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1～14世纪，越南以我国宋代耀州窑系青瓷为主要仿制对象，烧造了“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其产品流向勾勒出一条经由北部湾沟通越南、中国东南沿海及日本的海上贸易路线。
10~14世纪（相当于我国宋元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大发展时期，世界各地对中国瓷器的需求刺激了大批窑场的兴起。其中，耀州窑青瓷受到了世界各地人民的青睐，也由此引发了国内外仿制耀州窑瓷器的风潮。古代越南（亦称“安南”或“交趾”）中北部地区窑场便在此背景下，以我国宋代耀州窑系青瓷为主要仿制对象，开始烧造“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其产品以碗类为主，主要烧制年代为11~14世纪。首先关注该类陶瓷器的，是在越南进行考古调查、发掘的日本学者。2006年，西野笵子在参考越南陶瓷器研究的基础上，对河内郊外Bai Ham Rong·Kim Lan遗迹出土的仿耀州窑系青瓷进行了制作技术与编年研究。2009年，西野氏又补充了三处遗存，将修正增补的内容发表于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二十五期。目前，除越南本地的四处主要遗存外，我国广西防城港洲尾地区、台湾澎湖地区以及日本博多、壹岐等地也有少量发现。由于国内学者关注较少，目前发现和识别出来的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不多，但大致可以窥见11~14世纪越南青瓷的烧造技术与区域文化交流情况，以及流通分布反映的海上贸易等问题。
一、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的主要发现
（一）越南地区
目前在河内郊外Bai Ham Rong·Kim Lan、Nam Dinh省Den Tran与Bai Ha Lan、以及Bach Coc遗迹群Xom Ben Ngu等四处地点发现仿耀州窑系青瓷。
Bai Ham
Rong·Kim
Lan遗迹位于河内东部约15公里的金欗村（Kim Lan音译），西临红河，西北为越南著名的陶瓷生产中心钵场村。据2001、2003年度发掘，出土数量众多的匣钵、垫具及陶瓷残片，惜窑炉已毁，初步判定主体烧造年代为13~14世纪，其上限可能早于11、12世纪。
Nam
Dinh（南定）省Nam
Dinh市郊原为陈朝太上皇执政的天长府故地。1971年于Den Tran遗迹出土陶瓷器粘黏残件及垫具，推测应为一处窑址。此外，据出土陶瓷器圈足内“天长府制”款识，可能为官窑所在。1995年又于Den
Tran遗迹东约100米的Bai Ha Lan发现疑似窑址一处，出土大量较为精美的陶瓷器及匣钵、垫具等遗物。
Bach Coc（百谷）遗迹群位于Nam Dinh（南定）市Vu Ban县Thanh Loi社。1998至1999年，Xom Ben Ngu地点调查、发掘出土大量陶瓷器残片。
以上地点出土的青瓷器以碗、盏、碟为主，年代主要集中在11~14世纪，相当于越南的李朝（1010~1225年）、陈朝（1225~1400年）时期。根据胎釉、纹饰与制瓷技术的发展变化，西野笵子将越南的仿耀州窑系青瓷分为11~12世纪、13世纪前半叶、13世纪后半叶、13世纪末至1300年前后、14世纪前半叶五个阶段。
（二）防城港地区
防城港市位于广西西南部，中国大陆海岸线最西南端，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南临北部湾，西南与越南接壤。近年来，防城港市博物馆于公车镇洲尾、江山半岛怪石滩、东兴市竹山村等地进行沿海踏查时，发现大量宋元至明清时期青瓷、青花瓷器残片。可识别的瓷片除若干本地窑口宋至清代青瓷、青花瓷片，浙江龙泉窑青瓷、广东或福建仿龙泉窑系青瓷，明清时期江西景德镇窑青花瓷、福建德化窑青花瓷残片外，还发现十余片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碗、碟、钵、杯等残片。据其器形、胎釉、纹饰及装烧方式等特征，应为越南地区13世纪后半叶至14世纪上半叶生产的仿耀州窑系青瓷（图一，1~4）。
（三）其他地区
20世纪80年代，澎湖地区采集仿耀州窑系青瓷碗残片若干（图一，6）。上述青瓷器原作“宋元时期泉州青瓷”刊载于《澎湖宋元陶瓷》一书。后经谢明良指出，应为14世纪越南青瓷。
日本博多14~16世纪遗迹以及壹岐的水崎遗迹中亦见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器（图一，7）。其中博多出土的青瓷器有碗口沿、器底等。灰白胎，青褐釉，施釉至下腹或圈足，器内模印菊瓣纹，内底可见支钉垫烧痕迹，外底涂“铁汁”。根据其胎釉、纹饰和装饰特征，森本朝子认为是越南北中部14世纪后半叶至15世纪之间的产品。壹岐水崎遗迹出土者与台湾澎湖地区采集的青瓷碗无论器形、纹饰、胎釉特征等较为相似，应为同一时期产品。原报告根据遗存年代将其定为1350年前后。西野笵子也据此将越南该期产品定在14世纪后半叶。
二、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的烧造技术与区域交流
（一）越南对我国耀州窑系青瓷器的仿制
根据各地出土的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来看，在11至13世纪前半叶，越南地区对耀州窑系青瓷的仿制以外形模仿为主，制瓷技术仍延续本地传统。器类、器形较少，发现数量较多的碗、碟（图二，1、5、7），均为我国耀州窑北宋时期常见器形。胎土刻意模仿耀州窑胎色进行选料，釉色也以青釉为主。但胎质粗疏，釉色呈色不稳定，釉质浑浊。为避免粘黏，外釉至下腹。釉层厚薄不均，导致纹饰漫漶。器底施“铁汁”，为越南瓷器的重要特征之一。部分器物缠枝菊花纹、折枝牡丹纹饰制作较精细。装烧方式为涩圈叠烧，因而器物圈足较高、旋削足尖以减少接触面，足底涂白色耐火土。
13世纪后半叶开始，胎釉的选料和制备，瓷器的烧成气氛等制瓷技术均有较大进步，促进了器形的变化、瓷器品质的提高（图二，9）。由于采用支钉垫烧技术，圈足变得低矮。胎釉、纹饰均较前期精细。胎土选料或制备较前期进步，胎色浅灰，较致密。釉色较清亮，釉质较莹润。支钉垫烧者外釉多至圈足。菊花、牡丹等花卉纹饰继续流行，地纹多为忍冬，新见婴戏纹。涩圈叠烧向支钉叠烧，耐火土垫烧向垫饼垫烧的技术转变，是本期最显著的变化。
进入14世纪，越南制瓷工艺进一步提高，器类、器形、胎釉、纹饰方面均有发展（图一，5、8~10；图二，8、9）。除碗、盏、碟外，民间收藏还见盘、钵、盅、杯、罐等器形。胎釉、纹饰较前期更为精细，甚至出现专为上层人士生产的精细瓷器。除部分碗类延续耀州窑、广州西村窑的传统外，其余均为新见器类。纹饰方面也选择了较为流行的缠枝菊花、缠枝牡丹、折枝牡丹纹、婴戏纹（唐子纹）等。
其中，碗KL-NVH-ST-224从器形、纹饰来看，都与耀州窑折枝牡丹青瓷碗较为相似（图二，1、2）。碗KL-NVH-ST-374仿制的牡丹纹，与耀州窑极为神似（图二，7、8）。上述纹饰在我国仿耀州窑系瓷器中均有烧制，因此越南仿制的缠枝菊花纹与耀州窑、西村窑、永福窑田岭窑、容县城关窑等均较为相似（图二，3~6）。刻划婴戏纹（唐子纹）的布局结构和纹饰特征基本延续耀州窑的二婴攀枝或二婴折枝，结构较为舒朗，地纹多为枝叶或海水（图二，9、10）；与广西地区三婴攀枝的结构布局稍有差异（图二，11、12）。碗KL03-H5L1-57、碟KL03-H5L3-75，其口缘内卷，腹壁斜直，圈足低矮、刮削不平的特点，应为仿烧兴安严关窑敛口碗、盏；其常见的从口缘下方、腹壁至内底的模印菊瓣纹，亦为仿自严关窑（图二，13~16）。该类碗、盏、盘在越南之外的广西防城港洲尾地区、台湾澎湖地区、日本博多、壹岐等地均有发现，推测为当时最大宗的内销和外销产品。可能源于对耀州窑系青瓷的喜爱，越南青瓷中多以忍冬纹为地，部分碗、碟甚至以刻划忍冬纹为主体纹饰，其制作较为精细，器形规整，发色较佳，且单件装烧，应为供应王室、贵族等社会上层使用。以上混合了各窑址特征元素而形成的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正是中越两地文化交流与互动的代表性产物。
（二）越南制瓷技术的发展与我国窑工的迁入
13世纪后半叶至1300年前后（相当于南宋晚期至元初），越南瓷器由内底涩圈、器底涂抹白色耐火土的叠烧技术，转变为以泥团支钉垫烧。这一技术的产生，需要窑工对垫烧工具的形制、选料、原理非常了解。按照技术交流的层次来看，装烧技术的变化较难通过外形的观察来进行仿制，尤其垫烧具的类型更是难以通过流通商品中留下的痕迹来判断。因此，我们同意西野氏的判断，可能有宋朝窑工的迁徙带来了先进的制瓷技术，促进了制瓷业的发展。
13世纪后半叶至14世纪，宋朝沿海地区使用支钉垫烧的窑场主要有广西北部的窑田岭窑、严关窑和广东雷州半岛的雷州窑。雷州窑所用支钉为接触面积较大的泥团，且其产品以仿磁州窑釉下褐彩为主。而严关窑支钉为接触面积较小的泥点；窑田岭窑使用尖细的支钉圈叠烧，同类支钉圈亦见于越南地区14世纪以后的窑场中。
越南北部与广西地域相近，朝贡、边境互市往来频繁，海陆交通颇为便捷。南宋时期，越南与宋朝的贸易多集中在广西边境的钦州、横山寨、永平寨等处博易场，尤其“交趾生生之具，悉仰于钦”，贸易往来十分频繁。东南沿海及广西边境商民亦有入越南经商定居者，以致熙宁年间宋朝讨伐交趾前，诏令“福建、广南人因商贾至交趾，或闻有留于彼用事者”回国。在边境贸易中，我国的医药、乐器等传入越南，对越南的医学、艺术等产生了较大影响。另外，南宋末（1276年），元军入寇广西，位于战争前线的严关窑等桂北窑址先后停烧，窑工纷纷南下。部分窑工在战事平息后于柳州柳城等地重开窑炉，可能亦有部分窑工为避战乱，随东南沿海地区商民迁入越南定居。
因此，越南地区制瓷技术的发展，受桂北地区窑工迁入影响的可能性非常大。北地窑工的迁入，促使越南制瓷技术显著提高，制瓷业不断发展，不仅出现了专供皇室贵胄使用的精细瓷器，还产生了向海外市场输出的外销产品。与此同时或稍晚，越南地区也开始大量仿烧我国龙泉窑、磁州窑、景德镇窑瓷器，烧成了较具地方特色的“苹果绿”（apple green）、“铁绿”（iron
green）青瓷，“象牙白”（ivory/cream）瓷等，为14~16世纪越南陶瓷业的兴起及陶瓷贸易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三、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的流通与海上贸易
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的发现，勾勒出一条经由北部湾沟通越南、中国东南沿海及日本的海上贸易路线。
北宋以后，交趾独立，交州不再充当中国贸易港的角色，宋廷亦将交趾排斥于市舶贸易体制之外。交趾与宋朝的官方贸易只能在广西沿边沿海的钦州、横山寨、永平寨博易场等几处进行，且民间贸易基本也局限于环北部湾沿海地区。在此背景下，台湾地区和日本发现的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最有可能通过闽粤商人自北部湾转运到达东南沿海及东北亚地区。
北宋早期，舶商多往来交、广两州转运贸易。“福建、广南人因商贾至交趾，或闻有留于彼用事者”众多，甚至广西人徐伯祥致书交趾国王时称“大王先世本闽人，闻今交趾公卿贵人多闽人也”。占城国也常有“中国商舟泛海往来外藩者”在此转舶贸易，使占城成为商客往来繁忙的“南方第一码头”。这些“中国商舟”、“商舶”、“北客”，除环北部湾沿岸的“土人、客人”外，主要为闽、粤舶商。钦州博易场除文献记载的香料、黄金、沉香、蜀锦、纸、笔、墨、米、布之属，贸易商品可能还有各地窑场的瓷器。防城港洲尾地区发现的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碗、碟、钵、杯等，应是交趾舶商通过博易场贩售至北部湾沿海的。与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同出的还有龙泉窑及福建、广东等地的仿龙泉窑青瓷，加之钦州鹿耳环江口出土了福建宋代同安汀溪窑系双面刻划花纹碗、青瓷碗，均反映了福建、广东等地商人“舶以酒、米、面粉、纱绢、漆器、瓷器等为货”，至北部湾沿海进行贸易，贩回香料等土特产的近海贸易情况。闽、粤商人还常“航海贩物至京东、河北、河东等路”，甚至走私至密州、登州等与辽、金贸易，朝廷屡禁不止。
宋元时期，虽有泉州、明州等官方港口及航线赴日本贸易，但据地利的流求成为闽、粤、浙等地舶商转舶日本的中转站。过去一般认为台湾所见零星的宋、元陶瓷，多出土于北部河口与河岸地区，与临近的中流航线有关，可能是间接自流求输入或船舶临时停靠的贸易品。由台湾大坌坑遗址近年出土的陶瓷器组合来看，其12~13世纪的贸易瓷器组合，几乎与俺美大岛、日本博多遗址的贸易瓷器一致，以浙江龙泉窑系、福建同安汀溪窑系刻划花纹青瓷碗为主，另有建窑盏及景德镇窑系青白瓷等。在台湾东南部的澎湖地区除发现少量上述窑系瓷片外，还有越南地区的仿耀州窑系青瓷。可见，在官方贸易体系外的流求，应是从福州、泉州等地沿琉球群岛至日本九州岛贸易航线中的一处中转站。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也随着这条航线，被闽、粤商人由北部湾地区越琼州海峡，中转至流求后，沿群岛北上至日本博多等地。根据各环北部湾地区、台湾岛周边、琉球群岛各地点发现的龙泉窑青瓷，德化窑白瓷，景德镇窑、漳州窑、德化窑青花瓷器残片，以及越南14~16世纪的青花瓷及仿龙泉窑系青瓷残片来看，这一转运路线一直延续至元明清时期，将环北部湾地区与东北亚地区连接起来，纳入了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网络体系。
附记：本文所用防城港洲尾出土仿耀州窑系青瓷资料为防城港市博物馆何守强、吴付平提供，在此谨表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