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12月，我写出本书初稿，信手写了一个后记：“窗外，飘着飞雪；室内，烟雾缭绕。带着几分欣喜，带着几分遗憾，终于将书稿画上了一个句号。几年紧张的心情一下松弛了下来，精神也像春天的泉水，叮叮咚咚地跳了起来。” 谁曾想到，这精神的泉水一跳又是五年。一不留心，自己也跳过了花甲。虽然在我的内心世界中，曾经飞扬的青春，并没有降低生命的温度，然而别人却在我飞霜的鬓发中读出了“爷爷”的沧桑。而眼前的书稿与初稿比较，也已是面目全非——由枯瘦而丰腴、由稚嫩而成熟了。 有时，我也很纳闷：当初，同学们深情地呼唤着“格格”，耳边萦绕的余音，还没有散去；浸透了厚重敬畏的“爷爷”，却蓦然飘来。没有过渡，猝然而至。当我还没有调整好心态准备接受时，一切就成了既定的事实，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时间这玩意儿，是最冷酷而缺乏人情味的。 然而，也正是这冷酷而缺乏人情味的时间敲打着你的岁月，才使你从母亲的怀抱走向少年，走向青春，走向独立，走向成熟，走向深刻；你才开始一步一步走向诗意的“完美”。我曾经在初稿后记说：“追求完美是人的天性。即使愚昧如阿Q，在生命即将消逝的时候，还希望画一个圆满的‘○’，最终没有成功，他孱弱的生命，也只能带着遗憾走了。他曾以‘精神胜利法’，苦苦地追寻生命存在的理由，在瞬时的精神飘然以后，终于又回到苍白、荒漠、空洞的生命状态中，终于懵懵懂懂地走向了另一个世界。当我们将阿Q的悲剧化作苦涩一笑的时候，是否已经意识到：其实，阿Q的悲剧人生只是将现实人生漫画化了。人生无论是强大者，还是孱弱者；无论是安坐于神坛上，还是曳尾于泥淖中，都无法逃脱上帝赐给你的‘宿命’——快乐只是暂时的存在，痛苦才是永恒的归宿；完美只是理想的幻影，缺憾才是惨淡的现实。当然，我们也无须为这一带着‘宿命’的人生而伤感。有时，痛苦正是思想诞生的摇篮。孩子痛苦时，说明他开始直面纷纭挥霍的现实，正在一步步走向成熟；成人痛苦时，说明他开始思考宇宙人生的真谛，正在一步步走向深刻。有追求才会有痛苦，有痛苦才会有深刻。当痛苦激荡着、缠绕着你的心灵时，你恰恰一步一步地走向了人生的圆满。——这也许是我的‘阿Q精神’吧。” 通达而洒脱，一直是我的禀性。可是这段文字，似乎还是浸染了浓浓的生命悲怆感——或许那时，在青春与老境的对接中，对“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还充满着无法割舍的丝丝眷念吧。如今，也正是五年冷酷而缺乏人情味的时光，荡涤了曾经的“阿Q精神”，驱遣了曾经的“宿命”情怀。六零后的时光，在岁月的小河中流淌，脱去了西风瘦马的征尘和忧伤，开始享受一地鸡毛生活背后的一份快乐，开始追寻维纳斯断臂背后的一份完美。虽然难以完全达到，却铸造了一种生命的境界。唯有追求快乐，生命才会充满亮色；唯有追求完美，生命才会闪烁光华。惟因存在痛苦，人生才会享受快意；惟因存在缺憾，人生才会追求诗意。月亏月盈，潮落潮涨，花谢花开，春去春来——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自然尚且如此，人生何必感伤！ 生生运化的造物主，因为创造了死亡，生命才崇高神圣；创造了老境，青春才流光溢彩；创造了痛苦，快乐才醇酒醉心；创造了缺憾，完美才诗境撩人。“你真美啊，请停留一下”，浮士德在倒地的刹那恰恰获得了精神的永恒。 二 学术的意义在于追求“完美”。虽然我们难以成为开一代风气的“大师”，但是当一个学者已经摆脱了心为行役的时候，潜心追求学术创新，应该是一个自觉的研究标尺吧。 沉潜史料的功夫，是学术创新的基础。开始研究魏晋经学时，我也一直坚定不移地相信笼罩于学界的皮锡瑞先生“中衰”论。只是当我一条一条地钩沉史料、考证辨析时，我才惊讶地发现：历史的真相与学界的结论何啻缪之千里！这一时期，林立的经学学者、丰硕的经学著述、自觉的学术理性、创新的学术精神、多元的学术襟怀，在扬弃两汉的学术中，创造了何其辉煌的学术成就，何曾有半点“中衰”的影子！我相信，本书翔实的材料，细致的分析，足以推翻皮锡瑞提出的一直统治着学界的“中衰”论。 理论视野的开阔，是学术创新的保证。虽然魏晋诗学一直是我关注的学术课题，然而以前我的研究一直在文学批评中摸来摸去，难免有盲人摸象的缺憾。魏晋文化多元，儒家诗学、玄学诗学以及佛教诗学，互相缠绕。如果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就可能顾此失彼，盘桓于皮相之见。历史与逻辑、共时与历时的学理联系，一体与两翼、一元与多元的生生互证，主体与群体、学术与政治的错综交织，构成了那个时代立体的斑斓的学术画卷。于是，我细致梳理魏晋诗学理论体系及其嬗变，深入研究传统经学与儒家的诗学思想，还特别花费大气力研究玄学诗学和佛教诗学。尤其是佛教诗学，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在认真研究魏晋佛教文献以及今人研究成果之后，非常侥幸的是，竟然发现了那么多存在的问题。比如，现有的批评史或美学史，在唐宋诗学所论述的部分佛教诗学范畴，竟然在东晋已经诞生！而且即使是佛教美学著述汗牛充栋，未开垦的处女地仍然如此广阔。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惊喜的发现。 逻辑思辨的抽象，是学术创新的境界。经学与诗学关系是一个最为棼丝难理的问题。从表面上看，经学与诗学关系显而易见，汉代诗学史基本上就是一部经学诗学史，即使是《楚辞》诗学也是以经学诗学昭示于后人。然而，魏晋文化的多元化，彻底改变了中国诗学的理论生态。影响中国诗学，除了儒道以外，又增加了玄释。玄学，是一个接榫了儒道的理论体系，对诗学的影响，既有别于道，也不同于儒；佛学，是一个熔铸了华夏本土文化的外来理论体系，对诗学的影响，既不同于本土文化，又同化于本土文化。因此，经学有直接影响诗学的一面，也有通过渗透于玄学和佛学而间接影响诗学的一面。然而，所谓“直接”，仍然是有条件的，只有在经学化儒学构成国家意识形态主体时，才能深刻影响士林的价值取向和学术风气，才能深刻影响诗学的文化生成，才能深刻影响诗性思维、审美范式和话语方式。这一极富逻辑思辨的抽象理论课题，似乎尚未引起学界的注意。虽然这一理论体系的建立或许有待时日，但是我的研究至少可以抛砖引玉。 深入研究魏晋经学和诗学，不仅提升了我的学术层次，也提升了我的学术境界。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魏晋时期的学者最让我肃然起敬。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时代，在那样一个艰苦的岁月，竟然有那么多的文人能够潜心学术，并且创造了如此辉煌的成就。这是怎样的一种学术自觉，怎样的一种学术责任啊。这些学者真正是中华民族的学术脊梁，真正是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的使者。不仅昭示于后代，而且激励着今人。 三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每每在我懈怠而难以坚持时，总有一个孱弱的身影在我心灵中不断的闪现，而且愈来愈清晰：那就是我的母亲。本书是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基础上不断的修改、锤炼而成的。课题立项时，我的母亲已经病染沉疴。那时母亲住在乡下妹妹家，我几乎每周都要花一半的时间回去陪伴我的母亲，再一半时间回校从事教学和课题研究。记得2007年春节前，天气奇寒，天上飘着鹅毛大雪，地上结着厚厚冰冻，一切交通中断了，而母亲思儿心切，不断地在电话中催促我回去。我只好向一位侠肝义胆的老同学求援，老同学竟然冒着危险，派车接我回去。谁知二百五十多公里的路程竟然走二十六个小时！而那也竟然是我陪伴母亲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2008年农历九月十九，母亲带着对儿孙的无限眷念离开了这个曾经让她心碎的世界。 母亲的一生历尽艰辛，走过的是别人难以想象的坎坷人生。饥饿，是我最为深刻的人生记忆。在我童年中，母亲总是踮着曾经裹过的小脚，拖着疲惫的身影，孤独地为孩子们的温饱奔波、操劳。冬夜，刺骨锥心的冷风穿过破屋的四周，母亲冻裂的双手依然不辍地劳作；夏日，田野赤日炎炎，母亲孱弱的身影依然在田野上辛勤的耕耘。三年困难时期，我的父亲去世了，我们兄弟竟然能够安然地度了过来，这不得不感谢我母亲；在那样艰苦的岁月里，母亲仍然坚持让我上学，这也不得不感谢我母亲。寸草春晖，“感谢”是何其苍白！ 母亲出生在愚昧落后的乡下，那时的乡下女人哪有识字的机会！但是她却重视子女读书。在我父亲去世后，姐姐仍然读到小学三年级，哥哥也读到初中一年级。在一个饥肠辘辘的时代、在一个孤儿寡母的家庭，这是怎样的坚守啊！每每想起都让我不禁潸然泪下。因为生活实在太贫困了，为了生计，姐姐哥哥才不得不辍学。姐姐哥哥读书成绩都非常优秀，如果为他们提供象城里孩子一样读书的机会，他们也应该走一种别样的人生道路吧。而对于母亲来说，子女辍学是一个多么心酸而无奈的选择啊。在城里的孩子还在母亲怀里撒娇的年龄时，姐姐哥哥就跟随母亲下地干活了。作为家里老小——我，便成了母亲和姐姐哥哥唯一可以寄托着读书希望的孩子。记得，在我收到高中入学通知书时，母亲正在生病，强撑着病体，为我准备了一袋大米；拄着木棍，去邻居家借了五元钱（那时书费只有二元多一点），供我上学。这一幕至今仍然鲜活地跃动在我的心灵中——心碎而温馨。 改革开放之初，我大学毕业了，哥哥也成家生子，家境逐渐风生水起时，却因为我哥哥的不幸去世，再一次给整个家庭推进了痛苦的深渊之中。简直难以想象，对于一个中年丧夫、老年丧子的母亲来说，这是怎样的精神打击！然而，母亲在擦干眼泪之后，毅然站立了起来，把她对我哥哥的爱又倾注到我侄儿的身上……母亲给了我生命，养育我成人；母亲给了我坚韧，培养我执著。我的身体中流淌着母亲的血液，我的生命中浸透了母亲的精神。虽然自己早已娶妻生子，但是在这世界上母亲仍然是我最爱的人。 母亲再也看不到我这本书稿的出版了，但是我还是要把这本书稿献给我平凡而伟大的母亲！愿母亲在天堂中抚平她曾经的人生伤痛，微笑着为她的儿孙们默默地祝福…… 四 在学术上，是我的导师郁贤皓先生培养了我。当我从学术荒漠到立雪郁门时，虽年已不惑，却仍然还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学子，是先生不拘一格，录取了一位“同等学力”的中学老师；是先生诲人不倦，引领我走上了学术之路。先生是新时期以来恪守乾嘉学风的第一人。他的“唐刺史考”系列、“李白研究”系列就足以奠定他不朽的学术地位。去年，先生已经84岁高龄，却仍然出版了300万字的《李太白全集校注》，真令人高山仰止！2016年5月30日我在《人民政协报》所发表的《一流的学问、一等的性情——郁贤皓先生剪影》一文，详细地介绍了先生的人品、学问以及我与先生的师生情缘。我的学问，虽然不能得先生于万一，然而我的研究基本还是盘桓在传统治学的路数上，这完全是受益于先生的教诲。本书也是交给先生的一份答卷。在此，要叩谢我的先生，祝福我的先生。 当书稿完成时，我不禁怀念前辈学者曹道衡先生。先前，我对先生虽然仰慕已久，却一直无缘聆听先生教诲。2003年春，余师恕诚邀请曹先生来文学院为古代文学研究生讲学，时间一周。恕诚师命我负责安排曹先生的讲学、生活等各种具体事项。真是天赐良机！在这一周时间里，我始终陪侍先生左右，除了聆听先生的全部六次讲座以外，还借陪先生共进晚餐的机会，向先生讨教。先生不喝白酒，每晚都以一瓶红酒为限。先生清瘦而矍铄，语速舒缓而清晰，谈家庭、谈人生、谈学问……和先生一起，既眼界大开，又如沐春风。先生回京之后，我还将最初撰写的几篇经学论文，奉寄先生。每一次先生都仔细审读，并提出非常中肯的修改意见，而且还时时对我鼓励有加。是先生激发了我学术研究的信心，教给了我经学研究的方法。记得，在先生离开芜湖时，我和我的学生送他去火车站，那晚下着小雨，临别时先生说：“小刘，这是我第一次来芜湖，恐怕也是最后一次了。”我还轻松一笑，说：“怎么会呢，明年我们再请你来讲学。”何曾想到，先生一语成谶，第二年我们准备再请先生讲学时，先生竟然已经病倒了，并于次年不幸逝世！匆匆相识，匆匆离别，而今只留下饱含着先生期待目光和生命温度的数封书信，痛何如哉！只能聊以一瓣心香，祭奠先生在天的英灵。 五 我是一个大大咧咧、不拘小节的人，对于同辈中曾经帮助过我的人，虽然“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却从来不曾表达。然而，此书的顺利出版，却不得不感谢同辈的师友。 感谢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刘跃进先生，不仅他先前曾审读过本书的部分研究专题，提出高屋建瓴的意见，而且全书定稿之后，还拨冗审读全书，不吝赐序。他的“望尽天涯路”的学术境界一直令我心仪，多年来他的“风义兼师友”的学术友情也让我感动不已。 感谢中华书局罗华彤先生，他认真的编辑态度、深厚的文献学养、宽容的学术襟怀，让我铭记于心。在书稿的三校过程中，从标点、格式、文献征引、简化字处理、参考书目排列，都给予了细致入微的指导，为提高全书质量付出了大量心血。 感谢我多年挚友马育良教授，他非常细心地阅读了本书初稿，匡正谬误，商榷异同，并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为全书增色不少。他的部分审读意见，我直接地保留在本书相关内容的注释中，以记录下我们的深厚友情。 社科院文学所范子烨、蒋寅、孙少华先生，清华大学卢风、浙江大学王德华先生，也审读了本书的部分专题，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国家图书馆詹福瑞、浙江大学胡可先、上海大学邵炳军先生，以及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储泰松、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胡传志和其他领导、同仁，也一直关心、支持我的学术研究。在此一并致谢！ 宋雪玲阅读了全部书稿的一、二稿，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补苴罅漏，惠我良多。在书稿写作过程中，熊红菊、段梦云、黄东坚校对了部分引文，匡正谬误；在书稿三校时，除了我自己校读两遍以外，蔡慧校读了上中两编，刘亚文、程维校读了下编；陈骁校读了中下两编，并对全书进行了重新复校。他们细心、耐心的校读，使本书避免了许多谬误。另外，《王基〈诗经〉学考论》及《孙毓〈诗经〉学考论》《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考论》三个专题研究，分别是我和程平及赵婧合作的成果。在此也要深深感谢我的弟子以及青年教师程维。 补充说明的是：本书专题研究大多分别发表于《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献》《江海学刊》《浙江社会科学》《浙江学刊》《中州学刊》《江淮论坛》《社会科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山东社会科学》《青海社会科学》《周易研究》《学术交流》《中国诗学》《苏州大学学报》《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中原文化》及中国台湾《中文学报》《中山人文学报》、加拿大《文化中国》等知名刊物上，由于受刊物篇幅限制，不得不压缩甚至删去某些内容，因此本书的专题研究比发表的论文内容更饱满，论述更从容，体系也更完整。如果本书观点与所发表的文章观点微有不同，概以此书为准。其谬误之处，也特别期待方家不吝赐教。 2017年10月28日记于江城天地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