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结《大唐中兴颂》，撰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0）八月，代宗大历六年（771）颜真卿书，六月刻于永州祁阳（今湖南祁阳）县浯溪入湘江口之浯溪东岸湘江南岸摩崖。 元结撰《大唐中兴颂》，歌颂了唐朝平定安史之乱、收复两京的中兴业绩，并以微言揭露了玄肃之际政治变局的真相以及肃宗之不孝玄宗，元气淋漓，韵致深沉，是一首包含贬天子之微言的颂体诗。 颜真卿书《大唐中兴颂》，采取左行正书以隐喻和宣示孝道之义，以配合《大唐中兴颂》贬天子之不孝，气势磅礴，章法奇特，是一篇创造性的微言书法。 元结撰、颜真卿书《大唐中兴颂》，是一创作整体而不可分割。二人心心相印，分别创造性地以微言诗和微言书法，天衣无缝地配合完成此一杰作。 一、元结、颜真卿与玄肃之际的政治变局 元结、颜真卿何以能撰、书贬天子的《大唐中兴颂》？原因有两点。第一，元结、颜真卿是玄肃之际政治变局的当事人。唐肃宗乘安史之乱国家危亡之机抢夺皇位，并出于抢夺皇位而来的阴暗心理，敌视一切所谓异己势力，镇压永王璘水军、斥贤拒谏、囚死玄宗，同时信任宦官专权，政治日益恶化。这一政治变局过程，当时天下人历历在目。颜真卿作为唐朝朝廷大臣身在其中，是当事人。元结作为唐朝地方官员而密切关注之，实际亦无异于当事人。第二，元结、颜真卿为人正直。四部丛刊影明刊本颜真卿《颜鲁公文集》卷五《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元君（结）表墓碑铭》：“率性方直，秉心真纯。见危不挠，临难遗身。允矣全德，今之古人。”颜真卿对元结正直品格的推崇，其实亦是夫子自道。 为清晰揭示《大唐中兴颂》为何出现于世的历史演进背景，今将元结、颜真卿与玄肃之际政治变局的关系，用年表表示如下。杜甫与此政治变局并与元结、颜真卿皆有关系，故亦述在年表，足资参照。史事必要者出注，其馀主要依据《旧唐书》、《资治通鉴》。 唐玄宗天宝六载（744） 诏徵天下士，宰相李林甫弄权，无一人及第，称“野无遗贤”。元结与杜甫皆应诏，皆有诗文自述其志。 《四部丛刊》影明刊本元结《唐元次山文集》卷九《喻友》：“天宝丁亥中，诏徵天下士，人有一艺者，皆得诣京师就选。相国晋公（李）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泄漏当时之机，议於朝廷曰：‘举人多卑贱愚聩，不识礼度，恐有言，污浊圣听。’于是……布衣之士无有第者，遂表贺人主，以为野无遗贤。元子时在举中，将东归。……昔世已来，共尚邱园洁白之士。盖为其能外独自全，不和不就，饥寒切之，不为劳苦，自守穷贱，甘心不辞。忽天子有命，……听其言则可为规戒，考其行则可为师范，用其材则可为经济，与之权位，乃社稷之臣。……人生不方正忠信以显荣，则介洁静和以终老。” 元结《喻友》“社稷之臣”与“自守穷贱” 之志，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穷年忧黎元”、“独耻事干谒” 之志，皆体现忧国忧民和独立自由人格。 天宝十四载（755） 十一月，安禄山、史思明反于范阳（今北京），十二月，渡黄河陷洛阳。平原（今山东平原）太守颜真卿于河北敌后奋起抗击安史叛军。 《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八《颜真卿传》：“转侍御史、武部员外郎。杨国忠怒其不附己，出为平原太守。……禄山果反，河朔尽陷，独平原城守具备。……禄山遣其将李饮凑、高邈、何千年等守土门（今河北石家庄井陉），真卿从父兄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杲卿与长史袁履谦谋杀凑、邈，擒千年送京师。土门既开，十七郡同日归顺，共推真卿为帅，得兵二十馀万，横绝燕、赵。” 天宝十五载即唐肃宗至德元载（756） 六月九日，安史叛军陷潼关。十三日，玄宗出长安奔蜀，十四日，至马嵬驿，太子亨支持禁军大将陈玄礼发动兵变，杀杨国忠、杨贵妃，玄宗西行，太子亨北走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领导收复长安，获得玄宗赞成并分兵支持。二十三日，叛军陷长安。七月十三日，太子亨擅自即皇帝位于灵武，改元至德，是为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二十八日，玄宗至成都，八月十二日，灵武使至成都，玄宗始知太子即位，十六日，玄宗称上皇，诏称诰，十八日，上皇临轩册肃宗。玄宗对肃宗抢夺皇位采取了忍让态度，当是为了顾全平定安史之乱的大局。 十月，颜真卿“弃郡渡河，历江淮、荆襄，（至德）二年四月，朝于凤翔（今陕西凤翔），授宪部尚书，寻加御史大夫。”（《旧唐书》本传） 至德二载（757） 二月，江淮兵马都督永王璘奉玄宗之命并获得肃宗认可率水军自江陵（今湖北荆州）沿长江下扬州渡海取幽州，至润州（今江苏镇江）时，被肃宗宣布为“叛逆”加以镇压。四月，杜甫冒死逃出长安，间道奔赴凤翔行在。五月十六日，拜左拾遗，肃宗罢免玄宗旧臣房琯宰相，杜甫疏救房琯，触怒肃宗，以甫为琯党，诏三司会审杜甫，宰相张镐、御史大夫韦陟救之。闰八月一日，墨制放还杜甫鄜州省家。杜甫作《北征》，诗云：“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闼”，表示肃宗即位毕竟是获得玄宗认可，玄宗让出皇位，自对得起肃宗，希望肃宗善待上皇。肃宗镇压永王璘水军、罢免房琯宰相、会审流放杜甫，皆是出于猜忌和敌视玄宗的阴暗心理。 房琯罢相事件期间，颜真卿刚到行在，曾弹劾房琯友人何忌，参与会审杜甫。 《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房琯传》：“颜真卿时为大夫，弹何忌不孝，琯既党何忌，遽托以酒醉入朝，贬为西平郡司马。” 《宋本册府元龟》卷五百二十二《宪官部十一·谴让》类：“韦陟，肃宗至德中为御史大夫，时右拾遗杜甫上表论‘房琯有大臣度，真宰相器，圣朝不容’，词旨迂诞，帝令（礼部尚书）崔光远与陟及宪部尚书颜真卿同讯之。陟入言：‘甫所陈谠言，论房琯被黜，不失谏臣大体。’帝由是益疏，遂罢御史大夫，授吏部尚书。” 九月，唐军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十一月，上皇还京行至凤翔，被肃宗解除从兵武装，置于肃宗武力监控之下。颜真卿因谏诤触怒肃宗，被贬为同州（冯翊郡，今陕西大荔）刺史。 《颜鲁公文集》卷末唐殷亮《颜鲁公行状》：“除御史大夫，未几，因忤圣旨，贬冯翊太守。”《旧唐书·颜真卿传》：“（至德）二年四月，朝于凤翔，授宪部尚书。……军国之事，知无不言，为宰相所忌，出为同州刺史。” 据《颜鲁公文集》卷末宋留元刚《颜鲁公年谱》，事在十一月。被贬原因，诸家记载似有所不同，应以《行状》“忤圣旨”为确实。按《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二《李麟传》：“时张皇后干预朝政，殿中监李辅国……势倾同朝，宰相苗晋卿、崔圆已下惧其威权，倾心事之”，《旧唐书·房琯传》：“（崔）圆厚结李辅国”，可知肃宗信任宦官李辅国，宰相崔圆、苗晋卿都是依附李辅国的浊流士大夫。故为李辅国、苗晋卿、崔圆所忌，与为肃宗所忌，是一回事。 颜真卿从弹劾何忌、参与会审杜甫，到敢于谏诤被肃宗贬出为同州刺史，可见颜真卿经历了从敌后归来可能不甚了解肃宗朝政局，到洞察肃宗朝政局、敢于谏诤以致遭到肃宗排斥的转变。 至德三载即乾元元年（758）春，杜甫作《曲江对雨》，诗云：“龙武新军深驻辇，芙蓉别殿谩焚香”，哀上皇被肃宗监控，不得自由。肃宗罢免贾至中书舍人，出为汝州刺史；五月，罢免张镐宰相，出为荆州长史；六月，罢免房琯太子少师、刘秩国子祭酒、严武京兆少尹，分别出为邠州、阆州、巴州刺史，罢免杜甫左拾遗，出为华州（今陜西华县）司功参军；同年，罢免韦陟吏部侍郎，出为绛州刺史。此七位朝臣被贬出朝廷，皆因被视为上皇旧臣、琯党，其实皆是清流士大夫、直臣。 三月，颜真卿改贬蒲州（今山西运城）刺史，十月，改贬饶州（今江西上饶）刺史。 乾元二年（759） 春，杜甫作《洗兵马》，诗云：“鹤禁通霄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再次希望肃宗能尽儿子之道，善待上皇。三月，肃宗诏天下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以“宣皇明而广慈爱”。七月，杜甫弃官华州司功参军，从此不再作唐朝的官。六月，颜真卿改升州（今南京）刺史。冬，颜真卿撰《天下放生池碑铭并序》，绢书奉进，乞肃宗御书题额（文献依据见下年条）。 颜真卿《天下放生池碑铭》序：“迎上皇于西蜀，申子道于中京。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问安视膳，不改家人之礼。”此是明白表示希望肃宗善待上皇，实际是对于肃宗不能善待上皇的公开批评。《天下放生池碑铭并序》此一微言大义，与杜甫今春所作《洗兵马》“鹤禁通霄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完全一致。 颜真卿《天下放生池碑铭》：“交禅之际，粲然明白。迥映来今，孤高往策。”则是提醒肃宗擅自即位毕竟是获得玄宗追认之事，玄宗自对得起肃宗。《天下放生池碑铭并序》此一微言大义，与杜甫前年所作《北征》“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闼”，完全一致。 由上所述可见，杜甫《北征》、《洗兵马》，当时可能早已传布人手，而为颜真卿所寓目和认同，并影响到所作《天下放生池碑铭》及序。顺便说到，研究唐诗传播史，对杜甫、颜真卿这样的重要作品的关键细节之间，作影响比较，似可深入一层。 肃宗召见元结，任山南东道节度（治襄阳，今湖北襄樊）参谋，招缉义军，大压贼境，史思明不敢南侵。 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乾元二年，李光弼拒史思明於河阳，肃宗欲幸河东，闻君有谋略，虚怀召问。君悉陈兵势，献《时议》三篇。上大悦曰：‘卿果破贼，朕忧遂停。’乃拜君左金吾兵曹，摄监察御史，充山南东道节度参谋，仍於唐、邓、汝、蔡等州招缉义军。山棚高晃等率五千馀人，一时归附，大压贼境，於是思明挫锐，不敢南侵。前是泌南战士积骨者，君悉收瘗，刻石立表，命之曰‘哀邱’。将吏感焉，无不勇励。玺书频降，威望日崇。” 乾元三年即上元元年（760） 正月，颜真卿拜刑部侍郎。七月，上皇被肃宗用武力自南内兴庆宫劫迁至西内冷宫囚禁，五百骑露刃遮道威胁，高力士挺身而出呵斥，将士始纳刃。上皇身边旧人旋即全部被驱逐，高力士流巫州，陈玄礼勒致仕。其后，上皇离奇地“辟榖”（不吃饭）。同月，颜真卿上《乞御书天下放生池碑额表》，再请御书题额，即再次希望肃宗善待上皇。八月，真卿首率百官上表请问上皇起居，被贬蓬州（今四川蓬安）长史。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一唐肃宗上元元年秋七月：“丁未，（李）辅国矫称上语，迎上皇游西内，至睿武门，辅国将射生五百骑，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兴庆宫湫隘，迎上皇迁居大内。’上皇惊，几坠。高力士曰：‘李辅国何得无礼！’叱令下马。辅国不得已而下。力士因宣上皇诰曰：‘诸将士各好在！’将士皆纳刃，再拜，呼万岁。力士又叱辅国与己共执上皇马鞚，侍卫如西内，居甘露殿。……丙辰，高力士流巫州，王承恩流播州，魏悦流溱州，陈玄礼勒致仕，置如仙媛于归州，玉真公主出居玉真观。上更选后宫百馀人置西内备洒扫，令万安、咸宜二公主视服膳，四方所献珍异，先荐上皇，然上皇日以不怿，因不茹荤，辟榖，寖以成疾。” 颜真卿《乞御书天下放生池碑额表》：“臣闻帝王之德，莫大于生成。臣子之心，敢忘于赞述？臣去年（759）冬，任升州刺史日，……辄述《天下放生池碑铭》一章，又以俸钱于当州采石，兼力拙自书，盖欲使天下元元，知陛下有好生之德，因令微臣获广昔贤善颂之义。遂绢写一本，附史元琮奉进，兼乞御书题额，以光扬不朽。缘前书点画稍细，恐不堪经久，臣今谨据石擘窠大书一本，随表奉进，庶以竭臣下慺慺之诚。特乞圣恩，俯遂前请，则天下幸甚，岂惟愚臣！”肃宗《批答》：“予嘉乃意，所请者依。” 《旧唐书·颜真卿传》载代宗时真卿上疏云：“自艰难之初，百姓尚未凋敝，太平之理，立可便致。属李辅国用权，宰相专政，递相姑息，莫肯直言。大开三司，……至今为患。” 《旧唐书》卷五十《刑法志》：“肃宗方用刑名，公卿但唯唯署名而已。……其后三司用刑，连年不定，流贬相继。……肃宗复闻三司多滥，尝悔云：‘朕为三司所误，深恨之。’” 杜甫广德元年（763）代宗即位时所作《述古三首》其一：“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颜真卿大历九年（774）《乞御书题额恩敕批答碑阴记》：“肃宗皇帝恩许既有斯答，御札垂下，而真卿以疏拙蒙谴。粤若来八月既望，贬授蓬州长史。” 《旧唐书·颜真卿传》：“徵为刑部尚书，李辅国矫诏迁玄宗居西宫，真卿乃首率百僚上表请问起居，辅国恶之，奏贬蓬州长史。” 由上可知：第一，《天下放生池碑铭并序》借言放生一事委婉地批评肃宗政治。一是针对肃宗自“交禅之际”以来不能善待上皇，希望肃宗善待上皇。已如上述。二是针对肃宗滥用刑法，希望肃宗“去杀留惠，好生立辟”，不再滥用刑法。代宗时颜真卿上疏所说肃宗朝“大开三司”，当包括真卿所参与之诏三司会审杜甫一案。杜甫诗“法令如牛毛”，借古讽今，亦是批评肃宗滥用刑法。 第二，《乞御书题额恩敕批答碑阴记》：“肃宗皇帝恩许既有斯答，御札垂下，而真卿以疏拙蒙谴。粤若来八月既望，贬授蓬州长史”，是大书深刻地表明，肃宗对颜真卿进《天下放生池碑铭并序》并两请御书题额以提请肃宗善待上皇，以及首率百官上表请问上皇起居，仍旧采取拒谏斥贤的作为。其标志，即是再贬真卿蓬州长史。 第三，颜真卿由于正直敢言而被肃宗所贬斥，与房琯、张镐、杜甫等由于正直敢言而被肃宗所贬斥，已经毫无二致。 杜甫作《杜鹃行》：“古时杜宇称望帝，魂作杜鹃何微细”，以杜鹃为题写上皇悲剧命运。 上元二年（761） 元结作《大唐中兴颂》，其中揭露肃宗不能善待上皇。杜甫作《杜鹃行》：“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鹃似老乌”，以杜鹃为题再写上皇悲剧命运。 唐代宗宝宝应元年（762） 四月五日，上皇离奇地死于肃宗之死（十八日）前十三天。（清光绪皇帝离奇地死于慈禧太后之死前一天，与之酷似。）代宗即位，为被肃宗诬为叛逆加以镇压的永王璘昭雪，罢免受肃宗信任的宦官李辅国判元帅行军、兵部尚书、中书令， 虽有对肃宗政治拨乱反正的意思，但是并不彻底。因为肃宗、代宗，皆信任宦官。 广德二年（764） 元结到任道州（今湖南道县）刺史，作《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为民请命。 大历元年（766） 杜甫作《杜鹃》诗：“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以杜鹃为题三写上皇悲剧命运。元结再任道州刺史。 大历二年（767） 杜甫在夔州作《同元使君舂陵行》，赞扬元结为民请命。 大历三年（768）元结进授容州（今广西容县）都督、容州刺史、容管经略使。颜真卿除抚州（今江西抚州）刺史（《乞御书题额恩敕批答碑阴记》）。 大历四年（769）元结丁母忧北返，住永州祁阳浯溪。 《元君表墓碑铭并序》：“丁陈郡太夫人忧，百姓诣使请留，大历四年夏四月，拜左金吾卫将军兼御史中丞、管使如故，君矢死陈乞者再三，优诏褒许。”《全唐文》卷三百八十元结《再让容州表》：“臣今寄住永州。” 大历六年（771） 元结居浯溪。闰三月，颜真卿抚州刺史任满。秋八月，至上元（今南京）。六月，颜真卿左行正书《大唐中兴颂》刻于永州祁阳浯溪摩崖。 按《乞御书题额恩敕批答碑阴记》：“大历三年夏五月，蒙除抚州刺史，六年闰三月代到。秋八月，至上元。”《大唐中兴颂有序》衔：“尚书水部员外郎、兼殿中侍御史、荆南节度判官元结撰，金紫光禄大夫、前行抚州刺史、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颜真卿书。”署：“上元二年秋八月撰，大历六年夏六月刻。”可知颜真卿书《大唐中兴颂》，是在大历六年六月刻石之时。由此可以推知，颜真卿大历六年闰三月抚州刺史任满之后、八月至上元之前，有可能应元结之邀专程至永州，书《大唐中兴颂》于当地。此是中国书法史上之一大事因缘。 大历九年（774） 颜真卿作《乞御书题额恩敕批答碑阴记》，对《天下放生池碑铭并序》、《乞御书天下放生池碑额表》以及首率百官上表请问上皇起居遭到肃宗贬逐，作一总结。 由上可见，第一，杜甫、元结、颜真卿，虽然经历有所不同，但是在安史之乱的危难之际，皆是出生入死、报效祖国；在玄肃之际的政治变局中，对肃宗的毁灭政治伦理和人伦伦理，皆是正直敢言，体现了道高于君的正义感。 第二，从撰《天下放生池碑铭》并乞御书题额（759），到擘窠大书《天下放生池碑铭》、再上《乞御书天下放生池碑额表》，并首率百官上表请问上皇起居（760），颜真卿是当时以实际行动反对肃宗不能善待上皇的第一人，并成为激励元结接着作《大唐中兴颂》（761）贬天子的榜样。因此，元结请颜真卿为贬天子的《大唐中兴颂》书摩崖碑并获得颜真卿积极赞成（771），乃是必然的事。可以说，颜真卿撰《天下放生池碑铭》、率百官上表请问上皇起居，元结作贬天子的《大唐中兴颂》、请颜真卿为《大唐中兴颂》书摩崖碑，是一连环性的、持续性的政治批评行动。 第三，杜甫《北征》、《洗兵马》、《曲江对雨》、《杜鹃行》，颜真卿《天下放生池碑铭并序》、《乞御书天下放生池碑额表》、《乞御书题额恩敕批答碑阴记》，元结撰、颜真卿书《大唐中兴颂》，是在此玄肃之际政治变局时期中出现于世的同等重要的贬天子大手笔。这一系列亦文亦史的杰作，如桴鼓相应，如群星交相辉映，实为唐代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 二、元结《大唐中兴颂》：贬天子之不孝 元结撰、颜真卿书《大唐中兴颂》浯溪摩崖石刻铭文，左行正书（详下文），二十一行，满行二十字，第一行颂题低一格，第二至第四行撰书人各低四格，第二十行落款低三格，“天子”“太子”“皇帝”“储皇”“二圣”各低三格，“上皇”“大驾”“唐”“我皇”“天休”各低二格，“大君”“大历”各低一格。今根据石刻照片及拓片，少数铭文漫漶处参照集本，录文横写标点如下。 《大唐中兴颂有序》，序为散文，颂为四言诗，为《诗经》颂体，风格典雅。全诗十五韵，四十五句，句句押韵，三句一换韵，皆为平声韵字。《诗经》的《周颂》、《鲁颂》、《商颂》，多为两句一韵，即使有三句一韵，也是局部，而非全诗。《大唐中兴颂》全诗句句押韵、三句一换韵的韵型，不同于《诗经》，倒是同于盛唐岑参的《走马川行》，但《走马川行》式为七言诗，而非四言诗。故可以说《大唐中兴颂》文体，是以《诗经》四言诗为句型，以《走马川行》式句句押韵、三句一换韵为韵型的创体。《大唐中兴颂》句句押韵，韵位密集；句句押韵、三句一换韵，节奏感特强；因此形成急促的声情，密切地配合了激昂的抒情。平声韵字，则声调从容，使激昂的抒情，调适以从容大度。声韵、声情，特色非常鲜明。 《大唐中兴颂有序》，今释证如下。揭露玄肃之际政治变局及肃宗不能善待玄宗的关键文字，详加释证；其馀文字，只略加解释。 “噫嘻前朝，孽臣奸骄，为昏为妖”： “噫嘻”，叹词。表示赞叹。《诗经·周颂·噫嘻》：“噫嘻成王，既昭假尔。”又表示慨叹。《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鲁仲连曰：‘吾将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悦，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唐李华《吊古战场文》：“奇兵有异于仁义，王道迂阔而莫为。呜呼噫嘻！”在此是表示慨叹。 “为昏为妖”，典出荀悦《汉纪》卷十一《前汉孝武皇帝纪二》：“（仁义礼权）凡此四者，治之大用也。得其要术则天下安乐，法设而不用。不得其术。则主昏于上，官乱于下。”元结《大唐中兴颂》“噫嘻前朝，孽臣奸骄，为昏为妖”，是用荀悦《汉纪》“主昏于上，官乱于下”之典；其中，“噫嘻前朝”，是指玄宗后期，昏庸失政；“孽臣奸骄，为昏为妖”，是指宰相李林甫、杨国忠乱政，边将安禄山叛乱。 “边将骋兵”至“有国无之”： 此一段十八句，记述安史叛乱（755）、玄宗幸蜀（756）、百官逃奔或者降贼、太子亨留在北方领导平叛、唐军击败叛军、收复长安洛阳（757）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大唐中兴颂》对此段历史中唐朝内部玄肃之际政治变局的记述，如何措辞。“天将昌唐，繄睨我皇，匹马北方。独立一呼，千麾万旟，戎卒前驱”，突出了太子亨留在北方领导平叛一面，而模糊了太子亨擅立即抢夺皇位一面。“我师其东，储皇抚戎，荡攘群凶”，指唐军击败叛军，收复长安、洛阳。“我师其东”句，位于“储皇抚戎”之前，是暗示唐军实际统帅为兵马副元帅郭子仪。“储皇”指肃宗子俶，以兵马元帅名义统帅唐军，此后立为太子。称之为“储皇”，是间接书出其父太子亨已即皇位。《大唐中兴颂》史笔模糊了肃宗抢夺皇位一事，是为下文批评肃宗预设伏笔。 “事有至难，宗庙再安，二圣重欢”： “至难”，典出荀悦《汉纪》卷十六《前汉孝昭皇帝纪》荀悦曰：“夫为善之至易，莫易于人主；立业之至难，莫难于人主。”“至”，至极。《周易·坤卦·彖辞》“至哉坤元”唐孔颕达疏：“至，谓至极也。” “宗庙再安”，指至德二载唐军收复长安洛阳两京。 “二圣”，指上皇、肃宗。 “重欢”，是重归于好，其潜在前提是“失欢”，此显然已经就是微言呈现。如宋洪迈《容斋五笔》卷二《诸公论唐肃宗》所指出：“‘事有至难，宗庙再安，二圣重欢。’既言‘重欢’，则知其不欢多矣。”至于事实是否“重欢”及其原因，更是微言重心所在。 此三句字面是言：事有至极之难，那就是收复两京、宗庙再安之后，玄肃父子二帝之间的重归于好。由于汉语所可能具有的一定程度的语意的模糊性（“二圣重欢”省略了能愿动词如“望”之类，或时态副词如“既”、时态助词如“矣”之类），此三句既可以理解为肯定性叙述：事有至难，宗庙再安，二圣已经重欢；也可以理解为微言性叙述：事有至难，宗庙再安，二圣没有重欢。显然，作者是用此微言。因为史实正是二圣没有重欢。此三句中，包含三个微言。 第一个微言，是“二圣重欢”所暗示的前提，即“二圣失欢”。其中包括肃宗伤害玄宗的一系列事实。第一，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十四日太子亨支持发动马嵬驿兵变，杀杨贵妃。杀杨国忠，玄宗应无意见。杀杨妃，则因杨妃实无罪，且为玄宗所爱，故为对玄宗的伤害。第二，七月十三日太子亨即皇帝位于灵武，改元至德，是为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八月十二日灵武使至成都，玄宗始知太子即位。此是违背程序的抢夺皇位。事实上，玄宗失去杨妃、失去皇位后，已为自己在安史之乱以前的失政付出沉重代价亦即赎罪。兼以玄宗时期所取得的开元天宝之治的功绩，也令人怀念不忘。这就是人们面对玄肃之际的政治变局时，同情玄宗的原因所在。第三，至德二载（757）九月唐军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后，十一月二十二日上皇还京行至凤翔，从兵被肃宗解除武装，上皇从此被置于肃宗武力监控之下。 第二个微言，是“事有至难”所暗示的结局，即“二圣重欢”从未发生，史实完全相反，玄肃父子二帝之间的关系是以悲剧结局。第一，上元元年（760）七月上皇自兴庆宫被肃宗武力劫迁西内冷宫囚禁，其后离奇地“辟榖”（不吃饭）。第二，宝应元年（762）四月五日上皇薨，离奇地仅早于肃宗之死十三日。从肃宗抢夺皇位到解除上皇从兵武装、囚禁上皇、直到上皇离奇之死，哪有过“二圣重欢”？只有过肃宗囚禁上皇、囚死上皇，而且上皇很可死于谋杀。所以说，“事有至难”，是表示没有过“二圣重欢”之事。 第三个微言，是“事有至难，二圣重欢”由用典所暗示的原因。上引荀悦《汉纪》卷十六：“夫为善之至易，莫易于人主；立业之至难，莫难于人主。”此二句为互文修辞，互文补足为：为善、立业之至易，莫易于人主；为善、立业之至难，莫难于人主。意指为善立业之至易、至难，取决于人主是否向善。元结“事有至难，二圣重欢”，用荀悦“为善、立业之至难，莫难于人主”之典，是表示：事有至极之难，“二圣”未能“重欢”，原因在于人主肃宗不能向善，不能“为善”，不能善待上皇。 由“事有至难，宗庙再安，二圣重欢”，回头来看上文“天将昌唐，繄睨我皇，匹马北方。独立一呼，千麾万旟，戎卒前驱”，可知《大唐中兴颂》此是客观记述：当初唐朝人民是在国难当头、救国第一，和并不清楚肃宗抢夺皇位及其伤害玄宗的情况下，拥戴肃宗领导平定叛乱的。这一经历，适应于杜甫、元结、颜真卿。 “地辟天开”至“何千万年”： 此一段二十一句，是歌颂唐朝平叛中兴的功绩，谴责叛逆，赞美忠烈，歌颂天子声名长远流传，并交代《大唐中兴颂》的撰作大体意义及摩崖石刻地理。其中，“大君”典出《周易·师卦》：“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处师之极，师之终也。”（三国魏王弼注：“大君之命，不失功也。开国承家，以宁邦也。小人勿用，非其道也。”唐孔颖达疏：“大君，谓天子也。”）又：“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是颂扬了肃宗不失为领导平叛、使唐朝中兴的君主，并可以理解为同时也借此用典含蓄地批评了肃宗信任宦官、小人，使政治日益恶化。可见，《大唐中兴颂》对肃宗的评价，是相当理性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既肯定了肃宗领导平叛的正面业绩，亦批评了肃宗破坏人伦伦理和政治伦理的负面行为。 《大唐中兴颂》“事有至难”三句以及其他相关各处文字，以微言揭露了玄肃之际政治变局的真相，揭露了唐肃宗不能善待上皇。元结《大唐中兴颂》自序“非老于文学，其谁能为”，主要即是指此三句微言而言。宋黄庭坚《书磨崖碑后》诗：“抚军监国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为？事有至难天幸尔，上皇跼蹐还京师。内间张后色可否，外间李父颐指挥。南内凄凉几茍活，高将军去事尤危。臣结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琚词。”“策”，简策，汉蔡邕《独断》：“策者，简也。”此引伸指行、句。黄山谷题《大唐中兴颂》摩崖石刻诗“臣结春秋二三策”，正是指《大唐中兴颂》“事有至难”三句，乃是如《春秋》微言大义一样的实录史笔。 元结《大唐中兴颂》是包含“贬天子”的颂。《史记·太史公自序》述董生（仲舒）曰：孔子作《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大唐中兴颂》揭露批判唐肃宗不能善待上皇，是继承了孔子作《春秋》“贬天子”的传统。 《大唐中兴颂》揭露肃宗不能善待上皇，即是指肃宗不孝。元结《七泉铭·涍泉铭》：“沄沄涍泉，流清源深。堪劝人子，奉亲之心。时世相薄，而日忘圣教。欲将斯泉，禆助纯孝。”其中痛陈“时世相薄，而日忘圣教”，泯灭了“人子奉亲之心”，是抒发现实感愤，实际是指向肃宗不孝。 元结《大唐中兴颂》（761），与杜甫《北征》（757）、《洗兵马》（759），皆是正面歌颂唐朝平定叛乱之作品，而皆包含批评肃宗不能善待上皇之微言。 三、颜真卿左行正书《大唐中兴颂》：象征为人子者应行孝道 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九十六《唐碑五十六·大唐中兴颂》条：“摩崖，高一丈二尺五寸，广一丈二尺七寸，二十一行，行二十字，左行，正书。在祁阳县石崖。” 颜真卿书《大唐中兴颂》系左行正书。正书即楷书。左行即直行从左往右书写，而非通常右行即直行从右往左书写。颜真卿左行正书《大唐中兴颂》，是中国书法史上罕见之举。为什么颜真卿要左行正书《大唐中兴颂》？此似从来无人解释。 中国书法行与行之间排列之走向，即左行、右行，本应属于书法理论之行款、章法之范畴。但是中国书法皆例为右行即直行从右往左书写，所以书法理论讲行款、章法，罕有论及左行，而皆是讨论右行前提下的行间疏密、字与字之间及行与行之间的相互照应。例如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评书法》：“古人论书以章法为一大事，盖所谓行间茂密是也。余见米痴小楷，作《西园雅集图记》，是纨扇，其直如弦，此必非有他道，乃平日留意章法耳。右军《兰亭叙》，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左行右行，似并未成为书法理论之一问题。 颜真卿创为左行正书，是依据《说文》之义，隐藏人文大义。 颜真卿对《说文解字》之学造诣甚深。颜真卿著有《韵海镜源》五百卷。其《湖州乌程县杼山妙喜寺碑》自述所著《韵海镜源》：“引《说文》、《苍雅》诸字书，穷其训解。次以经史子集中两字已上成句者，广而编之，故曰‘韵海’；以其镜照源本，无所不见，故曰‘镜源’。……成五百卷。”《韵海镜源》属于类书，但是其中字训部分，则属于小学即文字学。由颜真卿《湖州乌程县杼山妙喜寺碑》所述《韵海镜源》五百卷引“《说文》、《苍雅》诸字书，穷其训解”，及其为伯祖颜元孙所著唐代俗文字字书《干禄字书》所撰《干祿字书序》，可见其《说文》之学造诣之深。由《湖州乌程县杼山妙喜寺碑》所述“至吴兴太守何楷钓台，西北五十步，至避它城。按《说文》云：‘它，虵也。上古患它，而相问得无它乎’？盖往往古之人筑城以避它也”，则可见真卿善于在生活实践中运用《说文》之学。 按汉许慎《说文解字》：“包，妊也。象人褢妊。巳在中，象子未成形也。元气起于子。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于巳，为夫妇。”清段玉裁注：“男自子左数次丑、次寅、次卯为左行、顺行，凡三十得巳。女自子右数次亥、次戌、次酉为右行、逆行，凡二十亦得巳。至此会合。故《周礼》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是为夫妇也。”段注切合《说文》原意。 《说文》“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于巳”之义，可表示如下： 由上所述可知： 第一，《说文》“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立于巳”及段玉裁注“左行，顺行”，指男儿从出生到三十岁成人的计算方法是：从十二支的子位从左往右顺数，到第三十位巳位，表示儿子成人。故左行者，子道也，象征做儿子之道理也。 第二，颜真卿左行正书《大唐中兴颂》，乃是采取《说文》“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立于巳”之义，即采取左行者子道也之义，以象征为人子者应行子道之义；采取正书此一端正字体，以端严宣示孝道之义。（这并不是说书法右行即不合子道，而只是表示书法左行具有其特殊的象征意义而已。） 第三，颜真卿左行正书《大唐中兴颂》，乃是以书法左行象征为人子者应行孝道之义，来配合贬天子的微言诗《大唐中兴颂》，配合《大唐中兴颂》“事有至难，宗庙再安，二圣重欢”揭露肃宗不孝其父上皇，批评肃宗毁灭人伦伦理以及政治伦理。 第四，颜真卿左行正书《大唐中兴颂》，乃是中国书法之微言艺术。其作为书法之微言艺术，应当是中国书法史上之一大创举。 微言者，隐微其辞，是隐藏性的语言表现艺术，而不是直说，因为它是有所避讳的。“微言”一词，源自孔子作《春秋》。《公羊传》定公元年：“定、哀多微辞。”《史记·匈奴列传》：“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唐司马贞《索隐》：“不切论当世而微其词也。”中国经史子集中的微言作品，起自孔子作《春秋》，历经庄子、《史记》，而成为中国诗的一大传统。现在，颜真卿把微言艺术移植到书法艺术中来，创造出左行正书《大唐中兴颂》。 第五，颜真卿书法，对《说文》造诣之深，对传统文化造诣之深，其创发性之大，书法人文境界之高，有非单纯书艺所能范围者。左行正书《大唐中兴颂》，即是一个证明。 元结撰、颜真卿书《大唐中兴颂》，是一创作整体而不可分割。颜真卿创造性地以微言书法配合微言诗，天衣无缝地完成了此一杰作。 批评肃宗不孝，不仅是杜甫、颜真卿、元结以及当时朝廷百官的共识，也赫然出现在唐人小说之中。 《太平广记》卷三百三十五《梁守威》条：“唐肃宗时，安史之党方乱。邢州正在贼境，刺史颇有安时之志。长安梁守威者，以文武才辨自负，自长安潜行，因往邢州，欲说州牧。至州西南界，方夜，息于路旁古墓间，忽有一少年手携一剑亦至，呵问守威曰：‘是何人？’守威曰：‘我游说之士欲入邢州说州牧，命立功报君。’少年曰：‘我亦游说之士也。’守威喜而揖，共坐草中，论以世乱。少年曰：‘君见邢牧，何辞以说？’守威曰：‘方令天子承祧，上皇又存，佐国大臣，足得戮力同心，以尽灭丑类。故不假多辞，邢牧其应声而奉我教也，可谓乘势因时也。’少年曰：‘君如其一，不知其二。今太子传位，上皇犹在。君以为天下有主耶？有归耶？然太子至灵武，六军大臣推戴，欲以为天下主。其如自立不孝也，徒欲使天下怒，又焉得为天下主也？设若太子但奉行上皇，而徵兵四海，力剪群盗，收复京城，唯抚而辑之，爵赏军功，亦行后而闻之，则不期而大定也。今日之大事已失，卒不可平天下。我未闻自负不孝之名，而欲诛不忠之辈者也。’（出《潇湘录》）” 按《新唐书》卷五十九《艺文志》丙部：“栁祥《潇湘录》十卷。”《太平广记》采录《潇湘录》故事多达四十三篇。可知栁祥《潇湘录》是一部不容忽视的唐人小说。 唐柳祥《潇湘录》借小说中人物少年之口，说唐肃宗“自立不孝也，徒欲使天下怒，又焉得为天下主也”，“今日之大事已失，卒不可平天下。我未闻自负不孝之名，而欲诛不忠之辈者也”，可见肃宗负不孝之名，焉得为天下主，卒不可平天下，不仅是杜甫、颜真卿、元结以及当时朝廷百官的共识而已，而且是当时天下人之共识。 原载：《晋阳学刊》2012年第2期；略有修订。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