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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恕诚先生之唐诗研究，在唐诗艺术造诣的鉴识，唐诗史料价值的鉴识等方面，体现出灵心直凑单微，发前人所未发的特色。在文学史宏观、文献史宏观等方面，则是体现出巨眼见微知著，发前人所未发的特色。这两大特色，既是各具价值的，又是有机结合的，直凑单微是见微知著的根基，见微知著是直凑单微的发展。《诗家三李论集》，是余恕诚先生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包含着余恕诚先生几十年来对唐诗的一系列宝贵创见，在余先生的著述中具有代表性。本文即以《诗家三李论集》为例，讨论余恕诚先生唐诗研究之特色。一己之见，尚期指正。 一、灵心直凑单微 余恕诚先生唐诗研究之灵心直凑单微（“直凑单微”一语，近代以来，指直至事物、学问精微之处。例如《曾国藩日记》同治元年八月十九日：“大约吏事、军事、饷事、文事，每日须以精心果力，独造幽奥，直凑单微，以求进境。”（《湖湘文库曾国藩全集》第 17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19页。）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经学小学及音韵学》：“王氏（引之、念孙）父子理解直凑单微，下判断极矜慎，所以能为一代所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46页。）），体现在对唐诗警策之句的发现，对唐诗中的珍贵史料的发现，并加以精湛的解释，发前人所未发。这种发现，往往看似信手拈出（“信手拈出”一语，参阅宋韩驹《赠赵伯鱼》：“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毫不费力，其实体现着学养功夫，炉火纯青。 唐诗警策之句，具有高度艺术造诣。陆机《文赋》：“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警策之句，是片言居要，一篇之眼，照亮全篇，具有宝贵的艺术价值。而且，警策之句与名篇杰作，同样是决定诗人的文学史地位的主要因素。唐诗警策之句及其艺术价值，有的并未被人认知，而尚有待被发现，并且加以精湛的解释。 唐诗中的珍贵史料，对于解决重要甚至重大的历史、文学史问题，往往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能够起到必不可少的作用。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包括政治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是与文学、诗歌密不可分的社会，诗文是社交工具，记事载体，甚至是政治文书。身在史中的历史人物，用诗文参与历史，反映历史，诗文同时亦即是历史文献。因此，在解决重要或重大的历史、文学史问题上，相关诗文的缺席，就是学术研究的残缺。 1.拈出李白“杳如星河上” 余恕诚《李白与长江》（2002年）： （李白）《月夜江行寄崔员外宗之》云:“飘飖江风起，萧飒海树秋。登舻美清夜，挂席移轻舟。月随碧山转，水合青天流。杳如星河上，但觉云林幽。归路方浩浩，徂川去悠悠。”围绕江流、江行，缀以清风、明月等意象，写出一个“杳如星河上”的超凡境界。 李白《月夜江行寄崔员外宗之》诗“杳如星河上”之句，在余恕诚先生《李白与长江》拈出此句并高度评价之为“超凡境界”之前，似从未被人提出和评价过。 李白集评点本方面。 严沧浪、刘会孟评点《李太白集》卷十二载明人批：“不切切模写，然兴致自有余，读之即如坐江舟中。”又云：“风、月、云、舡、帆、山、水、浦、洲、草、树，随便插入，浑然天成。”没有拈出此句。 李白诗选本方面。 明朱谏《李诗选注》卷八选录了李白此诗，并加以逐句注释，但是无评语，没有拈出此句。 日本伊豫松山、近藤元粹选评《李太白诗醇》：“严云：起旷澹。开阔壮丽，自是太白口吻(‘月随’二句)。谢云：月夜江行之景，分明写出；而寄远之意，又不渗漏。”没有拈出此句。 此外，很多现代李白诗选本，或未录李白此诗，或虽然选录李白此诗，而没有拈出此句加以评论，不备举。 集部选评本、唐诗选评本方面。 宋真德秀编《文章正宗》卷二十二下选录了李白此诗，而无评注，没有拈出此句。 明高棅《唐诗品汇》卷五十五选录了此诗，而无评语，没有拈出此句。 陆时雍《唐诗镜》卷十七选录了李白此诗，评云：“清异。‘月随碧山转，水合青天流。’意境落晩，所谓唐音。谢灵运当不如此写作。”没有拈出此句。 清《御选唐宋诗醇》卷六，选录了李白此诗，评云：“可谓工于发端，警句亦直逼二谢。”没有拈出此句。 曾国藩《十八家诗钞》卷五选录了李白此诗，而无评语，没有拈出此句。 四川江油李白纪念馆藏同治七年岌甫选评李白五言古诗《瑶台风露》稿本，选录了李白此诗，于“月随碧山转，水合青天流。杳如星河上，但觉云林幽”四句，评云：“似此清逸不群，虽老杜不能不为之避舍。”仍然没有拈出此句。 以上多种集部选评本、唐诗选评本选录了此诗，或无评语，或有评语，但是均没有拈出此句。 明钟惺、谭元春《唐诗归》、清沈德潜《唐诗别裁》、蘅塘退士孙洙、徐兰英夫妇《唐诗三百首》等唐诗选评本，没有选录此诗。 由上可见，在历代各种评本、选本中，未选录此诗者及虽选录此诗而无评论者，固无论矣。选录并评论此诗者，评家往往赞美李白此诗全诗，赞美其中“月随碧山转，水合青天流”二句，甚至赞美“月随碧山转，水合青天流。杳如星河上，但觉云林幽”四句，但是并没有拈出其中“杳如星河上”之句。只有到了余恕诚先生，李白“杳如星河上”之句，及其“超凡境界”，才被灵心直凑单微地所发现，警策要言不烦地所诠释。 李白“杳如星河上”之句，以银河比长江，何等优美、气派；着一“杳”字，写出长江之神韵，空灵荡漾；着一“上”字，则写出江上舟上，实地感受。可见，余恕诚先生拈出此句，并指出其为“超凡境界”，确实是真知灼见。 由期刊网、读秀网可见，当今学界对李白此句的引用、分析和高度评价，皆出现在2002年余恕诚先生《李白与长江》发表之后。 2.拈出李白影响李商隐十七组诗句 余恕诚《诗家三李说考》（2003年）： 李白诗风豪放，李商隐偏于婉约，差别毕竟很大，人们或许在这一环上对三李的相通，产生疑问。能否在前后相距时间长、面目变化大的李白与李商隐之间看到明显而直接的联系呢?检查两家诗文集，似多有可资对照之处。 余先生列举了李白诗句影响李商隐诗句之比较十七组。其中有些影响比较，前人已经零星地指出，如李商隐《河阳诗》“黄河摇溶天上来”，程梦星注：“李白《将进酒》：‘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但是，应该说明，第一，余先生第一次作出了李白诗影响李商隐诗之专题全面比较。第二，其中一部分影响比较，是余先生第一次提出来的。第三，余先生第一次提出来的影响比较，其中包括隐藏的影响，经过精致的鉴识，给人意外的惊喜。举例如下。 李白李商隐 1．走傍寒梅访消息。1．知访寒梅过野塘。 (《早春寄王汉阳》) (《酬崔八早梅有赠兼示之作》) 2.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2.昨日紫姑神去也，今朝青鸟使来赊。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昨日》）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3.相见情已深，未语可知心。3.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相逢行二首》其一）（《无题二首》其一） 4．芳荣何夭促，零落在瞬息。4．可怜荣落在朝昏。 (《咏槿二首》其一) (《槿花》) 5．愿因三青乌，更报长相思。5．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光景不待人，须臾发成丝。蓬山去此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相逢行》) (《无题》) 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 （《长相思》） 6．庄周梦蝴蝶，蝴蝶为庄周。6．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一体更变易，万事良悠悠。 (《锦瑟》) (《古风五十九首》其九) 野禽啼杜宇，山蝶舞庄周。 (断句) 上举六组李白诗影响李商隐诗之比较，第1、第4、第6组影响比较，是比较显性的；第2、第3、第5组影响比较，则是潜在的；但都是有说服力的。 李商隐《无题二首》其一名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余先生提出其受影响于李白《长相思》：“相见情已深，未语可知心”。李商隐《无题》名句：“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去此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余先生提出其受影响于李白《相逢行》：“光景不待人，须臾发成丝”，《长相思》：“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以上影响“晓镜但愁云鬓改”），和李白《相逢行》：“愿因三青乌，更报长相思”（影响“蓬山去此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李商隐《锦瑟》名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余先生提出其受影响于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其九：“庄周梦蝴蝶，蝴蝶为庄周”，以及断句：“野禽啼杜宇，山蝶舞庄周”。 以上所述李白诗影响李商隐诗，皆是隐藏的影响，经过精致的鉴识，给人意外的惊喜。余恕诚先生对问题的专门提出，是别具手眼，发现有关诗句的功夫，则是直凑单微。可以说，对于古典文学专业工作者来说，这具有重要的启示性。 余先生说：“李白诗名大，作品广泛流传，上引李白诗句，必有许多为商隐所熟悉者，从而影响了商隐，在创作中予以吸纳和继承。”余先生的判断是以大量实例为依据的，因此既是富有新意的，也是符合实际的。古代优秀诗人对于前人的作品和文献，乃是无书不读，无微不至的。研究者要了解作品的隐藏意义和精微造诣，就需要跟踪而至，无微不至，直凑单微。 3.拈出李白“乡关渺安西” 余恕诚先生唐诗研究之灵心直凑单微，同时体现在对唐诗诗中珍贵史料的精湛发现，发前人所未发。 余恕诚《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的又一确证》（1979年）： 《江西送友人之罗浮》诗中有这样的话：“乡关渺安西，流浪将何之。”李白自己把安西称作出乡关，是他出生于中亚碎叶的又一确证。 毫无疑问，余恕诚先生所拈出的李白“乡关渺安西”之句，是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等原始文献记载的最有力佐证。余恕诚先生指出：“郭沫若同志在他的新著《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根据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文》、李阳冰《草堂集序》等材料，考定唐代大诗人李白出生于中亚细亚碎叶城（今巴尔喀什湖南面的楚河流域），这一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可是，郭沫若先生以及余恕诚先生之前的所有学者，并没有发现李白此句的珍贵史料价值。 4.拈出李白“帝子许专征，秉旄控楚强” 余恕诚先生灵心直凑单微，亦体现在以诗证史。 余恕诚《政治对李杜诗歌创作的正面推动作用－兼论中国诗歌高潮期的时代政治特征》（2003年）： 李白因永王李璘之辟走出庐山投入政治活动,而由此引起的牵缠及余波,几乎影响了他整个晚年的生活和思想。学者有把从璘看成政治上的失足,认为李白因从璘被流放而“兴趣消索”,精神低落。实际上李白从璘出于报国之心,囚禁和放逐也并没有使他陷于精神危机。李白在政治上和道义上自有支撑点,那就是玄宗于剑州发布的制置天下诏书。永王出镇江陵,本是玄宗依房琯建言所作的“制置”措施之一。“帝子许专征,秉旄控楚强。”(《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李白即强调永王专征，出于玄宗特“许”。……既然如此,他也就不会因自认“从逆”而失去精神支持。 余恕诚先生拈出李白“帝子许专征，秉旄控楚强”之句，据以判断“李白在政治上和道义上自有支撑点，那就是玄宗于剑州发布的制置天下诏书”，这是卓越的见解，因为诗句里包含关键的历史信息。 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帝子许专征，秉旄控强楚。”此二句是倒装。“帝子”指永王璘。“专征”，大将出征得专行其罚。古典出自《白虎通义·考黜》：“好恶无私，执义不倾，赐以弓矢，使得专征。”今典即是《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兵部郎中》：“凡大将出征……临军对寇，士卒不用命，并得专行其罚。”《唐六典》卷八《门下省·符宝郎》：“旌节之制，命大将帅……则请而假之，旌以专赏，节以专杀。”按《旧唐书》卷一九○下《李白传》：“玄宗幸蜀，在途以永王璘为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一：“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楼船一举风波静，江汉翻为雁鹜池。”可知“帝子许专征”，是指永王璘受命为江淮兵马都督，率军专征，下扬州渡海取幽州。 “秉旄”，即秉旄钺，旄为牦牛尾，钺是黄金为饰之斧，大将指挥军队之仪仗，指征伐之兵权，古典出自《尚书·周书·牧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今典指唐朝大将出征之仪仗旌节、斧钺，《唐六典》卷八《门下省·符宝郎》：“凡国有大事则出纳符节：……五曰旌节。（《汉书》曰：……初汉节纯赤，以太子持赤节，故更为黄旄，加以相别。）旌节之制……命大将帅……则请而假之，旌以专赏，节以专杀。”《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兵部郎中》：“凡大将出征，皆告庙，授斧钺。”“秉旄控强楚”，言永王璘执江陵郡大都督旄钺。 李白针锋相对批驳肃宗，诗言至德元载十二月，永王璘受玄宗之命获肃宗认可执江陵郡大都督旄钺，又奉命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率军专征，下扬州渡海取幽州。言外之意，永王璘出征乃奉玄宗、肃宗之命，经过册命约定及唐朝三省制度程序，所授旌节斧钺等一应俱全，僚佐李白亲见，岂是“擅发兵”？岂是“叛逆”？ 由上可见，余恕诚先生拈出李白“帝子许专征，秉旄控楚强”，作为“李白在政治上和道义上自有支撑点”的依据，是卓见。这与“把从璘看成政治上的失足，认为李白因从璘被流放而‘兴趣消索’，精神低落”的见解，相去霄壤。 余恕诚先生直凑单微地拈出李白“帝子许专征，秉旄控楚强”之句，据以判断“李白在政治上和道义上自有支撑点”，這一卓越的见地，建基于他对诗与史的灵心锐感，和对李白的同情之了解与信任。 余恕诚先生 二、巨眼见微知著 余恕诚先生唐诗研究之巨眼见微知著，是指能够发现前所未见或知之不足的文学史重大现象真相。学者气象，亦由此可见。 1.政治影响诗人创作的独到观照 余恕诚《政治对李杜诗歌创作的正面推动作用》（1994年）： 中国古代大诗人可以不是政治家,但对政治必须有一种向心力,必须在政治方面有必要的体验和适度的介入。 政治本身当然应该有它的积极内容，连最起码的积极内容都不具备的政治，无疑谈不上对诗歌的正面推动作用。诗人当然也应该有良好的主观条件，鄙吝的人无论政治给他以怎样的拔动,也不可能有伟大的创作。 政治影响于诗人创作,可以有四种情况:1.挤占了诗人创作的时间和精力；2.给诗人以正面鼓舞或推动；3.打击压抑，导致怨悱；4.诗人被迫害致死，或彻底沉默。(或政治本身彻底反动，使追随者身败名裂。)1和4两种情况只能使创作受损。2和3两种情况虽有分别，但对于某些诗人，又常常集于一身。 余先生指出政治影响于诗人创作有四种情况，是关于中国文学史本质的宏观见解，可以说是相当周全，尤其是指出政治给予诗人以正面鼓舞或推动；和政治给予诗人打击压抑，导致怨诽，可以说是真知灼见。对于认识文学史的实相和根本价值，具有决定性作用。相反，以应制诗之类为贤，则是远离文学史的实相和根本价值矣。 2. 清代诗学文献史的独到观照 余恕诚《诗家三李说考》（2003年）： 清代前期,具有权威性的王琦辑注《李太白文集》、《李长吉歌诗汇解》、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冯浩《玉溪生诗笺注》问世,三李诗的流传与普及超越往代。于是“诗家三李”说终于被明确地提出,并且在清代中后期逐步获得学者认同。 余恕诚先生指出清代前期，具有权威性的王琦辑注《李太白文集》、《李长吉歌诗汇解》、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冯浩《玉溪生诗笺注》问世，为“诗家三李”说终于被明确地提出，并且在清代中后期逐步获得学者认同，提供了诗学文献之基础。这是建基于对诗学文献的熟悉，形成诗学文献史的宏观观照，并为文学史的宏观观照提供了坚确有力的基础。 3. 唐代叙情长篇的观照：文体学之经典论述 王闿运《湘绮楼说诗》卷三《论七言歌行流品答完夫问》：“李白始为叙情长篇，杜甫亟称之，而更扩之，然犹不入议论。韩愈入议论矣，苦无才思，不足运动，又往往凑韵，取妍钩奇，其品盖卑，骎骎乎苏、黄矣。”王闿运是近代大诗人，在诗歌创作、诗歌鉴识、诗学理论上成就卓著。“叙情长篇”就是其一大创见。余恕诚先生《论唐代的叙情长篇》，受到王闿运论述的启发，以蔡琰《悲愤诗》、曹植《赠白马王彪》、骆宾王《畴昔篇》《帝京篇》、李白《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杜甫《咏怀》《北征》，以及韩愈、张籍、元稹、白居易、杜牧、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一系列重要叙情长篇诗为依据，从诗歌文体论、诗人创作论的不同角度，全面地发展和突破了王闿运之论述，成为当代文体学之经典论述。 余恕诚《论唐代的叙情长篇》（1991年）： 叙事诗与叙情长篇的共同特点是一个“叙”字,说明这两类诗叙述的手法用得多；而它们之间不同的特点在于有“情”与“事”之别。叙事诗立足于故事，……围绕“有头,有身,有尾”的情节进行咏唱。叙情长篇则不同,它立足于抒情。……叙事诗通过事件中人物的表现乃至语言和思想活动,塑造的是故事中人物的形象,而叙情长篇由于旨在抒发主体感受,塑造的主要是诗人的自我形象。 再就事而言,叙情长篇虽然也用叙的手法写了种种事件,但与叙事诗中的事又很不相同。……而叙情长篇所写的一般只是日常生活事件。叙事诗具有情节的“整一性”, ……而叙情长篇……往往能写到许多事件,出现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事件可能比较长,也可能只是一些片断。诗人以表现情感过程为主,情必须畅通,而事不一定连贯,不必每首诗只围绕一个事件,更不必把每一件事都交待得有头有尾。如果说《长恨歌》等叙事诗相对地接近小说,情节集中紧凑,那么叙情长篇则近似散文。 这是从叙情长篇与叙事诗的异同，包括在叙述内容上和叙事艺术上的不同，揭示出叙情长篇的叙述特点。 叙情长篇与一般抒情诗都旨在抒情。但一般抒情诗往往集中于对一时一事的反映，大量即兴诗、应景诗,只需托某一行动,某一事件，或某种景物加以抒写就行了。象短小的绝句，有些抒写的只是零星飘忽的灵感。而叙情长篇中的情感，正象叙事诗中的故事一样，“具有一定长度”。作者沉吟属辞之际，内心中有前后相续、此伏彼起的感情波澜，它需要通过对一系列或一段又一段事件的叙写，方能把那“具有一定长度”的情感完整地表现出来。 这是从叙情长篇与一般抒情诗的异同，揭示叙情长篇的抒情本性和特点。 叙情长篇的主要表现手段是叙述。它能展示主体多方面的活动和有关事件与生活场景，表现主体繁复的心境以及广泛的社会现实。得意处往往淋漓飞动，穷极笔力。而一般抒情诗，特别是短小的律绝，很少展开叙述，它通常是把社会生活和自然景物所提供的作诗机缘，转化为心灵反应，因此不是将情境事件一一摊开，而是凭诗人的特殊用意大量运用叙述，把有关情事展开，在叙情长篇中是一个很显着的特色。 基于对情景和事件展开大量叙述，叙情长篇往往是实多虚少。情多实叙，事多实写，比兴以及空际传神的写法，不再占突出地位。它不象阮籍《咏怀》、陈子昂《感遇》那样高度概括，也不象某些小诗那样空灵。 叙情长篇有很强的自叙性，与诗人的生活、思想联系更直接，给人更多的具体感、真切感。由于叙情长篇体制阔大、多用实写，它对生活的反映相当深广，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鲜明的主体性。长诗本身往往体现为一种绵延开展的动态系统，与某些收敛内向、自足自在的小诗，大异其趣。 这是从叙情长篇的叙述表现手段、结构、叙情叙事长度、主体性，内在地、全面地揭示叙情长篇的特点。 以上所有讨论之深入细致，继承了也超越了王闿运的论述。 叙情长篇在唐诗中是一批掣鲸碧海的伟构，对各个作者来说，则往往是该诗人代表性的篇章。 叙情长篇非有巨大的才力难以驾驭。唐诗中这一类型的成功之作多出自大诗人之手,而且又多半出现在这些诗人的中后期，正当他们阅历丰富、精力旺盛、诗艺成熟、感慨最深的时候。……叙情长篇的作者要用大的魄力去写。 这是从诗人创作论的角度，揭示叙情长篇的创作力度、创作准备、在诗人一生中的产生阶段、在诗人作品中的地位。这些讨论，至关重要，富有创见，是王闿运完全没有涉及到的论域和观点。 读者也相应要用大的魄力去读，甚至评论介绍也要费大的气力，所以历代选本选录和反映不够。特别是一些普及性选本，被动地适应一般读者的欣赏习惯，更很少以之入选。“或看翡翠兰者上,未掣鲸鱼碧海中”，从全面地认识唐诗，藉以发展我们民族诗艺创造力的角度来要求，这种不足应该得到弥补。 这是从接受美学的微观，揭示出叙情长篇接受不足的习见原因，并从中国文学的宏观，揭示出叙情长篇作为中国诗特色的重大价值。这些讨论，至关重要，富有创见，亦是王闿运完全没有涉及到的论域和观点。 王闿运创作有杰出的长篇叙事诗《拟焦仲卿诗一首李青照墓下作》，又创作有杰出的长篇叙情诗《圆明园词》，具有深厚的相关创作体验，宜乎其能提出叙情长篇之观念。余恕诚先生《论唐代的叙情长篇》，则是以深厚的古典文学和文学理论素养，同情之了解，直凑单微的诗歌鉴识，见微知著的文学视野，继承、发展、突破了王闿运之论述，成为当代文体学之经典论述。对于古典文学专业工作者来说，这亦具有重要的启示性。 原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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