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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盛江《从煤炭工人到大学教授》07 我们是一连二排，这是老二排的宿舍。就是在这里，冬天冷早上五点多钟进班，把所有衣服脱下，猛地把那冰冷的工作服往赤裸的身子上一套，冷嗖嗖地走出宿舍，到矿灯房、进班室，再到井口，室外寒风一吹，一个个都是抖嗖嗖。屋里那张床，是睡觉的地方，掀开被子就成了吃饭的桌子，也是写东西的桌子。我的很多东西，包括每天的日记，就是把床当桌子写下来的。 我们住的是平房。E字型， E字上下两横各一小间，中间一横背靠背两小间。小间住四人。三横夹着的一竖，上下各一大间，大间住八人。一个E字六个房间，住三十二个人。基本上一个排住一幢。E字型平房顺着平缓的矮山坡十几幢一字排开，住着采煤连、掘进连、运输连。 采煤连基本上由南康人和广丰人组成，后来有吉水人。广丰是江西东北上饶山区的一个县，吉水在吉安地区。我是二排，矿工们习惯称「老二排」。E字一竖上下两个大间基本上住着广丰人，三横四个小间，基本上住着南康人。我住E字下面一横的一小间，住着曾繁银、张祖样、邓普通和我。曾繁银是平田公社，年纪稍长。张祖样、邓普通和我都是从沙溪公社来的。张祖样和我都是下放知青，不过张祖样是从赣州下放。张祖样身体比较弱，后来也找个理由调回赣州当中学老师。邓普通就是我下放农村的冬水田人，农村时很能干，当过生产队会计。到煤矿后，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直到六十岁没有离开过井下。 二排像我这样的唐江下放知青有几个。他们住别的房间。有卢致音。他读南康中学，南康中学是省里数得上的重点中学。卢致音高中时是学习尖子，各门成绩优秀，作文全校第一名。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他应该会考上名牌大学。到农村，样样农活不久都能拿下，可与当地强劳力相比。下放知青农活技术一般不如当地人，工分一般也不可能拿满分。但卢致音不同，当地农民把他们的工分提到满分，也就是十分。在煤矿，大工技术有难度，特别是处理复杂情况，处理险情，需要技术，需要动作敏捷，而且有危险。他第一个报名学大工，并且很快掌握技术。从新华煤矿培训回来，别的很多矿工只能做小工，他就担任了主要大工，每次都带班，处理很多险情。评级时，小工二级，大工一般三级，他却毫无争议地被评为四级。个子不高，但有才，志大，有主见，经常在我们中间讲：「人生在世，不能默默无闻，就要轰轰烈烈做一番事。」。 但他仍然凭实力努力干，后来成为煤矿生产部门的负责人。他可以作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典型，一个坚韧不拔苦干的人。卢致音在家里也很勤快能干，做家务带孩子甚至开荒种菜，样样行。人说：「谁找着他谁享福。」卢致音年龄比我们稍长，我们都把他看作兄长，很有威信，有什么事，都习惯找他拿主意。 有陈义生。一双大眼睛特有神。聪明，爽直，好动。大工技术也很快学会，经常和卢致音配对，一个大工，一个副大工，干得有声有色。他后来做电工，全是自学。如其名字，身处生活底层，而独秉义气之性。好交往，且多为底层人物。卢盛堤，长得清秀，白净，聪明机灵，爱说话，遇事爱发议论。李财元，个稍高，眼睛不大，说话不多，心计不少，沉稳爱观察，若说话，往往有高明之见。 卢盛堤和我一样，从唐江下放到沙溪公社。卢致音、陈义生、李财元则下放邻近的麻双公社。二排还有方立意，也在麻双公社，不过是当地农村青年，方立意和邓普通一样，都敦厚，不太多说话，埋头做事。方立意后来被评为矿先进典型，被推荐读山东矿业大学，毕业后回矿成为技术员。 我们几个玩得最好。年纪都相近，卢致音也不过比我们大三岁。都是唐江人，都是知青，下放的地方也挨着，沙溪和麻双。方立意和邓普通也都是沙溪和麻双人。上班，天冷，一起抖嗖嗖换上井下衣服，扛着风镐岩尖一起下井。下班，一起全身黑呼呼从井下上来。常常是同一个工作面，一起打风镐，架支架，一起放顶，一起修理巷道，干活都很默契。井下遇险，好几次就是我们几个人在一起。五年里我们共患难，甚至可以说同生死。因为井下遇险，要么大家一起脱险，要么一起遇难。可以说得上是出生入死的战友。井上，一起到食堂打饭吃，有时一起聚餐。一起睡觉，一起打扑克，聊天，散步，一起抓蛤蟆抓泥鳅，一起偷农田的西瓜。我们中有人回家探亲，必要结伴相送。从煤矿到南康，先要从八景乘火车到离煤矿几十里地的清江县城樟树，从樟树乘客运汽车。我们常常结伴相送到樟树，至少也要到离煤矿五里地的八景，在那里送上火车。探亲返矿，又要结伴迎接，到五里外的八景，甚至到几十里外的樟树。 我们之中说到「老二排」，有一种患难与共的感觉，一种亲切的感觉。多少年过去，个人已有很大变化，但我仍和这几位战友保持着联系。我们这一代人，如果说保持工人阶级的本色，或者就体现在这里。 矿工都能吃苦。除个别老工人，都来自农村。采煤掘进第一线，都来自偏远山区农村。南康、广丰、吉水。有大城市的，如南昌，但都不在采煤掘进第一线，采煤第一线尤为辛苦，平原城市如丰城的也没有。他们都在地面机电维修之类。他们不一定能吃井下采煤强劳动那种苦。农村来的，特别是偏远山区农村来的，特别能吃苦。煤矿工作，第一就要能吃苦。这或者也是当初到那几个偏远县山区农村招收采掘一线工人的原因。直到现在，一些脏累苦的工作，也是农民工在做。研究中国的工人，应该研究农民。 煤矿毕竟生活有保障。每月拿到工资，可以放心到食堂吃二角一份的辣椒炒肉，时而奢侈一把，用二角五分吃一份红烧肉解馋。这在农村是很难享受到的。不论下放知青，还是农村青年，家里都穷苦。很多人是家里经济的主要来源。维持基本生活，盖房子，娶媳妇，看病买药，买米吃饭，赡养父母，都靠他们的钱。我回南康探亲或到其它县外调，到过一些矿工的家里。他们带回家里的，主要就是钱。家里父母问的第一句话，往往就是：「没有带钱回来？」「为什么还不寄钱回来？」都是底层中人，没有门路。明知煤矿危险艰苦，也没有别的选择。很多矿工也要求入团入党。但他们的目的很单纯，就是要求进步，此外别无他求。并不能因此升官发财，并不能因此改变命运。他们入团入党后，要求起先锋模范作用，只能更加勤勤恳恳的工作。 他们只要求起码的生活条件，也只能有起码的生活条件。E字型平房很简陋。虽是砖瓦盖成，但上无天花顶板，下无水泥铺地。煤矿以采煤为目的，地下探明的煤挖完了，人员就要迁走，不可能建永久性建筑。两张木条长凳，架两块木板，就是床。一个房间只有一张桌子。每人一张小方凳。 这是矿工食堂。二角五分的红烧肉，一角五分的白菜炒肉，二角的辣椒炒肉，一角的冬瓜炒肉，五分的南瓜，二分的馒头。矿工们说：「我们挣的钱，只可父母用，连老婆也不能用。」都舍得吃。粮食每月五十斤，月月吃光，还到几十里外的樟树镇去吃。每月工资加下井补贴，一个月五十多元。除去寄给老父亲，剩下的，一多半被吃掉了。 食堂也没见餐桌。工人从井下上来，到食堂吃饭，往往是一个大饭盆，饭菜打在一起，从食堂出来边走边吃。开饭的时候，往往也是井下下班的时候。在那宿舍边的斜坡黄土路上，可以看到一边是扛着风镐，拿着岩尖斧子，从头到脚，从外到里全身黑的下班工人走向澡堂，一边是吃饭的工人手端饭盆边走边吃。也有在宿舍吃的，那就是挤在那唯一的桌子上吃，或者把床上被子掀开，一张方凳坐在床前吃。那张床，既是睡觉的地方，也成了吃饭的桌子。当然，如果你要写东西，那张床也可以当桌子。我的很多东西，包括每天的日记，就是把床当桌子写下来的。 房间正中一般有一煤炉，那是冬天取暖的。冬天太冷，上面是简易的瓦片屋顶，四周是单薄的砖墙，墙上是简易的木框窗户，墙外就是凌厉的寒风，特别是上班换衣服的时候，全身衣服要脱下来，身子全裸，再换上井下的工作衣，冰冷冰冷的，没有煤炉是不行。煤炉是圆形鼓肚的，一根烟囱通向窗外。先用木柴点着，再架上煤块，一会就可以熊熊地燃烧。木柴是拣井下的废坑木。井下废坑木有的是。煤块也是井下背上来的。 衣服很简单。那年代穿着本就简单，一式的布衣服，一式的解放装，工作装。蓝色的或者黄色的灰色的。矿工就更不讲究。回家探亲，或者看对象，可能会穿得好一点，其它时候，每天下井，衣服讲究没有意义。工作服有时被看作好衣服。劳保规定，工作服一年一套，以旧换新。常常从家里要来更破旧的衣服，交上去，换来新工作服，就在地面穿。崭新崭新的，还显出是工人阶级的样子。 来了家属是一件大事。矿里虽然也有一点空余的家属房，但远远满足不了。一般是矿工内部自己解决。简单的办法，就是让房。一个房间四个人，其中三个人另找地方。好在生活本来就简单，都是年轻人，都是一个排的，随便一张床，两个人挤一下，也就过去了。家属一般不会长期，多是住一个月。但如果家属来得多了，特别是八人一间的，那些广丰人来了两个家属，就不好办。只有在房间当中挂上布帘，一边住一家。 婚姻要求也是起码的。那时工人中流行几句话：「读书看报，一般容貌，自带饭票。」这是当时工人找对象的希求。完全没有知识不行，长得太难看了对不起自己。但是，要求女方知识很多，挣钱很多，很漂亮，既不现实，也守不住。因此，文化知识能读书看报，容貌一般就可以。养家糊口是大事，既要养孩子，又要养老婆，上还有父母，负担太重，因此要有起码的工作，至少能养活她自己。因此要自带饭票。这样的希求看似简单，对煤矿工人来说，却往往是奢求。浑身乌黑，随时遇险，看着就会打退堂鼓。一般都回老家找，一般都没有工作，不可能自带饭票。也有找外地的，不知怎么回事，隔壁三分矿有湖南人，从湖南带了女人来，当然是农村的，不带饭票，容貌一般，会不会读书看报，就不知道了。问要不要，有的矿工真要了。 一般还都能找到。毕竟每月有几十元的工资，比纯农村辛辛苦苦拿几个死工分的要强一些。而且矿工人好，靠得住。当然也有暂时没有找到的。于是有传说，某某用几斤饭票就找女人睡了一夜。但愿这只是传说。但是，爬看女澡堂则是真事。对年轻矿工来说，艰苦的劳动，性饥渴是难耐的。 业余生活是单调的。煤矿富有的是煤，书是稀少的。翻遍矿工宿舍的每一个角落，恐怕也找不出几本象样的书。都是农村来的，每天下井挖煤，要书干什么？一副扑克远比一本书更能打发生活。矿工手里少有几本书，就像上甘岭送进坑洞的几个苹果，在人们手里传来传去。遇到什么是什么，没有选择，没有比较，没有主动的欲求，只有被动的接受。如同在一片已被严冬摧残得只剩下枯枝败叶的树林里行走，随便什么果子，摘下来就聊以充饥。又象在一片空旷无边的荒凉沙漠，只要遇到一洼水就视为甘泉。 离矿最近的八景镇，连象样的商店都没有，更不用说书店。每次去几十里外的樟树，和同伴在一起，想到的是聚餐喝酒，一般不会逛书店。书店也没有好书，空喊政治口号，并无艺术力量，引不起读者的兴趣。工棚就那点空间，一个房间四张床，一张床就是你的全部空间，有书也没有地方放。 尽管我的同伴们后来说我当时每天下班就知道看书，但我的心绪和感情，却在矿井。矿里有几个爱读书的，爱讨论问题的,也有弄笔杆子的。但他们身上文皱皱的味道，总让我感觉隔一层。下面要讲到的那个井下挥拳打老排长、拿腔作调的中专生自不用说，我岂止是不喜欢，简直是厌恶。还有另一个，文气十足，其实和我们一样是知青，不过在某稍大一点的城市而已，下井吓得简直迈不开步。一直照顾他开电溜子，还嫌不行。在宽敞得不能再宽敞的大井筒，居然会摔跤出事故。后来找到接受单位回到城市，当年一同下井，住同一宿舍的矿友找上家门，他居然说不认识。矿友只好悻悻离开。还有一个，确实有文才，原来中学就熟悉，也谈得来。到矿之后，他未下井。老是评评点点，矿里某某干部某某干部都是工农出身，水平都不行，井下的矿工更不用说。言语中让人感到不舒服，总是一股失意的愤懑。好象还只有跟我还谈得来，但我跟他好像反而不再那么谈得来了。我回到那低矮的工棚，回到那一群矿友中间，就像回到了家。 读书没有计划。除了煤矿，并不知道外面的精彩世界。虽有几个「文人」时而相议，但这种相议，并不能留下很深的印迹。真正理论性的探讨，真正艺术性的追求，在那一大片铺天盖地而来的强化政治思维中，只如深黑矿井中一支微弱的矿灯之光。没有更为得力的人引路。在那个年代，革命和生产是第一位的，每日辛苦带着危险的劳作是第一位的，现实工作的实用需要是第一位的。读书只能是第二位的。我只能在一片盲目中漫无目的地在文字间行走。 读得多的是政治书籍，是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还读《红旗》杂志的文章，满脑子是时兴的重复了一遍又一遍的政治语言。也读小说。也写体会。读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以为曹操、张飞、诸葛亮三个典型形象最为成功，以为罗贯中抓住这些人物性格特征，突出它的某一个方面，加以夸大，用对比的方法。看《水浒》，那故事真吸引人。读《红楼梦》，却没有留下深的印象。看现代小说。看了《艳阳天》，那是从几百公里之外的老家托人带来的。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保尔·柯察金的精神所感动，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人不应因为虚度年华而痛悔，那段话留下深刻印象。读诗歌。读宗白华「生命的流」，海洋上的云波，小河上的微波，琴弦上的音波，她心泉上的清波。永远照见了海天的蔚蓝无尽，永远地映着了两岸的清山碧树，永远地绕住了松间的秋星明月，永远地萦住了她胸中的昼夜思潮。似懂非懂地感受着。一次，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古诗，后来查知是清诗选。竖排，繁体，没有注释，也不了解背景，看得似懂非懂。也读其它文史类书。读《中国近代史》。一次不知从哪里借得一本《中国文学史》，记得是第二册，应该是游国恩主编的。真是焕然一新，才知道世界上居然有这等好书。真有点《红楼梦》贾宝玉读到《西厢记》的感觉。岑参，高适，这些名字都是第一次读到。我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古典文学，是伟大的宝库，古代诗、词、散文、赋，都文字精炼，短小精悍，概括力强，短短几句，就说明了许多问题，叙述了许多事情。这可算是我对中国古典文学最早的认识。可惜只有一本，但也狼吞虎咽般地读了下来。 早班的下午，中班的上午空闲，晚班上午睡觉，下午也是空闲的。周日更是空闲。空闲时候很多就是睡觉。常常是下班从井下上来，累了，洗完澡，睡觉。睡觉之前，躺在床上，有的要抽一支烟，一边还讨论井下问题，怎么加固工作面，讨论技术问题。醒来，没事可干，有的还是睡觉。哨子一吹，接着换衣服上班再下井。但那时并不特别觉得无聊，因为比起农村起早趟黑地干活，连懒觉都没得睡，煤矿时感觉这睡觉是太享受了。 打扑克。那时竟然买不到扑克。于是有人用竹片自制扑克。矿上竹片多得是，井下支架除用木料之外，还要用大量的竹帘子。竹帘子坏了，废弃的竹片到处都是，而且是好竹子。我也做了一副，做的是扑克，不是麻将，那时，麻将还不时兴，人们不一定会麻将。后来有一个丰城的采购员，在附近樟树纸箱厂购得二十幅纸质扑克，一下子就被我们这些人买光了。一般是打五十K,，或者斗地主，还有升级。下班睡觉起来，几个宿舍都闹闹哄哄，好不热闹。输了一般是钻桌子，或者戴草帽。那时还没有赌博的风气。抓阶级斗争，赌博是首先要抓的。矿工们辛辛苦苦挣一点钱，要养家糊口，也舍不得拿出来赌。 也下棋，当然是象棋。我们二排有一个劳改释放就业的工人，年纪比我们大，象棋下得好，有时他也来下棋。但抓阶级斗争，说他借下棋拉拢腐蚀青年，我们都不敢下棋了。 也打篮球。宿舍旁将山地缓坡挖平，整出一个篮球场，虽简易，倒也可以用用。逢节日，连队和连队，分矿和分矿，也会举办篮球赛。后来后勤组和掘进连邀请我们采煤连篮球比赛，我还是组织者，不过，到打球的时候，我总是在场下给运动员倒开水，没有上场的份。 也开运动会。打过乒乓球，礼堂有乒乓球桌。有人玩乐器。二胡好象没人会，笛子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但居然也没发现有谁玩。倒有几个人玩琴。我也买了一把口琴，一把秦琴。谁买了琴，都争着弹，一边弹，一边嘴上在动，唱《红灯记》。但都入不了门，只能自娱自乐。 也游泳。铁路边有水塘，碴子山过去有水库。不过游得很少。水塘和水库都离得远，水塘水不太清。兄弟单位煤七处有人淹死，因为老窿多，很容易出事，矿里禁止，基本就没游了。 有时也散步。矿区三面农田，一面是一个矮矮的小山包，小山包上有一个水塔，那是供应全矿用水的。说是水塔，其实就是山包顶上一个封闭的水泥大池子，并没有建成高塔。小山包对过是通向另一矿区的公路。公路对过，是又一座稍高一点的山包，一条小铁轨通向山顶，缆车拉着装满岩碴的矿车拉到山顶，倒向山背后的山坳。矿井需要与煤层平行的岩层掘进，再打巷道通向煤层，进行开采。岩层掘进，岩碴要运到地面，找山坳堆积。我们叫它碴子山。土质公路上卡车来来往往，尘土飞扬，没办法走。小山包和碴子山都光秃秃的，只稀稀拉拉长着几株瘦得像干骨头一样的矮松树。我们散步，只有绕过小山包，登上碴子山，也算散步而登高望远。远处一面是堆满的岩碴，另几面则是农田和农舍。地势平缓，稻田被树和农舍切割得很零碎，农舍又低矮，没有特色，远没有下乡的李村环境风景好。好在我和散步的同伴也满足了。我和卢盛堤、卢致音、陈义生几个人散步比较多。那时散步谈矿里的生产谈得多，也谈生活，谈社会。 2013年，为写本书，我回南康作调查，重访当年的煤矿战友。左起：卢盛堤、方立意，刘传墀、卢盛江。刘传墀是连指导员，支部书记，我后来做采煤队的文书，写了大量通讯报道，可能因此被领导认为我能写，表现也不错，因此被推荐读工农兵学员。 入睡前躺在床上，也闲聊。有一次我们闲聊，环境能不能改变人的性格。有人说，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到一个热闹快乐的集体中，一年两年，对这个沉默寡言的人会有触动。也有人说，这是一个外因和内因的关系问题，环境是外因，人的性格改变要依靠内因，也需要有个外因。 也玩智力测试题。十筐鸡蛋，九筐一两一个，一筐九钱一个，另有一秤一筐，要求只称一次，找到哪一筐九钱一个。有个侦察员，带着一根绳，经过一条河，河岸两棵树，对岸没有东西，侦察员如何过河。三十六瓶香，分作七夜装，只准逢单，不准逢双。二十四人搬二十四根木头，男每人三根，女每两人一根，儿童每三人一根，问男、女、儿童各几人。一筐蛋，每二、三、四、五、六个地数，都刚好，每七个七个地数，就多一个，问蛋有几个。有时也讲破案的题。瞎眼老头给老太太算命，红脸汉进屋，又摇摇晃晃出来，床下发现尸体，河里又捞出像老太太儿子的尸体，问谁是凶手。诸如此类。 抓蛤蟆抓泥鳅很有乐趣。一般是中班和晚班，刚从井下上来。有一段时间交接班很严格，提早出班，还是天黑，不能去进班室翻牌，因为翻牌就会被抓住出早班，被打旷工。从西风井上来，井口周围就是一片农田。那是水田，当禾苗长高，田里灌有水，那时最好抓蛤蟆，抓泥鳅。脚步要轻，打亮矿灯，远远地看见蛤蟆或泥鳅，用灯紧紧照着。有灯照着，蛤蟆和泥鳅一般不会动，这时就可以抓。蛤蟆在田埂上，用灯照着不动，用脚轻轻踩住，就可以抓。泥鳅则在水田里，要准备一把小叉子，小叉子用篾片做一个就行。小小叉子对准一叉，就能抓住。有一次一气抓了两斤多鳝鱼和泥鳅。 这方法，下乡的时候就知道，但那时劳作一天，累得很，也没有亮的手电筒，因此很少去抓。下井有矿灯，灯光强亮，正方便。矿里抓了蛤蟆或泥鳅，一般可以改善一顿。只是矿工们都不擅烹饪，平时吃食堂，自己不做饭，没有调料和烹饪工具，往往做得比较粗糙。不过大家哄然一吃，哈哈一乐而已。 也有人偷农田的西瓜。这往往会被农民抓住。不过被抓住之后，农民非但不怪罪，反而说：「你们多摘几个吧。」想来矿区和当地农民的关系有点微妙。农民经常偷煤。开采下来从矿井下运上来的煤，来不及用火车运走，堆放在另一山坳，是为煤仓。农民就经常到煤仓偷煤，有时甚至就直接到刚刚从井下拉上来的矿车上偷。有的用篮子提，有的就用畚箕或箩筐整担整担地挑。他们认为，矿井建在他们的地面，井下的煤本来就是他们的。矿里因此有武装班，专管偷煤的。只要不是太过份，不是大量偷去卖挣钱，只是偷一点煤家里烧，武装班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因此，当地农民对我们也比较客气。不过，我们和当地农民打交道还是很少。 聚餐是常有的。都舍得吃。矿工们说：「我们挣的钱，只可父母用，连老婆也不能用。」食堂的饭菜。二角五分的红烧肉，一角五分的白菜炒肉，二角的辣椒炒肉，一角的冬瓜炒肉，五分的南瓜，二分的馒头。刚到的时候，说我们是南方的，早上吃不惯北方的馒头，要求早餐也吃米饭。其实煤矿在江西宜春高安，也属南方，不过相较于赣南，靠北一点而已。矿里满足我们的要求，不过半个月后，早上仍然是稀饭馒头。后来觉得馒头也香，特别是井下的馒头，总觉得比地面的香。冷饮是没有的。有一家棒冰房，是吉水一个女人办的，冰水用自来水加冰块做成，四分钱冰票一杯冰水。大家不满意，但没有办法。 掘进队因作业粉尘多，国家特别补助他们每月一斤肉，一斤油，一斤糖，自做吃。肉、油发下来之后，他们就会自己找地方做，聚一餐。我们采煤队没有，有的就到食堂买回来，几个人合伙吃，有时弄点酒，也算聚了一餐。 离矿区最近的「镇」，是五里外的八景镇。但那里只有稀稀拉拉十几处房子，一家理发店，一家邮局，一家小卖店，就是全部商家，连一条「街」也没有。不知道为什么也称八景「镇」。我们一个月来一次八景，一角五分钱理发，邮局寄钱回家。去县城高安有八十里路，交通不方便，基本不去。比较近的倒是邻近的清江县城樟树。浙赣铁路在樟树分支，先向西，再向北，伸出一条支线铁路，那是专为这一带的煤矿而铺设的。这条支线矿区铁路，有客运，老式绿皮车，有时甚至直接就用闷罐货车。从矿区到八景五里，八景到樟树四十里，三角钱火车票可到。火车站到樟树城里，要步行五里路。我们常常就乘这趟车到樟树「逛街」。那需要一整天，只有周日才行。 那时饭量真大。粮食有定量，大工每月五十二斤，小工五十斤。一日三餐，每餐半斤，井下还要吃二两到三两的馒头。有时矿友打赌，一斤饭后还可以加吃三两。劳动强度大，又年轻，而且除米饭和简单的菜，没有别的可吃。定量每月必定吃光。那一次周日，我和同伴一起去樟树，行前到食堂买了十个馒头，一两一个，用两根筷子穿着。还没走到八景，十个馒头就全部下肚了。 樟树城其实也就是一条街，走过去，走过来，半个小时也就够了。不过我们还是饶有兴致地逛来逛去。照相，只有在樟树。买点日用品。主要是聚餐。只有樟树才有餐馆。在煤矿，我们最担心的是吸入煤尘，会得硅肺病。听说常吃猪血可以化煤尘。我们点的一道主菜，往往就是猪血。一直到后来，我还喜欢吃四川的毛血旺。当然还有肉啊，鸡啊。总之，改善伙食，把矿里没法吃到的营养给补回来。 那时我们工资四十三块五角，加上下井补贴，白班四角，晚班六角，一个月有五十多元。除去寄给老父亲，剩下的，一多半被吃掉了。 过节聚餐也是热闹的。中秋，特别是春节，没有回家探亲的，都会聚到一起。矿里会发加餐卷。食堂菜的种类会多一些。除平时的红烧肉之外，还有红烧狮子头之类，当时来说，这菜就很好了。 我们自己会买一些年货，不过也就是鸡、芽白菜、萝卜、芹菜之类。那时猪肉是定量的，肉票全在食堂，我们自己没有。因此没法买到猪肉。不过大家也满足了。有一次买到了狗肉，大家特别高兴。每个人有一个矮凳，有的就坐在床上，桌子放在中间，合在一起围着吃。一个房间一盏电灯，十五瓦，二十五瓦。不是太亮，但大家兴致很高。一般要喝酒，但大家酒量都不太行，动不动就醉。那时感到，醉酒也是一个境界和享受。 矿友结婚，在老家办婚礼，回到矿里，也要补办请客。这时也是热闹的。要凑份子送礼，玩得好的，老乡，同一个乡的。要专门到樟树采购礼品。无非是热水瓶、画屏、脸盆、茶杯、毛巾之类。虽然在家里已举办过婚礼，但大家还是要弄出一些热闹的仪式来。鸣鞭炮，领导致词，新郎新娘介绍恋爱经过，然后出节目。节目无非是想法让新郎新娘亲热，还是文明，没有太恶作剧的东西。有的新郎新娘比较拘谨，都是农村来的，没见过世面，虽说是老乡，但新娘毕竟不熟悉。介绍恋爱过程和出节目，都不太配合，气氛就起不来。只能冷清清地闲聊几句，喝几杯没有内涵的酒，匆匆结束。如果新郎新娘大方，就很热闹。 收音机是没有的，那时最好的收音机是晶体管的，但是买不到。偶尔有人自己组装，叫矿石收音机。但也很少。电视更没有。多少年之后才有比A4纸稍大一点的黑白电视。也没有报纸。分矿部应该有报纸，但连队普通矿工不可能到那里去看。所有的新闻来源，基本靠那一排宿舍外电线杆一样高的柱子上挂着的大喇叭。 时而也有电影。不过一个月难得一场。有国产片，转来转去，就是《红色娘子军》、《地雷战》、《白毛女》、《海港》、《龙江颂》那几个。也有朝鲜片、阿尔巴尼亚片，时亦有罗马尼亚片。《鲜花盛开的村庄》、《第八个是铜像》、《多瑙河之波》之类。那时正宣传中朝人民鲜血染成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宣传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 有时在分矿放映。露天，平地竖两根高高的竹竿，挂上银幕，就这样看。一般放两场，晚上一场，上午一场。上午这场是照顾上中班的工人。不过大白天露天放，银幕上只有隐隐绰绰的影子。有时没有赶上在自己分矿看，就专程跑到十里外的新华煤矿去看。好看的，看了一遍，还跑十里路，再看一遍。 记得朝鲜影片《卖花姑娘》，新华矿连放两场，我们也连看了两场，一直到凌晨二点。一般正式放映前，都有《新闻简报》。还有短片，什么肥料，工人阶级创奇迹，某地建成钢铁企业，防止病从口入之类。电影多是黑白的，偶尔有个彩色的，就觉得特别好看。矿里也组织文艺宣传队，特别是节日期间。不过没有什么好节目，矿工们都不满意。省里和外地有的文艺团体也下来演出，那才有些好节目。南昌拖拉机厂宣传队来过。有一年元旦后，江苏某杂技团来演出，让大家着实兴奋了好几天。 老二排几个要好的战友当年的合影。前排右起，卢致音、卢盛堤、陈义生，后排右起，卢盛江、方立意、李财元。卢致音高中时学习拔尖，煤矿的表现无可挑剔，但因文革事受牵连，入党、提干、推荐读大学，政审都通不过，一再遇到麻烦，后来仍因能力特出，被提拔为管理干部。卢盛堤、方立意、李财元都升为管理或技术层，后退休回南康老家。只有陈义生，煤矿倒闭后，直到现在还在各处打零工艰难地维持家里生活。 老乡观念很重。南康人和南康人结伴，广丰人和广丰人合伙。聚餐，婚礼，散步，聊天，打扑克，井上活动，基本上老乡和老乡在一起。分宿舍的时候大体也是这样，南康人和南康人同住一间，广丰人和广丰人共居一室。南康人经过新华煤矿的培训，多为大工。广丰和吉水人多做小工。有几个很是敦实厚道肯干。广丰话是很难懂的。隔壁宿舍就是广丰人，井下带班，手下很多就是广丰人，但我在煤矿五年，只学会一句「打摸黑」指睡觉，其它方言都听不懂。老乡观念，阻碍了异乡的交流。 都是意气中人，义气中人。井下救难必尽全力。不管井上有什么口角，到了井下，必要协力同心。所以都称得上生死之交。甚至连劳改犯也讲这一点。我们在新华煤矿培训，一次冒顶事故，一个施工，管技术的，是劳改犯，本来在东区，事故在西区。一听到消息，马上把一切丢下来，连忙跑到西区，准备救难。有的几个人饭票是共享的，放在一起，桌子抽屉里，或者压在谁的床头。谁要吃饭了，就去拿。没听说谁因此而闹意见。小事一般是不计的。谁家有困难，借钱是常有的事。我的日记就记了好几笔别人问我借钱的事。问我借钱的，有矿友，也有原来知青的战友。借出去的钱有没有还，就没有记载了。 也打架。有的在食堂。下班排队买饭买菜，都想早点吃完休息，都想买点好菜。于是插队，往老乡队里插。排队在后面的异乡人有意见，一阵口角，往往就拉拉扯扯，打将起来。看电影看戏也有打架的。那要站位置，都想站一个好位置。坐在或站在前排的挡住后排的，几声叫喊之后，有时也是拳脚相加。打架的多是吉水人和广丰人。 有开玩笑的。一次出井洗澡，有人没有穿好衣服，被他要好的老乡拉出澡堂，赤裸裸暴露在外。于是两人吵打起来。本来开玩笑，并未当真，那人却气不过，以为当众出丑，被人哄笑，实在不舒服，于是跑回宿舍，操起一把菜刀冲了出来，叫嚷着，要把××杀了。众人劝住，那人仍怒火不熄，在房间谑谑地磨刀，扬言要在晚上把××杀了。 有不是开玩笑的。我们向来认为处事稳重的卢致音就经历过一次。 卢致音那时是排长，进班负责派工。那天进班会，卢致音派锺××去拖料。锺××说：「有病，不去！」但分工已定，不好更改。锺××坚持不上班，并到医院补了病假条。矿里有规定，凡不参加进班会，事先不向排长报告，事后再交病假条的，一律作废，以旷工论处。卢致音因此挂锺××的旷工。锺××以为卢致音以职权压人，十分不满，到了井下，跟卢致音吵起来，随手拿起一把斧子就劈过去，叫道：「不解决问题，我就拼掉这条命，拼掉你两公婆！」 当时卢致音妻子正好在矿里。锺××说完，从井下来到地面，澡也没洗，径直往卢致音家去。只有卢致音妻子在家，锺××也是南康老乡。我闻讯急忙赶去卢致音家。只见锺××井下的工作衣还没换，矿帽矿灯也没摘下，没有真的动手，只是气冲冲，坐在地下，头低着，像是在哭。 我对他说：「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洗了澡慢慢解决。」一会儿，左连长和刘指导员也来了，劝了一阵，锺××仍是大叫：「不解决问题，我就跟他拼！反正我也只活这一两天。」 正劝解着，卢致音从井下下班回家，从窗户看到，大骂一声：「好大的狗胆，竟敢跑到这里来！」闯进房间，一把将锺××拉到在地，用脚就往头上踩。左连长连忙拉住卢致音。这边锺××从地上爬起来，到厨房操起菜刀就冲过来。卢致音竟不退让，也冲过去。两边好不容易被拉住。锺××被推回宿舍。卢致音怒气冲冲，仍在大骂。我们以为会先去洗澡。不料卢致音去澡堂，走到半途，又岔道折回来，直往锺××宿舍去。众人见势不妙，忙把锺××关在屋里。这时来的人更多，总算都拉住了。 我没有打过架，也照样有脾气。打篮球一般是人分两队小赛，三人一伙。一次七人，正好多一个人，他们分成两组，每组三人，两组都不让我上场。我们上班要用斧子，斧子就放在宿舍。气得我拿出斧子来，说：「你们再不要我，我就把球劈了！」这事我自己忘了，为写这本书作采访时，当年的矿工同伴告诉我。听了这一段，我和同伴们都哈哈大笑，真想不到那时我脾气还那么大。 打架，除个别恶意的外，多是意气用事。都有个性，有脾气，都不善机巧，直来直去，打完拉倒，很少结仇。到了井下，还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几个打架的，拉出澡堂的两个老乡，照样玩得好，照样一起喝酒，一起打球，一起玩。前二年我去矿里看望矿友，和他们两人一起喝酒，卢致音已成为矿生产部门负责人，并且退休。两人一起回忆这段往事，就像讲一个别人的有趣故事。卢致音说：「我在农村学过武术，你怎么打得过我，我让你压在我上面，一二三，我就可以翻过来。」说到这里，锺××和卢致音碰杯畅饮。我们又一起哈哈大笑。 都单纯，荣誉感很强。稍一点表扬，特别是广播表扬，就特别高兴，整天洋洋的，可以拼命干。好争先进。一旦说我们排产量落后了，都不服气，一定要把先进争回来。于是全排憋着一口气，齐心协力拼。但又都埋头苦干。大家愿争集体先进，到评个人先进的时候，很少有人争。因为谁能干，谁干得多，干得好，谁能处理险情，谁服从指挥，大家心里都清楚。没有复杂的评价指标和体系，也不需要这些。井下情况是复杂的，但人们的思想是单纯的。都实实在在，像那乌黑的煤一样，朴实无华，需要的时候却能熊熊燃烧。有的矿友，终老煤矿，什么也没有评上，仍然埋头苦干。 1996年，老二排战友合影。后排左起：谭新民，刘性怡，钟春浪，吴至庚，卢致音，陈义生，卢盛堤。前排左起：邓普通，曾凡银，张日东，吴益魁，方立意，刘家财。当年他们和我一起在低矮煤巷，在随时有危险的采煤工作面，出生入死，患难与共，为煤矿做出了贡献。八景煤矿倒闭后， 2014年10月，我去煤矿看望战友，发现他们好些人，只拿微薄的退保金，仍住在上集相片那样破败不堪的工棚里。邓普通已经六十多岁了，身体不好，为了生活，还不得不到各地煤矿下井打工，继续做着那份危险而已艰苦的工作。但从相片看，他们仍然是一份平和，一份坚韧，一份对战友情谊的珍惜。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 矿工的生活，不能说是丰富的。有时十分无聊。但现在写来，一些生活却有一种温馨的感觉。我们这一代，在那个年代，不论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可以说是贫乏的。最多的想法是吃一顿饱饭，多吃一点猪肉，最大的奢侈是逛一趟县城，最好的享受是一次聚餐，看一场电影。我们都习惯了。唯其如此，才更为珍惜后来日渐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才更为努力地争取小康的生活。那时虽然不安心井下工作，但在一群爽直的矿友那里，不憋气，可以敞露胸怀，可以不提防人，可以任情直往。直到后来，我还是喜欢和爽直的人交友。我阅尽画图，游历多地，但只要有机会回到矿山，和当年的矿友们在一起，心情总是畅快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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