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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南先生，今已九十五岁高龄，以前每天到本校即江西师大图书馆看书。因江西师大图书馆搬到新校区，太远，但仍坚持每天到一公里外的省图书馆看书。 刘世南先生让我警醒，有多少本事，做多少学问 同学有三种。不太想看书，只想早点毕业，有一份工作的是少数。大部分同学是真想读一点书。毕竟是难得的学习机会。确有少数同学特别用功。「我们失业了。」「我们来做什么？就是想读书！所以很珍惜。」多少年后，我问一些同学，读书几年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有同学回答：「三○一教室上课。」同学说：「那感觉真好！」图书馆阅览室和教室真是安静。都轻手轻脚。时间长了，座位周围都是熟悉的人，至多点点头，算是问候，然后坐下来看书。阅览室教室只偶而听见轻轻翻书页沙沙的声音。 生活有时单调，很多东西是「文G」单一的政治色彩。但集体生活内容丰富。开门办学特别多，吃住在一起，年轻人，劳动、生活在一起，总是很开心的。 谈恋爱，是那时一些同学生活的一部分。那时其实是不准谈恋爱的。招生时就有一条，已婚的不招收。入学后学校更有规定，不准恋爱。主要是怕影响学习。但事实上很多人还是偷偷地谈。那一代人，恋爱也朴实真诚。班里成了好几对。 在农村中学实习，农村学生朴实，我们的同学当班主任，对学生体贴入微，女同学说话又温柔。农村学生说，从来没有遇到过对他们这么好的老师。结束实习，我们的同学要走，学生们都哭了。离开的那一天，学生照常上课，由他们原来的老师上课。可是没有一个学生听课，都望着窗外---窗外，我们的同学正在集合出发---他们的老师只好宣布，今天上午停课，大家欢送我们的同学。于是学生们蜂拥而出，和我们的同学相抱，哭作一团。 毕业离校，那天晚上，大家都没睡。都在谈心，劝慰，话别。很多同学也哭了。那是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送走了同学，这一天，我走进了江西师院办公大楼，那幢一进校门就能看见，矗立在主干道旁的大楼，那幢曾是飞机场指挥塔楼，方正坚固象堡垒一样的大楼。 我被分配到学报，学报负责人是朱受群老师，后来是省文化厅文艺处处长，后任文化厅副厅长，又转正厅级调研员。。还有李树源老师，后来是江西师大校长。学报联系作者，都是我所钦佩所尊敬的教授。在一群高层次的老师中间，真是受益。审稿，写作，接触学术，学到很多东西。朱老师派我参加过几次学术会议。一九七八年十月，朱受群老师还安排我们到全国各高校学报访问考察。 考研，我准备了五年。借着备考，把古代文学史细细理了一遍。一九八二年考研，日语九十点零五分，专业八十多分，政治分数最低，七十多分。外语、专业、总分都是第一名。我被录取在江西师大。 我的硕士生导师胡守仁教授（左）与陶今雁教授。 我的硕士生导师，是胡守仁先生和陶今雁先生。胡先生住一楼。每天早三四点就起床，起床后，一把大竹扫帚，屋前屋后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既锻炼身体，又搞卫生。房子却是挤，三间，八十年代初，应该不少了，但胡老先生家里人口多。最后剩下他自己，只能书房兼卧室。他就常在这一间接待我们。十平米不到，一张老式小床，刚够卧身而已。一张不大的老式书桌，那油漆已没有一点亮色。桌上摆满了，书，稿，笔。先生写字习惯用毛笔，笔、砚台、笔架，那是要占位置的。房间光线不是那么太好，但老人的眼神是亮的。屋子挤，但谈的学问却宏阔无边。 陶今雁先生先住得比较挤，后来学校盖了新教授楼，三室一厅，就好多了。陶先生身体不好，腿脚不便，不能上下楼，因此也住一楼。后建的楼房，一楼前面却有小院子。陶先生把它开辟成小菜地，种些小蔬菜之类。主要为休闲调节。陶先生家却有一间不算小的客厅，有沙发，茶几。 两位老人个都不高，都慈眉善目，都很亲切。师母也很慈和。每次去两位先生家，都是师母先迎出来，再倒上茶水。老人恨不得把一生的学问全传授给我们年轻人。 三年读硕，最大的收获，是知道什么是学问境界 后来我到天津，每次回南昌，看望两位先生，总感到一种温馨。胡先生九十多岁，身体日渐衰弱，常住院，意识也模糊，很多人去看望他，他却记不得来人是谁。那次我去医院看望他，他似睡非睡，迷迷糊糊，家人凑近他的耳边，只小声说一句： 「你的学生卢盛江来看你了。」 他马上就醒来，躺在病床上睁开眼睛看我，一下子就认出来，还说了一句： 「小卢来了！」 声音已很微弱，却明显能感到他很高兴。先生九十八岁高寿仙逝，那是我最后一次看望先生。 读硕期间，一九八三年，江西师范学院改名为江西师范大学。 一九八四年，第一次参加全国唐代文学学会。我和师弟王德保一起去兰州。见到很多知名学者。印象最深的，是傅璇琮先生在会上的报告，声音不大，语调平平的，没有什么激扬起伏，讲得比较简要，内容很平实，但非常明快，透着一种统摄全局的气魄和洞悉发展未来的深邃眼光，有一种凝聚人心的吸引力。我的师弟王德保，后来考取北京大学博士生，为江西大学（后来改为南昌大学）学科带头人，文学院院长。那次还和钱志熙。钱志熙后来是国内知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他那时是杭州大学蔡义江先生的高足，在温州工作。他也是初次参加唐代会。钱志熙性情温和，王德保办事细心。年轻人在一起，颇有点佳人拾翠，仙侣同舟的感觉。 硕士毕业，我便留在中文系，在古代文学教研室。 教研室很有几位有学问的先生。除我的导师胡守仁先生和陶今雁先生，还有刘方元教授。有唐满先和朱安群先生，两位是中年老师。唐满先老师研究魏晋六朝文学。朱安群老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唐代文学。那时评教授副教授还比较严格，记不得那时他们是讲师还是副教授，但都很有水平。后来当然都是教授。 还有万萍老师，那时算年轻的，研究明清小说。和朱受群老师同为萍乡人，也因此很喜欢我。后来主编《豫章丛书》。教研室主任是一位女老师，叫姚品文。人很慈和，研究明清文学，虽从中学调上来，但做学问很是规范严谨。我刚留系，教研室就作进一步培养我的计划，姚老师安排我参加国内的学术会议。 最让我佩服，对我后来影响也最大的，是刘世南先生。 一位奇才。只是高一肄业，但国学功底极深。少年时读了十二年古书，《小学集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书经》、《左传》、《纲览总论》等古书，不但熟读，而且全部背诵。 有家学，又极勤奋。父亲是前清秀才，小学三年级之前，他就随父亲读古书，读家藏的前「四史」，还有《昭明文选》，大部头的「九通」也常翻看。抗战发生，南昌存款化为乌有，家境顿陷困境，他读完高一便失学。此后多在中学教国文，除了上课，就扑到图书馆找书看。 每日清晨，风雨无阻，慢步读书，一天读古书，一天读英语。《十三经》没背诵的全部圈读，每天四页，《易》三十五天，《仪礼》四天，《周礼》五十天，《礼记》一○七天同，《公羊》四十七天，《谷梁》三十五天，《孝经》二十八分钟，《尔雅》二十四天。不用说，《老子》、《庄子·内篇》，集部的《文选》、《古文苑》和《古文辞类纂》中的名篇，当然还有唐名家诗，都全部背诵。《淮南子》《吕氏春秋》等都是熟读。还有清代朴学的著作。 国内很多古典研究方面的著作，这些著作经他看过，都可以发现国学方面的一堆错误。他辨「弦箭文章」之出处，辨「千载传忠献」非指韩世忠，而指韩琦。辨「新妇初婚议灶炊」非用唐王建《新嫁娘》典，而用战国卫人迎新妇典。辨舒焕既名焕，则应尧文，不当字尧夫。辨「神尧」非唐尧，而是唐高祖李渊的谥号。这些著作的作者，很多是国内国际的大名家。但这些名家名著国学方面的错误，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还在解放前，他才二十几岁，写的文章就被杨树达先生称为「发前人之所未发」。后来，与他进行学术对话的，都是钱锺书、马叙伦、吕叔湘、朱东润、屈守元等学界大名家。钱锺书称他的匡谬正俗文章「学富功深」，曾推荐他到中华书局。 这样一位学者，却只在中学教书。 他的学生，有在省委工作的，在省文联工作的，南昌市教育局工作的，还有两位在江西师大，一位是前面提到的唐满先老师，一位是汪木兰老师。汪木兰老师是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后来是江西师大文学院院长。五个学生联合推荐。郑光荣书记本就爱才。很快，将刘世南先生调入江西师大。 调入不久，钱仲联先生想调他去苏州大学，江西大学也想调他。 刚调进，不是他去看望江西师大的老一辈，而是老一辈学者，包括我的导师胡守仁先生，还有余心乐先生，都去看望他。老一辈学者真是虚怀若谷。 讲课。研究生们惊呆了。国学典籍太熟了，《诗经》、《左传》，各种典籍，简直倒背如流。 他善于思考各种问题。小时候，他父亲就经常提问，要他回答，也鼓励他提问。他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不怕胡说，就怕无说。」他说，因为你胡说，尽管错了，你总动了脑筋；无说，那是没用脑子想问题。他思考各种问题。思考中国古代的问题，也思考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各种问题，思考国际的问题。他关注四书五经，也关注顾准、刘军宁，关注德国学者顾彬，看利季娅的书，看《战略与管理》，看《二十世纪的美国》、《重崛起的俄罗斯》。他曾为当下学风腐败拍案而起。一九四九年，他曾面见逃到吉安的国民党「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劝他像傅作义一样起义。 他更加勤奋地读书。以前虽然家有藏书，毕竟有限。现在到了南昌，到了江西师大，那图书馆丰富的藏书，极大的满足了他阅读的欲望。真是如饥似渴，每天除了吃饭、上课、睡觉，基本上就泡图书馆。他对他的几个学生说：「你们推荐我来师大教书，我最感激你们的，不是使他当上了大学老师，而是让我跳进了知识的海洋，任情游泳。」当《四库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陆续陈列上架的时候，他说他心里真是灌满了欢乐，他说，每次从书库出来，走到图书馆大门的台阶上，阳光和微风照拂着他的全身，他会注视着蓝天，内心说：「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要图书馆开放，他基本上每天最早一个走进图书馆，又最晚一个离开。师大图书馆有老馆长，叫张杰。常常，图书馆管理人员都下班了，张馆长知道他要看书，就留下陪着他。笑笑地坐在他对面。于是就有这样一幕。大年三十，下午，快闭馆了。人都走了，偌大的图书馆，空空荡荡。只有两位老人。一位是张馆长，一位就是刘世南先生。一位废寝忘食地读书，一位静静地坐在对面，笑笑地看着他。下午四点，刘世南从书中抬起头，两位老人对视一笑。于是起身，离开，闭馆。每年的大年三十，都有这一幕。 他用十五年时间，着有《清诗流派史》，在台湾和大陆出版，得到很高评价，被誉为二十世纪清诗研究的「经典性成果」之一。 但他淡泊名利。刚从中学调到师大，按他的水平，评个正教授也完全够格。领导找到他，说，先评你一个讲师，可不可以？他二话不说：「完全可以。」后来评上副教授，再评正高。领导又找他，说，现在名额有限，能不能让别人先上。他又说：「没问题。」他的想法，图书馆那么丰富的藏书可以看，这就够幸福了。至于什么职称，他毫不在意。 直到退休，他仍是副教授。但师大上上下下没有谁不公认他的学问大。不但学问大，而且关注现实，对现实很多问题比年轻人还有看法。个子高高，人随和，随意，与人交往，毫无功利之心。他不可能给别人什么功利，更不会求别人什么功利。年轻学人都愿意找他，谈古典，谈思想，谈看法。他算协助刘方元教授培养硕士，先培养了郭丹和刘松来。刘松来留校。郭丹后来是福建师大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先秦两汉文学特别是《左传》研究很有成就。但很多年轻学人，都自认是他的学生弟子。经常找他的，当然还有文化界学术界的名人。他住的地方不大。七十多岁，还要奉养老母亲。老母亲九十四岁仙逝，他老伴又伤了脚，也要他护理。后来老伴也去世，只他一个人。他心思又放在看书上，不愿打理家里。那小屋于是乱得很。称得上名符其实的「陋室」。但就是这「陋室」，经常是人来人往。真用得上传刘禹锡《陋室铭》的两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毕竟是老人，家里只有一个人，不放心。于是有学生自愿陪着他。陪伴他的学生毕业了，在南昌工作，也仍然每天下班之后，和他住一起。 八十多岁，如此。九十多岁，仍然如此。性达观。那年医院体检，发现有癌。人要他住院做手术。他一笑：「我已经九十一岁了，还怕什么癌？」一不住院，二不做手术，三不吃药。到现在九十五岁了，居然什么事没有。照样每天去图书馆。不过师大图书馆搬迁到新校区。但仍每天步行一两千米，到附近的省图书馆看书。 刘世南先生调入江西师大，在一九七九年。那时我已在学报。早就闻说刘先生的学问。为稿件的事，有过几次拜访，不过那时自觉学识太浅，不敢太多上门打扰。后来读硕士，读的唐宋，刘世南主要治先秦两汉，同时治清诗。因此请教也不多。硕士毕业留系，同在一个教研究室，接触机会更多。但接触更多的，却是离开江西师大之后。越到后来，自觉对学问了解渐多，向刘先生请教也就越多。每次回南昌，回师大，除了看望我的两个硕士导师，必要去看望刘先生。在他那脏乱的「陋室」，常能见到同去拜访他的省里文化界的人物。也因此，我去拜访之后，有时消息会在省里某个媒介传出来。 读刘世南先生那些匡谬正俗的文字，常常汗颜。因为我最缺的，就是国学功底。我们虽也以读书为乐，但远做不到像刘世南先生那样勤奋。我们也不可能像刘先生那样淡泊名利，连正教授职称都可以不要，只要读书。他送我一本他着的《在学术殿堂外》，记述他的学术经历。他自述为什么书名叫「在学术殿堂外」，含意有二。一，和钱锺书等学人相比，他未曾升堂，只能站在堂外。二，和制造文化垃圾者，以及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名流相比，他羞与为伍。他们在殿堂内，刘先生自甘站到堂外。但刘世南先生对我很客气。见面必称我「卢老师」。我后来的著述，他也应该看过，也能知道其中的问题，但他从来不提，只说学界各种现象。 在江西，学术上对我影响最大的，首先是我的两位导师。其次就是刘世南先生。每次读到刘先生的文字，每次拜访刘先生，我就警醒自己，要严谨，有多少本事，做多少学问。可以说，这影响了我的一生。 报考博士，郑书记说：既然符合规定，就办 教了一年中国文学史。讲了些什么，我自己全忘了，但学生却记得我。多年之后，我在学界活动，有人上前问候，说：「卢老师，我是江西师大的，您的学生。」说的就是在江西师大教那一年课。那学生已是某地方高校部门负责人。 学生真好！ 但是，我的心思已在报考博士。还在读硕的时候，就在准备。硕士毕业，更是一边教课，一边抓紧准备。 不料申请报考遇到麻烦。 去找系领导。系里代主任姓陈，教文艺理论。陈主任满脸堆笑： 「好啊！继续深造，很好啊。」 说了一堆报考博士很有意义的话。我以为他答应了，不料接着他说： 「不过这事得找教务处。你问一下他们吧！」 于是找到教务处。教务处已换了处长。新处长看看我，说：「这事得系里同意啊！」我正想申说，系里让我来找教务处的。新处长显得不耐烦。我这样一个青年教师，他不会有太多耐心。不等我开口，一句话就把我的口封住了：「系里不同意，我们怎么决定呢？去去去，去找你们系里！」连说了三个「去去去」。 没有办法，回头再找陈主任。却已很难说上话。明明在办公室，却说：「我这会正有事呢！」过会儿再去找，又说：「我马上开会呢！」等开会结束，他又下班：「我要回家了。」一天，两天，都找不着。 没有办法，只好去陈主任家里找他。一般有事都是办公室解决，人们不愿到家里打扰。他显然很不高兴，说：「你怎么这样呢？不是说了，要教务处同意吗？他们同意，我这里肯定没有问题。你找他们去吧！」 我只好回过头来找教务处。新处长又是很难找，办事，开会。于是在办公室守着。守了半天，没见人影，原来他开会办事之后，直接回家了。只有第二天再找。好不容易找到，却还是那句话，「找系里去。」再找系里，陈主任则说：「找教务处去。」 那年博士招生考试推迟在九月，报名在七八月。南昌正热如火炉。教务处和系里，两边踢皮球，踢来踢去，我就在毒太阳底下两边跑来跑去。一天，两天，好几天过去了，没有一点结果。 报名截止日期一天天临近。我心急如焚，束手无策，急得哭了。 就在这时，郑书记办公室的人找到我：「郑书记让你去一趟。」 郑书记，就是郑光荣，这时已是校党委书记。他不知怎么也知道这事，把我找去。 办公室，郑书记简单问了情况，便拿起电话，要了教务处： 「卢盛江的情况符合规定吗？」 对方大概要申辩，这回是郑书记不耐烦： 「我只问你，符不符合规定？」 对方大约回答符合规定，郑书记说： 「人家报名马上就要截止了。既然符合规定，就办！」 一切顺利解决！前后不过三五分钟。 这是决定我此后学术道路的三五分钟。在我的人生道路上，这是关键的三五五分钟。如果没有这三五分钟，我无法报考博士，很可能就没有后来的发展，没有今天的一切。 教务处长很委屈：「郑书记都说话了。……」郑书记在江西师大声望很高，又是一把手，下面的人不敢不听。 事后回想，系里陈主任和教务处长都有各自的考虑。他们考虑的是眼下的工作。留系老师考博士走了，没人上课。但郑书记眼光看得更远。郑书记看到的是人材的培养。那时还是一九八六年，江西师大这样的学校，还没有人考取文科博士（理科不太清楚）。那时就全国来说，培养博士也刚刚起步。郑书记应该是看到了，学校要发展，师资队伍要建设，就要培养博士。可能正因为有这些考虑，我报考遇阻的事会传到他的耳朵里，他会为一个普通青年教师的事亲自出面。 他办事简捷，又很注意政策。别的一概不问，只问是否符合规定。既然符合规定，就办。上下都没有话说。 很有幸，遇到一位有远见的郑书记。 一切办妥。考试顺利。很快录取。我去向郑书记感谢，并告别。走进他那简朴的家。郑书记说话仍然很简捷。 「你要回来。」 这是他第一句话。接着他说了第二句话： 「这里是你的母校，这里有你的导师。你应该回来。」 三年之后，博士毕业。我去看望郑书记，表示歉意。说，没有听从郑书记的话，没有回来。郑书记并没有责怪，他说： 「要你回来，不是目的。目的是培养人材。」 我很幸运，遇到了一位爱才的书记，值得尊敬的郑光荣书记。 （感谢郭丹师兄、王德保师弟提供图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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