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漫忆吴立梅 告别母校近三十载，岁月悠悠，抹去了多少记忆，但抹不去对三年初中生活温馨而美好的回忆。 我是1963年考入湖溪一中的。那年夏天，小学老师捎信说我已考上中学了。那时能读中学是不简单的事。一方面，固然由于人们经济拮据，能供子女上完小学已属不易，何况中学。另一方面，则是升学率很低，湖溪区（辖境相当于今之湖溪、横店、郭宅三镇范围）和千祥区的一部分合起来，才招5个班270来人，大约十名小学生只有一人能上初中。我是我们那个五百来人的村子有史以来第五个上“中青”读书的人。那时百姓称湖溪一中为“中青”，因学校前身为“中青书院”，老年人提起“中青”，无不带有崇敬的神色。 父母在高兴之余，更多的却是担忧，要供养一个中学生毕竟不是易事。三年灾荒虽已过去，但阴影依然笼罩着贫困的家庭。20元学杂费对现在的人来说不屑一提，可对那时收入甚微的农户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非得东挪西借才能凑齐。 父母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供我上学，我也深知父母的艰难。咸菜装在父亲安徽做工带回的毛竹匦里带去，一匦吃两个星期。仲春以后，咸菜极易发霉变质，尤其是靠近毛竹匦边缘部位，那就先吃中间未霉变部分。实在不行，只好拿去蒸一下。发霉的咸菜蒸过后色香味俱失。好在那时胃口特佳，不用菜也能把一盒饭津津有味吃光。速度也特快，从找饭盒到吃完洗好淘米放回蒸笼用不了10分钟。且消化功能也特强，有时一个星期才拉一次大便，胃肠系统对食物的吸收利用实在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一个学期的零花钱不会超过1元，那钱从来不去买吃的，主要用于买书。那时书价也相对便宜，尤其是“农村版”图书，64开本325页的《革命歌曲大家唱》袖珍本不过几毛钱。即使这样，有时买书也踌躇多时，在供销社图书柜台前徘徊良久下了狠心才买下，价格才0.15元一本的描写越南南方英雄阮文追的书《像他那样生活》就是这样买下的。穿着从来不去计较，能穿上没补丁的衣服就很不错了。冬天，穿一件表兄的旧棉衣，用围巾在腰间一扎，同学说很像杨白劳。少年时血气旺，似乎没感到严寒的可怕。 那时，最有盼头的是国庆、元旦、五一，因为学校养了猪，遇上节日，每人就能吃上一片十六两制约半两重的猪肉。这对于许多几个月不知肉味的学生来说，实在是难得的牙祭。1964年开始，我们的伙食得到改善。校园内的隙地都种了蔬菜，校外也有几亩劳动基地。农基课老师楼正德带领我们在三角店之西、操场之南的田里种菜。楼老师指导很细，要求很严，整地后那畦沟真是笔直，畦面则如镜面一样平光。蔬菜长势诱人，劳动课时，割了抬到南江洗。学校每天可免费供应一餐菜，蔬菜盛产时每天可供两餐。生活委员是大忙人，每天都要请同学帮忙把满满两大盆菜抬到教室里，又要均匀地分给每位同学。学校后面有片面积颇大的果园，每年初夏，生活委员又会将桃李分给同学们品尝。 虽然艰苦，但由于大家的生活条件差不多，且集体的互助精神、充实而愉快的学习冲淡了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因而不觉其苦。班上的葛大妹、金瑞姣真像大姐姐，同学中有谁纽扣掉了，衣服破了脏了，她们常常给缝补洗涤。吕中秀家兄弟多，不可能让他带被子来上学，我与他抵足同眠近两年。隆冬季节，单人独被不能御寒，于是四五人将被子拼合起来睡一起。少年睡相差，一觉醒来，几床被子四分五裂是常事。 那时我的第一兴趣是看课外书。相对于小学的藏书，湖溪一中的藏书称得上汗牛充栋了，这使我如鱼得水大开眼界。初一初二时，以平均每天看一本的速度进行着，饥不择食，囫囵吞枣，什么书都看，从不细细品鉴。我是学习委员，有进入图书馆择书的特权。管理员陈芷芊老师有时给我优惠政策多借一二本。遨游书海，其乐无穷，以致食不知味，寝不安枕。有些课便成了我的课外阅读课，老师在上面讲，我在下面偷偷看。一心可以两用，听课看课外书两不误，考试成绩常处前茅。后来才知道这叫注意力分配。好读书不求甚解，看了《燕山夜话》，直到批判“三家村”，才知此书是“毒草”，但终究没搞清楚“毒”在哪里。 第二兴趣是嗜好音乐。上小学时，母亲上方岩带回一支竹笛，初中时便鸟枪换炮花了一毛多钱买了支大一点的。开始只会闷5，后来学会闷2、闷6、闷4，能吹四把调在班上可称佼佼者了。但吹了几年，总缺乏节奏感，老是跑调。那时我班能吹笛的有一大批，杜庆生吹得最好，我可居次席。学校里笛子吹得最好的当属我的表兄沈为贤。他虽长我一岁，但由于我小学跳级，他则9岁上学，上了中学反而比他高了一级。每当听他吹奏婺剧曲牌“三五七”“拔子”“芦花”，真令人心旷神怡，飘飘欲仙，艳羡和自愧之情油然而生。那时，学校简直像演艺场。每当课前饭后，嘹亮的歌声、悠扬的笛声、动人的二胡声便此伏彼起。我拉二胡进展不快，调子也只能拉15、63、52三把，74则没学起来。除了对笛子、二胡、口琴的偏爱外，还花了大量时间抄歌抄谱。婺剧曲调、电影插曲、江南丝竹、二胡独奏曲等都整本抄下来。那认真劲儿真可令人叹煞，连分节线、8分音符、16分音符都是用尺子划的，现在翻看那本子还觉赏心悦目。有时也自度曲子并用于演奏，回想起来，实在不伦不类。惟一一次登台演出是1965年元旦，我和杜庆生、杜德生等四人代表班级参加全校文艺汇演，节目是笛子合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是一个兵》《打靶归来》等军旅歌曲。那晚，北风呼啸，滴水成冰，手指关节不那么灵活，水平发挥远不及平时。 爱好音乐，自然喜欢音乐课。每星期只一节的音乐课几天前就在渴盼了。音乐室是“先进馆”（实为荣誉馆）兼用的，自带凳子在里面排队坐好。课上到三分之二光景，还剩十多分钟，老师便搬来有摇把的留声机，上紧发条，放一些歌曲给我们听。音量不是很大，也谈不上多悦耳，但对我们来说，是美妙的享受。至今仍忘不了第一次听印尼经典民歌《宝贝》的新奇和听电影《刘三姐》插曲时的激动。后来，学校的高音喇叭常传来歌剧《洪湖赤卫队》《江姐》《红珊瑚》中回肠荡气的插曲，让我们听得如醉如痴，效果又比留声机好多了。 提到“先进馆”，那是母校光辉历史的见证。墙上挂满各种锦旗，多是省和专区两级颁发的。60年代初，湖溪一中各方面都取得骄人成绩，中考升学率几近百分之百，常雄踞金华专区（那时金华专区还包括现在衢州大市的辖境及淳安、建德、缙云、遂昌等县）榜首。体育运动队的成绩在专区内也首屈一指，男女篮球队所向披靡。有一年，专区初中篮球赛在湖溪一中大操场举行，各县派出代表队。我们也大饱眼福，本校篮球队在观众的助威声中以大比分击败了一个又一个对手。“先进馆”内就有许多运动队的合影。 学校生活留存于记忆的点滴颇多。劳动课时，除了上文提到的种菜，还在学校北面围墙外种水稻。在学校果园和大操场边平整土地，这些地方以前是乱坟岗，有时会挖到骷髅。初一时，还常到湖溪米厂挑砻糠，因为那是食堂的燃料。曾经到炉塘大坑那边似名南岑坞的地方帮当地修小水库，饭菜则由学校送来。曾到蟠谷春游，参观那里的堰坝，其上的岭脚后来成了南江水库坝址。也多次参观湖溪电灌站，并写了作文。多次到电灌站旁的螺峰游览，那儿的风景令人留恋。1963年初冬的一个星期天，程畈发生火灾，烧毁民房几十间，在校师生都赶去救火。曾过江到前庄旁边的小山丘搞“抓特务”活动。到木坑坞爬山比赛，为山顶三角形铁架的用途争论不休。下山时，拐到天宝寺游玩，见到那里的僧人养牛种地，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母校最值得称道的是严明的纪律。那时流传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某晚突然停电，来取经的几位外地老师见教室里漆黑一片，细听阒寂无声，以为没人，想进去拿几条凳子用，不料同学们在教室里静悄悄地坐着。这使几位客人大为惊叹。那时停电是常事，不过停的时间不长，短则几分钟，长则十几分钟。同学们知道这规律，没有喧哗，没有吵闹，静静地等待。这故事大约发生在高我们两届的同学身上。 我们就读时，是湖溪一中的鼎盛时期，中考升学率在整个专区位列前茅，是全省仅有的两所教学改革试点中学之一，外地来听课取经的人络绎不绝。有一次，示范课放在我们班上，吴美汝老师执教杨成武上将的《翻过夹金山》。教室里，走廊上，坐满听课的人，不下百人，似来自丽水专区的。省里也常来人。一次，省教育厅一位副厅长来视察，学校气氛显得十分隆重，校门口往里的两进大厅挂满字画。那时，我对字画兴趣不大，也不了解是哪些名家的手笔。 乡村中学能有如此成就，在教育界享有崇高声誉，自然离不开老校长王舜华的苦心孤诣。初一时，我们男生寝室就在王校长房间楼上，他的住处简陋低矮，居住条件远不如其他教职工。我们对王校长既敬又畏，但敬远多于畏。王校长平易近人，脸上常挂着微笑。经常召开学生座谈会了解情况，他那平和，他那慈祥，常能使同学们畅所欲言。对各个年级的优秀学生，他都了如指掌。记忆力也不凡，离开母校二十多年后遇见他，还能立刻说出我名字，是哪儿人。1987年秋，我奉调参与《东阳教育志》的编撰，有幸与王校长在同一办公室工作了一年。他那勤奋踏实、一丝不苟、任劳任怨的工作作风又给我以教育和鼓舞。那时，他已退休多年，面对高薪聘请没去，而只拿几块有限补贴到教委帮忙，从中不难发现一位老教育工作者对教育事业的一片痴心未改。那一年，我也深深感受到学生们对老校长的崇敬和爱戴，当年的学生们常常找老校长汇报工作，倾诉衷肠。 难以忘怀的自然有老师们。初一时的班主任郭梦熊老师就像慈母一样，对我们这些家境贫寒的学生常常嘘寒问暖。1966年下半年，我到金华学木匠，写了一封信给他，他回了一封长信，指点我的人生道路。初二时的班主任陈涤新老师则比较严厉，对学生的评鉴常有锱铢必较的味儿，可惜他已仙逝多年了。初三时的班主任陈隆锡老师对学生没有一碗水端平，后来调回原籍杭州，大家对他的感情也甚为淡漠。数学老师厉汉盛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他老家在南马西田，回家总是走路，虽步幅不大，但步频极快，一般人跟不上。说话的速度也很快，且唾沫飞溅，前排同学常沾其惠。四十多岁就谢顶了，架着一副老式眼镜，那眼光透过镜片射来令人生畏。上课时，他那右手食指简直是一截钢棒，常常戳得黑板抖动好一会。令人叫绝的是他画圆的功夫，随手一转，画出的圆与圆规所画几无二致。厉老师对下棋也有癖好，看到学生下象棋，会不由自主地参战。李维林老师上的第一堂俄语课也令人印象深刻。那天，他穿着领子挺括的洁白衬衣，头发一丝不乱，皮鞋一尘不染，很自然地将他幻化为英国绅士或俄国教授了。其他老师也留给我美好记忆。历史老师赵昭德，板书中那“走之”别有韵味，引来许多同学模仿，至今我写的“走之”还隐隐约约带有模仿的痕迹。朱钟炎老师给我们放俄语幻灯片时的认真劲，杜承恩老师饰演《审椅子》中老地主的活灵活现，杜叙寅老师表演撑杆跳高的英姿，郭正棠老师令人赞叹的二胡演奏，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脑际耳畔。此外，工友中和蔼可亲的程土华、朴实勤劳的张根福、直言无忌的徐海山、埋头苦干的潘宝祥都让我记忆犹新。 我从教也已二十多年，从事高中语文教学也十三个年头了。回想起来，母校的几位语文老师给我的影响也至为深远。他们不仅教给我作文的知识，也教给我做人的道理，现今的教学中，我还时时以他们为楷模。初一时的语文老师杜叙寅（从政后曾任金华市委副秘书长），讲课生动活泼，使我对语文增添浓厚兴趣。但我的作文常被他斥为陈词滥调，大约是我旧小说看多了，好用古词语之故。到了第二学期，杜老师兼任学校秘书，不再担任我们班的教学，接替他的是王友根老师。王老师上课则朴实无华。他对我的作文常常赞赏备至，评语总在百字以上，分数总在90上下。这使我的写作兴趣大增，每次作文都成了愉快的劳动，每次作文评讲都翘首以待，因为我的作文常常作为范文评讲。吴美汝老师对我也比较器重。一次，他借给我一本书，其中有天文星宿图，这使我肃然起敬：中学老师真个是上知天文下通地理。现在回想起来，那书可能是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吴老师对我的作文也评价很高。一次看电影《钢铁战士》，他布置我们写《刘海泉革命到底》的命题作文，情之所至，笔如喷泉，我一气写了一千五百多字，他给了98分，并称这是湖溪一中有史以来少见的作文高分，这让我自我陶醉了好久。初三时的语文老师是郭毅诚，我的第一篇作文《我升上初三了》还享有贴在年级走廊上的殊荣，以后则似乎越来越不景气了。郭老师批语上常有“阶级观点不够鲜明”“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要求不合”等语。心中虽有不快，但郭老师那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批语却让我叹服不已。 郭老师已作古多年，至今也毫无责怪他的意思，因为政治运动不可避免地波及学校。中苏关系破裂，“老大哥”成了死对头。在大会堂听王校长传达“九评”文件，破例不准记笔记，不准讨论，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四清”运动开始了，“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的歌声低沉哀婉。我们班分成几个组到黄大户村访贫问苦，帮困难户李勤妹家锄地，到南江对岸的黄有福家帮助拾柴挑水。乌义村申屠晋父亲的大坟前，听当地人控诉地主的暴行。进城参观“阶级斗争展览馆”（馆址在孔庙旧址，黉门前原文化馆位置）。学校开始夜营训练，我们半夜三更起来，经楼店、后山店等地黑灯瞎火兜了个大圈子回校。进入初三，阶级斗争的调门越来越高，贫下中农吃香，中农是团结的对象。我家成分中农，出身上就低了一等，总有莫名的压抑感。 临近毕业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拉开序幕。我们这些懵懵懂懂的中学生还不知是怎么回事，1966年7月16日，学校放假了，我们也毕业了。虽已填了志愿，但高中、大学停止招生，升学前景不明。8月，又来了通知，说是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回去待了一个星期，学校乱糟糟的，不复有学习氛围。于是彻底告别了中学时代。9月底，我到金华学木匠，时年16虚岁。后来得知，1966年下半年，未经选拔和公示，部分同学（有成绩班内倒数的）曾升入金一中、金二中等名校，成绩数一数二的我和张文华被排除在外（张文华后来写了《心中的那根刺》以消胸中块垒），除了我家成分为中农之外，找不出任何理由。1967年下半年的“复课闹革命”风潮中，听说学校派程肇宣老先生和陆雄狄老师来我家，让我回去复课，我则在金华一无所知。大约程陆两位老师出身地主，那时都在“牛鬼蛇神”之列，因此，这跑腿的差事非他们莫属了。 在并不平坦的人生道路上，我时时回想那令人难忘的三年初中生活。每每想起那难忘的岁月，想起那时的老师，想起那时的同学，想起他们的音容笑貌，想起母校的一草一木，心中就充溢着融融的暖意。三年时光，对漫长的人生来说，是多么短暂，但母校给我的教益，给我品德和学识上的滋养，让我受用终身。有限的文字诉说不尽对母校的无限怀念依恋感激之情，拉杂谈来，也不去考虑谋篇布局起承转合，笔随意行，不过将心中所思表达一二罢了。 1994.6.25 为湖溪一中建校120周年而作 原载《星光灿烂》64—72页 西泠印社出版社《东阳往事（1949—19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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