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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20世纪）以来，中国词学发展史进入了新旧交替的时代。一方面，清季四大词人——王鹏运、郑文焯、朱孝臧、况周颐，继续维护传统论词标准与方法，将旧词学推向其终极发展阶段：另一方面，王国维标举境界说，以境界说取代传统论词标准与方法，开创了中国新词学。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词学既是清季词学的继续，又受到新文化、新思潮、新学说的影响，不断发展演变，不断形成自己的特色。至今，中国词学已成为新时代一门独立的文学研究学科。作为「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就是在这一新旧交替的历史背景下开始其治词生涯的。夏承焘先生的治词业绩随著本世纪以来词学的发展而发展，并为其增添了新的内容；所谓继往开来，他对於建设中国当代词学有著举足轻重的作用。研究中国当代词学，不能不从此入手。 一 夏承焘先生字翟禅，晚号瞿髯，浙江永嘉（今温州市）人。一九零零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日（阴历正月十一日）生，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一日（阴历四月初三日）病逝於北京，终年八十七。先生并非出身於书香门第，无有家学渊源，但他从小就有一种灵性并有一种坚强的毅力，经过刻苦自学、多方师承，治词多所建树，终於成为蜚声海内外的一代宗师。 先生是本世纪（20世纪）的同龄人。其词学观念的演变及词学业绩的建树，与本世纪以来中国词学的发展进程有著密切的关系。拙文《百年词通论》曾将近百年来词的发展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清朝末年至民国初期：（二）「五四」新文化运动至抗日战争时期；（三）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至开放、改革新时期。有关词学事业，其兴盛与衰微，与这三个时期的词创作基本上定同步发展的。先生是这三个时期词学变革的积极参加者及词学建设的宗匠。 在中国当代词学发展的最初时期，即清朝未年至民国初期，先土尚年幼，正处於求学阶段，但与词学已结下了不解之缘。 先生在温州师范学校读书时，对於词学就有了兴趣。他所填制的第一首词《如梦令》末二句曰：「鹦鹉、鹦鹉，知否梦中言语。」当时的国文老师张震轩曾用浓墨在句旁加了几个大圆圈。这是一个十四岁学生所填制的词。六十年代初，在向研究生及助手介绍治学经验时，先生回忆道：「这几个浓墨大密圈，至今对我仍有深刻印象，好像还是晃耀在我的眼前。」这是先生倚声填词的最初尝试。 先生是一位天才词学家。他对於天赋之灵性颇为重视。一九一六年六月十一日，在日记本上曾有这么一段记述： 晚饭过与家人坐庭下，闲谈予家昔年事。父亲谓当十余年前，金选卿公设帐，予时方二、三岁，头上生异疮，昼夜号啕，惟金公抱之外庭，见庭联即破涕为笑，且目注联上字，下少瞬。因大奇之，尝嘱告家人日：是子未离乳臭，即知如此，他日必善读书云云。噫！予生性驽钝，年已弱冠，而尚屑琐自牵，虚度韶光。视诸古人，既不能如终军之称缨，为国家建勋立业，又不能如李长吉之赋高轩，王子安之赋滕王，以文章见重公卿，乃上蒙先人虚许如此，实所不解。谨述於斯，其亦以之当座右铭，勤励来日。虽不敢望必达金公之言，希幸不致无闻於世与草木同腐焉也可。 先生并曾在日记中记下这样一个梦，谓其前身为宋真宗云云。但是先生更加重视的还是后天的努力。他说：「我曾经谐笑地告诉一位朋友，『笨』字从『本』，『笨』是我治学的本钱。」他的成就，他的词学建树，就定在「笨」字上下功夫而取得的。 先生说：「十五岁到二十岁，是我学习很努力的时期。」温师课目甚多，有读经、修身、博物、教育、国文、历史、人文地理，几何学、矿物学、化学、图画、音乐、体育以及英文、西洋史等十几门课程。他因为一开始就潜心於古籍之中，对於英、算等学科，常常是临时抱佛脚，采取应付的态度，绝大部份的自修时间，都用於读经、读诗文集子。那几年，每书到手，不论难易，必先计何日可完功，非迅速看完不可。并说：一部《十三经》，除了《尔雅》以外，他都曾一卷一卷地背过。记得有一次，背得太疲倦了，从椅子上直扑向地面。 以上是求学阶段的情况。此後，在治学道路上，先生的求索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探索阶段，创造阶段、发展变革阶段。这三个阶段就是在中国当代词学发展的第二、第三时期进行的。 （一）探索阶段（一九二零——一九二九） 师范毕业后，先生到温州任桥第四高小任教职，并曾参加温州当时的诗社组织——慎社及瓯社。社友中刘景晨、刘次饶、林鹃翔、梅雨清、李仲骞等，於诗学均有甚高造诣，一起谈论诗词，论辨阴阳，颇多获益。由此，先生於旧体诗词创作，渐识门径，并发表习作，开始其治词生涯的探索阶段。但因其无有机会上大学，进一步深造，又苦无名师指点，其探索过程是经过一番周折的。 一九二一年七月，先生应友人陈纯白招，赴北平《民意报》任副刊编辑，得到了北游机会。同年十一月，转向西北，在西安中学任教。一九二五年，兼任西北大学国文讲席。三、四年间，往返北平、西安、温州之间，广泛接触社会，并在西安实地考察古代长安诗人行迹，为其诗词创作及学术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感性知识。这时，先生研究计划甚为庞大。他曾发愿研究宋代历史，甚至想重新撰写一部《宋史》，或者编撰《宋史别录》《宋史考异》以及编著《中国学术大事记》。这是刚刚步入社会，对於做学问的初步设想。 一九二五年秋，先生由西北返回浙江，先後在温州瓯海公学、宁波第四中学及严州九中任教，得到了两次广泛读书的机会，为其进一步学习与探索打下扎实的基础。到温州时，瑞安孙仲容的「玉海楼」藏书及黄仲弢的「蓼绥阁」藏书已移藏於温州图书馆。为方便读书，先生将家移至图书馆附近。两年时间，他几乎把孙、黄二氏所藏书本本都翻过，并将阅读心得札入日记。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先生到严州。严州九中原是州府书院，有州府藏书楼。先生发现一个藏书阁，里头尽是古书，甚是喜出望外。尤甚是，其中有涵芬楼影印廿四史，浙局三通啸园丛书等，更是如获一宝藏。同样，在一、两年时间内，先生将许多有关唐宋词人行迹的笔记小说以及有关方志全都看了。但此时，对於如何做学问，仍然把握不定。所谓早晚枕上，思绪万千，常苦无人为一决之，正足上下求索而又未有结果的体现。 在上下求索的过程中，海阔天空，浮想联翩，其思路是相当宽广的。先生曾在日记中写道：「世方群趋於救国救民之大计，乃兀兀终日为古人考履历（指作《词林系年》——笔者），屡欲辍之。」并写道：「年来治旧学嫌琐碎支离，无安心立命处，颇欲翻然改习新文学，又苦不解西方文字。年齿渐长，尚在旁皇求索中，愧惧交作。」先生广泛读书，上下求索，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他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有益於社会，即有益於救国救民之大计。他也发觉旧的治学方法的某些局限，对於胡适等新学巨子「以科学方法治旧学」的鼓吹颇为关注，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跟上时代的发展。但是，他又并不盲目地趋时趋新。他是经过反覆思考并在实践中不断试验，才坚定走自己的路的。即，经过将近十年时间的探索，至而立之年，他才真正认定目标——以词学作为自己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对於这一抉择，先生是充满信心的。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八日，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年来读书，时有不入时之想。细思真人生，在能各发挥一己之才性，何必媕阿附俗，强所不能。我国文学待垦植掘发之地尚多，止看其方法当否耳。不入时何足病哉。任公、静安，皆独有千古。」这是先生经过自己的探索所得出的结论。 （二）创造阶段（一九三零——一九四九） 一九三零年，先生三十一岁，由严州九中转之江大学任教。先生到之江，标志著他治学道路的一个人转折，即由探索期转向创造期。 先生在治学道路上所做的探索及抉择，除了其主观因素之外，当时的词坛局势也从客观上产生了一定的推进作用。本世纪以来，中国词学发展史上的新旧交替进行得甚为缓慢。清李四大词人——王、郑、朱、况，出生於道咸期间（一八二一——一八六一），活动於同光期间（一八六二——一九零八） ，除了王鹏运，郑、朱、况三人都进入民国。他们是晚清词业中兴的代表人物，又与本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词坛有著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清末至民初，新一代作者己登上词坛，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及《人间词》也以一种崭新的面目出现於词坛，而新的力量仍然未能与传统的势力相抗衡，词坛上仍以复旧势力占主导地位。这一局面，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被冲破。拙文《百年词通论》曾将「五四」新文化运动至抗日战争时期，亦即中国当代词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的词业队伍划分为三派：解放派、尊体派、旧瓶新酒派。这一时期，南北词坛发生了许多变化，词业活动甚为踊跃。一方面，以胡适、胡云翼为代表的解放派、将王国维的学说进一步发扬光大，并倡导「以科学方法治旧学」，另一方面，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的尊体派，广泛结集词社直接将清季词学继承下来，继续沿著旧学的方向往前走。但是，两派力量来曾形成对垒局面，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南北词填均在尊体派的统治之下。先生之走上治词道路定与尊体派及其祖师爷——朱孝臧的直接诱导密切相关的。师校毕业后，刚才进入探索阶段，在慎社及瓯社填词，先生就得与尊体派诗友、词友接触。其中林鹍翔即为本世纪以来中国当代词坛第一代作者。亦即当代词坛早期尊体派代表人物之一。先生曾通过林鹍翔将诗词习作转呈朱孝臧、况周颐二大师审正。在十年探索阶段中，先生时常以朱孝臧的治词业绩为目标，摸索前进的路。一九三零年，当先生处於探索及抉择的关键时刻，经由龙榆生介绍，曾三次赴沪拜谒朱孝臧，并得到其具体指导。这是先生治学道路上的一件大事。四年之後某日，先生曾在日记中写适：「夜阅严州日记，念僻居山邑，如不交榆生，学问恐不致有今日。」先生十分重视这段情谊，而且从此以后，词境大进，词学业绩日益显著。 十年探索阶段，虽难免「贪多不精」，但已经有所侧重。即，依据平时兴趣爱好和积累，先生已逐渐倾向於词学研究。他景仰尊体派的祖师爷，除了词的创作以外，尤其定钦倔其考订方面的业绩。在探索阶段，先生以前辈词学家为榜样，已在词学校勘及词人谱牒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至一九二九年十兄，先生已完成《白石道人歌曲考证》以及词人年谱、词集考订等多种著作。步入三十年代，加上名师指点，并且进一步广泛结交朋友，扩展视野，先生巳逐渐成为词界的中心人物。一九三零年，夏敬观在上海结午社，社友十五人，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一九三二年，先生第一篇学术论文《白石歌曲旁谱辩》，由顾颉刚推荐，在《燕京学报》(十二期)发表，即为学界所注目。一九三三年四月，《词学季刊》创刊，先生与龙榆生，一个撰年谱，一个著词论，每期发表文章，成为这个刊物的两大台柱。直至一九三六年九月，季刊出了十一期。夏、龙二氏，成绩卓绝。同时，先生在之江大学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任教期间，曾创办词学研究会，深受学生欢迎。 先生认定目标，专致治词，乃以尊体自命，以前辈为师承，并自勉为学者。他是作为尊体派的代表人物而驰骋於南北词坛的。但因其生性豁达，襟怀宽大，却不为门户派别所限。先生治词，雄心勃勃。从他进入创造阶段起，就想在词史上另辟新境。他曾在日记中写下这么一段话：「思中国词中风花雪月、滴粉搓酥之辞太多，以外国文学相比，其真有内容者，亦不过若法兰西人之小说。求若拜伦哀希腊等伟大精神，中国诗中当难其匹，词更卑靡尘下矣。东坡之大，白石之高，稼轩之豪，举不足以语此。以後作词，试从此辟一新途径。王静安谓李后主词『有释迦、基督代人负担罪恶意』，此语於重光为过誉。中国词正少此一境也。」因此，在整个创造阶段，先生追求目标乃甚为远大。 抗日战争爆发，词学发展丧失了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摆在所有词家、词论家面前的现实是：山河破碎，失所流离。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已成为中国当代词坛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此时，尊体派词人已无法像过去那样，拘拘於社课中讨生活，而词坛上的另一派——旧瓶新酒派，则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机会。抗战期间，不少作家将社会动乱所产生的沧桑之感及悲悯之怀，一寄於词，使得词的质量及其社会。功能大为提高，出现了一批堪称「词史」的作品，即「抗战词」。这期间，先生入乐清雁荡山，在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任教，有感於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也创作一批「有泪为苍生」的篇章。所谓另辟新境，先生因此在词学领域找到了用武之地。 抗战胜利後，先生重返杭州，任教浙江大学文学院。 从一九三零年至一九四九年，在先生的治学道路上，这二十年，既是创造期，又是丰产期。这期间，除了完成《唐宋词人年谱》的编撰工作之外，收入《唐宋词论丛》的若干重要论文，也是这时的产品。同时，先生所作词也在这期间第一次誊录成集。 （三）发展变革阶段（一九四九——一九八六） 经过战乱的四十年代，进入五十年代，人们又回到安定的社会环境当中来；除旧布新，百业待兴，词这一特殊诗体也以一种崭新面貌出现於新时代诗坛。中国当代词学发展史的第三个时期，即由此打开了新的一页。这一时期；将近四十年，词学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 、批判继承阶段（一九四九——一九六五）；二 、再评价阶段（一九七六——一九八四）：三 、反思探索阶段（一九八五年以後） 。先生的词业活动同样跟随著这三个阶段词学的发展而发展。 一九四九年後，词学事业开始其批判继承阶段的工作。此时，大批长期从事词的创作和研究工作的词学家，重新登上大学讲台和有关文化学术岗位，词学事业得到社会的重视与支持，有关论著一批批从抽屉底下搬出来出版。同时，许多老专家（当时正当盛年），无论是解放派或者是尊体派，都尝试「旧瓶装新酒」，用这特殊诗体讴歌新时代，赞颂新社会，并且努力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一时间，中国词学似颇有振兴之势。这是本世纪以来中国词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先生步入这时代，年方五十，其词学业绩因此而大放光彩。先生的一大批著作，诸如《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选》《白石诗词集》以及《唐宋词论丛》等，一版再版，均在此时问世。 但是，五十年代后期，直至六十年代中，中国词坛局势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先是「教改」 、 「大批判」，对於一九四九年以来所谓「复旧」进行一次小清算，在大学讲台上，将词及其他古代文学作品驱逐出境；再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所谓「复辟」，进行一次小反覆，让词及其他古代文学作品得到生存、发展的间隙。这是中国当代词学进入第三个发展时期所经历的一次变化与变革。其时，为适应形势的变化与变革，先生对於自己的治词事业作了一番调整。 第一，先生在解放前一、二十年所作校勘、考订的基础上，开始写作词论词评。诸如〈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李清照的豪放词〉〈评李清照的「词论」以及〈论陆游词〉〈辛词论纲二论陈亮的龙川词〉等，均此时所作。而且，在研究生的协助下，先生还有〈诗余论〉，试以新的思想武器对宋词进行全面批判。 第二，为适应社会需要，先生著手词学研究方面的普及工作，写了大批有关词的鉴赏文章。他与助手怀霜（田葆蓉）一起，曾在报刊、电台，开辟「唐宋词欣赏」、「湖畔词谭」、「西溪词话」等专栏，为词学事业扩大阵地。 第三，努力创作新作品，枢歇、赞颂，赋予传统歌词以新的艺术生命。 此外，先生对於词学事业的组织工作也甚热心。一九六一年，中国科学院浙江分院语言文学研究室成立，先生出任研究室主任，即开展全面建设工作：一、课徒授业，招收研究生，培养接班人；二、组织《经籍纂音》《楚辞词典》及《词林系年》《词词典》编纂工作（前二种由姜亮夫主持，俊二种由先生主持）；三、组织专家讲演治学经验，出版《治学偶得》。四、率领诸生进行学术考察，培养实际科研能力。 一九六一——一九六五年间，研究室工作开展得颇为起色，先生也出了大量成果。所谓「书城要策晚年功」（临江仙语），先生不仅在报刊、杂志、电台发表了一系列论词文章，而且他的《月轮山词论集》已由中华书局发排，他所主持的《词林系年》编纂土作也颇有进展。这是先生治词生涯中的第二个丰产期。 「四凶」覆灭，中国当代词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即再评价阶段，也是中国当代词学重新打开局面的准备阶段。 此时，先生之获得彻底平反虽不算太早，但他所有著作的出版，却走在词界最前列。 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四年，先生的著作一版、再版，共刊行十余种。其中，《瞿髯论词绝句》《月轮山词论集》《天风阁学词日记》《唐宋词欣赏》《域外词选》《全元明清词选》《韦庄词校注》《放翁词编年笺注》《姜白石词校注》以及《夏承焘词集》《天风阁诗集》《天风阁词集》等，乃初版刊行，而《唐宋词人年谱》《读词常识》《姜白石词编年笺校》《龙川词校笺》等，则为旧版重印或重排再版。先生大批著作应运而生，为这一阶段的词业建设增添光彩。 接著，所谓反思、探索，中国当代词学在再评价的基础上，酝酿著新的飞跃，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此时，先生虽未能冲锋陷阵，为中国词学的发展再立新功，但他仍尽其余力，抓紧案头课业。直至一九八六年病逝之时，先生平生积稿，除了《词例》《词林系年》以外，基本上都已整理出版。他写了将近七十年的学词日记，也已部份整理出版。至此，其等身事业，已达顶峰。 二 综观夏承焘先生所经历的道路及其所取得的成绩，已可见其对於本世纪以来中国当代词学发展所作的贡献：亦可见中国当代词学发展对於先生治词业绩的影响。在本世纪以来中国当代词学的发展过程中，先生的贡献大致包括三个方面：词学考订、词学论述及词的创作。以下试分别加以阐述。 （一）关於词学考订 这是词学研究的基本功。老一辈词家均十分注重这一工作。例如王鹏运、朱孝臧，就是从这裏起家的。王氏之《四印斋所刻词》及朱氏之《彊村丛书》，均为其传世之作。论者以为：中国词学史上的校助学是由王、未二氏建立起来的。但是，王、朱二氏的工作似乎偏重於词籍校勘，即偏重於前代名家词集之重刊广布而无暇他顾。先生对於王、朱二氏的业绩极其钦佩，所谓「怀企之私，不能自己」，可知其向往之情乃甚为迫切。然则先生之追求乃远远不止於此。先生之钦佩、向往，乃至於发愿通读《彊村丛书》，其目的不仅在於步其後尘，更重要的乃在於「别寻蹊径」。先生之词学考订工作乃较王、朱二氏更加有所进展： 第一，先生从一般词籍校勘，深入於词乐领域，进行精密严谨的声学考订工作。 这项工作是由解译白石歌曲旁谱而打开突破口的。这是历来被视为绝学的一个坚固堡垒。《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之无法求其音节。先生知难而进，三十岁之後到浙江大学，终於写咸〈白石歌曲旁谱辨〉一文。这是先生的成名之作。此後，先生就此推而广之，对於白石声学进行全面考订。先生不仅将白石歌曲十七谱解译出来，使之成为可以探知的词乐文献，而且将白石歌曲小序中所记录下来的有关乐律术语一一细加笺释，弄清了白石声学的各个组成部份。然後，在这一基础之上，先生所著《姜白石词编年笺注》，将白石歌词创作以及有关乐律资料汇为一编，即为白石声学研究提供一部小百科全书。这足先生考订工作的一个重大收获。 第二，先生於一般词藉校勘之外，「勉为论世知人之事」，进行规模庞大的谱牒考订工作。 这项工作是在广泛读书的基础上进行的。一九二五年秋，先生由西北返回浙江，曾在温州及严州两次得到广泛读书的机会。当时虽难免「贪多不精」，但对於进行这项工作却颇见成效。几年功夫，由年表而年谱，已将宋、元及金有关词人之行实系年初步勾画出来。一开始，这项工作即已全面铺排，大小词人，数十成百，齐头并进。至一九—一九年尾，始首先集中於梦窗一家，然後选择若干大家、名家，各个击破，并制定出考订标准：「词人年谱各大家，须先作一篇事辑，世系、交游、著述，皆入事辑中。」据载，先生作完梦窗行实考，「共生卒考十四页，行迹考六页，交游考十七页，余记（考官职、考悼亡）四页，约万字，费时十三日完」。朱孝臧对此颇极赞赏。曾谓：「梦窗系属八百年未发之疑，自我兄而昭晰，岂非词林美谭。」梦窗年谱以外，尚有韦端己、冯正中、南唐二主、张子野、二晏、贺方回、周草窗、温飞卿、姜白石等人年谱，皆为先生用功之作。此年谱计十种十二家，三十年代曾分别在《词学季刊》上发表，一九四九年後辑为《唐宋词人年谱》，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日本学者清水茂撰文评介，谓「作者对各词人之行实，作甚周详仔细之探索，使读者引起甚深长之兴味；许多讹误之传说，亦於此得到纠正」。目前，先生此书已成为治词业者人人案头必备之书。但是，这部著作仅是整个谱牒考订工程的一个重要构件，先生遗著《词林系年》，浩瀚无边，尚待进一步充实、整理，方才大功告成。 第三，先生勤勤恳恳札《词例》，从具体作品入手，进行词法考订工作。 这项工作所包括的范围也甚为广泛。基本上与谱牒考订同步进行，几十年中，未曾间断。据《词学季刊》创刊号〈词坛消息〉称：此书约分字例、句例、片例、辞例、体例、调例、声例、韵例诸门。并称：「《词律》究一词之格律，此书将贯全宋、元词为一系统。」这是一项伟大工程。从已经整理成文、正式发表的若千篇章看，先生所考订，辨例周详，并多新创之见。例如《唐宋词字声之演变》，以具体词例证实：一、温飞卿已分平仄；二、晏同叔渐辨去声，严於结句；三、柳三变分上去，尤谨於入声：四、周清真用四声，益多变化；五、南宋方、杨诸家拘泥四声；六、宋季词家辨五音分阴阳。这六条，已为当代治词者奉为定律。又例如〈词韵约例〉〈词的分片〉以及词的造句等等，於填词此道，颇能得其三昧。但这项工程仍停留在准备阶段，所积累的材料，绝大部分只能称作「半成品」。全部工程，尚需一代人，或者两代人的努力才能渐见头绪。 （二）关於词学论述 一九二九年，先生三十岁，当他著手词学考订工作，在博览群书过程中，曾在日记中记下这样一段话：「灯下阅《蕙风词话》，间参己见，笔之於上，渐有悟入处。拟遍阅《彊村丛书》及《四印斋所刻词》，著手效况翁为之，留待十年後见解转老时再是正之。」先生对於词学论述乃早就留意。早岁所著《四库全书词籍提要校议》、《词律三考》等，既是考订文字，也是论述。当然，先生之真正用功作论述，应是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事。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六年「文革」前夕，中国当代词学进入全面恢复、全面建设的阶段，即批判继承阶段。在这一阶段，老一辈词家、词论家发挥了重要作用。先生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之一。这一阶段的论述，以作家作品论为主，其具体作法是：在思想内容上，对於民主性的精华及封建性糟粕进行分折批判：在艺术风格上，对其美感特徵加以评赏、研究。这是这一阶段词学论述的共同模式。先生所作，同样离不开这一模式。而且，先生还进一步把它归纳为这样一个公式：「以资料作底子，以旧时诗话、词话镶边」，再加「从今天的社会要求和思想高度揭示其局限」。此外，当时词界还盛行风格论，以豪放、婉约对全部词家、词作进行划线站队，进行分析批判。这是由王国维的境界说推演而成的。王国维的学说，经过一再发扬光大，几十年中，并未见其广泛影响，至六十年代初期，由他的学说推演出的风格论，却甚是风行一时。但是，因其才识所决定，先生的作家作品论也还足有其与众不同之处的。例如说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注重论其音律声调，谓其〈声声慢〉用舌声的共十五字，用齿声的四十二字，全词九十七字，而这两声却多至五十七字，占半数以上；尤其是未了几句：「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二十多字里舌齿两声交加重叠，这应是有意用啮齿丁宁的口吻，写自己忧郁惝恍的心情。不但读来明白如话，听来也有明显的声调美，充份表现乐章的特色。这段论述，颠扑不破，真正体现了易安本色。又例如说风格，先生胸中虽也有豪放、婉约两派在，也颇有点重豪放、轻婉约倾向，但他并不简单地以豪放、婉约「二分法」立论，而是从作家的创作实际出发，进行具体分析。他以「肝肠如火，色笑如花」八个字论辛词风格，准确、鲜明、生动，也真正体现了稼轩佳处。这一些都是当时许多词论家所无法比拟的。这是作家作品论。此外，先生的词学论述还包括词的发展史研究及宋词批判。先生论词的视野还是比较宽广的。对於词这一特殊诗体在反映现实生活中所体现的长处和短处，以及宋代词人对於词的观念等问题，先生并不因个人的偏爱而护短。他认为，在民族矛盾大爆发的时代，词要接受新时代的要求，必须蜕弃它数百年来「艳科」的旧面目，才能分担起反映当前现实的任务。并认为，宋人因为将词当作「诗余」，当作「小道」，创作态度不端正，才留下许多糟粕。他主张对此加以批判。先生所论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他的批判也与当时某些词论家的「批判」有所不同。这是先生词学论述中另外两个方面的内容。总的看来，先生的词学论述是颇有某些独到之处的，不少具体论断，既切合实际，又有一定永久性。先生的词学论述，对於当前及今後的词学研究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无论是作家作品论，或者是词的发展史研究，乃至宋词批判，都不是先生真本领之体现。这是研究先生词学业绩所应当看到的。 （三）关於词的创作 先生自幼即雅好吟咏。十四岁填制〈如梦令〉已颇见其词才；二十一岁时所作词达三十余首，并开始在慎社刊物发表作品。其倚声历史将近七十年。所有作品大部份保存於日记当中，小部份在日记之外。一九四二年，宓逸群夫妇曾为誊录成册。这是先生所作词的第一次结集，而尚未付刻。一九七六年避地震客居长沙三月，先生曾将历年所作中的一部份汇为《瞿髯词》，二卷，油印刊行。卷上录词七十四首，为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七七年所作，卷下录词七十八首，为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九年所作，二卷收词计一百五十二首。这是先生的第一个词刻本，共印行五百册。一九七九年冬，应湖南人民出版社之请，在油印本《翟髯词》的基础上，略事扩选，共得词三百首，为《夏承焘词集》六卷，於一九八一年三月出版，这是先生第一个公开发行的词集。此集断自一九二一年，直至一九八零年，依作品编年。卷一至卷五，十年合为一卷，卷六收一九七三—一九八零年作品。此集六卷，一九八一年三月初版印行八个四百册，一九八二年八月修订本印行一万册。至此，先生所作词，已经过第三次结集。此後，先生应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之嘱，又选得词一百五十首，名之曰《天风阁词集》，於一九入四年七月出版，印行八千入百册。这是《夏承焘词集》之续编。至此，先生词作已结集者共计四百五十二首；尚散夫於日记中及日记以外者，为未刊稿，计五十三首。两项相加，合五百零五首。这是先生为当代词坛所留下的一大业绩。 一九四二年，因宓逸群夫妇为录作品，先生曾自叙其倚声填词的经历。谓：十四、五岁初学倚声，乃因偶见《白香词谱》所引起，时试为小令，即获老师赞赏：二十以後，与同里诸子结社填词，并通过林鹍翔请质於朱孝臧、况周颐二氏；三十以後，参加林鹍翔、冒广生、夏敬观、吴庠诸老所结之午社，颇得切磋之益。并谓：「早年妄意合稼轩、白石、遗山、碧山为一家，终仅差近蒋竹山而已。」这是先生四十三岁以前的经历。这段时间，考订与创作，兼而顾之，写诗与填词，同时并进。先生学诗，从陆游、元好问、黄景仁入手，兼采杜甫、韩愈、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姜夔，杨万里、范成大诸家长处，以实现其「三唐两宋都参遍，著力还须魏晋前」的目标。至学词，虽也有著远大的追求目标，但将如何入门，却颇费一番斟酌。 先生初学作诗，每苦无元龙百尺气概。十九岁时，曾作六绝句以自警。其一日：「落花长鲸跋浪开，生无豪意岂高才。作诗也似人修道，第一功夫养气来。」初学填词，与初学诗一样，经常「好驱使豪语」。但词毕竟不同於诗。先生在考订过程中，阅读大量作品，对此渐有所参悟，以为不可由此入门。他繙後村长短句，曾谓：「旷达豪语，多看亦生厌。然胜刘改之粗犷之作。折中於阴柔阳刚两者，近颇喜玉田也。」并曾有「规摹玉田」之作。这是对於「好驱使豪语」的一种自救措施。可是，因友人劝告：「玉田不足依傍，幸早舍去。」先生似乎又改变了主意，考虑是否由五代、北宋入门。到了三十岁，又有友人谓其「诗词已足自立，胜作考据文字」，而先生「尚未敢自信」。其时，对於「好驱使豪语」，仍未有可行的补救措施。相反，对於豪亢一路则似乎仍然存有偏爱之心。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夜沦茗读《词林纪事》，拟选豪放词一、二百首，命适君抄之自诵，能增意气不少也。」他不喜欢清真词，以为「风云月露亦甚厌人矣」。三十一岁时，仍谓：「读年来所为词，总嫌锤骨不坚，剽滑不涩，浑不自信。」可见正确入门之何等不易。 如此反覆琢磨，直至一九三一年七月，先生三十二岁，由龙榆生为其分析判断，才真正参悟。其时，先生在日记中写道： 接榆生信。谓予词专从气象方面落笔，琢句稍欠婉丽，或习性使然。此言正中予病。自审才性，似宜於七古诗，而不宜於词。好驱使豪语，又断不能效苏、辛，纵成就亦不过中下之才，如龙洲、竹山而已。梦窗素不喜，宜多读清真词以药之。 由此可知，先生四十三岁叙述治词经历时所谓「合稼轩、白石、遗山、碧山为一家」，当为其长期摸索所得的结果：即是其奋斗目标，又是其入门途径。此后，经过另一个四十三年的不懈努力，先生词境日进，而其奋斗目标仍未改变。 以上所说，即为先生倚声填词的整个追求过程。那么，先生的奋门目标是否已曾达到？先生谓：「终仅差近蒋竹山而已」。这当足先生的自谦之辞。先生所作，于四十三岁之前，已有接近稼轩的篇章，四十三岁以俊，有的篇章则毕肖稼轩，且直契其神。论者以为，其成就已超越龙洲、竹山。我认为，这是有一定依据的。而且，稼轩以外，先生尤其善於兼采众家之长，诸如东坡之旷达、韶秀，易安之芬馨、神骏，白石之清刚、疏宕，遗山之浑雅、博大，碧山之高远、妍和，皆能熔铸其中。这是先生倚声填词於继承方面所作的努力，也就是先生奋门目标中听谓「合」的功夫。但是，先生的成就并不仅仅在於这个「合」字上，更重要的乃在於一个「异」字。所谓「异」者，就是与古人不同之处，即不合之处也。例如有些篇章，先生往往於有意无意之中将自己摆进去，为之注入性灵，使人读之觉有一种仙气缥缈其间，这就是先生之所谓「异」者。而此所谓「异」者，又与兼采众家之长之所谓「合」者不同。前者可从若干作品得到印证，此则不易求其踪迹。正如白石道人所言，乃「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之异趣。这当细心体验，才能探知其消息。因此，先生平生所作词：亦即其「翟髯词」，所谓综合百家、自成一体，已不是一般豪放、婉约所能规范。 三 夏承焘先生对於中国当代词学建设所做的贡献是相当卓著的。与前辈词家、词论家及同辈词家、词论家相比，无论定词学考订、词学论述，或者是词的创作，先生都有独特的建树。 第一，在词学考订方面，先生是尊体派的中坚力量。他既继承了前辈词学家的未竟之业，又有所增添、有所发展。尤其是谱牒考订，更加硕果索索。如果说，王鹏运、朱孝臧为中国词学创立了校勘学，那么，先生就定词学谱牒学的奠基人。而且，先生还将考订工作推进词乐领域及词法领域，他「对於唐宋词之声律，剖析入微，前无古人」，他的词例归纳，将为後来者治词填词打开无数法门。先生在词学考订上的独特建树，对於中国词学建设所起的作用将是无法估量的。 第二，在词学论述方面，先生善将词学考订中某些成果体现到作家作品研究中去。不仅使先生的论述具有超越时流的优势，而且为反思、探索阶段对於思维模式及研究方法的思考提供借鉴。先生的独特建树具有一定超时价值。 第三，在词的创作方面，先生不以尊体自限，而定兼收并蓄，再创新体。即，他不仅「妄意合稼轩、白石、遗山、碧山为一家」，而且「欲合唐词宋诗为一体」。在这点上讲，先生可称为尊体派中的「左派」。因此，在当代词坛，先生的「翟髯词」定一般作者所难以企及的。 以上三个方面，既是先生为中国词学发展所增添的新内容，又是先生的「真传」。当然，经过六十几年的努力，先生并未能将其全部工作进行完毕，所谓未竞之业，这是需要後来者进一步加以继承与发扬的。但是，作为「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的名字将永远与中国当代词学连在一起。 原载《词学》第十二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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