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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焘熊 崇明文史研究会副会长 当年有许多的崇明小伙迎娶的是启东姑娘；当年崇明有许多乡镇委局的干部都是来自启东的渡江干部；当年两地一样在农业生产上大有建树；当年两地有许多相同的土特产名扬外地：如大红袍赤豆，白山羊肉，土布，老白酒，香酥芋艿……谁叫我俚都是沙浪人。 沙浪人，是人们对崇明、启东、海门人的别称。 在上海中心城区里，有好多市民分不清崇明人和启东人（包括海门人）。在他们眼里，崇明人和启东人操着同样的口音，早年的穿着又都是基本相同的花色土布做成的服饰，生活习俗也大体相仿。因此，他们往往把崇明人当成启东人，把启东人当成崇明人。反正生活在沙上，都是沙浪人。 其实，崇明和启东虽然地域相近、文脉相通，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也有着较多的差异。这里，我们就拿沙浪人的“沙”字来说吧。两地的土地，是由长江中上游下泻的泥沙堆积而成的。启东人历来把自己脚下的所在地叫“沙地”，因为这些地方成为沙洲以后，渐渐和大陆并在了一起。而崇明呢，沙洲露出水面后哪怕面积再大，时间再久，依然被江海环绕着，是一个岛屿。所以崇明人一直用“沙洲”称自己脚下的土地。更有趣的是，在清末民初时，两地的居民还喜欢把崇明叫里沙，把启东称外沙。这种叫法直到1928年崇明、启东分治时才结束。 要说两地分治，有一定的因果。由于启东的土地大都是清代中叶前期开始涨叠起来的，至清末才逐渐连成一片。新涨出来的土地上，前来垦拓种植的大多是崇明、海门搬迁而来的移民。而土地的所有者都为崇明的粮户（地主）。由于启东成陆比较晚，生活条件艰苦，所以粮户们的地虽然在启东，人却大都居住在崇明，只是到了秋后才去那里收租。因此启东地界的老百姓和崇明粮户间矛盾很大，几次三番向北洋政府要求分治，终于在1928年正式设立启东县。 分治后，虽然同是沙浪人，相互间却有点看不起对方。当然，这只是表面的现象，真正在骨子里，倒还有着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味道。 不是吗，当年有许多的崇明小伙迎娶的是启东姑娘；崇明有许多乡镇委局的干部都是来自启东的渡江干部；两地一样在农业生产上大有建树；两地有许多相同的土特产名扬外地：如大红袍赤豆，白山羊肉，土布，老白酒，香酥芋艿……谁叫我俚都是沙浪人。 后来，直到1958年崇明划给了上海，隶属不同才使两地有了较大的差异。当崇明人为提高粮食产量而苦战三夏种植三熟制时，启东成了全国闻名的棉花之乡。而崇明，得益于成了上海郊区，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无论是日用品也好、食品也好，购买远比启东来得方便。那年月，常常见到有启东的亲戚，带着土特产来崇明。当然，带回去的就都是启东那边难买到的上海货。 要说崇明和启东真正生分起来，大概是在上世纪60年代。那时，崇明岛北面的长江里有两个新的沙洲涨起。这沙洲崇明人称之为黄瓜沙，启东海门人称为永隆沙和兴隆沙。 记得当年我去过兴隆沙（五七农场），得从当时的启东港坐机帆船出发。岛上根本没什么树木，只是有稀稀拉拉的芦苇，在泛着淡霜似的盐碱地里冒出。在芦笆搭建起来的小屋内，一个负责人接待了我，给我喝的是一碗咸味的浑茶。这环境，这条件，和我们崇明北部江边的国有农场比，有着天壤之别。那时在崇明农场里，住的虽然也是芦笆房子，但是整齐划一。路筑得宽宽展展平平整整。用的是水塔过滤后的自来水。吃的是公共食堂。场部的商店，货物充沛；医务室里，常用药品齐全。每到农闲时，还会放映电影或有文艺演出。 后来，因为兴隆沙和崇明北沿并涨连接了起来，也因为它还在继续往东延伸，为这沙洲的归属问题，人们起了纷争。由于隶属不同行政区域，两地的沙浪人，在改革开放的轨道上也各自行进着。这么多年来，看看启东，全国科技百强县市、中国明星县市、全国卫生城市等荣誉，多么激动人心；瞧瞧崇明，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全国绿化模范县、全国科普示范县等称号，也着实让人振奋。 随着崇启大桥的开通，两地又拉近了距离。如今我走在江苏启隆镇这块直接与上海崇明接壤的土地上，看到镇容村貌早已今非昔比。条条沟河流水清澈、倒影迷人；条条道路纵横交错、坦荡如砥。枝繁叶茂伟岸挺拔的行道树，满眼翠绿清香诱人的水稻田，整齐划一、高大宽敞的塑料大棚，鸡鸭成群、鱼跃鸟鸣的生态养殖场，硕果高挂、花儿飘香的种植园，无不显示着这里的沙浪人和崇明的沙浪人圆着相同的梦。相信，在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进程里，启东也一定会无缝对接并融合在其中。嗨，到了那时，我俚崇明和启东这些沙浪人，就真正成了上海北大门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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