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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云：“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最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类似描述，汉应劭《风俗通义·序》说得更为明确易晓： 昔客为齐王画者，王问：“画孰最难，孰最易。”曰：“犬马最难，鬼魅最易。犬马旦暮在人之前，不类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无形者不见，不见故易。” 画犬马必须有因物象形的功夫方能得心应手，取悦于人；图形鬼魅则只要凭空构想，经过一番组合增删，即可以用来炫耀于世。鲁迅也就此发表过很透彻的意见，他说：“天才们无论怎样说大话，归根结蒂，还是不能凭空创造。描神画鬼，毫无对证，本可以专靠了神思，所谓‘天马行空’似的挥写了，然而他们写出来的，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颈子，就是在常见的人体上，增加了眼睛一只，增长了颈子二三尺而已，这算什么本领，这算什么创造？”作者暗将韩非所取喻的绘画难易问题引入于文学批评，否定了没有生活基础的文学“创造”，极有说服力。 《聊斋》搜神说鬼，谈狐道魅，本当归入“毫无对证”之类，但蒲松龄“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令狐妖花魅皆富于人情美，仿佛就是世间中人，而非云山雾罩、荒诞不经之谈。除去来去倏忽、展闪腾挪，颇涉幻想而外，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无论狐鬼仙凡，其言谈话语、行思坐卧，与人间并无二致。至于描摹世态，淋漓尽致；刻画性格，栩栩如生，更是耐人寻味，具有说不尽的隽永魅力。清初李渔曾说：“凡说人情物理者，千古相传；凡涉荒唐怪异者，当日即朽。”《聊斋》所画鬼魅狐仙，是有形之鬼魅狐仙、有情之鬼魅狐仙，属于有源之水、有本之木，生活基础坚实，形诸笔墨当较画犬马更难投机取巧。读者无论古今中外，展卷捧读，皆有似曾相识之感，此是《聊斋志异》脍炙人口、长久盛传不衰的原因之一。 清初金圣叹有云：“天下莫易于说鬼，而莫难于说虎。无他，鬼无伦次，虎有性情也。说鬼到说不来处，可以意为补接；若说虎到说不来时，真是大段着力不得。”金氏此说当亦源于《韩非子》，而以所谓“性情”区分说鬼与说虎的易与难，较诸韩非所言无形与有形以衡文谈艺，似更竿头进步。性情的一个侧面即生活真实，而非想入非非的心猿意马；性情的另一个侧面即理有固然，而不是痴人说梦似的扣盘扪烛。抛却性情，无论说鬼、说虎、说犬马、说人，都将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或者画虎类犬，难成气候。甲戌本《红楼梦》第三回有脂砚斋眉批云： 近闻一俗笑语云：一庄农人进京回家，众人问曰：“你进京去可见些个世面否？”庄人曰：“连皇帝老爷都见了。”众罕然问曰：“皇帝如何景况？”庄人曰：“皇帝左手拿一个金元宝，右手拿一个银元宝，马上捎着一口袋人参。行动人参不离口，一时要屙屎了，连擦屁股都用的是鹅黄缎子，所以京中连掏毛厕的人都富贵无比。”试思凡稗官写富贵字眼者，悉皆庄农进京一流也。盖彼实未身经目睹，所言皆在情理之外焉。 不是身所亲历或亲眼目睹，而全凭想象虚构、随意编造，必然有悖情理，贻笑大方。说虎写人，不能“天马行空”，描狐道鬼，也不可胡编乱造。清冯镇峦《读聊斋杂说》即从这一角度为《聊斋志异》说鬼道狐辩言： 说鬼亦要有伦次，说鬼亦要得性情。谚语有之：说谎亦须说得圆，此即性情伦次之谓也。试观《聊斋》说鬼狐，即说来极巧，恰在人人意愿之中。虽其间亦有意为补接、凭空捏造处，亦有大段吃力处，然却喜其不甚露痕迹牵强之形，故所以能令人人首肯也。（第2484—2485页） 一言以蔽之，即写鬼写狐也要认真当作“人”来写！ 鬼狐有灵，本属于子虚乌有之谈，欲使它们具有性情伦次，作者即须以真情融入于小说人物形象的构思中，方能画龙点睛，呼之欲出。然而“世间只有情难画”，人情即天道，《聊斋》用情之处无所不在，无论人鬼殊途，生生死死，还是秋波频传，心心相印，皆有一“情”字深寓其中。一部《聊斋》即是一部情史，夫妇之情、儿女之情、父子之情、兄弟之情、朋友之情乃至缱绻缠绵之情、悲愤感伤之情、调侃戏谑之情、欢喜怡乐之情，无不有之，无不惟妙惟肖！ 金元好问有词云：“恨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清人刘堮《聊斋志异用高南阜韵》其二诗有云：“古人著书当建树，个里金针未易悟。几人读书能眼明，解道聊斋用情处。”《聊斋志异》所言情，纵横古今，充塞天地，本为人人所具有，而蒲松龄发微抉隐，独能探得个中三昧。清沈德潜《姜自芸太史诗序》有云：“大抵遭放逐，处逆境，有足以激发其性情，而使之怪伟特绝，纵欲自掩其芒角而不能者也。”蒲松龄平生难得一第之荣，坎坷不遇，小说创作又适以造成其宣泄的渠道，其文才又足以令其抑郁之情化为动人心魄的文字，这是《聊斋》成功的关键所在。 《聊斋》用情方略，多以幻境出之。卷一《画壁》篇末“异史氏曰”有云：“‘幻由人作’，此言类有道者。人有淫心，是生亵境；人有亵心，是生怖境。菩萨点化愚蒙，千幻并作，皆人心所自动耳。”（第23页）这一论述，明代小说《金瓶梅》早开其端，其第十七回叙述李瓶儿因思念西门庆，孤苦凄凉之状：“妇人盼不见西门庆来，每日茶饭顿减，精神恍惚。到晚夕，孤眠枕上，展转踌蹰。”于是李瓶儿因有淫心，终生亵境：“妇人自此梦境随邪，夜夜有狐狸假名抵姓，摄其精髓，渐渐形容黄瘦，饮食不进，卧床不起。”这种“千幻并作”的可怕后果被清人曹雪芹写入《红楼梦》第十二回中，对王熙凤心存非分之想的贾瑞正照风月宝鉴，即因淫心荡漾而生亵境，终至沉湎其中不能自拔而一命呜呼。 然而世间也有以幻境为“妙境”者。清初并不乏声色之娱的李渔就说过：“想当然之妙境，较深醉温柔乡者倍觉有情……幻境之妙，十倍于真。”这位颇具商业头脑的才子并没有“葡萄酸”的无奈，却在风花雪夜生活享受中更愿意开拓自己的想象世界，将内心之所思所想外化于其词曲创作中：“予生忧患之中，处落魄之境，自幼至长，自长至老，总无一刻舒眉，惟于制曲填词之顷，非但郁藉以舒，愠为之解，且尝僭作两间最乐之人，觉富贵荣华，其受用不过如此，未有真境之为所欲为，能出幻境纵横之上者。我欲做官，则顷刻之间便臻荣贵；我欲致仕，则转盼之际又入山林；我欲作人间才子，即为杜甫、李白之后身；我欲娶绝代佳人，即作王嫱、西施之元配；我欲成仙作佛，则西天蓬岛即在砚池笔架之前；我欲尽孝输忠，则君治亲年，可跻尧、舜、彭篯之上。”生活时代与蒲松龄相当的李渔以词曲创作为寄托，蒲松龄则以小说寄托自己的绮思。 《聊斋志异》所创造的诸多幻境中，虽有个别亵境，也不乏《嫦娥》中所谓“吾得一美人，而千古之美人皆在床闼矣”（第1581页）的想入非非，但却始终有“真”心与“善”心贯串其间，从而构筑出一个理想中的情感世界。《聊斋》中的幻境之想与李渔略同，而同中见异的是，蒲松龄能够超脱于个人得失与情感满足之上，而有了为世间郁郁者写心，为怀才不遇者吐气的用心。其小说内涵深刻，讲求公道人心，鄙夷邪恶势力，因而能在文言小说中独树一帜，获得了不朽的声誉。 《金瓶梅》第二回有清人张竹坡之批语云：“做文如盖造房屋，要做梁、柱，榫眼却合得无一缝可见。而读人的文字，却要如拆房屋，使某梁、某柱的榫，皆一一散开在我眼中也。”今人欲批评《聊斋志异》，虽未必如碎拆七宝楼台般件件经心，却也要循作者意旨，体味作者心态，登堂入室，以便遍览琳琅。前人夹评、眉批乃至注释，可借鉴者极多，但有一些做法未免陈旧，不宜“古为今用”。如若为《聊斋》篇篇做评，似亦无谓。 何谓“丛脞”？《书·益稷》：“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大意是：君主琐碎缺乏大的志向，大臣们就懒惰懈怠，一切事情即将杂乱无章了。汉孔安国传：“丛脞，细碎无大略。君如此则臣懈惰，万事惰费，其功不成，歌以申戒。”所谓“丛脞”，即琐碎或杂乱的意思，含有贬义。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各篇小说，或近于六朝志怪，或摹仿唐人传奇，刻画人物，语言生动；叙事简洁，擅长使事用典。从清人开始，注家稍有疏忽，诠释就有可能言不及义乃至郢书燕说，甚至南辕北辙。笔者在详注新评《聊斋志异》的过程中，选择一些值得今人瞩目的篇目，如做读书札记，比勘古人成说，录其精义，或阐发大要，或寻绎隐衷，或谈艺，或论事，不斤斤于主题分析，不拘泥于众人所云。将所发现的前人一时疏忽或未及发现的琐碎问题，或典故探源，或语词辨析，大多以篇章为目，一一形诸文字，管窥蠡测，在所不避，故以“丛脞新录”名篇。一孔之见，虽卑之无甚高论，但愚者千虑一得，或许有助于读者探求《聊斋》真义。以此就正于大方之家，纵然是引玉之砖，亦不可谓废物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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