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人初始的生活起居状态是一种平面风格，席地而坐，择地而卧，身体受力重心不离“地面”，是以谓之“平面”起居方式。这种起居方式也传给了日本、朝鲜。 与“平面”相对的，是西方人的“立体”起居方式——即身体重心离地，以椅、凳作为支撑工具。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早已习惯坐着椅子、伴着高高的桌子生活，其实这本是“胡式”的起居方式，胡式起居与中国文明结合，博大之下或许亦多少有着原生文明的失落。 自椅子从西域传来之后，中国人的起居方式，就渐渐由平面变为立体，由席地而坐变为垂足高坐。至于这种变革始于何时，有说南北朝，有说唐代，有说宋代。 中国人从席地而坐到习惯垂足坐椅，其过渡时间在五代至北宋比较可信。因为任何一种舶来品要在全社会普及是需要时间的，尤其对于古代缓慢的社会进程。如果把西式坐具传到中国的时间当作中国人席地时代的结束，显然是错谬。 其实在很早的时候，一些异域坐具如胡床、胡凳就曾伴随着佛教而来到过中国，这最早可追溯到东汉，但这些东西在中国一直属于另类，未能融进中国的整体社会生活文化之中，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影响不大。直到后来椅子的舶来和普及，才真正改变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席地之风。 而大规模使用椅子始于宋朝，这基本成为共识。中国最早的椅子应该来自西亚，唐代应该已经有了这种东西。但椅子最初是作为奢侈品存在，仅流行于宫廷和贵族的府上，老百姓一般是享受不到的。在今天看来，说椅子也是奢侈品也许有些不可思议。但只要想一想，那时的人们长期以来在地上生活惯了，对于平民老百姓而言实在没必要在居室里增添这么一个多余物件，而且也缺乏来源渠道。 终唐一代，椅凳并没有影响、改变大部分人的生活习惯。此系古代社会进程缓慢的原因，加上唐朝的社会、经济模式仍然是趋向封闭、保守的士族门阀制，也势必造成上流社会的文化不可能太快地进入下层社会。资料表明，唐代的室内仍以席为主，人们的主流坐姿仍然是席地而坐。 需要一提的是，席地坐不一定就是正坐，还可以盘腿坐，盘腿坐古人称胡坐。很长时间里，胡坐被华夏礼仪看作失礼的表现（胡坐，顾名思义即胡人的坐姿），而正坐才是华夏古人的标准坐姿。 五胡乱华以后，北方为少数民族统治，想来胡坐在中原就“堂而皇之”了。不久少数民族接受汉文化，但不知有无接受与传统汉族礼制紧密相关的正坐，至少后来的隋唐由于是汉族政权，应当有所回归。 到了五代时期，胡坐就已经相当普遍，虽仍旧是坐“地”，“平面”式起居并无大变，但已为日后在椅子上生活做好了过渡性准备——因为盘腿坐可以看作是居于正坐和坐椅之间的“折中”形式。 关键的革命发生在宋朝。宋朝社会，随着市民阶层的崛起，中国进入平民时代，市井的活跃，经济的繁荣，使椅子终于在全社会普及开来，以至上至皇家，下至平民，都坐到了椅子上生活，中国人的起居方式终于发生根本性变化——从“平面”变成了“立体”。  宋太祖赵匡胤画像这种改革给中国人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不要小看这个变化，由于不坐地了，所以就用不着脱鞋了，而由于坐在椅子上比坐在地上高出了许多，所以桌案也必须升高以求适应，桌子高了，一系列的家具也随之升高，相应的，房间窗户也要升高，进而导致建筑结构的变化等等...... 八仙桌不光如此，“立体”起居还给中国人造成了心理和精神气质的变化。正坐的姿势很优雅，是最能体现中国文明端庄、肃穆、宁静、谦恭等礼仪风范的坐姿。然而由于椅子的到来和普及，这种优美的身体符号没了。穿着宽大飘逸的汉服，坐在高高的椅子上，依着高高的桌子，仔细想想，是不是少了一点纯正的味道？美学是一种组合的学问，只有西方人的紧衣窄袖坐在椅子上才好看，可如果穿那样的服装跪坐于地，就显得别扭。而宽大飘逸的汉服，只有用正坐的身形才能充分地展示其雍容、端庄、宁静、谦恭的美韵。 可惜的是中国人对于“符号文化”的丢弃往往毫不留情（从某种角度看，文明就是一个符号体系）。椅子固然是好东西，但用椅子完全覆盖掉一直以来的席居文化未免太过粗暴！而原本残留的一点正坐礼俗也因席居时代的结束而灰飞湮灭。作为一个文化重要的符号标志，随着椅子的舶来，竟然变得如此的可欺，连一席之地也不容存在，非得把它完全消灭不可！只剩下一些汉语用词还在隐隐地暗示着先人生活的身体姿态：席位、出席、促膝谈心、举案齐眉......正坐是一种身心锻炼，可以有效的提炼人的礼仪气质。常常正坐的人，精神气质上会产生变化。也正因为在历史上摈弃了正坐的礼俗，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也变了——端正平稳变成了歪斜不定；原本的典雅渐沾市侩、粗俗之气；人与人原来诚挚地正面相对，变成了坐在椅子上侧身相顾，坦诚、信任的品格从此渐失......正坐是很能锻炼人的礼仪修养的。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正坐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想想，一个人如果可以习惯正坐，还怕行走坐卧各种场合的姿态有失礼仪吗？虽然经过了上篇的论述，但也许仍不足以充分令人觉得它真是那么优秀的传统，那么此篇再讲讲正坐的一些现实上的好处。正坐其实是一种利大于弊的坐姿，是一种锻炼，对身体存在诸般好处，这已有医学证实。举我知道的例子，首先，习惯正坐能减少驼背的发生。第二，膝骨性关节炎的发病率也比较低。此外，正坐对男性健康的好处更大，能减低阳痿的发生率！现代医学告戒人们，长时期坐着对身体不利，尤其不利于男性健康。因为男性的生殖器不适宜长时间受到来自下方的托力，久而久之将损伤男性功能，如果还是长时间坐在柔软的坐具如沙发，则情况更糟。甚至有过这样的极端例子见诸新闻：某青年因为痴迷上网，长时间坐在电脑前导致睾丸坏死。因为坐椅子把睾丸坐坏死的男子毕竟很少，但这至少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信息：长时间坐椅对男性生殖健康客观上存在威胁性。研究表明，常年坐在办公室的男性，阳痿的发生率比其他职业男性高出几倍。所以现代医学建议白领男性，为了自身健康，不要在椅凳上坐得太久，隔一段时间就要起身活动。由这里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如果是正坐，则会如何？那就是这种隐患就没有了。因为正坐只是把脚后跟垫在双股下，生殖器并未受到何种托力，而是悬于股间，因此正坐虽然是坐，却几乎跟站立时一样使生殖器不受束害，这就很可贵。从这个问题上看，坐椅凳对男士来说反倒不是好习惯。而且比较起来，中国人比西方人更乐于久坐于椅凳上，因为总的说来，国人不及西人好运动，总体喜静，且最普遍的娱乐是打麻将，这就有些不妙了。这不禁让人产生一种奇想，当然也仅是一种奇思妙谈——难怪中国古代的文人，从外在形象到心灵状态，直到唐代还有一种健康、刚毅的气质，入宋以后，则渐成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形象，柔弱萎靡，心灵渐趋病态，阳刚之气大不如前。原来宋以后的文人，长时间坐在椅子上，挤压阳物，实际上就是戕害自己的男性功能，也就等于损害自己的阳刚性，即使没有坐成生理阳痿，也多少使自己精神气质上有些阳痿了。而整个民族的男人们，都是以这种慢性戕害男性功能的方式坐着，因此整个民族的阳刚之气也就下降，所以自宋以降，中国在外族面前屡受屈辱，不复当年华夏之雄伟。有人可能觉得正坐的样子刻板，岂知那正是一种刚性的符号，那端端正正一动不动的姿势，其实内含着一股爆发力！中国人性格最果敢刚健的时代，也正是那个普遍正坐的时代。 而席居生活，实为一种“大起大落”的生活——坐卧得低，突然站起便显得高，因为中间落差的距离很大。这种“大起大落”天生就是“四平八稳”的反义词，容易形成一种果敢、锐利和具爆发力的性格。而当中国人普遍都在高桌高椅高床上生活了以后，由于坐卧站立的距离落差小了，“大起大落”的感觉便没有了。奇妙的是，这时候中国人的性格也走向了四平八稳，并且用“中庸”来解释自己四平八稳的合理性，把古人的天道之学概念也拖进庸俗的境地。其实正坐的优处还不只如此，它真正的意义是吻合中国古人的哲学思维和对待天地的态度。坐于地，表达了对大自然的亲近，而采取正坐，则表达了对大自然的敬，这正是华夏文明的原道精神；与之相对的是西方人“凌空而起”的“立体”起居，象征着疏远自然、不敬天地，故西方人热中改造自然。故中国古人鄙夷胡坐，并非仅仅因为胡坐容易“走光”。古代文人在思考、写作的时候，由于思绪翻飞，难免会围绕着案几站站坐坐（没有椅凳羁绊，站站坐坐很容易），多少哲思的火花，便在那许多次站起后的瞬间闪现。我不敢武断地说这种“站站坐坐”就等于在提高智力，但古人一会儿贴着地面思考，一会儿又凌空思考，这种大落差的转换或许会带来心理上的变化体验，从而影响到思想的性格特点，以至影响、形成一个民族具有自身特色的思想和文化心理。中国文明最大部分的智慧成果也正是产生在那个席地正坐的时代，尤其在正坐习俗最盛的周、秦、汉、魏、晋时代，是中国人最具灵性的时代，全面固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性格特征。 纯粹的华夏天道精神就是立于天地之间思考，这是典型的中华思维修炼，讲究的是顿悟（并不是被印度要饭教所窃取的顿悟），是灵光的闪现，是一瞬间就使思维达到终点。也许是巧合，自中国人普遍地从地上站起坐到椅子上去以后，中国人的思维从此走向僵化，曾经有过先秦的深邃、魏晋的灵睿、盛唐的飞扬，而自宋以后，则渐趋僵死、老迈、枯燥、压抑。中国人一贯擅长的天道思维能力亦步亦趋地下降，当中国人全部习惯坐椅子的时候，这时的日本人突然又模仿起中国古人的正坐了（注：日本自唐朝学去了跪坐，但在国内推广却是十二世纪以后的事。另外，朝鲜人更习惯盘腿坐）。综于以上所述，正坐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符号，是古代华夏文明的精华之一，体现了先人深邃的智慧，对身心体都有各种益处。当中国人的坐姿从席地正坐变为腾空高坐的时候，当中国民族终于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时的中国文明却地走向了下坡路。当中国民族看似骄傲地高高坐到椅子上去的时候，内心与精神却颇为奇怪地走向了自卑，这个站立起来的民族竟走进了一段屡受外侮的历史，宋朝人坐是坐起来了，外交地位和民族精神却是跪下去了。后世国人不明白这种华夏原道精神的奥妙——当你正坐于地的时候，你不是婢膝于他人脚下，恰当地说这是一种亲于地、仰乎天的生活符号象征和精神体现，是自敬于天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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