、生存环境较差的古代社会中，外感热病的流行是威胁人们健康的主要原因，人类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所面对的主要的对手也是热病，所以过去有“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不能治伤寒，不可为医。”之说。换个角度来看，由于热病发生的频繁，医生也最容易在此过程中积累经验。所以从《素问・热论》到《伤寒论》、到《医经溯洄集》、到《温疫论》、到《温热论》、再到《温病条辨》，认识是在不断加深，治法方药也是在不断完善，最终提供给我们的是以六经为基础，以卫气营血、三焦为补充的这样一个辨治外感热病的证治体系。不可否认，给这样一个体系最后添上浓墨重彩的当推《温病条辨》。从张仲景到吴瑭，从伤寒到温病，从经方到时方，跨度约一千五百多年，其间中医学的临床诊治有了长足的进步，可以说基础奠定在前，发展补充在后，或者说后来者居上，《温病条辨》在一定的程度上代表了中医临床证治的进步。伤寒与温病，经方与时方，珠联而璧合，交相辉映出中医临床的灿烂光辉。

本文借用历史上一度出现的经方与时方的字眼，以展开对某些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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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病条辨》的作者吴瑭，早年的弃儒从医有其深刻的个人背景，十九岁时，父病年余，竟至于不起。二十三岁时，子病温，终发黄而死，于是有志于医。二十六岁时游京师，得《温疫论》，遂专心学步。又遍考晋唐以来诸贤议论，“进与病谋，退与心谋，十阅春秋，然后有得。”三十五岁时，遇温疫大行，吴瑭起而治之，于此又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著成《温病条辨》。历数年，又值瘟疫流行，在同乡的一再催促下，该书终于面世。

《温病条辨》全书计265条，出方208首，以三焦为病名为目(或曰以六淫为目)，将三焦与卫气营血融为一炉，完善了温病体系。吴瑭指出《温病条辨》虽为温病设实可羽翼伤寒。所谓伤寒由表入里，由浅及深，须横看，而三焦由上及下，也是由浅入深，但须竖看，与《伤寒论》有一纵一横之妙，“细心体察，自无难识之证，虽不及内伤，而万病诊法，皆在其中矣。”《温病条辨》较为巧妙地将《黄帝内经》所讲的治法与《伤寒论》的方法，结合当时临床实践，形成一个较为简便易行的框架，其除去繁琐的理论推衍，直接将证方相对，凡用方皆以性味点出方向，便于一般人掌握。《温病条辨》所集方剂，大体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运用仲景原方加减而成者，占4首;二是出自《临证指南医案》，冠以相应方名者，占98首;三是采用其他医家的经验方或自创方，占66首。由此观之，吴也实有“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遗风，《温病条辨》所以能够胜出其他医书一等而风行大江南北，当不难理解。

吴瑭十分清楚医学的继承和发展，所谓“医方之祖，必推种景，而仲景之方，首重伤寒。”“不知仲景，宁识伤寒；不识伤寒，宁识温病。”吴瑭“近师承于叶民，而远追踪于仲景”“其处方也，一遵《黄帝内经》，效法仲祖。”吴瑭师仲景法而不泥于仲景方，所谓羽翼伤寒，即是对仲景方的变化、发展和补充。吴瑭曾批评晋唐以来诸贤皆不能超脱《伤寒论》蓝本，其自以为推戴仲景，不知反侮仲景之法。历史上不少有作为的医家，如王安道能脱却伤寒，辨证温病，但其立论不精，立法未备。吴又可也竭力想卸却伤寒，单论温病，但也是由于立论不精，立法不纯，又不可从。惟叶天土持论平和，立法精细。但叶氏为吴人，所治多南方证，又立论甚简，仅有医案散见于杂证之中，故人多忽之而不深究。吴瑭著《温病条辨》，如他自己所说，前贤好比“木工钴眼，已至九分，瑭特透此一分，作圆满会耳”。这就充分体现了学术的传承，历史的前进。即便如此，吴也深知自己只是示人规矩而已。“使学者有阶可升，至神明变化出乎规矩之外，而仍不离乎规矩之中，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是所望于后之达士贤人，补其不逮，诚不敢自谓尽善又尽美也。”

从著书年代来看，王安道的《医经溯洄集》成于1368年，吴又可的《温疫论》成于1640年，叶天士的《温热论》成于1740年，吴瑭的《温病条辨》成于1798年。与吴瑭的《温病条辨》年代相近，1784年有杨栗山的《伤寒温疫条辨》问世，杨氏此书“务辨出温病与伤寒另为一门，其根源、脉证、治法、方论，灿然昌明于世，不复搀入伤寒论中，以误后学”。说明当时不仅吴氏，而是有更多的医家已经意识到墨守伤寒方的弊端，意识到温疫、温热病的治法另有规律，必须另辟蹊径。可以说从历史上看，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认识一旦趋于成熟，必然出现飞跃。但杨氏的书不如吴氏那样影响广泛，也有一定的原因，即作为入门书要有一定的体系，总结出相当的规律，以便掌握，而不能限于一己之见。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内容，经北宋校正医书局校订后，始广为流传。从往昔的“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到以后对仲景书的注释、研讨，以致于将仲景尊为医圣，想必到了吴瑭的年代，仲景的《伤寒论》是相当深入人心了。对仲景的态度，许叔微说得好，“读仲景之书，用仲景之法，未尝执仲景之方，乃为得仲景之心也。”对前人的著作应该有一分为二的历史的辨证的眼光，即从具体事物的叙述中去捉摸事物的普遍规律，以掌握认识和处理事物的基本方法。但作为某种具体方法，总有一定的局限，墨守成规是不可取的，吴瑭所谓“尊信前辈太过，反将一切外感总混入伤寒论中，此近代以来大弊，祸未消失。”后世医家若不能客观冷静地看待这一问题，便会有过激言词，以致于争执不一，互相格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