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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辛弃疾的唯一传世真迹《去国帖》，是天佑神物。只是，向来不知是写给谁的？辛弃疾是宋史研究热门，但学界对他的政治派系认识不清。出乎以往研究者意料的是，辛弃疾是近习门下，《去国帖》最可能的收信者，是“佞幸”曾觌。文中再结合几首著名辛词，还原那一段隐蔽的历史。 作 者：吴 斌 辛弃疾是南宋名人，《去国帖》是他的唯一传世真迹，广为人知。 辛弃疾《去国帖》 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弃疾自秋初去国，倏忽见冬。詹咏之诚，朝夕不替。第缘驱驰到官，即专意督捕，日从事于兵车羽檄间，坐是倥偬，略无少暇。起居之问，缺然不讲，非敢懈怠，当蒙情亮也。指吴会云间，未龟合并。心旌所向，坐以神驰。右谨具呈。 宣教郎新除秘阁修撰权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辛弃疾劄子。 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中，根据《宋史》和《宋会要》，结合《去国帖》中时日和结衔，考证出此帖书写于孝宗淳熙二年（1175）十月，时辛弃疾36岁。此年秋初，辛弃疾被丞相叶衡举荐为江西提刑，负责剿灭起义的茶寇，闰九月，诱杀匪首赖文政，报功朝廷，诏除秘阁修撰。 徐先生揭示了《去国帖》的重要背景。遗憾的是，《去国帖》丢失了札封，正文中又缺少直接的人物信息，导致收信人身份成谜。其实，早在1957年，邓广铭先生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在《辛稼轩诗文抄存》中写道：“这一劄子的原件现尚存在，今据以辑录，但不知究竟是写给什么人的。” 收信人是谁呢？为此，我们不妨重新梳理帖中信息，寻找出最大的历史可能性。 一《去国帖》释义 《去国帖》通篇小字，一丝不苟，文末详署职衔。正文不长，包含了三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詹咏之诚，朝夕不替”、“起居之问，缺然不讲，非敢懈怠，当蒙情亮也” ，这是反复表示谦卑和恭敬，并对自己赴职江西后，未对收信人有“起居之问”，表示歉意。 第二部分：“第缘驱驰到官，即专意督捕，日从事於兵车羽檄间，坐是倥偬，略无少暇”，这是说自己勤于兵事，专心剿寇，不敢懈怠。相当于汇报工作。 第三部分：“指吴会云间，未龟合并。心旌所向，坐以神驰”，理解这句话有难度，先前诸家无正解。 “指吴会云间”化用唐代王勃《滕王阁序》中的“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辛弃疾笔下的吴会，不是指通常所认为的“吴”和“会稽”二郡，而是专指杭州。柳永在名作《望海潮》中写道：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其中的“三吴都会”，即谓此；靖康南渡，高宗《移跸至临安府手诏》（收录于《南宋文范》）云：“今者驻跸吴会，以须天时，岂无输转之劳，与夫土木之役？”亦谓此。 长安是大唐国都，杭州是南宋行在，辛弃疾借王勃名句，以长安对杭州。 什么是“未龟合并”？古人以龟甲占卜预测，“未龟”有“未测”、“不知何时”之意，如宋代杨公远《省斋寄诗用韵走笔以谢二首》有句：“会晤未龟心怅恨，何时握手共欢然。”“合并”，指见面，韩愈 《与孟东野书》：“各以事牵，不可合并。” 所以，这部分的意思是：遥望杭州，不知何时才能见到您，我热切地瞻想着您的风采。 据以上，可以归纳出五条关键信息： 一、收信人身在杭州； 二、收信人是辛弃疾由衷尊敬的上官； 三、《去国帖》是辛弃疾七月离杭后，写给这位上官的第一封信； 四、辛弃疾表达了 “不负剿寇重任”的意思，可视为完成使命后的交待； 五、辛弃疾渴望回杭，面禀这位上官。 二丞相叶衡是辛弃疾的靠山 正常推想，《去国帖》的收信人，首选应是丞相叶衡。他是辛弃疾的伯乐，辛弃疾赴江西剿寇，正是由他一手举荐。 叶衡（1122-1183），字梦锡，金华人，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宋史》有传。他比辛弃疾大十八岁，懂军事，是一位有才能的主战派。据邓广铭《辛稼轩年谱》，辛、叶的结识，可以追溯到孝宗乾道四年（1168）辛弃疾任建康通判时。 《宋史·辛弃疾传》道：“（弃疾）辟江东安抚司参议官，留守叶衡雅重之”，这是淳熙元年（1174）的事。此年正月，叶衡以敷文阁学士、安抚使兼任建康行宫留守，辛弃疾请友人周孚撰写了《代贺叶留守启》，道：“不敢忘提耳之诲，何以报沦肌之恩” ，从中可以看出二人之关系。 随后的几个月，叶衡飞速升迁。（淳熙元年）二月，除户部尚书；四月，签书枢密院事；六月，任参知政事； 十一月，拜右丞相兼枢密使。以上据《宋史·孝宗本纪》。 叶衡拜相，辛弃疾随即被调入杭州。《宋史·辛弃疾传》道：“衡入相，力荐弃疾慷慨有大略，召见，迁仓部郞官”。 《稼轩词》中，写给叶衡的词作凡四阙，其中《洞仙歌·寿叶丞相》写于淳熙二年（1175）正月（据邓广铭先生考证，叶衡的生辰为正月十九日）。此时叶衡拜相方两月，正春风得意。 词云： 江头父老，说新来朝野。都道今年太平也。 见朱颜绿鬓、玉带金鱼，相公是，旧日中朝司马。 遥知宣劝处，东閤华灯，别赐《仙韶》接元夜。 问天上、几多春，只似人间，但长见、精神如画。 好都取、山河献君王，看父子貂蝉、玉京迎驾。 词中，辛弃疾欣悦地展望前景，他把叶衡比作名相司马光，还用了“东閤”的典故。《汉书·公孙弘传》云：“公孙弘自起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于是起客馆，开东閤，以延贤人，与参谋议”，公孙弘的飞擢，和叶衡的宦历十分类似，辛弃疾则把自己喻为叶衡延请的“东閤贤人”。 三《去国帖》涉及的江西剿寇事 又过了五个月，即淳熙二年（1175）六月，辛弃疾等到了一展军事才能的机会，这正是《去国帖》中所涉及到的“江西剿寇”事。见载于《续资治通鉴》卷144：（淳熙二年六月）茶寇势日炽，江西总管贾和仲击之，为其所败。诏以仓部郎中辛弃疾为江西提刑，节制诸军讨之，用叶衡之荐也。 茶税是南宋政府的重要财源，常有不法茶贩铤而走险，把茶叶走私到北方的金国，谋求暴利。最后发展成武装集团，公然对抗朝廷。《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江茶》描述道：“自江南产茶既盛，民多盗贩，数百为群，稍诘之则起而为盗。” 淳熙元年（1174），数千茶寇集结湖南，被名臣刘珙抚平。第二年，头目赖文政重新纠集了几百名残寇，竟然以少胜多，击溃了名将王炎（刘珙的继任者）的正规军。随后又转战江西，打败了老将贾和仲。两次惨败，震动朝廷，（淳熙二年六月十三日）兵部侍郎周必大向孝宗描述道：“臣旬日来闻湖南茶贼转剽吉州界，其徒仅数百人，乃敢覆军杀将，盗据县邑，略无忌惮……（《周文忠集》卷137《论军政》）” 辛弃疾就是在这种棘手的情况下，被叶衡举荐的。《宋史·孝宗本纪一》又记：“（淳熙二年）六月辛酉，以仓部郎中辛弃疾为江西提刑，节制诸军讨捕茶寇”。于是就出现了《去国帖》描述的那一幕：“弃疾自秋初去国，……第缘驱驰到官，即专意督捕，日从事於兵车羽檄间，坐是倥偬，略无少暇。” 在随后的三个月里，辛弃疾不负所望，成功诱杀赖文政，收编余寇，替朝廷解决了祸患。《宋会要》：“淳熙二年闰九月二十四日，上（孝宗）谓辅臣，曰：江西茶寇已剿除尽。……辛弃疾已有成功，当议优于职名，以示激劝。”这里的“优于职名“，便是辛弃疾在《去国帖》中所署的“新除秘阁修撰”。 此时，我们可以说《去国帖》的收信人是叶衡了吗？ 不能！ 四叶衡罢相，辛弃疾失力 辛弃疾在江西大展拳脚时，叶衡却被朝臣攻击，罢相外放，远离了权力中心。 叶衡罢相的记载有三： 1、《宋史·叶衡传》：上请执政，选使求河南，衡奏：司谏汤邦彦有口辨，宜使金。邦彦请对，问所以遣，既知荐出于衡，恨衡挤己，闻衡对客有讪上语，奏之，上大怒。即日罢相，责授安德军节度副使，郴州安置。 2、《中兴两朝圣政》卷54：（淳熙二年九月）是月，叶衡罢相。以谏官汤邦彦论其奋身寒微，致位通显，未闻少有裨益，惟务险愎，以为身谋也。初命知建宁府，言者不已，遂罢之。 3、《宋会要辑稿》卷3891：（淳熙二年九月十八日）同日，太子詹事兼权吏部侍郎沈枢分析欺隐，可降三官放罢，送筠州居住。侍御史范仲芑论右丞相叶衡，因言及枢，故有是命。 叶衡被汤邦彦和范仲芑等人弹劾，九月罢相。而此时，正是钱塘观潮时节。 远方的辛弃疾，听到叶衡被贬的消息，写下名篇《摸鱼儿·观潮上叶丞相》。叶衡于淳熙元年十一月拜相，淳熙二年九月罢相，这首词，只能系于淳熙二年的观潮季。 词云： 望飞来半空鸥鹭，须臾动地鼙鼓。 截江组练驱山去，鏖战未收貔虎。 朝又暮。诮惯得、吴儿不怕蛟龙怒。风波平步。 看红旆惊飞，跳鱼直上，蹙踏浪花舞。 凭谁问，万里长鲸吞吐，人间儿戏千弩。 滔天力倦知何事，白马素车东去。 堪恨处，人道是、属镂怨愤终千古。功名自误。 谩教得陶朱，五湖西子，一舸弄烟雨。 前半阙，辛弃疾用弄潮儿来形容叶衡在复杂朝局中担当与气魄。后半阙，表达了对叶衡壮志不酬的惋惜。词尾，又流露出鼓励之意，劝这位上司不要灰心，莫学范蠡隐遁山水。 五叶衡已不符合收信人条件 至此，我们先汇总下前文的时间节点： 淳熙二年(1175)七月，辛弃疾被叶衡举荐，赴江西剿寇； 九月，叶衡被弹劾，罢相，外放建宁府； 九月观潮季，辛弃疾写《摸鱼儿·观潮上叶丞相》，劝慰叶衡； 闰九月二十四日，辛弃疾剿寇功成，孝宗下诏，辛弃疾除“秘阁修撰”； 十月，辛弃疾写《去国帖》，向某位上官示意。 叶衡在九月罢相外放，不符合《去国帖》中“望吴会云间”的收信人条件。 另外，《摸鱼儿·观潮上叶丞相》的传世，也证明了在辛弃疾在书写《去国帖》前，和叶衡有文字往来。不符合《去国帖》中“起居之问，缺然不讲，非敢懈怠，当蒙情亮也”的表述。 所以，《去国帖》不是写给叶衡的。 六重释《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叶衡上得快下得也快，他刚把辛弃疾带到空中看风景，自己却跌入谷底。叶衡去位，使崭露头角的辛弃疾，失去了靠山。 就在此时，辛弃疾写下了《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词云：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这首词，历代赞评不绝。都说造口是昔日哲宗的隆祐皇后被金兵追击处，辛弃疾登临旧地，望故都汴京，惜水怨山，慷慨生哀，借“行不得也“的鹧鸪啼声，表达了恢复无望的悲愤。但邓广铭先生考证，金人在造口追隆祐事，“当俱出传闻之误”。 如果我们把《菩萨蛮》，结合时间相近的《去国帖》，能体会出一点新的意味。《去国帖》里的“指吴会云间”，化用了王勃《滕王阁序》中的“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这说明，此时辛弃疾心中“望长安”的典故，来源于《滕王阁序》，“望长安”真正对应的，是“指吴会”，而吴会，却是杭州。 王勃从江西望长安，是明确的西北方向。但从实际地理位置上看，汴京位于造口（今万安县）和郁孤台（今赣州）的正北。即便是在不精确的宋代《华夷图》（碑藏西安碑林）上，汴京也只是在正北微偏西7度的位置，算不上西北，所以《菩萨蛮》中“西北望长安”，不是实望汴京，而是扣典。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中的“行人” 指出征者，不是指随隆祐南逃的民众，这和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杜甫《兵车行》）中的“行人”是同一意思。此时的辛弃疾带兵剿寇，是出征人，“行人泪”，是辛弃疾之泪，辛弃疾在词中流泪，此处非独见，另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的“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辛弃疾借着叶衡拜相的东风，刚得到被朝廷认可的机会，却传来恩相倒台的消息。他登上郁孤台，目送清江，满心悲怆。遥望杭州，层层青山阻隔，听得鹧鸪声，想到回朝未卜，恨泪长流。 七叶衡去位，株连党羽 “滔天力倦”的叶衡外贬，这绝非他一人之事，伴随的是连锁清洗。除了前文提到的太子詹事兼权吏部侍郎沈枢“降三官放罢，送筠州居住”之外，被牵连的还有王正己（字正之）等。 王正己是辛弃疾好友，另一首辛词名篇《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就是写给他的。楼钥为王正己撰《朝议大夫秘阁修撰致仕王公墓志铭》云：“以叶丞相之荐，除尚书吏部员外郎，权右司郎官，遂为真。叶公去国，公亦遭论，再奉祠。除严州，改婺州”。 关于王正己，淳熙五年五月初七，宋孝宗对史浩说过一段话：“朕但取贤者用之，否则去之。且如叶衡既去，人以王正己为其党，朕固留之，以王正己虽衡所引，其人自贤，则知朕不以朋党待臣下也。”（见载于南宋《增入名儒讲义·皇宋中兴两朝圣政》）。 从中可以看出，叶衡倒台，政敌以“结朋党”为由，持续攻击叶党。孝宗虽说“不以朋党待臣下”，但还是逐之而后快。 八叶衡的后台曾觌还在位上 宋代重文轻武，辛弃疾未经科举，是南渡的“归正人”，难融于士大夫集团。《宋史·辛弃疾传》记录了他早年仅有的一次面圣：“乾道六年（1170），孝宗召对延和殿。时虞允文当国，帝锐意恢复，弃疾因论南北形势及三国、晋、汉人才，持论劲直，不为迎合。” 之后，31岁的辛弃疾被授予司农寺主簿，正七品。出身不过硬，且“不为迎合”的辛弃疾，在虞允文时代，得不到政治机会。被叶衡举荐前，辛弃疾也不过是正六品的江东安抚司参议，没有朝中根基。 叶衡失势，而下的一脉党羽失力。辛弃疾还能对哪位朝中上官，心怀期待地写出《去国帖》这样内容的信札呢？ 历史的可选项，已然不多。目前看，辛弃疾唯一可以期待的，是叶衡的后台——曾觌。 叶衡虽倒，曾觌还在位上。正是这位强人，把叶衡一路扶上相位。《宋史·叶衡传》道：“衡负才足智，理兵事甚悉，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进用之骤，人谓出于曾觌云。”叶衡实际上是曾觌的代言人，行使的是曾觌的政治主张。 曾觌虽强，却是一位名声不佳、令人侧目的人物，《宋史》把他归为“佞幸”，史书中不见善评。宋史学界，对他也没有公允评价。 “佞幸”，似乎和爱国英雄辛弃疾格格不入，但在孝宗一朝，曾觌有特殊的政治影响力，是辛弃疾后台的后台。没有他，叶衡不可能拜相，辛弃疾也不可能得到《去国帖》中“江西剿寇”的机会。 九曾觌的一生 曾觌（1109-1180），字纯甫，号海野老农，汴人，文学才能出众，长应制，善填词，有《海野词》传世。亦精书法，米友仁《云山得意图》后，尚有曾觌题跋一段。 曾觌追随孝宗很早，孝宗还是建王时，他和另一位“佞幸”龙大渊就是王府知客。孝宗受禅，改元隆兴，三月，擢拔龙、曾两位潜邸旧人，引起朝臣们的抵制。新皇起用近习，意味着向老臣分权，这本质上是一场权力博弈。 朝臣认为，近习多小人，靠谄媚得官，出入内廷和庙堂，是国家的祸殃。如刘度《待小人不可无节疏》：“大渊、觌轻儇浮浅，凭恃恩宠，入则侍帷幄之谋，出则陪庙堂之议。摇唇鼓舌，变乱是非。凡皇闱宴昵之私，宫嫔嬉笑之语，宣言于外，以自夸大。”又如朱熹《垂拱奏札三》：“臣窃观今谏诤之途尚壅，佞幸之势方张，……，而所以修德业、正朝廷、立纲纪者，必以广纳谏诤，黜远邪佞，杜塞倖门……” 孝宗和朝臣反复交锋，四次改命，《宋史·曾觌传》说：“不数月间，除命四变”。这场斗争，持续到了八月，最终，曾觌升为“带御器械、干办皇城司除权知阁门事”。 反对的官员们，以集体辞职相要挟，“宰辅、台谏、给舍一辞以为当去”，这引起了孝宗的猜忌，“上意有朋党之疑”，对他们严加打击。从《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六《孝宗黜曾、龙本末》中，可以整理出一串受贬官员的名单：他们是周必大、张震、刘度、龚茂良、张焘、周操、陆游、林广朝、刘朔。 如此一来，曾觌愈发树敌，终其一生，矛盾不止。曾觌当权后，恃宠擅政，用龚茂良的话说：“今左右近习，不过数人，众所指目，形于谣诵，一二年来，进退人才，施行政事，命由中出，人心哗然，指为此辈。”语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逸文《龚实之论龙曾》。 孝宗控制臣下，有两种特殊手段：一是利用近习，牵制朝臣。二是频繁换相，节制相权。这在宋代，绝无仅有。 当然，孝宗对近习，也非完全袒护。乾道三年（1167）春，副相陈俊卿抓到曾觌和龙大渊“泄密”的把柄，成功激怒孝宗，曾、龙外放。第二年，龙大渊病死。之后，孝宗数次想召回曾觌，遭到虞允文、陈俊卿、刘珙等人的坚决抵制。 直到乾道六年（1170），陈俊卿倒台，曾觌才得以回朝，一直到去世，宠渥不衰。《宋史·曾觌传》记载了他之后的升迁：“六年夏，俊卿罢政。十月，觌以京祠召。七年，立皇太子，觌以伴读劳，升承宣使。八年，姚宪为贺金国尊号使，觌副之。归，除武泰军节度使，提举万寿观。淳熙元年，除开府仪同三司“，”淳熙六年，加少保，醴泉观使”。 十曾觌是主战派 南宋初年，主战或是主和，是对高层官员的基本划分。曾觌是虞允文和陈俊卿的政敌，似乎应是主和派，但现有的证据，却显示他是主战派。笔者理由如下： 1、孝宗即位之初，锐意恢复，他提拔曾觌，正值隆兴北伐之际，所以，曾觌不可能是主和派； 2、叶衡是主战派。曾觌不可能把立场相反的人，扶上相位； 3、曾觌《海野词》中的词作，体现了主战精神。如《水调歌头》： 词云： 图画上麟阁，莫使鬓先秋。 壮年豪气，无奈黯黯阵云浮。 常记青油幕下，一矢聊城飞去，谈笑静边头。 勋业出无意，非为快恩雠。 卷龙韬，随凤诏，与时谋。 朱旛皂盖南下，聊试海山州。 邂逅故人相见，俯仰浮生今古，蝼蚁共王侯。 万事偶然耳，风月恣嬉游。 4、曾觌与韩彦古是亲家，政治立场相投的人，才会联姻。曾韩联姻，见于南宋赵与时《宾退录》卷二：“觌之姻家韩彦古献议。” 韩彦古，字子师，抗金名将韩世忠之子，是坚定的主战派，辛弃疾好友陈亮有一首《满江红·怀韩子师尚书》，可体会之。 词云： 曾洗乾坤，问何事、雄图顿屈。 试著眼、阶除当下，又添英物。 北向争衡幽愤在，南来遗恨狂酋失。 算凄凉，部曲几人存，三之一。 诸老尽，郎君出。恩未报，家何恤。 念横飞直上，有时还戢。 笑我只知存饱暖，感君元不论阶级。 休更上、百尺旧家楼，尘侵帙。 十一《去国帖》背后的党争 淳熙元年（1174）二月，虞允文去世了。虞允文指挥“采石矶大捷”，出将入相二十年，根基深厚。他和陈俊卿是死党，也是曾觌的政敌。 少了虞允文的压制，曾觌加大了谋权力度。我们回顾下前文总结的叶衡快速升迁的时间：（淳熙元年）二月，除户部尚书；四月，签书枢密院事；六月，任参知政事； 十一月，拜右丞相兼枢密使。 可以看出，曾觌提拔叶衡，和虞允文去世同时。叶衡成功拜相，意味着曾觌权势无两。 前文又讲过，弹劾叶衡的人物，是汤邦彦和范仲芑。这两人是谁？ 汤邦彦是虞允文的人。南宋《京口耆旧传》卷八《汤邦彦传》：“邦彦，鹏举孙，字朝美，以祖荫入官，……，丞相虞允文一见如旧，除枢密院编修官。允文宣抚四川，辟充大使司干办公事。” 范仲芑是王炎的人。王炎，字公明，乾道五年（1169），权参知政事，除四川宣抚使。乾道七年（1171），升枢密使，依旧宣抚四川。枢密使，是南宋的最高军事长官。直到乾道八年（1172），被虞允文接任。 王炎在四川练兵备战，筹备北伐。他的幕府，被陆游称为“征西大幕”，一时英才荟萃，陆游、范仲芑都是其下属。陆游在《送范西叔序》，中云：“乾道壬辰二月，予道益昌，始识范东叔，后月余，遂与东叔兄西叔（范仲芑字西叔）为僚于宣威幕府。” 王炎和虞允文关系不好。周必大《王炎除枢密使制御笔跋》云：“初，炎与宰相虞允文不相能，屡乞罢归”。虞允文接管四川的第二年，即乾道九年（1173），王炎罢枢密使，奉祠宫观，相当于赋闲。 直到淳熙元年（1174）十二月，也就是虞允文去世十个月后，王炎才以“观文殿学士、太中大夫知潭州（今长沙）”。运气不好的是，正赶上茶寇造反，这位昔日的名帅，竟被赖文政的小股武装击溃。淳熙二年（1175）五月，朝中有人弹劾王炎等三人“欺君”，王炎的下场是“落观文殿学士，袁州居住”，罢了官。事见《宋宰辅编年录》卷十。 谁弹劾的王炎？史书上没有讲。但嫌疑最大的，无疑是曾觌和叶衡。叶衡拜右相兼枢密使，集相权与军权于一身。虞允文一死，就数王炎的军事威望最高，所以，曾、叶有动机，抓住剿寇失利的机会，找个罪名，除掉王炎。 王炎罢官的次月，叶衡力荐辛弃疾出征。这位心腹，军事才能出众，当年率五十人，冲进五万敌营生擒叛徒，是一桩广为人知的传奇。辛弃疾凯旋，必有助于曾、叶收揽军权。辛弃疾，是他们往军界，楔入的一枚钉子。 这种局面，显然不是虞允文旧部和王炎愿意看到的，于是，两派摒弃宿怨，结成同盟。汤邦彦和范仲芑联手攻击叶衡，最终把叶衡拉下马。此事最关键的，其实是孝宗的态度。孝宗警惕机敏，终其一朝，不允许任何势力做大。这时赶走叶衡、削弱曾觌势力，利于巩固皇权。 叶衡被逐的第二年，即淳熙三年（1176）年，汤邦彦找到机会，向孝宗为王炎诉冤，打动了孝宗，王炎复职（事亦见《宋宰辅编年录》卷十）。当然，这是后话。 辛弃疾在叶衡罢相后的四年间，在江西、湖北、湖南三路，辗转任安抚使（从四品），统管各路军政。淳熙六年（1179）辛弃疾在《淳熙己亥论盗贼札子》中言道：“臣危孤一身久矣，荷陛下保全，事有可为，杀身不顾”，“臣生平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顾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使他日任陛下远方耳目之寄者，以臣为戒……” 辛弃疾任职期间，政绩出众，之所以“不为众人所容”，恐怕还是因为曾觌。近习像一把双刃剑，入其门阀，在晋身的同时，必会引来攻讦。 终于，在曾觌去世的第二年，即淳熙八年（1181），辛弃疾削职为民。 辛弃疾显然也想调合各方的关系。譬如，他结交王炎旧部；结交朱熹，甚至去结交失势的汤邦彦，都有词篇为证。辛弃疾罢官后，闲居江西上饶的带湖，在《水调歌头·盟鸥》中写道：“凡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应该就是这种心境的体现。 十二新视角下的朱熹和周必大 在史料中，我们找不到辛弃疾和曾觌交往的直接记录。但是，辛弃疾是叶衡的人，叶衡又是曾觌的人，这条关系脉络，史有明载，颠扑不破。 如果把辛弃疾视为“近习党羽”，再看他和其他重要人物的关系，会有全新的理解。我们姑举朱熹和周必大，略论之。 1、朱熹 陈亮是永康学派的创立者，著名词人，和辛弃疾交厚。他在《与辛幼安殿撰》（《龙川文集》卷21）中描述了辛弃疾和朱熹的关系：“四海所系望者，东序惟元晦（朱熹），西序惟公与子师（韩彦古）耳，又觉戛戛然不相入。”东序和西序，指文官和武官。陈亮把辛弃疾和韩彦古并视。同时也指出，他们和朱熹不合。 孝宗即位之初，朱熹就抵制曾觌。曾觌去世的前一年，即淳熙六年（1179），朱熹又写了一封攻击曾觌的奏疏，言辞激烈：与陛下所与亲密谋议者，不过一二近习之臣，上则蛊惑陛下之心态，……，下则招集天下士大夫嗜利无耻者，文武汇分，各入其门。所喜则阴为引援，擢置清显；所恶则密行訾毁，公肆排挤。……，使陛下号令黜陟不复出于朝廷，而出于此一二人之门，名为陛下之独断，而实为此一二人阴执其柄，莫大之祸，必至之忧，仅在朝夕，而陛下独未知也。”这封奏疏，引得孝宗大怒，幸亏有丞相赵雄（虞允文门人）说项。事见《宋史·朱熹传》。 朱熹和辛弃疾有文字交，以往的学者，都着眼于他们的融洽。但是，曾觌的影响，难免会使他们心有隔阂，也就是陈亮所说的“不相入”。 朱熹和陈亮，还有过一场 “王霸义利”之争，是儒学史上的著名公案。简言之，朱熹的观点是，君主应首重修身，远小人，行王道，否则，功业再大也是枉然；陈亮则认为，君主的道德标准和常人不同，当首重功业，行霸道，为国家谋利。 朱熹反对近习，他认为孝宗任用曾觌等，是不修德业。陈亮主战，他最推崇的辛弃疾和韩彦古，都是曾觌线上的人物。如此看来，两人对曾觌的态度，在“王霸义利”之争中，是有所体现的。 2、周必大 周必大，字子充，文坛盟主，孝宗朝后期的名相。他对辛弃疾很不友善，其事有三： 淳熙二年，辛弃疾赴江西剿茶寇，周必大在九月五日写下《论平茶贼利害》的奏疏，批评成功在即的辛弃疾，说“但观其人，颇似轻锐，亦须戒以持重”，又说辛弃疾斗力不斗智，使用的民兵太多，浪费粮食。 淳熙七年（1180）八月，辛弃疾任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见湖南军政凋敝，上疏乞建“飞虎军”，得到孝宗许可。九月，时任参知政事的周必大，又上《论步军司多差拨将佐往潭州飞虎军》疏，对辛弃疾提出节制意见。周必大的动机，在他的《与林黄中（林栗）少卿书》中写得很清楚：“辛卿又竭一路民力为此举，欲为自功，且有利心焉。” 而历史证明，飞虎军是一支劲旅，对安定湖南、防御边境发挥了长期而重要的作用，金人称之为“虎儿军”，颇为忌惮。” 南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下云：王丞相（王淮）欲进拟辛幼安除一帅，周益公坚不肯。王问益公云：“幼安帅材，何不用之？”益公答云：“不然，凡幼安所杀人命，在吾辈执笔者当之。”王遂不复言。 辛弃疾是曾觌一派，这是周必大压制辛弃疾的根本原因。隆兴元年，周必大和众官一起，反对孝宗提拔曾觌，并因此被贬；淳熙二年，他趁叶衡势危，上疏针对辛弃疾；曾觌死后，他制约辛弃疾组建飞虎军、反对王淮起用辛弃疾。 事实上，周必大也非表里如一的君子。《宋史·曾觌传》如是记载：淳熙六年（1179）二月，帝幸祐圣观，召宰臣史浩及觌同赐酒。是岁，加觌少保、醴泉观使。时周必大当草制，人谓其必不肯从，及制出，乃有'敬故在尊贤之上'之语，士论惜之。 当时，周必大正处于低谷，用一句'敬故在尊贤之上'，屈从了曾觌。随后，进开国伯、加食邑三百户，又进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翌年，拜参知政事，封荥阳郡侯。 十三结语 孝宗，是南宋最有作为的皇帝，开启了“乾淳之治”。曾觌自乾道六年（1170）还朝，到淳熙七年（1180）去世，这十年间，始终屹立高位，而丞相却换了七人。孝宗利用近习和士大夫集团的矛盾，达到了削弱势力阵营、加强皇帝集权之目的。 孝宗是一代明君，整体上来讲，他信任近习，胜过信任朝臣。近习所为，很多是替孝宗代言，行孝宗的意旨。当然，曾觌等人，也有揽权逐利的私心。 真实的近习，未必如士大夫描绘的那般无耻；真实的士大夫，也并非如自己标榜的那样端方。但史书是士大夫写的，于是，近习的形象被扭曲，门下官员，也遭蒙尘。辛弃疾爱国，文学武功一流，辛词更是照耀千古，如此人物，到哪里都是光辉万丈，反而掩盖了曾觌的存在。 最后，来欣赏一首曾觌的《水龙吟》，这是《海野词》的首篇。 词云： 楚天千里无云，露华洗出秋容净。 银蟾台榭，玉壶天地，参差桂影。 鸳瓦寒生，画檐光射，碧梧金井。 听韶华半夜，江梅三弄，风袅袅、良宵永。 携手西园宴罢，下瑶台、醉魂初醒。 吹箫仙子，骖鸾归路，一襟清兴。 鳷鹊楼高，建章门迥，星河耿耿。 看沧江潮上，丹枫叶落，浸关山冷。 此阙《水龙吟》的首句是“楚天千里无云，露华洗出秋容净”，竟和辛弃疾名篇《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的首句“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有微妙的相似。曾觌也是词坛名宿，也许，他和辛弃疾之间，通过款曲吧！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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