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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性别身体的挑战与重塑—— 健身场域中女性身体实践与反思  论文导读 随着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进入健身领域，她们希望通过健身活动来保持身体健康和维护身体形象。现有调查研究发现，女性普遍喜欢参与健美操、瑜伽等展现女性特质的健身项目，社会性别观念和性别角色仍然约束着女性健身参与的深度和广度。但是随着健身知识的传播和健身项目的多样化，年轻女性体育参与的偏好正在悄然发生改变，一些非女性传统的健身项目逐渐在女性群体中普及开来。 在理论界，身体、性别与社会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女性主义一直在思考女性身体为何被社会文化建构，以何种方式建构，如何才能重构。运动健身作为一项突出的改变女性身体形象的身体实践活动，是否可以成为女性身体重塑的手段，是否能够成为解构二元性别气质的场所？对这个问题，不同学派会有不同的答案，比如以福柯为代表的秩序化身体理论，认为女性通过参与健身运动改造自我身体是性别权力规训女性身体的结果，其目的还是为了迎合男性审美霸权。而以生命态身体理论为导向的学者们却有着不同观点，他们认为女性在运动过程中的具身体验对解放身体、重塑自我、突破性别界限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欲通过对当前我国女性健身实践经验的分析来回应理论界的争论。 本文选择瑜伽、拳击健身场域中女性健身者的身体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1）在瑜伽场域中，身体运动与性别气质表演之间形成一种正向的互动和深度的融合。在这种氛围下，受访者能够全身心地投入瑜伽活动，并主动模仿和实践，不会对瑜伽身体技能表现出排斥。正是由于在瑜伽场域中形成的健身惯习与女性角色社会期待的一致性，女性瑜伽受访者能够感受到自身与周围世界的连续性，最终使瑜伽习练成为女性身份的符号性表达。（2）在拳击运动中，女性拳击健身者的身体惯习与性别规范间产生了一定互斥性，女性健身者对此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一些受访者采取了自我调适（难度）、拒绝对抗、抵抗拳击审美的策略以此来“顺从”社会性别文化的期待；而另一些受访者则相反，她们接受肌肉、挑战技术难度、拥抱并享受身体对抗，很好地适应了拳击场域的规范，但当她们走出拳击场域，却会被置于个体性别气质表达与传统女性气质社会期待的冲突之中。 本文认为：（1）女性健身实践既可能是对社会性别结构的复制，也可能是对社会性别规范的反抗与挑战。（2）健身实践中的身体体验可促使女性健身者从关注“客体的身体”转向关注“主体的身体”，从而使部分女性健身者反思以往的性别经验，使性别二元结构在个体层面产生松动。（3）只有女性的主体性在健身运动中得以实现，健身运动才能成为促进女性个人成长的途径，而不是性别气质表演的工具。  引用本文 熊欢，王阿影.性别身体的挑战与重塑——健身场域中女性身体实践与反思[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0,44（1）:49-58 作者简介  熊欢, 1979年生，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青年珠江学者（2016—2019），英国拉夫堡大学运动锻炼与健康学院访问学者。长期从事体育社会学、身体社会学和性别社会学研究。在《体育科学》《体育学刊》《北京体育大学学报》,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Sport in Society等中外权威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0多篇，国际会议论文发言30余次并多次获得论文一等奖；出版中、英文专著4部，编写教材5部，参编（译）著作多部。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2项，省部级课题2项。2008年在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主持的教改项目获得欧盟教育部颁发的 “欧洲语言文化”大奖，2013年获全国高校体育双语说课比赛团体一等奖、个人一等奖，2016年获第三届广东省青年教师教学大赛优秀奖。被评为华南师范大学“科研工作先进个人”（2015）、 优秀教师（2016）、“教学名师”（2019），荣获华南师范大学第一届“我最喜爱的导师”及“立德树人”奖（2017）、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称号（2018）。  1  问题的提出 随着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进入健身领域，她们希望通过健身活动来保持身体健康和维护身体形象。现有调查研究发现女性普遍喜欢参与健美操、瑜伽等展现女性特质的健身项目，社会性别观念和性别角色仍然约束着女性健身参与的深度和广度。但随着健身知识的传播和健身项目的多样化，年轻女性体育参与的偏好正在悄然发生改变，一些非女性传统的健身项目逐渐在女性群体中普及开来。女性健身者在参与这些不同性别气质类别的健身项目时有着怎么样的身体实践？其所折射出的到底是女性锻炼者对社会性别文化的“规训”与“屈从”，还是对性别文化的“抵制”与“挑战”？女性自身在健身运动的性别建构或解构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从更微观的层面理解女性健身的具身经验，也能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健身行为，使之成为促进女性个人成长的途径，成为自我赋权的手段。 2 理论依据 身体与性别是女性研究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女性主义研究者一直在思考女性身体为何被社会文化建构，以何种方式建构，如何才能重构。运动健身作为一项突出的改变女性身体形象的身体实践活动，是否可以成为女性身体重塑的手段，是否能够成为解构二元性别气质的场所,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话题。以福柯为代表的秩序化身体理论，从话语与权力的角度阐释了女性健身运动的社会建构和秩序性，认为女性通过参与健身运动改造自我身体是性别权力规训女性身体的结果。然而,这种思路忽视了女性健身的主体性以及健身中女性的身体体验、情感与社会性别结构之间的积极互动。与福柯所描述的“被动的”“规训的”身体不同，Merleau-Ponty眼中的身体是活着的（lived）、生命态的，他强调身体在现实生活中的决定性而不是被决定性。这启发了学者从女性特有的身体经验去考察健身主体性和女性身体存在的意义，如：Allen-Collinson等和Sabiston等认为,女性在跑步和拳击锻炼中所产生的强烈的感官体验（如体温上升）对重塑运动中的自我发挥了重要意义；Shilling等也提出,疼痛感在健身健美运动中对于塑造“强大女性”的意义。虽然在生命态身体理论下，女性个体的健身主观体验被呈现出来，但它无法全面论证健身运动对整体社会性别的解构作用。 与福柯的身体社会控制论以及“生命态”身体理论过于强调个人主体经验不同，结构化理论指出思考身体与行动，需要始终契合身体所处的社会背景。结构化理论认为社会结构和行动具有相互构成的性质，主张身体分别臣属于社会阶级、认知反思性和性别差异的观点，其中以布迪厄“惯习理论”为代表。布迪厄认为,身体是社会日常生活的中心，社会文化结构铭刻在身体之上的稳定的行为倾向系统（即惯习，habitus）引导并制约着人们的社会实践和日常经验,因此，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具有相互构成的性质。在性别问题上，布迪厄认为,性别气质通过惯习作用于男性和女性的身体，形成符合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的身体姿势、身体观念和身体行为，男性与女性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将规范化的性别惯习系统主动内化在自我身体之上，完成了性别的区隔。 受结构化身体思想的影响，学者们认为,女性在健身运动对“完美身体”塑造的过程中，个人的思想、经验和行为与她们所处的社会性别规范是交织在一起的，如:Mennesson认为,女性通过健身塑造的“Super Women”身体形象能够有效对抗传统性别秩序；学者们揭示了滑板、拳击、冲浪女性爱好者通过构建独特的健身运动方式，建构起“另类少女”的社会身份，并通过身体运动对抗传统性别秩序。Macnevin认为,虽然健身锻炼会加剧女性对身体的不满，但是相比整容实践，健身锻炼更能够实现女性精神、身体和心理自然平衡的状态，也是女性主动贯彻“全面健康”的实践，并非完全追求父权制文化中定义的女性审美标准。布迪厄的理论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使我们意识到女性欲实现自身的平等，必须走出惯习的支配，以实践行动摆脱性别意识形态和刻板印象的束缚。综上，结构化理论视角重视“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的互动对人们社会行动产生的意义，此种理论视角也有助于我们在特定社会背景下探讨性别规范与身体惯习间的互动及其对女性健身行动所产生的影响。 因此，本文立足结构化理论对身体、行动及社会结构的思考，以布迪厄“惯习”的形成为切入点，从女性健身实践者内部经验出发，揭示在我国健身场域这个特定的社会文化场景下，社会性别（规范）与身体惯习是如何交互影响着女性健身者在不同性别气质类型运动中的身体实践，而这种身体实践又是如何挑战、重塑性别化的身体秩序的。 3 研究对象与方法 3.1 研究对象 为了解女性在“不同性别气质倾向”健身项目中的身体实践，本文选择瑜伽和拳击2种健身项目作为被观察的健身场域。瑜伽起源于古印度，中文旧译为“相连、道、禅”等，后译为“控制感官”。1985年中央电视台系列节目《跟蕙兰练瑜伽》的播出，拉开了瑜伽在中国传播、普及的序幕。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经常参加瑜伽锻炼的人在3 000万人以上，瑜伽师资培训机构1 400多家。我国瑜伽练习群体和教练员群体以女性为主。瑜伽动作的柔美性使人们将其与优雅、温柔、容忍的女性气质等同,并形成瑜伽是“女性化运动”的观念；而拳击运动一直以来被视为表现“男子气概”的运动，女性参与拳击健身（搏击类健身运动项目）是近年来新生的体育现象。2010年上海出现首个全女性会员的拳击健身俱乐部，北京、广州等地也陆续出现女性拳击健身俱乐部。乐视体育网站开设女子拳击（Fight Candy）健身教学视频专栏,最高视频点击量达3万人次。女性参与拳击这种“跨性别运动”成为当下健身市场的“时尚”。瑜伽为温柔和顺型运动，表现身体的柔美；拳击为对抗发泄型运动，表现身体的速度与力量。不同类型的健身场域为女性健身受访者提供了差异性的实践空间。因此，本文选择瑜伽、拳击健身场域中的女性健身者为研究对象。 3.2 研究方法及过程 为了获取女性健身实践者的内部经验和主观健身感受，本文主要采用了半结构式访谈法和非参与式观察法，从对话、口述及对健身环境、氛围、活动的观察获取质性资料，分析和理解女性健身实践经验，并探讨女性在健身实践过程中到底是对社会性别规范进行了服从、抵制,还是重塑。 3.2.1 半结构式访谈法 访谈的方式遵守受访者自愿原则进行面对面访谈、电话访谈和网络（微信）访谈。访谈资料利用录音笔和普通纸笔记录。访谈时间为30~60 min,考虑到受访者需要耗费一定的体力，访谈一般会定在练习课之前或受访者的其他空闲时间进行。访谈的地点一般选择健身俱乐部场内，特殊情况选择场外。先告知研究目的和保密性原则，征求其是否可以进行录音和记录。具体步骤如下。 （1）访谈样本的抽样。采用标准抽样，根据消费行为模式的标准，持续进行6个月某一种体育消费行为才能被视为形成某种体育消费习惯。根据体育人口的参与度标准：每周 3 次，每次进行 30 min以上中等强度锻炼的体育受访者属体育人口的范畴。本文根据以上2个标准设立了筛选访谈对象的一般标准：具有6个月以上练习经历、每周至少参加3次练习课、每次进行1 h左右中等强度运动、年龄在18~60周岁的成年女性健身会员。随着研究的展开，参与健身项目锻炼的女性分类标准变得清晰：①按照受访者身体条件（身高、体质量以及对身体形态的描述和自我概念），分为3种基本类型,即较瘦、中等、较胖；②按照女性参与健身项目进行身体实践的动机和态度，分为3种基本类型，即个人兴趣型、减肥塑形型和交叉型。把2种分类进行交叉组合，得出9类女性受访者类型（表1）。研究者在收集资料过程中根据这9种类型，抽选了瑜伽和拳击受访者各10人作为主要的访谈和观察对象。另外，健身机构的管理人员、教练员和销售人员对女性身体实践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也对2个健身场域的管理人员、教练员（从业1年以上）、销售人员（从业1年以上）进行了访谈，并针对每个健身馆各访谈了2名男性爱好者（参与该健身项目2年以上）作为信息补充对象。访谈者信息汇总见表2。   （2）访谈资料的收集。半结构式访谈法是由访问者确立对话的方向,再针对受访者提出的若干特殊议题加以追问。为了使研究者在有限的时间内识别关键性问题，第1轮首先对资深瑜伽爱好者Y06和拳击爱好者B01进行了访谈，从中筛选出合理有效的访谈提纲和访谈方向。第2轮采用筛选过的半结构式访谈提纲对其余访谈对象进行访谈，对于关键信息及时进行追问和挖掘。 （3）访谈资料的分析。①研究者将转誊好的访谈记录采用MAXQDA 12.0软件进行编码；②通过代码把资料进行归类和概念化，以新的方式组合在一起；③根据访谈资料进行二级编码，最后归纳出理论主题。 3.2.2 非参与式观察法 本文选择广州市某瑜伽会所、某拳击俱乐部作为参与观察现场。该瑜伽会所服务类型全面，具备涵盖瑜伽导师与教练员培训、瑜伽特色课程开发、群众性瑜伽赛事组织与策划、瑜伽常规课程服务、瑜伽器材出售等完备的服务体系。另外，所选拳击健身俱乐部是广州市最早的拳击健身俱乐部之一，有稳定的会员群体。研究者获得了瑜伽馆主的许可对其进行访谈，并获得了参与观察的许可；与某拳击馆馆主兼教练员取得联系，并获得了参与观察的许可。研究从描述性记录和反思性记录2个维度撰写了观察记录表，并运用录像的方式记录关键场景。另外，本文还利用了健身机构公众号自媒体的宣传资料和图片。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布迪厄等认为,实践引导着我们的行动，惯习是实践的依据，而实践产生了结构。女性主义者波伏娃则认为,身体实践并不是孤立个体进行的身体培养，而是一种“集体性”的政治努力。瑜伽、拳击健身运动的惯习是指行动者为了获得和提高1种或1种以上的技能，在健身运动技术与知识学习过程中，内化于身心的、持久的以某种方式进行感知、感觉、行动和思考的行为倾向系统。健身过程中身体惯习（及形成）既是健身实践的依据又是实践的结果。 4.1 女性瑜伽、拳击受访者的身体惯习及其表现 4.1.1 女性瑜伽受访者的身体惯习 通过对访谈资料的编码，可以看出女性瑜伽受访者在“身体状态的偏好”“身体技术的追求”“饮食规划”“性情”4个范畴内具有特殊的身体惯习（表3）。 （1）从身体状态的偏好看，女性瑜伽受访者首先想要在通过瑜伽练习达到身体健康的同时保持年轻，表现出女性对自然生理衰老的抵抗。身体状态的偏好体现了她们对瑜伽运动中力量、体能的非排斥性。身体形象偏好具有共同的特征，如“纤瘦”“没有赘肉”“站得很直、很挺拔，才有气质”“线条修长的瘦”“优雅”等是瑜伽文化场域内普遍认同的身体形象。女性瑜伽受访者通过内化社会审美标准来定义和审视自己的身体，并都认为瑜伽练习能够帮助并达到重塑“理想身体”的目的。 （2）女性瑜伽受访者对身体技术的追求体现了她们对身体技能的非排斥性。她们对瑜伽技术动作表现出较高水平的期望，认为瑜伽练习是“适合的”，希望能够把“身体全部打开”（指体式都能够做到），愿意追求更高层次的练习水平。她们认为，体式水平的高低决定了自身水平的高低，进而影响练习的效果，即使在练习中对“倒立”有恐惧仍希望自己通过克服恐惧取得一定的进步，因此可以看出，女性瑜伽受访者对瑜伽身体技术是十分认可的，乐意追求身体技术水平的进步，希望获得更好的身体重塑效果。 （3）女性受访者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饮食规划的偏好，减肥塑形的女性欲通过饮食行为规划达到瘦身的目的，而关注瑜伽文化的女性认为“断食”（一种瑜伽饮食文化）是践行瑜伽文化的方式。 （4）女性瑜伽受访者的性情特点。通过表3中个案的描述可以看出，受访者Y06认为，瑜伽的呼吸练习使她的性情变得更加“温柔”。受访者 Y09认为，教练员的引导和自我练习使她“宽容”“淡薄名利”，这些性情重塑了她们与人交往中的“女性形象”。通过对瑜伽文化深入了解可以发现，女性受访者提到的这些性情倾向是瑜伽运动文化对受访者精神层面的规范，但并不具有性别上的指向性。然而女性察觉到通过瑜伽练习可以塑造父权社会所接受的女性特质（如温柔），可以为自己争取到一定的自我认同空间，她们会更加认同这种身体惯习。 4.1.2 女性拳击受访者的身体惯习 与女性瑜伽受访者较为统一的身体惯习不同，女性拳击受访者进入场域后对拳击健身文化表现出顺从与抵抗2种截然不同的应对策略，因而形成了不同的行为倾向（表4）。 （1）女性受访者在拳击训练后，对自我（拳击）身体状态持认同和抵制2种态度。如B01、B08、B09等，强调对身体肌肉的能力和耐力塑造，且会将锻炼后的肌肉形态与身体审美结合起来，认同（或接受）肌肉带给自己外形上的变化。然而，持有减肥塑形需求的女性，如B03、B10追求的是广告中拳击“模特”展示的身体形象，她们在练习过程中并不追求自身在拳击课堂上身体技术的表现以及练习的乐趣，当感知到的“镜像的身体”与“在场的身体”存在差异时，表现出对肌肉形状、大小的惧怕，因此会在练习时间、强度上进行主动控制。 （2）女性拳击受访者对身体技术也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拳击运动属于技能主导类身体对抗性运动项目，其中2人之间身体的对练和对打是女性参与过程中的难点之一。很多女性都是第一次接触拳击运动，在成长的过程中更没有与他人直接身体对抗的经历。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受访者认为拳击中的“实战”是拳击运动的魅力所在，“打赢”“对打”的感觉对自己的“心理冲击很大”，因此她们会要求身体技术的提升，如B06认为：“要有良好的体力去保持这种状态，就需要付出时间去练习，在力量、体能等身体素质方面有所提升。”这类受访者多从拳击运动本身出发，思考身体技术对自我的意义，并没有担心肢体的对抗影响自己的性别气质。相反地，B03、B05是持减肥塑形目的进入拳击场域的，她们认为学习之后这种身体的对抗和击打太激烈了，与自己的女性性别经验有冲突，当被要求与他人进行对打训练时表现出强烈的不适和抗拒，更不会追求技术上的进步。当然还有一部分受访者，如B02，在身体技能的学习和掌握上采取了自我调适的办法，既不拒绝身体对抗，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自己的性别气质，对某些技术的习得和练习实施妥协。 （3）从饮食规划上看，有的拳击受访者并没有严格地控制饮食，且有比较合理的饮食观念，如B06认为，拳击运动的强度比较大，如果不摄入肉类则会对身体健康不利。也有拳击受访者则会遵循教练员的饮食规划，控制饮食以达到身体锻炼的效果。 （4）女性拳击受访者的性情特点也呈现出心理赋权、性格重塑以及性情冲突几种情况。有的受访者会由于身体对抗力的增强而产生身体的赋权感，正如B06所说，一旦自己变强，便不会允许自己再变（柔弱）回去。有的受访者特别强调拳击健身对个体性格的重塑作用，如B02所说，拳击是一项很灵活的运动，锻炼的是灵敏度、胆量、忍耐力，而这些性格特点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都是优秀的品质，拳击运动性情本身不具有性别的指向性。有些受访者在感到拳击，特别是对抗技术的特质与女性成长中的性别经验不相符时，会产生性情冲突，如当B05对自己女教练进行评价和判断时，认为其眼神很“猛”，也会以此作为评价自己的标准并产生困惑。 4.2 不同健身场域下身体惯习与性别规范的交互影响 波伏娃认为，社会文化建构了一套限定在特定社会中身为女人之典型处境的结构与状况——性别规范。女性健身者在不同的健身场域下身体惯习所表现出的行为倾向和性情倾向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性别规范的“制约”，体现出不同的性别化特征。 4.2.1 女性瑜伽受访者身体惯习与性别规范的互动 女性瑜伽受访者从身体状态、身体技术等方面感受到瑜伽是适合“女性”练习的运动，并表现出对身体技术的不断追求和性情系统的不断内化。在瑜伽场域中，身体运动与性别气质表演之间形成一种正向的互动和深度的融合。在这种氛围下，受访者才能够全身心地投入瑜伽活动，并主动模仿和实践，不会对瑜伽身体技能表现出排斥。正是由于在瑜伽场域中形成的健身惯习与女性角色社会期待的一致性，女性瑜伽受访者才能够感受到自身与周围世界的连续性，最终使瑜伽习练成为女性身份的符号性表达。 4.2.2 女性拳击受访者身体惯习与性别规范的互动 拳击运动本身具有的力量性、对抗性、技术性特点使女性拳击健身者的身体惯习与性别规范间产生了一定的互斥性。顺从社会性别规范的女性受访者在拳击场域中身体运动的方式会表现出（生理）性别的局限性、被阻止的意向性、自身与周围世界的不连续性；抵抗社会性别规范的女性受访者则相反。 （1）社会文化和性别角色期许使得女性从一开始对蕴含着男性气质特征的拳击项目产生排斥心理。顺从性别规范的女性会将男性与女性的生理差异作为阻碍自己全身心投入拳击健身的依据，如B10认为，自己力量、速度和体能不及男性，因此她不可能在拳击训练中与男性获得同样的乐趣。但B02认为，生理因素是造成拳击运动中男女性运动表现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但是并不代表自己不能以同样的目的、兴趣参与拳击健身运动。 （2）被阻止的意向性是指女性总是以“我不能”来支持或阻止自己在运动中全身心的投入。①女性对自我身体的不信任。从B05的陈述可以看出女性并不信任自己的身体，当对方出拳击向自己时表现出胆怯和不确定，而不是主动应对，更没有形成主动使用和控制身体的思维惯习。②身体技术阻碍了女性对拳击惯习的模仿。虽然参与拳击健身不像拳击竞技运动那样激烈，但如B10所述：“我体验到的力量性和速度性的技术动作让我觉得自己不是女人了。”身体活动与自身的性别经验产生冲突，使得B05和B10拒绝继续对拳击惯习进行实践和模仿。③身体形象阻碍了女性拳击运动参与的深度。如B03认为，在拳击上表现很好的那种体型，对女性来说是很“丑”的，为了不损害自己的“女性特质”主动限定练习的强度和时间，进一步阻止了自身在拳击中的表现和获得更多运动体验的可能。相反，抵抗传统性别秩序的女性往往以“我能”的态度，通过身体实践改写性别刻板印象，以此来抵抗性别话语对女性的束缚。如：B02表示，自己会害怕身体的直接对抗，但对方不对着“头”打就可以，体现了女性通过调整自己的处境和行为策略来应对自我身体不适的境遇；B08认为，其他女性都不会追求“实战”，但是自己在“实战”的过程中对拳击有了更深一步的认知，学到了其他女性没有学到的“技巧”。这些“反例”体现了女性主观能动性，为自身在跨性别运动中拓展了参与空间的可能性。 （3）自身与周围世界的不连续性。顺从性别规范的女性仅仅想通过拳击学习与锻炼获得身体重塑的效果，因此，她们认为拳击运动的“男性化”特点与“女性气质”的自我期待存在冲突。她们主动限定自身在拳击学习中的参与度、身体运动方式、频率和强度，形成符合“减肥塑形”需求的健身惯习，但这也阻碍了她们全身心地投入拳击健身训练，所以她们自身的体验与拳击健身场域（周围世界）并不是连续的。抵抗性别规范的女性拳击健身者也会有这种“不连续性”体验。虽然在拳击场域中不会有强烈的不适感，但当她们走出拳击场域，会因不受到外界支持，而被置于个体性别气质表达与传统女性气质社会期待的冲突之中，如B06所说：“这个过程（拳击健身）中，总有一部分人不理解，新的东西（观念）没有进来，（我们）就卡在中间。” 5 讨论 布迪厄认为，在个体能动性发挥过程中，个体可能顺从社会结构规范，习惯性地维持社会结构，也可能在行动过程中意识到社会结构对自我的束缚而形成新的反思，进而以行动唤醒主体意识，解构社会结构对个体的束缚。本文发现不同性别气质类型的健身运动为社会性别功能的发挥提供了现实空间。女性在瑜伽、拳击中的身体实践使她们面临着不同的性别遭遇和情境，这有可能成为她们反思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从而成为解构社会性别结构的契机。 5.1 “规训的身体”还是“反抗的身体”：女性健身实践的诠释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谈到权力、知识、性别作用于身体并对其进行管制，这种权力关系作用于肉身的方式称为“身体政治”。我国古代社会中“妇女缠足”可以看作是一种对女性身体的强制性塑造与规训。然而，当代女性在体育运动中的身体展现并不能与这种现象放在一个层面考虑。笔者认为，瑜伽与拳击健身场域中的女性身体实践存在多重样态，不能片面地将其视为社会结构对女性身体的规训。我们不能忽视女性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如在参与健身运动需求、身体技术习得过程、身体体验等方面体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女性瑜伽和拳击习练者身体技术的习得是社会结构与自身身体抵抗互动的结果，且基于不同健身需求和习练水平，她们所产生的身体抵抗程度是不同的。如果在身体技术习得过程中仅停留在对权威者（教练员）行为的模仿而没有任何抵制，则可以视为复制性（规训化）的身体实践。在身体技术习得过程中发现了主体意识，既从主体需求出发又能体会到身体运动对自我的意义，则可以看作是女性彰显主体性的身体实践，是对社会结构进行个体抵抗的表达。 5.2 适应、不适与反抗：女性健身实践的结构化过程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认为：社会结构对人的行动具有制约作用，它使行动成为可能；行动者的行动既维持着结构，又改变着结构；行动与结构之间这种相互依持、互为辩证的关系反映在社会实践中。女性健身实践也反映出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这里特指性别规范）之间互相依持的关系，表现出与性别规范适应、不适与抵抗3种不同的过程。 适应过程主要体现在瑜伽健身实践中。瑜伽文化依托其特有的运动气质获得了女性群体的广泛认同。瑜伽文化中行为倾向与女性角色的社会期待处于相互连接之中，女性健身者体会不到任何身体或社会的阻力，因此会全身心地投入瑜伽身体实践中。这种身体实践强化和巩固了性别规范，也成为男性进入瑜伽场域的阻碍。 不适过程主要体现在那些为了追求“女性美”，欲通过运动达到瘦身、塑形的拳击健身实践中。当女性进入拳击场域后，体验到身体运动“太激烈”“太暴力”，自己的“肌肉变得粗壮、男性化”，并要像男性一样“使用身体”进行对抗时，她们会感到“不适”，并主动把自己的健身行为调整为与性别规范相符的身体实践方式。如：B03会在练习方式上调试；B10会中断对练和实战对打；B05经过半年的拳击训练后，因为自己练得“肌肉明显”而退场。这些行动是对主流性别规范的认同与维护，但阻碍了自我在拳击运动中“全身心”投入。虽然与瑜伽场域中女性“适应”的身体实践过程完全相反，但本质上都是社会性别规范作用于女性身体实践的结果。 有些女性拳击健身者会从拳击运动本身出发体验拳击训练中的身体练习，凸显拳击运动本身的气质而非性别表演。她们通过身体练习持续不断地修正以往的性别经验和现实的性别遭遇，在自我表达的性别气质与传统女性气质相互冲突中凸显个体主体性。她们对于“击打、体能、肌肉”的追求，体现了女性通过身体实践对社会性别观念的反抗，反抗过程本身就有性别赋权和解构意义。然而，笔者也发现在当前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这种“反抗”也会让部分女性健身者陷入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困境中，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①她们会失去一定的社会支持，如B06、B03、B02的经历说明了女性拳击受访者在坚持身体技术和肌肉的追求中可能会面临失去家人、同事和朋辈群体社会支持的困境。②个体性别气质展现与社会性别气质规范的冲突，使她们对个体的身体和身份产生迷茫感，如B06提到，虽然拳击能让自己心理上变得更加强大、找到自我，但对技术和肌肉的追求使她被置于大众审美和性别角色的冲突之中，面对社会的不认同会产生强烈的失落感。③女性在跨性别运动中的身体实践可能面临着健康风险，如：B02和B06表示，由于不想表现“柔弱”而鼓励自己克服“经期”的疲累，坚持训练，但这种行为可能会危害健康；B05严格的身体规划和技术追求使她一旦停止运动就会产生焦虑情绪，影响了心理健康。 5.3 运动的“自我”还是“他者”：女性健身实践的意义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社会性别规范是影响女性健身运动的社会力量。然而，如果我们只关注性别结构对女性的约束，则会无意识地将女性置于“客体”和“他者”的位置，掩盖女性作为行动者的主体性，忽略她们对自我身体的掌控权。 事实上，无论是在瑜伽还是拳击场域中，身体实践本身都会使女性从关注客体化的身体转向关注主体化的身体，从而改变运动中“他者”的位置。参与健身运动的女性更专注于身体体验和运动本身的自然气质，而非像在其他社会场景（如家庭、工作等）中需要对性别气质进行固化操演。无论是参与瑜伽练习还是拳击练习，女性身体运动过程中带来的疼痛、酸胀、疲累等感官知觉都可将女性的意识集中于自己的“活着的身体”（lived body），让女性主动关注自我感受，唤醒女性的主体意识。随着运动时间的增加和运动水平的提高，女性会感受到身体知觉的变化，进而感受到身体运动对自我存在的意义，如抑郁症患者Y10所说，瑜伽动作对柔韧性不好的她来说真的太痛了，但是这种痛让她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减轻了抑郁的程度。健身实践不仅给女性带来了直接的身体体验，而且会使她们产生对自我身体的掌控感，从而实现自我赋权。如：瑜伽受访者Y06不断挑战高难度体式，在体式上进步让她获得了成就感和自信，突出了其身体的自主性；拳击受访者B01则认为，自己通过努力可以和男性一样，在拳击训练中表现得很好，突破日常生活和传统性别角色期待对她的束缚，体现了性别惯习在个体层面的改变。 5.4 性别二元结构的“固化”还是“松动”：女性健身实践的影响 虽然从社会层面看，体育作为社会的子系统，通过对“男强、女弱”“男优、女劣”身体刻板印象的塑造与控制，维系了男女二元对立结构，巩固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但笔者也发现，运动身体体验和健身经历也会让女性重新反思运动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在个体层面引起性别结构松动。体育运动本身不具有性别属性，运动项目的性别刻板印象是文化建构而成的。由于瑜伽运动有较多静态动作，而让人们产生瑜伽只适合女性练习的错误社会性别观念，女性的大量参与也促成了性别化运动空间的形成，对男性产生排斥。事实上，静力性动作的维持需要较强的肌耐力，尤其是瑜伽中较多的支撑、倒立动作没有一定的力量是做不到的。这只能是亲自实践之后才能感知并认识到的问题，如：受访者Y07认为“很多瑜伽难度动作反而是男性会做得更好”；Y05认为“接触瑜伽后发现瑜伽不仅练习柔韧性，保持瑜伽动作同样需要一定的体能、力量，需要找到力量和柔韧的平衡点”。这种身体经验上的反差使她们重新认识了瑜伽运动，并改变了瑜伽只是适合女性练习的性别刻板印象。因此可以看出，实际参与的身体经验有助于瑜伽受访者反省和检验自己的性别经验和态度。同样，女性通过参与拳击身体练习，也能转化性别分野，如B02、B06和B08均表达了“拳击中的对打可以锻炼反应的灵活性，专注于击打能够感受快乐”“拳击运动不是男性的专属，与男性一样，女性也可以在拳击技术上有所提高”等观点。综上：女性在健身中的投入与体验能够逐步突破健身运动中的性别二元对立，改变人们对运动项目的性别刻板印象；性别二元结构的松动（解构）也能通过实际受访个体的身体体验与反思达成。 6 结论 通过对瑜伽和拳击2种运动健身场域内女性的身体实践与性别规范之间的重合、错位与冲突的归纳和分析，笔者认为： （1）女性健身实践既可能是对社会性别结构的复制，也可能是对社会性别规范的反抗与挑战。 （2）健身实践中的身体体验可促使女性健身者从关注“客体的身体”转向关注“主体的身体”，从而使部分女性健身者反思以往的性别经验，使性别二元结构在个体层面产生松动。 （3）只有女性的主体性在健身运动中得以实现，健身运动才能成为促进女性个人成长的途径，而非性别气质表演的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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