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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研究从80年代以来，进展较快。也许和现当代文学及文艺理论相比，显得动作不大，也不那么热闹，但就这个学科本身而言，这17年的成绩还是相当可观的。无论是从问题的发掘、视野的开拓，还是思路的更新来说，较之80年代以前，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我以为最重要的进展是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纠正了五六十年代学术研究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和概念化的倾向，确立了求实创新的良好学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较大的拓展。80年代初，我们处于打破五六十年代学术禁区的转关时期。这一机遇，给80年代初进入学术界的一代中年学者提供了广阔的开拓空间。在实事求是而又比较自由的学术空气中，我们纠正了以前的一些极左的、僵化的观点；填补了很多研究的空白；对以往认识比较肤浅的若干重要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思考，有不少开拓性的研究成果出现，为后来者打开了思路。当然这种进展仍然偏重在评价性方面。认知性的研究虽然与此不可分割，但并不多见。80年代中到90年代初，随着思想界的愈益开放，西方的很多理论被引进人文社会学科，古代文学也受到冲击，不少中青年学者试图运用这些进口理论来解决问题。尽管这个过程走过一些弯路，但还是渐由不成熟到成熟，从机械搬用发展到力求融会贯通。这对于开拓多方面的视角和扩大眼界是大有好处的。古代文学研究也在与政治、社会、经济、美学、宗教、哲学、民俗、艺术等多种学科发生密切关系的同时得以深化。特别是在解释文学发展变化的原因等方面确实大有进步。其次是研究者的思维能力和论述能力有了很大提高。由于宏观理论思维的提倡，古代文学研究在纵向和横向的贯通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新一代学者在总结较长时期的文学现象、阐述文风转变等大问题时表现出来的理论概括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是超过五六十年代的。第三是出现了一支以博士为主力的年轻学者队伍。从80年代后期开始，博士逐渐增多。博士论文往往要求对某一段文学史或某一时期的文学理论作全面深入的研究，这就使一些专题研究愈趋细致。这些研究又大多是在对前人的成果作了总结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某些专题几乎做到了个题无剩义的地步。博士生中的不少优秀人才目前已成为学术界的活跃人物，为古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朝气和活力。 当然，任何事物在发展中都难以避免偏差，有时成绩和缺憾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以为，前一时期研究的成绩是主要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国外学者批评我们80年代后期的文章大致有三多：大话空话多；新名词术语多；内容重复的多。我觉得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我们有些文章不注意全面搜集资料，只想借助某种新理论把人人皆知的常识重新解释一遍，以为既不费力气，又能出新，结果是貌似新异而内容空洞。还有少数文章片面追求理论表述的深度，不但堆砌许多艰深的名词术语，甚至连句法都弄到难以索解的程度。实质上正如苏东坡批评扬雄所说的，不过是“以艰深文其浅陋”而已。这样的论著，纵然一时骇人视听，也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多了就会败坏学风。我觉得研究者应当克制浮躁，清醒地认识到：古代文学研究悠久的历史决定了这门学科要取得每一点真正有价值的创获都是很不容易的。指望一鸣惊人，效果只能适得其反。内容重复的现象目前仍很普遍。我想可能是因为有些地区比较闭塞，作者看不到或不看别人的成果；此外由于研究愈益深入，学术刊物编辑如果不够内行，就看不出创见所在，有的甚至连作者把新的说成旧的、把旧的标榜成自己的创新都分辨不出来。当然还有评职称的原因：管他别人讲没讲过，先发一篇再说。现在发表论文与出版专著的学术规范也不严。不少作者大量用别人的观点，却从不注明出处，混在自己的论述里。这就关系到学术道德的问题了。最近北大规定学位论文如出现这类问题，作者要受处分。我认为学术刊物和出版社也应建立严格的学术规范。 以上这些问题，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新一代作者的成熟，是可以自然解决的。值得好好思考的，倒是古代文学研究的未来。进入90年代以后，古代文学研究似乎又到了一个转折时期。这主要表现为研究人员结构的改变。80年代初进入学术界的我们这批中年人现在成了老作者，比我们小一辈的新作者——三四十岁的研究者已成为学术界的主力。研究者结构的改变带来了学术方法和风气的全面转变。未来的研究会是什么样的呢？现在很多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美国拉尔夫·科恩主编的《文学理论的未来》这本书里收集了20多篇思考文章，作者都是在六七十年代提出过影响世界的文学理论的欧美文论名家，如接受美学、女权主义批评、结构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等等。但这本书似乎回顾多而前瞻少。对于21世纪的文学理论将会怎样发展，他们几乎都没有什么明确的预测和构想。或许重大理论观点和理论派别的建树是越来越难了。也许学术研究的重大突破一定要在更加深入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学术视野的某种缺损才能实现。对于古代文学这样一个老学科来说也是如此，依靠现成的理论是难以预测未来的。如果我们把目前流行的各种概念术语、研究角度都用上，来集中研究某一时期的文学，就会发现这样做的结果是一下子就使自己今后的研究陷入了无路可走的困境。所以即使是在理论上有重大建树的名家也无法根据他已有的成果预测未来。我这样说并不是主张大家只顾低头拉车，不要抬头看路，而是想说几点不成熟的思考。首先，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应当努力摆脱对一些现成理论的依傍。当然，完全一空依傍是不可能的，但要尽量自己从材料中发现问题。与丰富生动的文本和史实相比，外来的理论永远显得单调苍白，研究的灵感应来自古代文学自身。以前我们依傍他人的理论太多。王运熙先生曾指出，我们许多文章跳不出明清诗话的概念范围。确实如此。而前几年的博士论文中，被引用频率最高的则是余英时的著作和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有的基本思路都是借助外来理论或流行理论打开的。这样治学的起点不高，更谈不上展望未来。我以为一个有前途的研究者应当是在自己的领域里不断地开掘，一点点扩大研究的范围。问题的发现、理论的建树都有一个从量到质的积累过程，只要坚持不懈地做下去，许多材料之间、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就会看得越来越清楚。人类的认识过程大概就是这样的，就像从电子元件到集成电路，总要不停地认识、改进、提高，最后才能有飞跃。从目前研究中的不足之处来看，今后的研究比较理想的方向是实证和理论的结合；不是用实证去证明现成的理论，而是从大量实证中提炼出自己的理论。 其次，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是不是已经到了该作总结的时候？我认为还远远未到时候。近年来，新出的各种文学史、诗史着实不少，都忙着总结这17年来的成果，有的甚至将他人成果兼收并蓄，融为己有，不管这些成果能否构成一个和谐的体系。但能使人耳目一新的文学史仍很少见。这是因为80年代以来所解决的问题还是不系统的，而且表层多而深层少，很多人们熟视无睹的问题还没有圆满的答案。今后的研究如能全面深挖一层，把表层现象下面的内在联系理清楚，等到许多问题能成系列地解决，文学史发展中的各个环节也都大致搞通之后，面目全新的文学史著作自然就会产生。所以目前我们最迫切需要的还是高质量的论文，而不是各种大同小异的文学史通论。 最后还想谈一点认知和评价的关系：评价性研究比较侧重在表层现象，认知性研究重在深层发掘。因此今后古代文学研究要想继续深入，向认知性发展是大势所趋。但单纯强调认知，很容易产生评价的偏颇。不管什么时代，文学艺术作品总有价值的高低，不要为求认知而把很多价值不高的东西不适当地夸大。如果再缺乏对作品本身的准确把握，就更没有是非好坏的标准了，这就不可能有科学的认知。而准确把握文本，对于新一代学者尤为重要。年轻学者往往偏重于理论思维能力的提高，但对于文学本身的感受和体悟，比老一辈，特别是三四十年代过来的学者要差得多。文学不能等同于单纯的理论思维学科，注意文学的自身特点，也是今后的研究应当特别强调的。但对于文本的研究也应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不能老是停留在欣赏和审美上，而应当在准确把握、独到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讲出一些创作的道理来，这种“理”便是将文本研究提升到理论高度的基点。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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