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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市井财经专栏作家 叶克飞 昨晚，网友“奋斗在意大利”在意大利论坛独家编译了一则消息，称两名患者曾经入住的罗马某酒店，在病人确诊后，几乎没有任何客人入住，濒临破产。但面临绝境时，大量订单涌入，却依然无人入住。调查后发现，订房者原来是竞争对手酒店的董事和员工。为了避免同行失业，他们组织起来拯救对手。 旅欧的著名前媒体人王勤伯证实了此事，确认这是由罗马当地的旅馆联合工会发起的行动，“意大利是最有行业联合会传统的国家，行业联合会制定行业规范、促进立法，对整个公民社会的运转和危机应对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中国人的认知里，挽救同行似乎是一件蠢事，毕竟我们从小就熟知的中国社会哲学里，就有一句著名的“同行如敌国”。看看新闻，我们会发现很多敌对案例，比如相邻的两个早餐铺为了抢客大打出手，比如A食肆的员工去B食肆门口拉客引发冲突，甚至还有为了挤垮竞争对手而去恶意举报的……仿佛不斗个你死我活就不能经营下去。 这种“同行如敌国”的思维，很大程度上还与许多中国人“以大为美”的思维相关，他们推崇巨头，推崇垄断，将集中度视为行业发展的重要标准。但在商业传统更为悠久的欧洲，人们的观念恰恰相反，同行不是敌国，大家合力做大市场，自己的生存空间才会更大。共存，才是最好的商业环境。 在如今的欧洲，意大利毫无疑问是一个趋于没落的国家。尽管仍然牢牢位居发达国家序列，并排名世界前列，但在老牌经济强国中，它的工业发展远不及德国，发达度也不及荷兰、比利时和北欧国家，失业率高企，经济活力也不及新兴的捷克与波兰。可即使如此，它仍具有悠久的商业传统，并向我们诠释何为文明。 古希腊城邦和古罗马共和国奠定了欧洲商业文明的基础 在中国史学家眼里，说起商业传统，中国可算是“起了个大早”。杨向奎等史学家甚至推断，商朝之所以得名，就是因为早期商部落和立国后的商朝人善于经商。当然，这种说法未必经得起推敲，多少有点牵强。 商业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在陶器、玉器、葛、麻、丝织物、漆器、铜器和酒等相继出现后，中国商业也开始萌芽，出现各种手工业作坊。 宋朝是中国商业发展的高峰，从汴梁到临安，北宋和南宋都站在了世界商业的最高点。 但不管是两汉、唐宋还是明清，商业从来都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重农抑商才是主流。在欧美强国已经通过工业革命迈入近现代化社会时，中国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小农社会。加上百年来的动荡和弯路，中国的商业发展远远滞后于时代，即使成为世界工厂后，商业也处于野蛮生长的粗放阶段。 相比之下，西方商业的发展脉络更加清晰，现代商业乃至现代文明的所有元素和环节都在西方萌芽和成长，这与古希腊城邦的商业发展和古罗马共和国的分权制法治分不开。 相比中国古代文明，古希腊文化的最大特征就是海洋性，因为地理因素，古希腊人早早开启海上贸易，商业的繁荣促使古希腊人必须学会坐下来好好谈判，因此产生了古希腊式的民主氛围。同时，发达商业产生的自由民，又因为经济许可，开始投身于哲学、艺术、科学和文学等领域，进而获取话语权，因此催生了大量哲学家、艺术家、诗人、科学家和演说家，反过来又推动了民智发展。 古罗马帝国的分权制在法律上确保了公民权益，《国法大全》作为保护和规范商品生产、交换的法典，被恩格斯称作“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这也使得商业得到相应保护。 相比之下，中国没有古希腊和古罗马式的共和制度，没有“自由民”的概念，并不利于商业发展。中国古代法律源远流长，但无论是久远的《禹刑》，还是上世纪初期仍然存在的《大清律》，都多半是刑法，没有保护民众权利的民法。也正因为这样，古代中国始终无法走出农业社会的桎梏。 即使是许多人眼中“黑暗的中世纪”，欧洲商业也仍然维持着固有的惯性前行。尤其是古罗马帝国覆亡后，城市自治在欧洲更趋主流，大多数城市沿用古罗马传统和法律，对私有财产进行保护。因新冠肺炎患者曾经入住而无人问津、濒临破产，却被同行挽救的那家酒店，恰恰就来自古罗马帝国时代和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商业中心——意大利。 中世纪的面包作坊 早在古罗马时代，如今的热那亚、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就已经是极为繁荣的工商业城市，在中世纪同样兴旺。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它们又成为最先兴起之地。文艺复兴这场人文主义革命催生了新兴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并使得中世纪的手工业行会制度向近现代工厂模式转变。 即使工业革命之后，中世纪行会制度仍庇护欧洲 在文艺复兴发源地佛罗伦萨，如今仍可见到那座古朴的行会教堂。尽管名气远不及圣母百花大教堂，但仍意义非凡。它由中世纪佛罗伦萨工匠行会集资建造，墙身上每座圣人雕像都代表一个行业的保护神，行业包括法官和公证行会、银行珠宝商行会、羊毛业行会、药业和香料业行会、皮匠行会、铁匠行会、裁缝行会和食品业行会等，共计十四大行会，可见当时商业之繁荣。 行会是欧洲中世纪商业的最大特色，由同一行业的从业者组成，本身就是倾向于合作的架构。它大概在公元9世纪诞生，在自由市和海滨城市最先发展，12世纪扩展到整个欧洲大陆和所有行业，连刽子手都有了行会。 欧洲行会组织有一整套的行业规范，虽然行业各有差别，但有几点是相通的。比如对产品品质的要求，反对造假和失信，行会内部强调平等和民主，互助友爱，如有争执也要学会彼此谅解。 皮靴制造业的行会 资料显示，大多数行会都有要求会友们“像兄弟般互助”的条文。1303年，意大利某城市的画家行会规章就规定，“凡（会友）有需要，都给予兄弟般的帮助”，“对路过本城的外地人要殷勤招待，这样就可获得你所要知道的消息”…… 丹麦某行会也规定，如果有会友的房子被烧，商船蒙难，会友们必须提供帮助。但凡有会友重病，行会会让两名会友进行照顾。如果会友身故，家庭又有需要，行会会抚养其子女。 有这种悠久传统，罗马酒店向那间新冠肺炎患者住过的酒店提供帮助，也就不足为奇了。 正因为行会的存在，才有欧洲璀璨的文化、建筑和人文精神 行会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行业规范和互助，它还成为欧洲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动力之源。 中国人除了喜欢说“同行如敌国”之外，还喜欢说“师傅教徒弟要留一手”，但正是这两种陈腐观念，限制了商业和技术的发展。 相比之下，欧洲行会制度却提供了商业和技术发展的土壤。因为行会的存在，行会成员非常重视集体经验，并可以在集思广益的情况下进行自主创造。这一点在欧洲教堂建筑中体现最为明显，如今在一座座欧洲城市里依然矗立、美轮美奂的宏伟教堂，多半经过了数百年的建设，它们的建成从来都不依赖于某个人的指挥，而是行会从业者们的集体智慧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欧洲的建筑学和金属铸造技术等都得到了长足发展，也为后来力学、物理学和机械工程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许多欧洲城市的中心广场里，行会建筑都是最耀眼的存在，尤其是在商业发达的意大利、德国、荷兰和比利时等地。比如被雨果誉为“世界最美广场”的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广场，就有各个行会留下的行会建筑。从中世纪开始，布鲁塞尔一直是各方力量争夺之地，不同势力在此角力，也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与思维。同时，手工业的发展使得布鲁塞尔与布鲁日、根特和安特卫普等城市一起，具备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也正因此，布鲁塞尔一向以包容开放富庶著称，而且因为习惯于在各方势力间寻找平衡，也因此具有了“柔软的独立性”。 比利时布鲁日的市集广场同样知名，这个14世纪的欧洲大商港，与根特和安特卫普一样，坐拥运河与港口，有着悠久商业传统。 12世纪，因羊毛纺织业和布料贸易的兴旺，布鲁日成为欧洲最富庶的城市之一。当时，布鲁日会进口英国的羊毛和铁器，南欧的柑橘、糖和香料，北欧的皮毛和铜器，还会出口大量毛纺织品。 1277年，热那亚商船驶入布鲁日，使得布鲁日成为连接地中海与北海贸易的第一个商业城市。除了贸易因此受益之外，布鲁日的财政体系也日益健全，银行业迅速发展，证券交易所也于1309年开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布鲁日都拥有低地国家乃至全世界最发达的金融市场，连以商业闻名的威尼斯人，都是在1314年才学到证券市场知识，他们的老师正是布鲁日。 当年的汉萨同盟，诞生了众多商业名城。这一商业同盟在14世纪中期达到顶峰，扩展至波罗的海南岸和东岸的所有德国港口城市，以及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和俄罗斯，直到1699年才宣告解体。中世纪后期，不莱梅、汉堡和吕贝克城市等一起控制着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商业通道。在这几座城市的广场中，如今仍有大量行会建筑存在。 行会的存在也带动了市民社会的发展，比如早年的不莱梅，它曾被主教区所控制，但经济发展动摇了教会统治。1404年，不莱梅政府在市中心广场上竖起象征公民自治和经济自由的罗兰骑士雕像，并于1409年建成市政厅，以显示相对于教会的独立性，彰显由城市议会执行的自我管理政治体制，也彰显公民权利的觉醒。 换言之，悠久的行会传统，是欧洲文明的重要一部分。 结语 “同行如敌国”，“师傅教徒弟留一手”，本质都是一种小农社会思维，持这种思维的人不会明白“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道理。现代经济比以往更强调分工协作，也更强调共存和“做大蛋糕”的意义。欧洲之所以成为现代商业的发源地，恰恰因为悠久的商业和合作传统。遭遇新冠肺炎侵袭而濒临破产，却能得到同行相救的酒店，能带给我们许多启示。 本文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市井财经立场，且不构成投资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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