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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篇文章，我们说：诗的好坏与否，与其好懂与否，直接相关，判断一首诗是不是好诗，首先要看它是不是好懂。这话大概让人误会我们以为只要好懂便是好诗，以及但凡读者不懂就不是好诗。 其实不然，我们所说的好懂，是指文字上的浅显，逻辑上的通畅，而非意境上的粗俗。文字浅显，人人一望而知，有时难免了无趣味，但只要才情足够，浅白的文字，自然也可以写出绝妙的意境，而这种意境，读者能否领会，却不关作者什么事。 假如诗句本身文字不顺，逻辑不通，背景缺失，词不达意，需要读者反复推求，大加脑补，才能约略猜到诗人用意，则无论用意如何深刻，也算不得好诗了。因为此时导致读者不懂的一切障碍，皆是诗人自己造成的。这种情况，我们只好判定这位诗人的才情还有所欠缺，至少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是这样。 二 今人读古诗，往往默认古诗都是好诗，看不懂时，总是优先考虑是自己水准有限。看了注释仍不懂，也许把书放下，也许跳过看下一首，总之很少有人怀疑是诗不好，或者注不对。 诗既是一种文艺作品，自然有好有坏，这是无需证明的。我们读古诗的正确步骤，应该是：一，至少字面意思完全看懂。二，在已看懂的前提下，鉴别好坏。好的话，好在哪。坏的话，坏在哪。三，好的诗可以读熟背下，可以学习参考。坏的诗则可以拉进黑名单，不必管它，即使它已入选教材。 假如步骤弄反，诗都没有看懂，就先默认它好极了，再倒推它好在哪，一切的解说都以解释它为什么好得如此令人发指为指导方针，那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们举一个《诗经》中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三 《诗经》这部书，自古以来，就默认是好得不得了的，而又自古以来，大家都看不太懂。第一代注《诗经》的人，脑洞清奇，将每一首诗都解释为政治隐喻。他们认定诗的作者都是古之圣贤，而圣贤是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的，也不会有什么秋悲春思。圣人们每天克己复礼，一举一动，一言一笑，皆是忧社稷、思贤人，连饮宴时唱的小曲，幽会时的软语呢喃，也都蕴含着极深精义，不是在表达一时的欢愉，而是在阐述高尚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用意是要教化万民，使人守礼上进。 那时候读《诗经》，要想读得津津有味，大概需要具有随时精分的天赋。可以料想，一个思路正常的古代人，读《诗经》时总难免是两眼发直，头皮发麻的，毕竟这书一向要求全文背诵。 举例言之，《国风 · 周南 · 卷耳》： 《诗经》里的诗，每一小段，叫做一章。这首诗一共四章，每章四句，分写夫妻两人。妻子独自在家，略显拮据，丈夫远行在外，不胜辛苦。两人山水远隔，而互相思念。一个离绪萦怀，痴心远望，一个归心似箭，马不停蹄。 此诗难点，主要有两处。一是「周行」二字应作何解。二是全诗四章，前后都用第一人称「我」，而词意又不大连贯，里面究竟一共写了几个人。 便是这样两个难题，难倒才子学人两千年。从汉朝至宋朝，从宋朝至清朝，一直到现代，始终没有人完全解通过。 为了增加说服力，我们先将此诗详细解说一遍，再来看看前人是怎么解的。 四 汉朝的经学大师们，将「周行」解释为「周之列位」，也就是在我大周朝廷里做官的意思。 事实上，「周行」二字，在此处是「道路」的意思。《楚辞 · 九叹》中有一句「征夫劳于周行兮，处妇愤而长望」。民夫被征调去服劳役，久久不能回家，其妻子在家一面怨恨这世道，一面苦苦盼望。很显然，这位征夫不是被请去做官了。 《楚辞 · 九叹》这一篇，是西汉的刘向写的。刘向除了能写很好的辞赋，同时也是一位饱学宿儒，曾奉汉成帝之命，校阅皇家藏书，当时流传的经传、诸子、诗赋，无不遍览。到了东汉，又有一位辞赋大家，叫做王逸，他将刘向所编定的《楚辞》，在末尾附上自己的一篇《九思》，又全部加上注解，题为《楚辞章句》，流传于世。 王逸注这句「征夫劳于周行兮」，便说「周行」指的是道路，并且引《诗经 · 小雅 · 大东》中的一句诗「佻佻（tiáo）公子，行彼周行」来做例句。 同样是汉朝人，我们认为刘向与王逸两位才子的解释，比经学大师更靠谱一些。 至于全诗前后都用第一人称「我」，从诗句的意思可以看出，很明显是分写夫妻两人，第一章的「我」写妻子，后三章的「我」写丈夫。（诗中男女双方，是否为夫妻，并未明说。是情侣也说不定。这里直接说是夫妻，首先是一种合理猜测，其次是为了便于叙述。） 古人读《诗经》，大多数时候是当作政治教材来读的，讲解《诗经》的人也都是政治老师，而不是文学老师。政治老师才情有限，似乎很难理解，一首诗可以分写两个镜头，而两个镜头又各自以第一人称来叙述。他们要么说全诗的「我」，都是同一个人；要么说是一个人呈人格分裂状，想象出了多个「我」。 钱锺书在《管锥编》中解此诗，说作为文学作品，诗的作者，不一定是诗中所咏之人。此诗所写夫妇二人，都只是诗中人，诗人代二人表达情意，第一章是以妻子口吻自述，后三章则是以丈夫口吻自述，是所谓「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我们认为这个理解是正确的。（此诗意境，钱锺书仅仅解对这一点，其余部分都解错了，我们后面会加以辨说。） 以下详细解说。 五 「采采卷耳」，诗句从女子不停地采卷耳这一镜头开始写起。卷耳是当时常见的一种野菜。采卷耳，便怎么样呢？「不盈顷筐」，顷筐是一种前低后高的斜口小筐。采了许久，都没有采满一小筐。为什么？「嗟我怀人」，因为我在思念着一个人。此人是谁？现在何处？思念，便有怎样的表现？「寘彼周行」，因心有所思，身有所劳，思而不能见，劳而无所获，一时身心俱疲，不免有所感怀嗟叹，故停手将小筐放在了路旁。 人在工作时，如果心有所思，绵绵不绝，手头工作便往往屡有中止。而工作的不顺，又反过来加重「有所思」的程度。诗中女子采一采，停一停，想一想，便是这种状态。 她停下来，将小筐放在路旁，说明她自己身在路旁。卷耳虽然常见而易得，但在野菜还是主食的年月，路旁的野菜，总是最先被人采走的。毫无疑问，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采摘地点。所以「不盈顷筐」，除了因为有所思，也因为有所思而导致采摘地点不大对。 诗中没有明说所思之人是谁，从后三章判断，应该是她的丈夫。丈夫远行在外，不知现在何处，但他出行已久，归期或在今日，或在明朝。女子思念极深极切，便经常到路口遥望等待。 这种当最亲密的人即将归来而想去迎接的心情，是古今同理的。古代尤其强烈，因为当时交通不便，一旦分别，动辄三年五年不能相见。李白《长干行》写一对夫妻，也是丈夫远行在外，妻子在家等待，妻子号称一旦得知丈夫归期，便「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那「长风沙」离她所住的地方有七百里之遥，李白写诗常常张口就来，远迎七百里，自是夸张得有些过分，但也的确将这种心情表现得很到位。 《卷耳》诗中这位女子，不知丈夫几时回来，不敢远迎七百里，只能经常到路口去望一望，碰碰运气。又为了生存考虑，一面等待，一面采些野菜。她不到林深草密处去采，只因不想错过丈夫归来的那个幸福瞬间。 此诗第一章，便是以女子采卷耳的一系列动作，来描述这种思念状态。 顺着她的思念，镜头一转，开始描述丈夫从远方归来。诗中没有交代他为何远行，奉命出使，远出求官，在外经商，都有可能，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此刻他正在归途之中。 离家已远，回家自然也不容易，「陟彼崔嵬」，骑马登山，行于山道之上，这是正在赶路。赶路便怎么样呢？「我马虺隤」，赶得太急，马已累得病了。怎么办？「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归心似箭，而天限脚力，想到妻子在家，独力维持多年，不知怎样清苦，心中挂念不免又增几分，此情无以自遣，只好取出酒来，暂借酒意，舒散心神。 第二章的行文逻辑，词句结构，与第一章是大致一样的，重心都是有所思的情绪，只是所写的人不同，事不同，消解愁绪的方式不同。 第三章相比于第二章，是相同的意思，改换几个字，又再说一遍。如此回环往复，为的是唱起来顺口而动听，因为《诗经》里的诗，原本都是歌词。 第四章结尾，措辞极为朴实。「陟彼砠矣」，我翻过了一座又一座高山。「我马瘏矣」，我的马已疲累不堪。「我仆痡矣」，我的仆从也都累到半瘫。「云何吁矣」，离家尚远的我，可怎么办? 事实上，他的跋山涉水，究竟是在远行的路上，还是在归来的途中，诗句并没有明说。 我们之所以判断是归程，是因为假如出行不久，他的妻子不会到路口去做望夫石，采卷耳会去林深草密处。而他也不至于一上来就人困马乏，忽忽若有所亡，整日借酒消愁。 假如出行已久，仍在路上晃荡，人困马乏，无可奈何，那么他究竟要去干嘛，就欠个解释。无论是奉命出使，远出求官，还是在外经商，都与他当前的状态，不大匹配。 一首正常的诗，不会写一个莫名其妙的人。比如「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你不会看完不知道他们想干嘛。 这种例子，无法穷举。总之，诗中人行事，当有其目的，其行为必须可被解释，若其行为莫名其妙，便是没解对，或者诗句本身信息不完整。 若说此人以废柴姿态出场，远行在外，目的不明，那肯定是没解通的。且他出行目的既不清晰，又何苦着急赶路，以致仆马皆病。 所以我们判断，他是在归来的途中。此诗首章，等人是女子目的。后三章，回家是男子目的。这样诗意才完整。 可以设想，也许他离家时，曾与妻子约定，待到来年花开，我便回来。结果他喵三年过去了，还在路上，心里那个急啊。而他妻子，年年此时，便在路口遥望。他则拼命赶路，思绪飘飞，心潮翻涌。这时候小马儿抛锚了。/(ㄒoㄒ)/~~ 六 至此，此诗的字面意思，我们就已经看懂了。还有没有言外之意呢？我认为并没有。 这种夫妻间远隔千里的相互思念，本身已是非常好的题材。作为诗，味道已经很足，完全没有必要在字里行间藏什么政治隐喻。即使真藏了，也毫无意义。因为诗句所使用的字词，根本无法传达这种隐喻。 那么此诗算不算一首好诗呢？ 我认为，并不算。 一首真正的好诗，诗意可以婉转，但文字本身不应给读者造成理解障碍。此诗用词太过简约，省略过多，所述场景与情节，只是粗具梗概，前后跳跃极大，需要大加脑补才能理清诗的思路。 在理清思路之前，全诗高深莫测，读者一头雾水。理清思路之后，则发现全诗不过是直抒胸臆，词句极其质朴，极其平常。登上山了，我马病了，我仆病了，怎么办呀。是些这样的话，简直浅显到无聊了。 依据古人见解，此诗大约作于周朝初年，那么距今已有三千年了。对一首三千年前的民歌，我们当然也不可苛责，只需认识到，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它已不能算好，但无需质问它为什么不努力做到更好。 当然，此诗在古代，一向默认是好得不得了的。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古人是怎么讲解这首诗的。 七 《诗经》在汉朝，原有鲁、齐、韩、毛四家注解。鲁、齐、韩三家，被官方认可，在太学设有相应课程。而「毛诗」一直只在民间流传。 直到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为《毛诗》做笺注，因郑玄是当时的一代大儒，曾遍注群经，名气极大，当时人们要读诗，总是优先读郑玄的注本，于是《毛诗》成为最通行版本，而另三家逐渐失传。现在我们看到的《诗经》，都是由《毛诗》传下来的。 《毛诗》在每一首诗之前，都有一篇小序，解释此诗为何而作，有何深意。据毛公自己说，这小序乃是子夏所作。子夏是孔子的得意门生，《论语》中，孔子曾特别夸赞，子夏是「可与言诗」的。因此，小序无论有多荒唐，后人都不敢轻易怀疑。 八 《卷耳》小序说，这首诗写的是「后妃之志」。后妃立志辅佐君王，心心念念要为君王多招一些贤人。因体会到贤臣出使在外辛苦非常，而对该贤臣朝夕思念，以至于忧思绵绵，几乎永无尽时。 毛公与郑玄的注解，便是依据小序加以阐发。 话说当时，一位贤德的后妃，正在采着卷耳。至于此女子贵为后妃，为什么要亲自去采卷耳，他们没说，我们也不得而知。总之当时后妃正在采卷耳。 采着采着，忽然为社稷苍生发起愁来，想着要辅佐君王，应该多招一些贤德之士，将他们置于相应的官位上，以便使社稷稳固，苍生有福。她心心念念想着求贤的事，采卷耳的手，也就慢了下来，最后竟采不满一小筐。 至于一个人如此显然的不宽裕，正在采卷耳以备充饥，为什么会忽然想起这种事，他们没有说，我们也不得而知。 总之当时后妃一面采着卷耳，一面想着要多招贤人。然后就想到，眼下正有一位贤臣出使在外，跋山涉水，辛苦非常。这种情况，大王应该多多奖赏才是啊。 紧接着，大王体会到后妃的良苦用心。等到贤臣回来，便大设酒宴，以君王所用酒器赐酒，请他欢饮。这样后妃就可以不必一直挂念了，是所谓「维以不永怀」。 贤臣一时喝得高兴，酒醉失礼，大王于是又以犀角杯，罚了他几大杯。 为什么他明明因酒醉而失礼，却还要多罚几杯，不怕他更醉更失礼。郑玄说，依据当时礼制，就是这样的。我们姑且信之。罚过之后，为什么「维以不永伤」，郑玄没说，我们也就不知道了。 结尾是，后妃想到贤臣出使在外，仆马都累得病了，这是多么的辛苦呀，我这点朝夕思念之苦，又算得了什么呢。 (⊙ˍ⊙) 郑玄将「我马虺隤」的「我」解释为「我使臣」，「我姑酌彼金罍」的「我」解释为「我君」。 也就是说，照他的理解，此诗一共写了三个人，而三个人的行为，都是以后妃视角来叙述的。至于为什么「我君」「我使臣」可以直接称「我」，他没有说，我们不得而知。 毛公说「金罍」是君王专用的杯子，郑玄又说「兕觥」是罚酒专用的杯子。所以「我姑酌彼金罍」，是以君王所用酒器赐酒。而「我姑酌彼兕觥」，便是贤臣酒醉失礼，还要多罚几杯。 我以为，「金罍」「兕觥」不过是酒杯的代称，进而以酒杯代指酒。诗中所写之人饮酒时，未必是用这两种杯子。他在马背上，也许直接对着酒壶咕嘟咕嘟也说不定的。措辞那样豪华，不过是特求诗句华美而已。就像后人写诗，桂华、金蟾、玉盘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可以用来代指月亮一样。 九 《史记》里说，孔子摄行鲁政，使「男女行者别于途」。经学大师们效法孔子，整天讲男女大防。结果《诗经》里后妃与贤臣，神交千里，含情脉脉，却又成了正面歌颂的政治教材，岂不是很精分？ 这套解说在我们现在看来，全是疯话。但从汉朝一直传到北宋，学者们谨遵不违。偶有几个高明的人，能提出一些异议，也只是小修小补，对「后妃思贤」的主旨，终究不敢怀疑。 比如欧阳修有一部《诗本义》，认为此诗是后妃在向君王解释，为什么要爱惜贤才。后妃打了一个比方，说像卷耳这种野菜，尚且不能快速采满一小筐，可见求贤是多么的难，所以应该多多爱惜贤才。至于卷耳为什么那么难采，与贤才又有什么共通之处，欧阳修没说，我们也不得而知。 又比如，苏辙有一部《诗集传》。说后妃立志求贤，有其志当然是好的，但朝廷选官终究是国君职责，不关后妃什么事。像卷耳这种野菜，采了半天也采不满一小筐，究其原因，自然是不用心之故。如果求贤也像采卷耳那样不用心，则虽有贤人，也难求得了。骑马登山，马已病了，不赶紧换上良马，却只是喝酒来消解愁闷。这样的人，就是反面典型。假如国家有难，这种无用之人，就会立马显露其无能。要他们去赴国难，是无济于事的。所以求贤是要紧的。 欧阳修与苏辙，都是当时的古文大家，大概平时议论发得有点多。郑玄虽是胡扯，还能看到诗中有情绪表达，多少有些诗味。欧阳修与苏辙，则直接把诗解成议论文了。 他两个本是诗词界高手，但面对一首默认很好，而又看不太懂的诗，也是无能为力啊。 十 到了南宋，已是理学的天下。当时的理学家，是一群极其刻板且无比狂妄的人。他们动不动要上续孟子，认为儒家大道，从文王、周公传到孔子，孔子传给曾子，曾子传给子思，子思再传至孟子，自孟子以后便失传了。此后千余年，读书人要么都是假儒，要么干脆是异端邪说。直到他们理学家横空出世，忽然莫名其妙得了圣人真传，要为往圣继绝学，上续孟子。 按说，要靠这些人来解通《诗经》，基本是没指望的。孔孟毕竟已死千余年，由汉至唐的诸家注本，又都被认作不及格，古之圣贤所作文字，虽有极深道理，道理究竟长啥样，却没有正确答案。于是各自为说，争相阐发义理，陆陆续续，林林总总，累计注本约有数十家。主旨都是要解释，古之圣贤，为什么那样圣，那样贤。 比如后妃如此尊贵，为什么要去采卷耳。有人解释，这是因为当时圣君治国，贤臣主政，君臣上下，后宫嫔妃，皆崇尚节俭，久而久之，就习惯成自然了。 又有人说，卷耳是用来酿酒的，而酿酒是妇人职责，君王赏劳贤臣，必然要用酒，所以采卷耳。他倒不考虑这酒临时酿起，还来不来得及。再说了，「不盈顷筐」，要酿酒你也没采够啊。 又比如，后妃思贤臣，思到如此肝肠寸断伤心彻骨的地步，是不是于伦常有些妨碍呢？有人解释，当时君臣同体，而国君又与后妃同体，因为a=b，b=c，所以a=c，后妃与贤臣原本亲如一家，自然不必避此嫌疑。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至于诗句究竟通不通，根本无人关心。为了阐发自己想到的一个新巧义理，可以随心所欲，将词意解得颠三倒四。他们根本不信，古之圣贤，是有可能好好说话的。 然而，世间事，总不可一概而论。当时离答案最近的人，偏偏是一位理学集大成者。此人就是朱熹。 十一 朱熹与当时别的理学家不太一样，他解诗并不一味阐发义理，而讲究上下文意可通，要多读，读到几十上百遍，自能有所领会，然后是怎样便怎样，诗意自成其理才好，不可瞎解。他说当时学者解诗，空有无限道理，而无一点意味。诗若不通，干枯无味，便是解死了。 在流传至今的所有《诗经》注本中，朱熹是第一个解对了「周行」的人。 他说，后妃想象着自己正在采卷耳，尚未采满一筐，想起文王身在远方，不禁思绪萦怀，无法再采，便顺手将小筐放在了大路之旁。 随后想象着自己骑马登上一座座高山，远望所思之人，欲随文王而去，但马已疲累致病，不能如愿，只好借酒舒散心怀。最后仆马皆病，无可奈何，唯有忧叹而已。 朱熹的解说，仍拘泥于后妃文王。又说全诗只写了一个人，此人采卷耳时，心思动作是女子神态，登高山时，便骑马携仆带酒，仿男子神态。又因无法解答，贵为后妃，为什么会去做这些事，只好说都是想象。这几处，都不免牵强。 但他已看到，此诗写的是对自己所爱之人的思念。这便与众不同。至少已有了些诗的味道，不再只是政治教材了。 十二 当时已有许多学者，质疑「小序」并非子夏所作，而是后人伪托，内容全是附会之词。最先发难，且攻击得最狠的，是大学者郑樵。他的《诗辨妄》，将「小序」直斥为村野妄语。 宋朝人讲究阐发义理，于考证之学，一向不大擅长。而郑樵读书之多，考证之勤，于南北两宋称第一。其渊博，在当时绝无敌手，故其睥睨群儒，自视甚高，且对秦汉以来所有著述之家，均看不入眼。写文章语气也不大和善，常秒天秒地。后人因此常常指摘他的错处。但仍不得不承认，他是整个宋朝学问最大的人。 郑樵的说法，对当时的学术界造成了很大冲击。但学者注《诗》，还是以信小序为主。毕竟解不通是一种常态，信小序而不通，责任不在你这，不信小序而不通，就成笑话了。 朱熹注《诗经》，前后注过两回。起初全依小序，总觉得处处掣肘。后来看了郑樵《诗辨妄》，大受启发，于是将小序全部删去，又注了一回。这才终于有了一部不信小序，而有足够影响力的注本。 自朱熹《诗集传》一出，天下说诗者，遂分为信小序与不信小序两派。两派相互争斗了数百年，争来争去，主旨无非是小序到底真不真。至于诗句通不通，还是没什么人关心。即便要关心，也是力有所不能及。 此数百年间争斗细节，姑且略过。总之依旧无人解通《卷耳》这首诗。 十三 晚清同治年间，有一个叫方玉润的人，写了一部《诗经原始》，从文学的角度来解《诗经》。不再拘泥于后妃、文王，认为此诗只是写一位女子在思念远行的丈夫。 但他说，「陟彼崔嵬」是女子想象丈夫远行辛苦，而「我姑酌彼金罍」，则是女子自己在喝酒聊以解忧。全诗文意，还是解得颠三倒四。 另外，他虽不信孔子删诗，不信小序，不说诗中女子是后妃，但相信古之圣贤将《卷耳》编在此处，必有深意。故他又说，此诗也可解作诗人借夫妻之情寓君臣之义，如此一来，求贤选官的说法，也就可通了。真是费了半天力，仍在原地打转转。 十四 到了现代，钱锺书的《管锥编》，对《卷耳》也做过详细解说。 前面我们已经引述过，他说作为文学作品，诗的作者，不一定是诗中所咏之人。此诗所写夫妇二人，都只是诗中人，诗人代二人表达情意，第一章是以妻子口吻自述，后三章则是以丈夫口吻自述，是所谓「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这是解的非常好的。 但钱锺书认为，此诗写的并非互相思念，而是两个几乎不相干的镜头。第一个镜头，是女子在家思念丈夫。第二个镜头，是极其冷酷的描述，女子虽有无尽思念，丈夫在外却另有遭遇，未必能够感知得到。所以诗中男子，并没有思念妻子，他是真的累了病了，喝酒只是在疲累中聊以解闷罢了。 钱锺书举了许多古人诗词，来说明这种写法是很常见的。比如，陈陶《陇西行》：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女子在家思念，而另一面，她所思念之人，死都死掉了。 又比如刘驾的《贾客词》，先写商人趁夜赶路，不幸被盗贼伏击杀死，后四句说： 扬州有大宅，白骨无地归。 少妇当此日，对镜弄花枝。 商人被杀死的同时，他远在扬州大宅里的娇妻，还在「对镜弄花枝」。 但我认为，钱锺书这个解说是错误的。 首先，后三章「永怀」「永伤」「云何吁矣」等词，是很明显的情感表达，且与第一章的「怀」字有呼应。前后两「怀」字，即是互相思念之证。定要将后一个「怀」字另作他解，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其次，我们同样可以举出许多古诗词，来说明写互相思念也是常见的。（这些例子，我们另文详解，此处暂不细说。） 最后，钱锺书所举的例子，许多都是一方已死，另一方尚且不知，前后对比强烈，故诗味很足。假如《卷耳》后三章，是写男子骑马登山摔死了，那么要算钱锺书解得对，否则的话，还是相互思念，诗味更足一些。 钱锺书对「周行」的理解也有不同。他认为「道路」「官位」两说皆可通。若作「道路」解，则是女子觉得丈夫「长在道途，有同弃置」，而不是将小筐放在路上。若作「官位」解，则略近于陆机之「游宦久不归，山川修且阔」，江淹之「君结绶兮千里，惜瑶草之徒芳」，是心怀幽怨，怨丈夫因公事外出久久不归。 这种解释，必须先为「寘彼周行」专门设计一个巧解，才能说得通。虽富有巧思，却极不自然。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 嗟我怀人，寘彼周行。 首章四句话，主语都是「我」。我采卷耳，我怀人，我将小筐放在路旁。字字直接对应，无需多费心思。 若说是她的丈夫被置于周行，则首章最后一句，主语忽然转换，且主语极其神秘，不知是一种怎样的力量。 女子停止采卷耳，所描述的是一种思念状态。这一动作，本就含有三重意思：因知道丈夫在路上，所以自己到路口等待，因自己在路口等待，所以能顺手将小筐放在路旁。 若依钱锺书的解释，则只有丈夫在路上。女子虽然「怀人」，却没有停下手头工作，仿佛只是念头在脑中轻轻闪过，对自己当前的状态，影响并不大。 既然卷耳常见而易得，古今无异词，那么采而不满，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停下来了，二是地点不对。照钱锺书的解释，她既没有停下来，采摘地点也没问题，可以料想，她一直采下去，小筐迟早要满，又何必提什么「不盈顷筐」呢？ 十五 此后的注本，我也翻过好几种，基本都没有超出上述诸家范围。偶有超出的，也解得不好。 比如有人反过来说，认为全诗只写了一位男子，说此诗是作者自述，他设想妻子在家采卷耳，自己则在远行的路上想念她。 有些意思，但终嫌牵强。你想啊，你明知妻子在家吃野菜都采不满一小筐，自己却携仆带酒，骑马登山，越走越远，走得累了就喝两口，是不是也太没心没肝没肠没肺了点？你说你还在想念她，我怎么不相信呢？这种事，也好意思写成诗？还传三千年？ 其余注本，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总而言之，从汉朝到现代，从郑玄到钱锺书，诸多大师，对同一首诗作注解，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的解法，而又各自有其牵强不通之处。其他各种胡扯的解释，还有好大一箩筐。由此我们知道，有的古诗，要想完全解通，是有多难。 所以，不要将自己看不懂的诗，默认为好诗。这样是很容易走火入魔的。读古诗，不妨等看懂之后，再来判断它到底好不好。 公众号：文史问答 首发微博：@诗词章句精选 个人微博：@司马少 题图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官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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